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金融危机析——从经济转轨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金融危机论文,角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发于泰国的东亚金融危机，通过“接触性传染”和“相似结构性震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所谓“接触性传染”主要指由于与危机国有较密切的经贸联系而引起被传染国家出现金融风险；所谓“相似结构性震荡”则是因被蔓延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与危机国有相似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从而使它们出现严重的金融震荡。俄罗斯等转轨经济国家与东亚危机国之间的经贸交易量不大，但它们存在着一些相似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所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震荡。其中，尤以俄罗斯最甚，自1997年11月起，俄金融市场一再动荡，终于在今年5月末酿成严重危机。
金融危机的成因极为复杂，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取得喜人成绩时突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生活遭受严重打击。原苏联、东欧的转轨经济国家，也在体制转轨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全面复苏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不是所有经济转轨国家在国际性金融风险冲击下都陷入危机境地，各国经济的“免疫能力”明显不同，这就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总结。
一
俄罗斯经济自1990年以来经历了7年之久的大幅下滑，1997年才到达止跌回升的边缘。正当人们预期俄经济将开始恢复增长时，1997年11月，东南亚金融危机向东北亚蔓延，在俄罗斯引起金融震荡，使刚刚露头的经济回升势头又受到遏制。许多投资者认为，长期处于经济不稳定状态的俄罗斯经济发生类似金融风波的概率很高，于是市场受到冲击。在1997年11月上旬的十余天内，国际市场上的卢布汇价下降了10～20%。1997年年末和1998年1月，大量资金外逃。俄政府和中央银行作出有力反应，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收购卢布，并扩大卢布浮动幅度，另一方面将利率由21%提高到35%，使局面暂时稳定下来。但国库为此流失80亿美元，央行储备由原来的260多亿美元减少了50亿美元。
可是，时隔不久，今年5月中下旬，俄股市和汇率再度动荡。5月27日，反映借贷成本的国债收益率暴涨，短期债券年利率从60%猛涨到80%，而股票价格指数暴跌11%；同时，美元对卢布汇率提高到1美元兑换6.2010～6.2030卢布，超过俄央行规定浮动幅度的最高限额（6.1880卢布）。在短短的两周内，外国投资者通过抛售俄证券已抽走了140亿美元的资金。面对危急形势，俄央行储备已下降为140亿美元，无力大量收购卢布，只得采取非常措施，将银行利率由50%猛提到150%，以期留住外撤中的巨额资金。与此同时，叶利钦总统任命丘拜斯为特别代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政府谈判，争取国外援助。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同意在6月份向俄发放6.7亿美元，这是早有计划的总额为92亿美元贷款中分期拨付的一笔。6月上旬和中旬，俄顺利发行了12.5亿美元的5年期欧洲债券和25亿美元的30年期欧洲债券，随即于17日清偿了95亿卢布的国债券。在危机形势稍趋缓和时，俄央行下调将使国库破产的高达150%的利率。然而，6月份金融市场依然险情迭起，迫使货币当局不断进行利率干预。
为了避免俄金融危机酿成更大灾难，危及东欧和欧美经济，更担心由此引发俄政局突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政府均表示支持俄政府稳定经济的计划。7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在俄接受苛刻的调整、改革条件下允诺到1998年底将提供总额为266亿美元的补充贷款。这笔巨额资金的投入，将有助于缓解俄罗斯经济面临的压力，因此消息一传出，就产生了投资者对俄金融市场恢复信心的效果。连日下跌的股市价格开始回升，一度高达160%的二级市场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卢布汇率波动也受到控制。但是，俄罗斯金融动荡产生的根源并未消除，关键在于能否利用这次难得的喘息时机迅速缓解国内外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
俄罗斯金融危机曾引起东欧国家金融动荡。例如，今年年初捷克股市曾连续下跌；5月下旬，捷克克朗对德国马克的比价、波兰兹罗提和匈牙利福林对美元的比价都曾受震荡而下降。然而，总的说来，东欧诸国终于顶住了冲击，并未酿成危机。被西方国家称为“新崛起的东欧”，在金融市场相对平稳的形势下仍可望今年经济继续回升。
二
同属于转轨型国家，为什么俄罗斯的金融动荡比东欧国家严重得多？当然，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赖以石油为主的原材料。世界石油价格近半年下跌40%以上，使俄罗斯今年的收入将损失20～30亿美元，这无疑成为引发俄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之一。但是，油价下跌不仅影响俄罗斯一个国家，触发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经济长期衰退和内外结构严重失衡。
