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国际视野 提升战略思考能力——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交流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校长论文,视野论文,中外论文,能力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前不久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17位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详尽、生动地介绍了各自的办学体会和经验，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发表了见解。在此基础上，中外大学校长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周济在总结时说的，本次论坛抓住了大学校长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反映了校长们的实际需求，是一次在适当的时机、就适当的主题、以适当的方式、于适当的地点举办的高等教育盛会。
一、一流大学的特征及成功的领导与管理
来自世界顶尖级大学领导的发言几乎都涉及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教授开宗明义，认为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必须具备四种特性：第一，对大学工作的不断认识。只有不断地对大学的工作，包括大学的目标、使命、组织架构等进行反思，大学才能够得以持续发展。总体上讲，大学的工作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大学领导必须不断听取来自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校友等人的意见，只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才能够使得大学不断进步。大学的改革应该是为了学术的长期繁荣，而不是主要为了经济目的。第二，教学与研究的辩证关系。研究使教师能够不断把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教给学生，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好处；而充满了好奇心的学生对教师的不断质疑又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他对此有深切体会。学生们天真的提问和质疑使他重新思考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正是大学所需要的。他总结到，长远来看，任何领域的研究如果没有学生尽早的和积极的参与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美国大学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给予年轻的学生参与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坐在课堂里做知识的接受者。因此，不能像前苏联那样把研究工作主要交给科学院去做，割裂研究与学习的密切联系。在那些将研究和教学截然分开或者部分分开的国家，创造的潜力都被浪费掉了。第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对大学的发展极为重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可能对学术自由造成障碍：政府方面不恰当的干预；立法以及各种行政法规的条款脱离实际，这些条款往往对新情况反应迟钝；学术机构本身学术权威的存在、大学自己成员的政治目的（比如“保守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等。这些阻碍学术自由的因素在全世界的大学都存在。第四，大学自我管理和相互竞争的灵活结构。一所大学要明确地定位，以与其他大学区分开来。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和愿望。大学要成为成功的竞争者，需要可靠的经费，也需要有能够实现长远目标的管理和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管理运做的灵活性也是大学进行变革的唯一机会，大学在每一个管理层面上都应具备这种灵活性。只有高层的灵活性而没有院长或者系主任的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保持这两种性质要求大学最高领导乐于咨询和沟通，同时要敢于和善于决策。大学校长要在最高领导层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不超过8个人，决定重大事务，有些决策只有4-5个人参加。大学校长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必须提倡公平自由的竞争。一所大学的竞争优势在于对教师和学生多方面的自由追求予以鼓励和支持；同时，他们之间又相互合作，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学校的利益而工作。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科林·坎普贝尔教授认为，当前的大学处在国际化的市场中，校长与师生员工越来越需要在国际大背景中作出决策，这使得英国的大学不仅相互之间存在竞争，而且也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形成竞争；大学一方面象企业，它必须争取收入的最大化，但它又不象企业，它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非营利组织，其建立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学与科研；大学必须增强其竞争力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员工和更多的公共基金。如果大学没有高质量的产品，它在这个新的全球竞争的环境中就不能获得成功。我们始终追求的是高层次的、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和最好的教学，这才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美国著名大学的管理都非常成功，但是这些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方式却大不一样。有的大学学术权力大，有的大学行政权力大。对此，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教授说，美国的大学虽然管理风格各不相同，但是领导者依靠个人的能力善于控制局面非常重要。本着开明、公开的原则，我有50%的管理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
