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是由苏俄发起成立的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在其存在的24年间（1919年3月—1943年6月），一直是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枢。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成立的，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本文仅就共产国际和中国抗日战争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三十年代初，当东方法西斯加快侵华步伐的时候，欧洲法西斯也日形猖獗，反击法西斯主义成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书，文件指出：“各国的情形不同，并且各国工人阶级的具体斗争任务也不同，只有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形和社会民主党订立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特定行动的协定，这个斗争才能顺利进行。”标志着共产国际策略思想的开始转变。1934年5月23日，苏联《真理报》公开发出共产国际转变策略的信号：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这一主张迅速地被各国党所接受。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9月16日指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反蒋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①11月，王明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首次承认在福建事变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福建事变“不简单地是反映国民党军阀内部冲突，而同时是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十九路军士兵和一部分官佐的反日反蒋底革命情绪底反映。”他表示：组织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和必需的，“不仅有工农红军和一切觉悟的广大民众参加，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②根据共产国际转变策略的新精神，1935年6月16日，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华北事变引起了日本与其它帝国主义冲突的加紧和反动营垒内部的崩溃。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要善于利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与一切可能反日反蒋的政治军事派别协约，共同进行反日反蒋的斗争。③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完成了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共产国际同意后正式发表。8月2日，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遭到威胁。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指八一宣言——引者注）：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④勿庸置疑，这些论述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共产国际在实行政治策略转变的同时，在组织制度上亦进行了重要调整。最具意义的内容是，开始认识到由“莫斯科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理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之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从而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由共产国际代替各国党决策、直接影响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做法，决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⑤共产国际在七大后，采取具体措施，改变集中的领导方式，停止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和全会，取消派遣全权代表或指导员制度，解散了各区域书记处和区域局，执委会只同各国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联系。同时，致力于各国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虽然这以后共产国际对中共内部事务还有些干涉，但正如周恩来所指出：“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⑥当时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已纠正了“左”倾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对组织制度所作的调整，为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独立处理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是时，共产国际七大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奉命回国传达会议决议。中共当即根据七大决议精神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⑦12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接受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议》正式确定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其行动纲领，从而将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具体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并采取了下层统战和上层统战同时进行，以开展上层统战为主的作法，成功地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实现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首先展现于西北。
1936年四五月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恢复，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加快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早在年初，中共中央就了解到南京政府对日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⑧认识到蒋介石集团掌握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在国民党以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抗日反蒋”口号多数国民党人难以接受。而不同南京政府休战，联合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因此，中共在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第一次将南京政府包括在统战对象之内，而没有再提反蒋的口号，表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进展。7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明确表示了国民党对日妥协的最大限度。这样，中共争取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合作抗日就出现了新的契机。
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报告，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主张改变以往国际要求中国党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并举的方针，认为必须修改对整个国民党，特别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政策，“决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所有军队都看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和帮凶。中共必须看到，要切实有效地进行抗日斗争，就必须吸收国民党军队或极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参加这一斗争。”⑨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指示做了认真的研究。鉴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表示“在今天我们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⑩中共还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定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建议，于8月25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郑重宣布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9月1日，中共又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放弃反蒋抗日方针后，中央所实行的是逼蒋抗日的方针。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而且强调“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在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后，国内就出现了和平局面。随着“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在中共的积极推动下，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日战争一爆发就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密切关注，《共产国际》《真理报》及苏联其它报刊，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中国抗战的消息并发表文章，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抗战以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持。共产国际主席团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强调“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将广大群众的同情引到积极的行动，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11)1937年8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真理报》发表《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一文，指出：“要保持国际和平，这就是首先要使法西斯强盗在西班牙和中国遭到失败，使法西斯挑拨世界战争的罪恶计划不能实现”。8月21日，南京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中又就援华的具体事项签订了一系列具体协定。时任南京政府官员的程天放回忆说：“由于中国缺乏重武器并且不能生产足够的弹药以敷大规模的战争之用，所以她不得不求助于外国；又由于中国财政紧张，拿不出现金来购买这些武器和弹药，因而不得不用贷款来得到它们。列强中的苏联满足了中国的需要。在1937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武器运往中国，为中国装备了24个师的军队。”(12)不久，以潘诺夫为首、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和5个空军联队陆续来到中国抗日前线，并参加了保卫汉口、重庆、成都、广州等城市的空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3)此外，尚有9万名中国学员在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指导下进行军事培训。(14)为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在哈密、迪化、兰州建立了基地，援华物资经由这些地方运到陕西、四川，然后再运往各地。据统计，至1940年12月，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达4.5亿美元。(15)利用这些贷款，中国先后向苏联购买飞机1235架，各种口径的大炮1.6万门，汽车和拖拉机1850辆，各种型号的机枪1.8万余挺，飞机炮弹3.16万枚，普通炮弹200万枚以及其它大量装备和器材。(16)1937年11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宣言》，郑重宣布：“再没有比尽量促成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失败、促成日本军阀在中国的失败还要更加迫切的任务。”