这一轮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是危机国货币突然大幅贬值以及资金迅速外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对危机国市场前景丧失信心。当投资者预测手中持有的该国组合资产市价被高估并在短期内将大幅下跌时，必将大量地抛售以规避风险；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基金投机者更乘机操纵市场进行投机交易以获取暴利。在危机国当局一再干预后无力支撑局面时，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矛盾突现于市场，集中表现为突发性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型经济增长以及转轨国家经济体制急剧转型的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处于迅速变动中，有关当局能否驾驭经济运行保持可控的动态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次国际性金融震荡，是对转轨国家经济稳定程度的考验，是对市场取向经济转轨绩效的一次严格鉴定。以下我们分三个层次对俄金融危机的形成作一些比较分析。
首先，关于国际收支结构失衡问题。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东欧国家与泰国等东亚国家相似，经济增长或恢复均依靠出口带动，而它们的国际贸易却连年逆差。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逆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8%；上述三个东欧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大致相当。两类国家都积极引进外资，需要用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以维持国际收支的均衡。这样的均衡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东欧国家所引入的外资结构与用途，同东南亚国家相比存在差异。流入东欧国家的外国资本以直接投资和中长期信贷为主，短期信贷和证券投资比重不大。1995年，波、匈、捷等9个东欧国家的外资净流入总额中，上述前两项之和与后两项之和的比例约为2:1。（注：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5～1996年欧洲经济概览》的资料计算。）因此，东欧国家外资利用的稳定性相对较高。而且，外资主要用于企业新建和改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泡沫成分较少。这是东欧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风浪中至今“有惊无险”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的国际收支结构有所不同。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供出口。自独立以来在经济不断下滑的同时，出口却持续上升，连年贸易顺差。1996年，俄罗斯的外贸顺差为90多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石油等原材料出口收入是国家预算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俄罗斯每年急需大量外部资金流入，其作用不在于弥补经常性项目的赤字，而主要用来为越来越严重的预算赤字“堵窟窿”。
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外援资金大多来自美国等西方政府。1994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扩大对俄罗斯的贷款规模。1995年俄经济曾出现某些接近谷底的征兆，私人投资开始增加。据当时的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1997年1月俄政府外国投资问题协调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公布的数字，截至1996年9月底，吸引外资总额为115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一半以上，为58.7亿美元。1996年6月叶利钦再次当选后，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委员会估计，1997年上半年流入俄罗斯的外国投资达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倍。同时，外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截至1997年7月1日累计外国投资额为18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不足80亿美元，其余均为证券投资和短期资金，它们占外资总额的55.6%。（注：[俄]《消息报》，1997年10月30日。）在实际经济几乎是零增长的前提下，1997年上半年莫斯科股市涨势迅猛。半年内俄罗斯50种主要股票的“莫斯科时报指数”上升了140%，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上升股市的最好成绩。有些股票市价甚至上升了500%至1000%。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性膨胀，并未引起俄政府的重视和干预，甚至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仍未采取防范措施，1997年秋季又有1000亿美元的短期资金涌入俄资本市场，其中至少100亿美元为外国资金。于是，在国际投资者投机性操作、广大投资者纷起跟随下，尽管俄金融当局以异常的高利率和抛售美元进行紧急干预，仍挡不住巨额资金外撤的狂潮。
其次，关于宏观经济结构失调问题。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国家和转轨国家国际收支领域存在的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它们国内经济结构方面的种种矛盾。东欧国家的连年经常项目逆差，一方面反映这些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的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另一方面表明它们的出口结构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出口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以经济回升最早、势头最为强劲的波兰为例，由于经济增长中边际进口倾向较高，1997年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高达5%。外贸逆差居高不下，已成为波兰经济“脆弱”的重要表现。