一些外国校长认为，学校管理工作很重要，但管理结构一旦正常运行，保证不出问题就行了。作为校长，主要精力应是在学校的长远规划方面。被章新胜副部长称誉为后来居上的“小而美”、“小而优”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个只有3000名学生的大学，但它的学生质量尤其是信息技术在美国一直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该校校长杰瑞德·柯亨教授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重点介绍了关于大学战略规划的思考与实践。他认为，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对大学提出很多要求，而大学本身的资金和能力有限，在此情况下必须进行战略选择和规划。卡内基—梅隆大学在七八十年代，就提出要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自己的强项，使强项更强，不追求在所有领域都领先。学校战略规划一般有6个组成部分：(1)前景展望。了解学校的现状，明确学校应向何处去；(2)确定目标。目标既要有包容性，又必须突出重点；(3)选择行动。要采取行动实现学校战略规划的重点目标，必须十分慎重，使所选择的行动成为整体战略指导下的战术；(4)确定成功的衡量标准。对大学行政管理者来讲，这是最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确定的。比如，在本科教育中，总是说衡量成败的最终标准是学生的成就，但是学生的成就可能要过二三十年才能真正表现出来；(5)实施与沟通。战略规划主要是通过院长或系主任来实施的，而校长的工作就是要与教师、院长、理事会等进行沟通，反复宣传战略目标和规划；(6)外部机构的作用。一些外部认证机构可以帮助大学更好地审视自己的战略规划。
卡—梅大学建校历史不长，其快速发展得益于其成功的战略规划。柯亨校长说，我们在资源等方面与老牌大学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抓住机会，及时调整。卡—梅大学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大学，与公立学校相比，我们更加灵活一些。老牌大学也在进行战略的规划和调整，只是没有我们这么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亨利·莱文教授有与柯亨校长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为了提高办学效益，学校必须制定清晰的目标，并进行有效的沟通。制定目标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民主参与与领导决断相结合的过程。如果只是由领导决定学校的目标，然后要求大家跟着做，人们往往自然地会去质疑或反对。如果仅有民主参与，缺乏决断和有力的领导，就会出现涣散的现象。学校在制定目标时，不仅要把目标列举出来，而且要制定优先发展的领域。一个优秀的大学不一定拥有所有的学科，而必须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对一个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特色、是比较优势，不一定要大而全。
二、大学经费的筹措和管理
有关大学经费的筹措、使用和管理等问题是这次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就这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从外国校长们的发言中得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校尽管经费来源渠道不同，但在筹措经费方面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哈佛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费、研究的资助和募捐，三者大约各占1/3，而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校长陆登庭教授介绍说：因为不同的学院直接、间接办学成本不同，所以各个学院从社会有关渠道争取的研究经费，交给学校的管理费是不同的，医学院的最高，达70%，最低的只有10%，平均在30%左右。就像政府征税一样，学校收上来的钱大多数都以各种方式返回到各个院系了，只有少量用于平衡，花在学校的整体事务上，因为学校的管理工作也需要用钱，但学院才是支出的主体，有关资金理所应当大部分返回到各院、系。根据有关制度，资金是怎么配置消耗的都要公布。
在美国，为学校筹集更多的捐款向来是校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公立大学获得的捐款一般少于私立大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私立大学校友多，在经济上成功的创业者相对也多。一般来讲，公立大学校友中能够提供捐款的只占4-18%左右，而私立大学能够提供捐款的校友通常可占50%以上。美国社会公民愿意向学校捐款，在于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良好的文化传统。在大学筹款中，如何对待公司等捐款人提出的附带条件，掌握的伦理底线是什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事会理事李信麟博士强调说，美国人十分重视法律规定，凡是法律规定不允许做的，都必须遵守，这就是底线。如果有人提出以照顾入学作为捐款的附带条件，大学是不会接受的。
明尼苏达大学校长马克·尤道夫教授指出，目前美国公立大学对学生的收费越来越高，这不利于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竞争，公立大学的发展必须越来越多地争取于私人、企业的捐赠，毫无疑问，公立大学的筹资就显得非常重要。明尼苏达大学约有200名雇员从事筹资活动。实际上，各个大学都在筹资上花很多时间和人力。我个人每年可能要花一半时间直接或间接地去做这方面工作。
在谈到大学的学费应该占生均成本的多少比较合适的问题，纽约州立大学前校长布鲁斯·约翰斯通教授说，世界各国的一般做法是学费占到生均成本的20%-45%，培养成本或学费与专业相关。但美国的传统是不论专业都交一样的学费，因为学生所选课程涉及的学科很多，有理工选学文科的，也有人文社会科学选学理工的，成本计算非常复杂。在美国，大学确定学费更多地按照市场的需要而不是按照成本来确定学费，如计算机、法律等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多的需求，这类专业的学费因此就比较高。