为了有力地支援中国抗战，共产国际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1937年10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在《援助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的指示中，提出了各国共产党支援中国人民的行动纲领。认为“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德意干涉西班牙的斗争，即是他们为维护和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在西班牙打败德意干涉竭尽一切努力。”强调，应当发起国际保卫中国的运动，而且“必须使保卫中国的运动具有广泛性”。“为了给保卫中国的运动创造广泛的基础，必须发动人民战线委员会、和平之友协会、国际之友协会、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会和妇女、学生组织以及与之合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援助中国人民事业的政党”(17)共产国际还要求各国党建立保卫中国委员会，通过这一组织以及其它社会组织，推动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反对日本的各种侵略行径；广泛开展募捐、救济难民和救济侵略受害者运动，号召军事专家到中国去，派遣飞行员、医疗队、难民救济站以及有声望的代表团、记者前往中国的各个战场。12月，共产国际书记处再次讨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情况，批准美国、英国、荷兰和其它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倡议，建立中国之友委员会，进一步组织开展募捐、抵制日货等斗争。
在共产国际的号召和组织下，法、意、西班牙、日本等国的共产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谴责日本的对华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英国共产党在伦敦组织万人声援集会，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援华，30余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召开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美国共产党呼吁全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产业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支持中国抗战。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还派遣著名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此推动下，印度也派遣柯棣华率医疗队奔赴中国抗日前线；德国著名记者希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等还亲临中国战地采访，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光辉业绩。他们在斗争中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还血洒中国抗战疆场，用生命谱写了国际主义的动人篇章。
二
共产国际在积极发动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时，对中国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尤其是统一战线政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但囿于路途遥远、通讯不便诸因素，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欧洲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从保卫苏联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出发，过多地考虑苏联国家利益，强调配合苏联斗争，而忽视别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于对中国党的指导上，就是对统一战线问题表现右倾，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资产阶级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走向了对资产阶级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另一极端。共产国际低估国共两党分歧的严重性，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估计不当，轻视共产党的力量与作用，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心寄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企图借助蒋介石军队牵制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压力。还是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不久，鉴于当时苏联面临的紧张局势，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便确立了在中国建立联蒋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共产国际的这一立场在西安事变前后表现得尤为显著。
其时，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前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统治集团既有共同的利害，又必然存在矛盾。当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被争取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因此，一直将争取张学良确定为上层统战的重点，并委派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研究东北军的改造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还联名致函张学良，表示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和红军首先停止向东北军攻击的决策。
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则把张学良看作是比蒋介石更加反动的力量。西安事变前，就指示中共“不能把张学良看作是可靠的朋友”，西安事变发生后，《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张学良破坏了“现在中国正在完成团结各种力量致力国家统一的巨大过程”(18)。中共则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19)明确表示：抗日救亡举国赞同，中共与全苏区军民坚决支持两将军抗日救国。同时派周恩来等奔赴西安协助解决事变，红军开进陇东及咸阳、蓝田一带，策应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防务。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连续地将自己的立场电告共产国际，并独立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后来忆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对此事的不同立场时说：“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20)
西安事变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继续表现为重视蒋介石国民党的作用，忽视中共所代表的工农利益和革命长远利益；要求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继续做出重大让步；把第二次国共合作混同于法共人民阵线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把领导权让与蒋介石国民党。王明1937年撰写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就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这种意见。该文公然无视中国国内还存在阶级对立，要求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基础上继续后退，认为只要不是“肉体上消灭红军”，只要不是“撤销红军中的一切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只要不“强力摧毁和解散苏维埃一切组织”，蒋介石的一切要求就都可以接受。
毛泽东对此主张进行了抵制。5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特别阐明了对国民党让步的限度，指出“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同时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说：“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族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21)从而在新的形势下武装了全党的思想。
1937年7月后日军在中国的凶横直进，使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中国党缺乏足够的力量，担心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触怒蒋介石，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使中国不能拖住日本。7月23日，《真理报》刊载蒋介石在牯岭演说（庐山谈话）摘要后，又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全国人民群众的核心领导力量，说“日本侵略者害怕的正是这一种全国人民的力量，是整个广大国家的力量在一个中央政府周围的团结”。8月，共产国际在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并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会后，《共产国际》、《布尔塞维克》、《救国时报》均刊登了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新时期》一文，并加以大肆宣传。王明的基本思想是要求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军的战斗行动配合起来，并且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22)这比蒋介石提出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的要求早得多。王明还援引季米特洛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的论述，不指名地批评坚持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为“关门主义分子”，“连大城市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也没有”，“脱离工人阶级”。