俄罗斯对外贸易的结构表明，它的出口更加依赖于石油等原材料，出口收入的多少更加容易遭受国际市场价格起落的影响。反映接受原苏联经济畸形结构“遗产”的俄罗斯，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面临着更为艰巨的结构改造任务。
与波、匈、捷等东欧国家比较，俄罗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资金来弥补国内经济的巨大“漏洞”。经过转轨初期的经济下滑和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中东欧国家在经济恢复的同时，比较有效地缓解着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使得预算赤字不断减少，公共债务也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率急剧回落。从1992年至1996年，波兰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6%降至2.4%，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85.2%降为54.2%，通胀率自44.3%降至18.4%。东欧国家都把争取加入欧盟作为转轨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国策，它们的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欧盟的“就近考察”和监督下。从欧盟经货联盟规定的入盟必须达标的主要经济指标看，波兰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基本达标（欧盟规定分别为3%和60%），通货膨胀率仍然偏高（规定指标为2.6%以下），波兰计划到2006年将通胀率降为2.4%，为正式入盟创造条件。
俄罗斯经济开始转轨后，宏观经济严重失控，突出表现为连年恶性通货膨胀。1992年俄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以后逐步下降，到1997年降为11%，是1996年的一半。1997年8月，俄出台卢布改值措施（卢布面值缩小到千分之一），叶利钦宣布俄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波兰等东欧国家是在经济稳步回升后通过开源节流、减少财政赤字，才使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的。俄罗斯经济尚未走出低谷，税收征收计划总是难以完成，它们是如何取得上述控制通货膨胀“奇迹”的呢？与东欧国家不同，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取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1992年至1995年间，俄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高达8～10%。在此期间俄弥补赤字的办法主要是由中央银行向财政发放贷款。这些没有物质保证的货币涌入市场，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从1996年开始，俄中央银行对政府贷款采取限额制，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通过大量发放高息的短期国债。1997年，俄罗斯预算赤字居高不下，仍占国内总产值的8%，但通货膨胀率却大幅回落，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大量举债。1995年，俄国债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9.5%，到1997年，这一比例已跳高到44%。更为严重的是，国债的发行基础不是国内的资金积累，而是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流入。1997年外债相当于俄国内总产值的26%。（注：引自1998年6月23日俄原总理基里延科在政府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俄罗斯国库券（卢布）市场上，40%的国库券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它既有助于俄预算赤字的弥补和物价趋于稳定，也使俄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极为脆弱。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浪潮袭来时，俄罗斯在转轨国家中首当其冲，出现“类似结构性震荡”，并不偶然。
最后，关于经济长期衰退问题。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体制急剧转轨中宏观经济均衡的重建，必须以经济恢复和发展为基础。过分依赖外力凑合起来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善”，是极不可靠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在于经济转轨历时7年，至今经济尚未走出低谷。波、匈、捷等东欧国家分别自1992年、1993年经济开始回升，俄罗斯则在1995年和1997年年中两次出现经济可能好转的征兆，但每次闪现的些许亮点均未形成回升势头。1997年俄经济首次出现正增长，尽管增长幅度只有0.4%，却给人们带来希望。经合组织1998年4月发表的报告，曾预测俄罗斯今年国内总产值有望增长2%，1999年可能增长4%。但是，实践的发展又一次令权威性国际组织的预测落空。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材料，今年上半年俄国内总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5%。
按照1998年7月与俄政府达成的贷款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在1999年的预算中将预算赤字控制在2.8%以下。这样苛刻的指标，将迫使俄罗斯政府大幅压缩预算开支。然而，这几年来俄政府已为大量拖欠国有企业工资、退休金而发愁，政府首脑一再许诺要清偿欠款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总理基里延科力主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这就需要对被扶植的产业实行资金支持。例如，他主张优先发展国产汽车，每年将对汽车工业投入120亿卢布资金。因此，压缩开支的任务难度极大。另一方面，必须大幅度增加预算收入。基野延科政府加强监督税收征管纪律的力度，并且提出增加税收的一系列法案。要使这些法案在俄杜马通过，还存在着重重障碍。归根到底，预算赤字的压缩，有赖于俄经济发展形势的好转。