美国高校的学费是否与教育成本相联系？美国学校的学费是否有上限？政府是否加以控制？对此，亨利·莱文教授的回答是：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支持，学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体来讲，大约有35-50%的教育成本是由学费支持的。政府对学费标准没有控制，学费标准主要是由大学的董事会、理事会控制。
三、教师队伍建设与对教师工作的评估
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这一点早已是国内外同行的共识，但关键是如何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教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阿尔特巴赫教授提出，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提供一流的教学、研究设施，为教师确定合理的工作量、使教师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这三点是至关重要的。在他个人看来，中国大学教授的教学工作量相对美国教授而言较少，美国大学教师每学期的工作量一般是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的工作量也有很大不同，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很必要，那就是学校应该明确地告知教师，学校对他的期望是什么，并采取诸如提薪等较为有效的奖励机制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阿尔特巴赫教授介绍说，一般而言，美国的大学教师所在的学院和系会对教师进行多种多样的评价。例如，教学上，对每一门课程都会让学生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评价，评价的结果将影响教师的收入。在晋升职称的评价中，通常会涉及到三个渠道或方式：一、利用文献资料、检索等对教师进行评价；二、请校外同行对教师进行评价、三、请研究生对教师进行评价。职称评定的过程通常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工作，但此类工作在教学型大学里要简单的多。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在教师职称评定中，所关注的重点也有很大的差别，就科研、教学、服务（这是一个最不重要的指标，指为政府、大学所提供的服务等内容）三项指标而言，在研究型大学中，学术成果突出而教学水平平平，相比较而言，还是容易得到提升的；而在教学型大学中，评价的重点就转向了优异的教学工作这一特点上。
而斯坦福大学的作法是，招聘教师时，一定要那些教学和科研能力都很强的人，如果有的年轻教师教学不好，先由老教师帮助他，一段时间（2-3年）后看其表现。学校不会以一次听课来决定某人的教学好坏，而会听很多次课。如果教师只会搞科研而不懂教学，晋升终身教授就会较困难。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对招聘的教授实行终身制，因此，在聘用新教授时特别慎重，程序也比较复杂。德国大学教授具有如下特点：教学和研究的学术自由；由州教育部付酬金；每周工作时间8小时，工作自主；每8个学期享有一年学术研究休假（带全薪）；允许做其他兼职工作，比如咨询专家、公司产权拥有人、附属研究机构的领导等。
四、21世纪大学的任务和角色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教授强调，大学参与经济的发展，提倡大学为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大学不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大学的存在是为探究真理，大学的使命是探究人类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发展的历史。大学从事的是人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判断事物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成功者所必需的社会和个人品质。总之，把大学的功能局限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一种误解。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加伯利埃尔·于杰认为，大学最崇高的使命，一是让全体人民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可能发生的、必要的、可预期的相互作用有真正的了解和判断能力；二是在校园里把上述努力更加深化，也就是帮助每个学生度身设计未来的道路；三是大学还将在公民终身教育中起到更大作用。他谈到，学校如同一个企业，有自己的“客户”和“产品”，她的“客户”主要是公立机构，她最耀眼的“产品”就是她所培养的优秀毕业生，这比她自身所进行的诸多研究活动更为重要，更具有影响力。
陆登庭教授提到，一流大学的主要使命是发现发展各个领域的知识，传承、阐释和再阐释现存的知识。一般来说，美国大学的共同特点是不倾向于直接兴办产业。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不善于做。在美国，大学科学研究产生成果后申请专利，公司如果购买专利，一般将利润的一部分返回学校，这一部分1/3给个人，1/3给学院，1/3给学校，但很多时候专利是为团队拥有，并非个人所有，所以不好做。二是学校直接介入太多的成果转化过程和生产过程，利益驱动会使学校只重视追求利润，那么这种导向会使学校教师、学生的价值选择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研究活动的质量。
五、大学校长的素质和职责
卢卡斯校长在谈到大学校长的基本素质时认为，必须深刻了解各院院长、教授们信任具有哪些品质的人。遴选大学校长通常要经过大学科学咨询小组的考察，进行能力测验，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开发经费资源能力、处理危机能力、研究基础和公开演讲能力等。在充满挑战的时代，英国校长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校长应该做三项工作，一、制定战略，尽管不一定是系统的、最佳的战略；二、保持与学术界的沟通，校长的作用必须成为道义上的领导，表述大学所代表的价值观；三、校长必须对大学进行宏观管理，把决策权越多下放越好，因为成功取决于学校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卡斯帕尔校长说，大学校长需要扮演九种角色，即大学校长、首席执行官、学校理事会理事、筹资人、教育者、学者、公众人物、社会工作者和娱乐伙伴。他自己将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筹款。他认为社会赋予大学的要求太多，大学校长有责任“教育”公众，阐明自己大学的目标。