为贯彻共产国际战略意图，11月，王明奉派回国。27日，他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违背“国际路线”，说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尔后，又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极力抹煞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大肆鼓吹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屈从于蒋介石的领导，同时又以“钦差”的身份君临中共中央之上，置身于中国党的组织原则之外，在主持中共长江局，主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推行了一套有别于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严重妨碍了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赴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详细地揭露了蒋介石千方百计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和活动，强调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应有的领导作用，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5月17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作了报告的说明和补充，使共产国际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据此，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重新考虑在中国党内所设置的不得体的安排。之后，王稼祥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工作。据王稼祥回忆，在动身以前，“季米特洛夫同我和任弼时谈了话，其主要内容是：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23)表示国际停止支持王明取代中共中央领导。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24)这些指示，对于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有着重要的作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而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国际主义与民族爱国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同时，针对党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而导致中国革命数次挫折的情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深刻总结。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国党继续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1940年11月，延安设立了对外称为“农委”的机构，专门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由任弼时直接领导，规定只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26)往来的电讯，都由毛泽东一人亲自处理。据当时担任电讯翻译工作的师哲回忆：“电讯的内容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百分之八九十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一般是先讲情况然后分析，最后讲我们的对策和措施”。(27)共产国际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了新的支持。1940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专门会议，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党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动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自己命运有着巨大的意义，而且对于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全体人民也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仍缺乏足够的认识。直到1940年底，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共产党取代蒋介石。”(28)1941年皖南事变中，项英在新四军中继续执行王明路线，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29)。共产国际和苏联却深恐由此引起全面内战，危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苏联自身的安全，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求中国党对蒋介石让步，以退让求团结。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告诫中共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2月5日，他再次来电，提醒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公开表示对中共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总方针不能理解和接受。
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同时也吸收了共产国际指示中的合理部分，坚持正确策略方针，成功地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尖锐的斗争中巩固了统一战线。其后，毛泽东给共产国际发去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电报末尾，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在总结和汲取血的历史教训时，不得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而受骗上当，一命身亡；其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次事件教育了我们全党，我们今后就会更为心明眼亮。”(30)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因为它在战争开始时所能指挥的正规军不够强大，要最终战胜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军，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积聚实力的过程。中共的优势在于它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与工农群众存在鱼水般的亲密关系，它能从农民群众中发动和组成前赴后继的作战队伍，但只能从农村建立根据地和从事游击战争开始，持久下去，以待敌我力量消长的有利时机，再转入运动战和阵地战。共产国际和苏联却只从本身需要考虑，要求中国用大兵团进行阵地战、消耗战。这自然是收效最快的拖住日本侵略军，使之无暇北顾的手段。然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来说，这实在是强人所难，如果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在阵地战中消耗殆尽，就根本谈不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更谈不到对苏联的支援。
1941年7月，苏联通知中共中央，日本正从本土调运军队进入大陆，集中于苏联边境，要求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阻止日军向这些地点集结。毛泽东慎重考虑后认为：“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础上考虑一切问题。”他还指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很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假若日军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方针。”(31)他还特意嘱托在重庆的周恩来将此意见转告苏联驻华武官兼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崔可夫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和苏联不满意毛泽东的答复。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询问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共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军，从而使德国在东方的盟国日本不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32)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指望苏联胜利却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5月6日，苏联国防部又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开赴南满，以牵制日军。(33)随后，又派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化名孙平）来到延安，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双重身份，设法敦促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34)，并监督中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几乎天天都在指责中共违背了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和打大仗、打阵地战拖住日军的指示精神，污蔑人民抗日武装对日军“游而不击”，甚至无中生有地说，“中共的所有部队都接到命令，不得与日本人发生战斗”。这些言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季米特洛夫就曾有亲启信给毛泽东，指责中共采取了“减少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和摆脱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针，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信中还说：“使我不安的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在党的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一些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35)