三
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会发生导致俄金融危机的内外经济均衡严重失调时，不难看到，经济转轨中的种种失误是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众多国家经济转轨的实践展现出如下规律：当转轨开始后，原有经济体制中互相制约的均衡被迅速打破，首先表现出来的宏观经济失调集中反映在失控的高通货膨胀率上。当经济改革过程深化以后，通货膨胀率逐渐得到控制，而金融风险程度成为反映转轨国家经济形势的焦点。这是由于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一般说来从商品交易市场化开始，产品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市场化成为转轨国家经济新旧体制交替和摩擦的第一道难关。随后，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化，特别是资金交易市场化逐步深入。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和经营，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的运作，财税制度的改革等等，各种新体制的运行绩效互相联系和制约，最终反映到各国的金融形势上。因此，各国执政当局必须在改革深入到一定阶段后将主要精力从控制通货膨胀转移到关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上，才能驾驭整个经济转轨过程渡过第二道难关而平稳前进。
俄罗斯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注册开业和经营方面，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控制度。转轨初始，原来由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银行业，立即涌现出大量私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到1996年4月1日，已注册商业银行多达2599家，还有5514家其他信贷机构（不含储蓄银行分行）。如此众多的金融机构并没有为俄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融资保障，更没有为提高俄资金运行效率作出应有贡献。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俄银行的主要经营活动是外汇交易和证券交易，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业务量为数极少。1997年初，俄罗斯银行对非金融性企业的贷款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兰和匈牙利银行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俄罗斯的两倍。极少量的对企业贷款中，绝大多数是为期不到1年的短期信贷，几乎没有中长期贷款。（注：[英]《经济学家》，1997年1月10日。）而且，由于俄经济长期不振，加以银行经营不善，拖延不还的呆账、坏账在贷款总额中所占比重很大，有的经济学家估计约占1/3。如此严重的银行业结构问题，不仅使俄罗斯经济回升缺乏投资来源，更使俄经济的金融风险度极高。
至于资金市场操作方面缺少法制和必要监控措施，更是引发俄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1994年7月，俄罗斯爆发了席卷全国的MMM公司欺诈性集资重大事件，涉及上亿美元的资金，有一千多万人卷入。此后，尽管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巨额资金在金融泡沫中“空转”以牟取暴利的局面，一旦出现风波，必然引起严重的金融震荡。
相比之下，东欧国家因为争取加入欧盟，银行结构的改造动手较早，加上资本市场的规模不大，因此在国际性金融风波来临时比较易于控制局面。捷克和波兰都在央行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后，就使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
第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掌握转轨度与接轨度的衔接，至关重要。实践表明，转轨国家的经济对外开放，一般说来能带动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且有利于实现外向型经济增长。但是，不顾国内经济转轨的进度，在国内市场运行和监控尚未准备必要条件时过早地实现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全面自由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俄罗斯在实行“休克疗法”的初期，就放弃国家对外贸的必要干预，拱手让出俄国内市场，使本国生产者在外国产品竞争面前不知所措，造成毁灭性的经济萎缩。例如，俄罗斯食品和轻工产品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洋货，而本国的轻工业产值急剧下降，1996年只相当于1989年的13%。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向西方出口的只剩下石油、金属等原材料产品。曾经作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的机械设备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1/10。这种被俄经济学家称为“非洲化”的进出口结构，受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极大。这次世界石油价格暴跌，就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对俄市场前景丧失信心的重要因素。