在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大都是人文社会科学，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多为理工科学者出身。对此，约翰斯通教授的认识是，这和一个国家的主导学科有关。大学校长的背景更容易是那些处于比较高的地位的优势学科。美国有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因此美国的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更多的为这些学科。
六、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评估认证
美国大学录取新生主要是看学生以前的学习记录。尤道夫校长说：为了保证入学后的教学质量，我们让学生参与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估；通过杰出教师协会招聘优秀教师，付给这些教师很高的工资，给予一定的荣誉；通过教学效果评估中心评估教师工作，那些研究出色而教学不好的教师会得不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剑桥大学注重把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本科教育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如该校副校长安娜·朗斯黛尔教授所介绍的，学生在第一年后如果学有余力，可与导师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学习，或在实验室开展工作，第二年可参与实际研究工作。学校也愿意利用这些聪明的学生开展研究，研究工作的及早进行有助于发展学生个人的潜能。
柯亨校长说：我们成立了教学发展中心。我们规定每个新教师都要参加一周的培训，由有经验的优秀教师向他们介绍卡—梅大学的一些成功的做法，不参加培训的教师是不能直接教学的。如果教师有教学方面的问题，可以去教学发展中心寻求帮助。我们也制定了学生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表，学生的评价结果虽然不直接作为教师的提升依据，但可以为院长提供参考，院长可以在适当的场合经常提醒有关教师注意一些问题。我们还为本科生设置了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学生可以去申请这些项目，也可以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项目。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学生学习事务的机构，为新生指定相应的联系教师，学生若有问题可以得到教师的指导。
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尤道夫教授介绍对如何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看法。首先，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校内管理体制；第二，所有著名的大学都是采取师生互动的学习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对话式的教育，包括允许本科生参加研究工作；第三，重视研究与教学的结合，要由高水平的教授去教本科生；第四，注意对学校管理人员的培训；第五，学校的规模、师生的比例也会影响教育质量。如果学校规模不大，质量相对比较容易得到保障；第六，要重视跨学科的研究，现在大学中学科性的体制在今后50年会逐渐消失；第七，必须有财政上的保障，这是质量的基础。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马维·彼得森教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谈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证问题引起中国同行的关注。他说，世界高等教育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重大的趋势也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构成了影响，例如：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爆炸、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影响等等，这些都要求高等教育在责任和质量标准方面形成新的认识。
为了准确地理解认证和评估，彼得森教授提供一个有效的认知框架—QAC模型。在这一框架中，涉及到质量(Quality)、问责(Accountabili-ty)和沟通及控制能力(Cybernetic Capacity)三个核心因素。彼得森教授介绍，认证意在检查大学或大学中的项目是否达到了最低的质量标准。美国的认证机构有两类，一是对大学的认证机构，以全国通用的标准为依据；另一个是对专业的认证机构，以全国性标准或行业学会的标准为依据。联邦政府和各个大学对这些认证机构的结果一般都给予认可。彼得森教授还提出，应该以一种开放、公正的态度来进行评估，从学术角度来说，过去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公认的有效指标，如升学率等。再者，对一个指标的界定，一般会在研究结果报告中给予明确的说明，以防止对数据资料的扭曲与改变。关于SCI、EI等指数问题，很多的指数都与质量有关，但不一定都是非常标准的，同时，合理的指标也不一定都是量化的或容易量化的，质量指标的选择要根据评价目标来决定。要想通过一小部分指标就对整体做出评价是很难的。我们通常用很多时间去建立数据库，为评估提供基础性数据。对机构所要进行的评估目的也要明确，知道自己的优先领域是什么，然后选择某些目标，进行同类的比较。
对评估机构，美国政府是否有明确的规定？对学生的质量，中国比较重视用人单位的看法，美国是怎样操作的？对此彼得森教授介绍说，美国对评估机构没有立法上的规定。州一级政府通常会规定评估的内容，必须运用的评价措施，以及使用的原因。关于对用人单位意见的重视程度，完全看是什么样的大学，有些提供在职培训的大学、社区学院都对此比较重视。每个大学也都有自己的问题，多通过评估对自己的课程提出改进建议。对于大学机构的认证，每10年进行一次。美国的公共机构通常想对大学进行更多的评估，但总体上还是十分灵活的，大学可以同它们进行协商，与其它类似的评估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以评估的意义为准则。
国外的评估机构大多是民间的，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我国教育部将对600所高校进行评估，所要付出的将是巨大的工作量，对此彼得森教授说，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建立数据库对各种数据进行常规的收集，然后将有关数据交给研究人员或民间研究机构进行研究。美国私立的一些研究机构会常常得到国家、大学或私人的资助。