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作战方针的指责，自始至终都是与对中共政治路线的怀疑相联系的。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是将游击战的战斗手段与依靠农民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的。当这一战斗手段日益取得明显的军事和政治效果时，共产国际却仍对中共在农村的环境中，能够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表示怀疑。1939年底，周恩来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表示担心中共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周恩来回答说：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后大哗，不以为然。(36)直到1940年秋，斯大林还认为：中国党依靠的是贫穷、深受压迫的无文化的农民。中国党对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这一点不能不在其思想意识方面和口号中，以及在理解革命任务方面打上烙印。中国党有相当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它的队伍中，国际主义的精神没有充分发挥出来。(37)共产国际没有看到中国的城市一向被严密地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一向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对付中共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抗战时期，要党的主要力量放在合法城市工人阶级工作上，除了屈从国民党的政策外，又能有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效果？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将马克思主义、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的错误。通过整风，对全党进行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思想原则。这既是2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总结，也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代表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
1943年初，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苏联迫切希望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而共产国际的存在，却使英美等这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盟者心存疑虑。就共产国际自身而言，在战争环境下，各国党面临问题复杂多样，需要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和机动性，以共产国际为领导中心的组织形式日益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此时各国党也已成长壮大。因此，1943年5月，共产国际适应形势的发展宣布解散。斯大林曾专就此事回答了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的提问，明确表示“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一）揭穿了希特勒分子所说的“什么‘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什维克化’”的谎言。（二）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所说的“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的诬蔑。（三）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四）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民族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扫清道路。”(38)5月26日，毛泽东也就此事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党的帮助，同时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要民族化，更要适应于反法西斯的需要。”(39)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决定》正式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并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决定》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40)中国革命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但是各国共产党，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相互支持，共同斗争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在争取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的目标下继续紧密合作，团结战斗。1945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历史表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离不开国际援助，但首先要依靠自己，靠自己的独立思考，靠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共产国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曾给予巨大支援，但这期间，它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党也有些不当的干涉，提出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迷信，不盲从，对其正确意见积极采纳，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予以贯彻，对其错误主张则采取适当措施设法给予纠正，从而使我们在十分复杂、艰难、残酷的斗争中，能够战胜重重险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克服种种困难，不断胜利前进，并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① 转引自鲍静《试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处编《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专题论文选辑》，第24页。
② 王明《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1934年11月），载《王明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06、404、411页。
③ 《斗争》1935年第79期。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页。
⑤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2页。
⑦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0页。
⑧ 《彭德怀、毛泽东致李克农电》（1936年2月28日）。
⑨ 参见K.B.库库什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⑩ 转引自李文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16、223页。
(11) 《群众》周刊，第2卷，第10期。
(12) 程天放《中苏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3)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29页。
(14) 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15) 马宇平、黄裕中《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20页。
(16) 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356页。
(17) 马贵凡《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8) 《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
(1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110-111页。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第2版，第258、262页。
(22) 参见《解放》周刊，1937年12月4日。
(23) 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24)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38-14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2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27)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03页。
(28) 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29) 《毛泽东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941年1月15日），载《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30)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04页。
(3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32) 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70页。
(33) 转引自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第470-471页。
(34)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中国现代史编刊社，第31页。
(35) 马贵凡译《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6)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37) 乌传、马宝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大事提要》，第319页。
(38)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版，第347-348页。
(39) 《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
(40)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定》（1943年5月2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199-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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