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版书的著作权问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版书论文,著作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许有同志认为这一命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些小题大作。其实，笔者以为这是当前图书出版如何贯彻著作权法所面临的障碍，也是著作权保护有待解决的深层面问题之一。
自从1991年我国实施著作权法以来，出版社普遍与著译者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依据合同条款的约定，明确了双方的责、权、利，调整了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合同制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一些以出版社为中心，忽视著译者正当权益的现象，使图书出版工作步入有序的法制化轨道，成绩是可喜的。
但是，初版书签了合同，出版再版书怎么办？这一领域大多被忽略，出现了执法中的时间差，留下大片误区。好书要再版，是出版工作的常规，因为再版书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是每一出版社的保留节目和看家书。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激烈竞争中，它又是为出版社创收的重要支柱，所以圈内人士热衷于追求书籍的再版。
在这些书中，如按合同办理的，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我们透视的焦点是在既未签过合同，又没有获得作者授权的书籍，出版社是否有权再版和如何再版的议题上。
对于大批在法律上尚未领过“出生证”的图书，是否有权再版？回答是简单的，否。早在10年前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已明确，出版图书须与作者签订合同。又规定，出版社对其在本条例生效之前已经出版的作品，继续享有5年的专有出版权。5年以后出版权回归作者，如出版社希望继续出版，应补签出版合同。可惜，过去大多数出版社著作权观念淡薄，忽视了与作者签订合同或者补签合同从而获得专有出版权的重要性。时过境迁，出版社曾为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悉心编辑加工而成的精品，其专有出版权早已依法回归作者。换言之，原出版社已无权再处理和支配这些图书。如果擅自再版，就构成侵权，在法律上与盗版无异。这些未签合同的图书，其出版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因此，理应认真探讨，寻找最佳的处理方案，否则对当前工作的影响甚大。
时下出版单位处置再版图书，大概有两种问题。其一，我行我素，坚持认为：这是我出版的书，我有权再版。这些同志无视出书权是作者的，出版社的权利是通过一定方式由作者授与；实际上对著作权法不理解，对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不甚了了。若是一意孤行，在侵权的道路上滑下去，终将受到作者的控告和法律制裁。此类案例全国已有多起，而且呈上升趋势。其二，明知故犯，将法律搁置一旁，贪图信手可得的经济效益和自身的奖金。只要捕捉到图书市场的信息，赶紧再版供应，大打“擦边球”。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些同志的意图是得人心的。然而打“擦边球”与上述侵权行为并无二致，毕竟是冒风险的行为，“擦边球”打得越多风险就越大。
那么，面对现实，出路何在？再版书的出版如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又简便可行？
一、解铃还需系铃人。抓紧对过去出版的重要图书补签合同，把失去的权利追回来，这是最好的办法。诚然，工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不少作者了解著作权法的要点，提高了自身保护意识，在补签合同时往往要价过高。上海有位畅销书作者，出版社请他补签合同时，额外支付了数万元，他还是扭着不肯签字。所以这笔“学费”相当昂贵。为此，建议筛选一部分再版可能性大的图书，运用各种方式与作者签约，而且尽量抓紧。一旦书店大量需要时，再去做工作，即使顺利，也会延误出版时间，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二、知己知彼。再版出书毕竟是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利益所在，大前提上并不矛盾。如作者不肯补签合同，不妨变个法子，请他修改重版，或者出修订本。在新版本出版之前，依法签一份合同，如此绕道而行，撇开原版，抓住新版，从而获得专有出版权。此后，在合同有效期内出再版书就合法了，不愁了。
三、采取变通的办法。由于需要补签合同的图书，有的出版时间已相当长，作者本身发生了变化，也有出国的，客观上为完成签约程序增添了困难。然而不得到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或合法继承人的认可，出版社还是无权出书。对于诸如此类的障碍，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只要取得授权书或认可的信件，也可以出书。不过一定要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避免日后横生枝节发生纠纷。
在执行著作权法的4年中，除再版书外， 还有两类图书的著作权问题往往混淆。如多作者的汇编书（包括会议文集、语录等等），编者大多强调自己有权编书，并拥有对汇编本的著作权，可以签合同出版。然而，《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编辑作品由编辑人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编者要设法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不能任意汇编其作品。对于此类侵权作品，一旦发生纠纷，由于书是出版社出的，对社会负有责任，必然与编者一起坐上被告席，成了双被告之一。若是合同上订明，侵权责任由编者承担，那也要在原作者提起的诉讼败诉后（此类侵权行为，必然败诉），再据此状告编者，追回部分经济损失。如此二上法庭，花费的精力、财力未免得不偿失。由于汇编作品常能应时，适应图书市场需要，经济上收效好，如中小学生的作文选、歌曲集等。如果单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把关，后果堪忧。其次，对于照片、插图之类的作品，编者往往随心所欲，拿来主义盛行。目前各类刊物中，这一问题更突出，擅自选用国外的作品也不少。许多同志认为小东西不成问题，这是认识的误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只有类别的区分，没有作品大小之别。凡是列入保护范围的创作作品，再小也受保护。长沙法院就判决过抄袭9 个字（一行诗）的案子。上海法院也判决过8 个字（一条广告语）的案子。至于对摄影作品的侵权，国外的赔偿额是相当可观的。
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来，图书出版界普遍提高了保护著作权意识，增强了法制观念。可是著作权涉及的面既广且深，知识有待普及，观念更新也有一个过程，是渐进的。合同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合同内外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少，从观念上看，主要有：
一、出版单位在文化事业中的法律定位问题。出版工作肩负着为社会主义、为人民、为党的中心工作出版图书、期刊、录音录像等作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军。在法律上，它是作品的传播者，对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未经授权，无权出版，因为著作权属于作品的作者。但是获得授权的，有权不出版，因为党和政府赋予出版单位制止出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质量低下的、黄色淫秽的……作品。所以出版单位与著作者的关系在文化事业中平起平坐，以出版单位的意志凌驾一切的做法理应画上句号。出版或不出版，不仅制约于作者的意愿，而且利益分配，出版形式，发行地域或其他事项，也应该经由双方协商。
二、编辑有个口头禅：你放心，我和作者是好朋友，不会出问题。甚至合同不经作者过目而由编辑包办，模拟作者签名来搪塞的（已发现多起）。殊不知，事物是在不断变化中，人际关系亦然。今天是好朋友，没有问题，明天一翻脸就不认帐的例子层出不穷。合同的有效期10年、8年，在漫长的岁月中，编辑可能离去而合同还继续生效， 一旦闹纠纷，法人代表首当其冲。何况作者方面也在变化中。我国首例著作权纷争案《十六号病房》就是合作者之间发生的。作者逝世后继承人提起诉讼的则更多，从《我的前半生》到《我的后半生》就是继承人打了多年的官司。在著作权纠纷方面，国内外的案例给人们的启示是，在合作者、亲朋好友、老师学生之间发生的居多。有的是当事人之间，有的是继承人对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因此，不能大大咧咧地掉以轻心，还是严格依法办事，防患于未然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