彼得森教授说，如果一所学校没有通过认证机构的认证，可以申请进行第二次认证，但通常需要在三年以后。对一些著名大学而言，他们是从不去进行认证的，因为在社会上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形象。没有获得通过的大学仍然可以招收本科生，但问题是没有学生会选择这所学校。
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及如何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
象所有中国大学校长对美国大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样，世界著名大学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给予关注和高度评价。卡斯帕尔教授认为，中国大学对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培养出大批出色的学生。约翰斯通教授在演讲中特别称赞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在高速发展中的六个变化：一、注意了保持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平衡；二、认识到科学研究的前沿是无国界的，中国大学正在通过派遣留学生、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加强与世界各国大学的竞争与合作：三、政府给了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向地方下放了更多的权力；四、较早地认识到需要进行适当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五、认识到需要建立包括学生贷款项目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六、中国有正规的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学科，而且可以授予博士学位。
约翰斯通教授以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的观点，谈了对中国大学发展趋势的六点推测性思考，实际上也是六点建议：一，合并的大学应完成合并的进程——从“纸”上的合并到“实质性”的合并。二，中央教育系统与省级教育系统的和谐运行。关键是要在中央和省级教育系统中间建立一种机制，使两个系统和谐运转。三，承认并解决高等教育中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改变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目前也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四，终止“大学城”的非学术领域的那部分业务的运行。约翰斯通教授认为，中国的大学就像一座城市，做着很多非学术性的事情，如办超级市场、娱乐场所等应取消。第五，加速教授和学生的流动。应该更多地把自己的教授和学生送出去交流，从其它学校选聘优秀教师。六，非研究型大学也可以选择学术上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在美国，很多优秀的学生是从社区学院读起，然后才进入高层次的学校。在中国，如果所有的学生都从高层次的学校读起，就意味着每年都要建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学校，这是资源难以承受的。
谈到美国有无中国的大学不应该学习的方面，约翰斯通教授说，我们的大学也有失误，仿效时要慎重。比如用照顾政策解决不同民族入学的不平等可能被认为是民族歧视，美国正在尝试其它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再比如我们在追求机会均等时，让大学的大门开得太大，学生可以随意地换专业，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教育质量。又如，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使有的学生在外面有全职的工作，而随意延长修读时间，这些都不利于学生认真读书和系统学习。
莱文教授指出，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这种规模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更多资源的支持，而且需要有效地使用资源。在办学过程中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采用小班教学还是大班教学、讲座还是讨论、传统教学技术还是现代技术手段，这些不同的选择对成本效益都有影响。有些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由于存在制度上的问题，使资源不能够被有效利用。比如，在有的学校中，资源的使用是根据传统习惯进行的，很少审议、检查和研究。大学作为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研究，但我们很少对大学本身进行研究，缺少自省。必须注意，学校的战略不同、制度不同，成本效益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从世界范围看，最好的大学都是能够适当放权、相信并发挥教师和学生才能的学校。人们想做的事情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学校的领导者并非事事都很清楚，这需要依靠更多人的才能。反过来，权利过分分散，资源也不能得到有效利用。
陆登庭教授认为，中国的某些大学和某些学科已经达到了世界范围的优秀水平，目前要做的，一、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水平，而不是过度关注少数学校，把许多大学甩在后面；二、高等教育应该与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要有全面和长远的眼光，对一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不能放弃。
柯亨校长则说，中国有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包括在信息技术及其运用方面。你们可以参考我们制订战略规划的做法，避免我们所犯的错误。另外，我对教育部组织的这次论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大学，你们正在做一项影响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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