对国内有市场前途的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和扶植，视本国经济实力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对经济转轨国家实现经济结构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更须谨慎从事。俄罗斯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相似，大量国外资金的投机性操作和外撤，是触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大大增加了转轨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复杂程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同时维持内外均衡，往往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处于两难境地。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娴熟的调控技能，可以根据各个时期调控目标的不同（侧重内部均衡或外部均衡），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以达到调控目的。转轨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甚至处于经济衰退中，控制市场运行的能力不足，因此在政策选择方面的空间很小，面对开放过早的资本市场，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俄罗斯在面临金融风浪冲击时，不得不一再提高银行利率。但是，克服国内经济困难的战略目标要求降低贷款利息，以利于企业振兴和改造。因此，俄调控外部经济、力图阻止资金外流的措施，不仅导致国库大量资金流出，而且将使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难怪当外汇市场稍微平衡时，俄央行急于调低利率，使干预的效果尚未巩固，金融市场又趋动荡。最终，只能仰赖国际巨额资本的投入才得到难得的喘息时间。
第三，在经济转轨的全过程中把握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才能达到制度变迁的预期目的，促进生产力加速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通过在转轨时期各项具体制度的新旧交替实现的。每项新制度、新举措的出台和实施，都应进行跟踪考察，它们能否使“经济人”的市场行为既有利于各自的利益获得，同时又能增进社会经济利益。如果在某项新制度下只有少数人获得暴利而使社会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改革当局需要对已出台的“新”制度进行更换或修正，才能保证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良性互动之中。经济转轨决非将西方国家现成的、正式的规章制度照搬过来就能成功。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体制改革路径所能依赖的条件也就千差万别。而且，体制转换不仅是指正式的规章制度，还包括一系列人们交换关系中长期形成的习俗，以及制度的运行机制。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从照搬西方模式的“休克疗法”开始。由于不适应于俄具体国情，使少数人通过“内部人控制”在新旧制度交替中获取暴利，用西方记者的话来说，俄罗斯的新富豪们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资本积累过程；与此同时，大量资本涌向能够获取高额利润的投机性交易和非法交易，全国经济持续灾难性下跌，制度交替与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为40%，加上纳税人普遍漏税、逃税，使俄财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而难以自拔。波兰等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也存在“内部人控制”和“寻租活动”，但规模较小；而且在欧盟的要求下，经济运行的法制化程度提高较快。因此，俄罗斯经济下滑所拖延的时间明显长于波兰等东欧国家。这是俄罗斯先于东欧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制度因素。
最后，关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问题，已在国内外经济学术界逐渐形成共识。俄原总理基里延科在阐述其经济纲领的基本原则时也强调应加强国家、政府的职能，明确界定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参与范围。但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具有强烈的惯性：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凭借其威信可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废除旧制度和供应新制度，并使新制度在可控的范围内修正和完善，进入有效运行的轨道。然而，一旦政府的威信和运行机制受到破坏，那么，要重建威信和正常运行机制，所花费的社会成本将是极其昂贵的。同一些经济转轨比较顺利的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更加不适应向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要求。新的“政企不分”和大企业高度垄断，使市场竞争无法发挥其促进效益提高的作用。而且，国家调控严重失灵，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普遍存在。为了征收税收，国家不得不动用强力机关，耗费巨额社会经济成本，仍无法完成任务。为了应付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俄政府推出了整顿金融、振兴经济的纲领，但是，有以前许多稳定和发展经济纲领先后夭折的经历，人们不禁会提出疑问，这些纲领规定的措施能否付之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这与俄罗斯政局的发展密切相关，人们将继续关注并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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