尹永纯[1]200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叁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张吉军[2]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曹普[3]1998年在《论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对外开放中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1978年后，曾经长期饱受封闭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义无反顾地打开国门，走上了自觉、自主对外开放的道路。对外开放同改革一道，成为近20年来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巨大引擎，是造成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的主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为依据，从基本的国情、世情以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研究当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和当前态势等，阐明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对20年中国对外开放作出总体评价，总结20年来对外开放的主要历史经验。 全文分序言和七章。序言部分对对外开放的概念及其内涵作出界定，阐明写作本文的目的意义，导入正文。正文的内容，第一章，从对外开放发生的社会经济动因写起，阐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开放理论的探索以及马恩列毛等有关对外开放的论述，意在通过较为广阔的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阐明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大趋势，因此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选择；第二章，以对外开放问题为主线，通过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跨度概略回顾与评述，揭示开放与封闭两种不同的选择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及其给后人的启示；第叁章，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分析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确立的条件、依据、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战略和必须坚持的原则等；第四、五、六章，分别从创办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发展对外经贸等方面横向展开，探讨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揭示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现实影响等，并就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七章，从总体上对中国20年对外开放成就作出评价，总结20年对外开放的主要历史经验；分析世纪之交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战略选择，展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21世纪的中国发展的前景。
马慧敏[4]2003年在《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回顾中国古代、近代对外贸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归纳、综述建国以来中国叁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贸易思想、政策以及经贸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的情况，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的概况。总结了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新贸易理论对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影响。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在对对外贸易的作用认识上，对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想认识上，对对外贸易体制认识上，对西方贸易理论认识上以及研究方法上实现的转变。并进一步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外贸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接轨这一基本线索，在这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体现了以下几个关系：叁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学术界学者的对外贸易思想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过程中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与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史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与基本指导思想的关系。
韩雪莲[5]2012年在《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启示》文中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历程而言至关重要。文化发展已经被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成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直接影响和制约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树立。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出发，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因此，把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不断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方面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趋势下，这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重点内容，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主要从新时期以来叁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战略进行分析，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的战略框架，到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丰富发展，以及新的文化发展观下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等，研究和分析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变的过程；同时，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思想源泉、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文化发展战略，阐明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几点启示。本文基本构架分为前言和五个部分:前言。本文首先对所涉及的关键词进行了界定，之后论述了研究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启示的重大意义；综述了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的研究现状；概述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构架；说明了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一部分，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历史条件。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铺垫，主要是阐述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历史条件，从时代发展、理论创新以及民族复兴的角度对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可以清醒认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演进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及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新时期文化转型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演进的历史轨迹研究的起点，是从“文化革命”到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导的文化战略思想转型时期，主要分析和阐释了文化思想转型期间以邓小平文化发展思想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战略，包括战略思想的确立，主要内容及显着特点等几个方面，是本文对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历史轨迹研究的开端。第叁部分，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注重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分析和阐释了以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战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包括战略的确立，主要内容及显着特点等内容，充分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在这一阶段的丰富与发展。第四部分，新时期文化创新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这一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注重文化自觉和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阶段的研究是在以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和阐释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战略思想，包括战略的确立，主要内容及其显着特点，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新阶段。第五部分，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重要启示。这一部分主要是在论述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加以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目的的重要启示，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参考。本文在对当前重要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主旨与重点内容，采用了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规律启示法四种科学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从历史角度来纵向剖析新时期中共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对文化发展战略的探索成果，分析中国文化战略的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结合不同时期的中国国情为历史背景，分时段对其进行研究，力求有所突破。二是在文化及文化发展战略等内涵的界定时，结合战略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重点以及的演进方面的研究，力求有所见解。叁是在剖析我国文化发展现状及针对现状所提出的建议和思考部分，本研究结合新的文化观等理论，力求使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分析和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和更具科学性，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祝叶飞[6]2015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演进、经验和改革研究》文中指出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整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然而,在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看到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突出问题。一些领域诚信缺失、丧失道德底线,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以权谋私、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当代社会正处于深刻地转型中,人们不禁发问,难道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道德的“滑坡”为代价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否还应该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我们党的道德教育哪些地方存在问题?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改革发展的对策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这一课题,分为叁个部分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是如何演进的、这种演进带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什么、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发展的改革对策是什么。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围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是如何演进的问题。论文在研究和综述了学术界目前关于道德教育与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等主要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道德、思想及思想道德等相关概念,概括了道德教育的概念及过程方法等,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功能作用及其历史必然性等基本问题。论文以改革开放为起点,通过纵向的角度,将我们党道德教育划分为叁个历史时期,全面分析了这叁个时期的主要历史背景,概括了叁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总结出了叁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道德教育演进发展的主要特点。论文回应了人们对新时期道德教育成效的现实关切,指出了人们关于道德教育成效评价争议的实质是道德评价标准不同问题,提出了正确认识道德教育成效的方法。论文的第二部分是第四章,主要围绕新时期我们党道德教育演进的经验启示是什么的问题。在深刻把握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我们党道德教育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我们党道德教育演进发展中坚持道德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辩证统一的叁条基本经验,初步概括出了我们党在道德教育发展中坚持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相结合、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相结合、个体修养与制度规范相结合的叁大理论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发展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价值导向、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接地气与重实效的叁条基本原则。论文的第叁部分是第五章,主要围绕未来我们党道德教育发展的改革对策是什么这一问题。探讨当前提升我们党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改革对策问题,这是本论文的重要实践使命。论文在分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道德教育面临新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道德教育上要坚持在道德批判的基础上重点加强道德建设。论文指出,在一元与多元并存、价值观念多样多变的当代中国,我们党应当注重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新风有机结合,注重法律和道德的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的相得益彰,发挥“大数据”和新媒体的支撑作用,以便更好提升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论文最后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引领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改革发展。通过选取上海叁个典型社区为对象,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提出了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对策思考。
姜国俊[7]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严世雄[8]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启示研究》文中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为了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解读和回答,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身的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社会发展不仅局限于和平建设时期,更突出体现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在和平时期,社会发展通过发展生产力进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配套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实现社会的渐进式发展。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社会发展通过阶级斗争及其最高形式暴力革命来完成,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发展和发展观的问题都是社会的核心问题。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发展观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使得党的发展观也经历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具体来说,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发展观,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应用和发展；在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观；在基本小康社会阶段,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叁代领导集体确立了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本文主要围绕上述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展开论证,力图构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演变的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确立的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发展观,包括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发展观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以及该发展观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所确立的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观,包括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观的确立,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以及该发展观的实践工具和手段。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在基本小康社会阶段确立的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观,包括江泽民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叁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先进生产力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内容,先进文化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创新目的和归宿。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确立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包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谐社会视野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等。第五部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当代启示,包括发展观的演进体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要求,党的发展观演进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发展观演进的必然选择。
黄茂兴[9]2018年在《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创造了过去4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未来仍将继续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40年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蓬勃开展,为我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的理论也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持续演进,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发展方向和理论指引。本文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例,深入阐述了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推动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从中总结提炼出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启示,希冀能为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理论参考。
梁丹丹[10]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这种历史演进蕴含着某种规律和逻辑。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总体布局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有其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理论依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系统与要素的理论；历史依据主要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延安时期边区建设的历史经验；孙中山的新“叁民主义”论；现实依据主要有：和平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全球扩展的时代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总体布局的先行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是总体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着新中国的政治架构、经济政策、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重要构想,并成功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时期,党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和任务；政治建设上,高度重视发扬民主；文化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沿着某种轨迹向前演进。并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逐层推进,这种历史演进轨迹的脉络也越来越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格局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叁位一体”的重大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和紧迫,总体布局突破了以前的“叁位一体”,演进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席卷全球和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成为必然,最终使“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得以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对当前时代背景的反映,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再认识,也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不可持续认识与把握地深化。并且,每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特定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时,总体布局具体内容的“边缘性”和“模糊性”也会客观的突破其原有的框架,成功实现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总体布局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国情发展的演变、社会进步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并遵循某种规律与逻辑不断进行历史演进。这种历史演进的规律是它将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体布局的构成要素和结构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并且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全过程都遵循着与时俱进的规律。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不是社会形态发生转变时那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是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目标,是总体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框架下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演进。是一种前提和基础、推进与升华、继承并发展、既有各自发展特色又有统一本质的辩证逻辑关系。通过对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相关问题的科学分析,得出总体布局历史演进的经验与启示主要在于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要立足于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始终坚持党的历史任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D]. 尹永纯.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2].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
[3]. 论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D]. 曹普.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4].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D]. 马慧敏. 复旦大学. 2003
[5]. 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启示[D]. 韩雪莲.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2
[6].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道德教育的演进、经验和改革研究[D]. 祝叶飞.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7].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8].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启示研究[D]. 严世雄. 武汉大学. 2012
[9]. 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探索[J]. 黄茂兴. 东南学术. 2018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研究[D]. 梁丹丹. 西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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