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组织论文,之二论文,国民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党务组织的发展亦如风起云从，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注：刘范：《如何才能做一个国民党的党员》， 《现代青年》第7期，1927年1月4日。 另见《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这是当时概略的估计。 据这个时期广东、江苏、上海、 长沙等几个省市党员人数的增长率推测， 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间， 国民党党势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扩张。
北伐期间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人数及增长率
上海 江苏 长沙 广东
1926年10月 2266人
3225人 156915人
1927年4月 16000人
27872人 190000人
236605人
增长率606% 764% 51%
资料来源：（1）《上海市年鉴》（上），上海市通志馆编印，1936年，第E30—31页；（2）赵如珩编：《江苏省鉴》（上），南京，1934年，第55页；（3）《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4）《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 第101页；（5）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到1927年4月，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测，全国国民党党员100万之数当非虚夸。 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 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及其实际运作的良好与否。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 万之众，实际则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顷刻化为乌有。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以宣誓押手印等办法约束党员，其结果仅塑造了孙中山个人的强权党魁形象，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按理应当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却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组织内蕴，衍为新瓶装旧酒。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反差。“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切的检讨：
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注：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1（5）—347。）
在蒋介石反思检讨的同时，胡汉民也发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都是敌不过人家的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注：胡汉民：《清党之意义》，《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蒋、胡等人于“清党”反共之际，竟不约而同地分析共产党“以少胜多”的原因，反省国民党组织的缺陷和共产党组织的长处，胡汉民甚至发出“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的慨叹，足见他们当时已充分体察到国共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殊异及其所潜伏着的问题之严重性。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一如前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注：《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 第100—101页。）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加到1万余处。（注：《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1927年1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 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但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试看当时一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述：
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注：亲先：《“我一年来的回顾”的共鸣》，《现代青年》第38期，1927年2月21日。）
这位国民党青年的陈词并非孤证。据国民党“二大”的检讨，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其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08页。 ）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按理该校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最为健全。然而事实亦不尽然。当时即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注：王世燕：《对于中山大学的新希望》，《现代青年》第61期，1927年3月22日。）
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注：王世燕：《对于中山大学的新希望》，《现代青年》第61期，1927年3 月22日。）这个口号的提出，本身即意味着当时还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其时国民党人也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注：古有成：《本党整理党务决议案》， 《现代青年》第9期，1927年1月6日。）。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注：《党务通告汇录》，1924年4月12 日《广州民国日报》；《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务报告决议案》，1927年1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属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21页。）。
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藉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注：《武昌市党部全市执监联席会》；《阳新县党部代表大会》，均见1927年1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区分部、区党部之上，县市党部也多不健全。如江西省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注：《江西省党部严密下级党部组织》，1927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在湖北，据1927年1月该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各县市执委会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注：《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务之决议案》，1927年1月12 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3日， 蒋介石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
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老实说，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千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组织方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注：蒋介石：《加强党的组训与改善党政关系》，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24页。）
改组以前，国民党只见上层，不见下层：改组以后，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移至下层。这种下移，首先应向基层投入相当的“组织成本”。所谓“组织成本”，一是党务经费，二是党务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由于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再建立一套相应的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扩大1倍。 仅就经费而论，国民党既要遵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自不便过于加重百姓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节减组织经费。以广东为例，按中央规定，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县公署拨270元。 而当时广东各县县长每月的薪金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说，一个县党部整个机关的经费，仅及县长薪金的一半略多。县党部因经费有限，乃规定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外，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都不支薪。即使如此，每月仅余下十几元党务活动费，据称尚不够印一二次传单。由于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均为义务职，势必另谋生计，也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县党部的工作只好交给几个书记干事去应付。那些县党部委员大多散居四乡，而当时广东省党部规定，县党部委员每周必须开会1次， 一些委员每周要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赶赴县党部1次，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热心革命的中小知识青年“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止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广东各县的党务，不能尽量发达，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问题”（注：刘启能：《各县党部经费问题》，《现代青年》第5期，1926年12月31日。）。 以打倒土豪劣绅为职责的县党部最终却沦为土豪劣绅手中的工具。这显然非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所能预料。
广东的情形自然也是其他国民党控制地区基层党务的写照。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59页。）。 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封建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成为土豪劣绅维持其原有权势结构的工具。1927 年1月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注：武如：《我们对于广东今后的重要工作》，1927年1月26 日《广州民国日报》。）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愿望势必付诸东流。
国民党组织的松懈，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之混入党籍，亦与这个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不无关系。本来，俄共组织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注：1922年修订的俄共章程，对预备党员的规定更为严格：一是预备期延长，工人和红军战士至少6个月，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1年，其他人至少2年； 二是入党介绍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红军战士入党，须有3年党龄的党员3人介绍，其他人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17—218页。）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是否坚定，藉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组织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但独未采用这一制度。
国民党既未采行预备党员制，又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偏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注：《吴倚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内称：“现在各位，须知国民党系谋全民利益的党，不是为任何特殊阶级谋利益的党”，1927年1月15 日《广州民国日报》。另见黄健生《你不要怀疑》，《现代青年》第65期， 1927年3月28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来者不拒，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 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又据该报同年4月8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四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中，可知国民党从改组之初起，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滥。
除集体入党外，另一种方式是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广州市党部的要求， 劝令广州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323页。）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除集体和强迫入党外，党票也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或晋升的工具。其时，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将全市私塾进行整顿，并解散了一批私塾。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注：邓华卿：《市教育局为什么要解散许多私塾呢？》，《现代青年》第42期，1927年2月26日。）更有的藉党招摇，利用党籍壮大宗族势力， 如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注：引自深町英夫《改组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1999年2月，第59页。）。
据称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注：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半年间，国民党党员总数翻了一番，猛增50万。 据称在马日事变前，仅长沙一市就有国民党员19万之多，而当时长沙全市人口不过30万人，近占全市人口的2／3。（注：《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这一说法也许不无夸张，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注：魏然：《反动局面的形成及其责任者》，《民意》第2、3、4期合刊，1929年3月31日。）
从基层组织和吸收党员两个方面，足以窥见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之一斑。很显然，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组织规模大为扩充，但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松驰涣散的夙弊并未革除。故从党务组织方面观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初衷实际未能如愿以偿。
三、国共组织形态之异同与互动
与国民党相比，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作机制判然不同。就吸收党员而论，中共规定：“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且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中共1923年修正党章时仿行苏俄的预备党员制，规定凡入党者须经过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22页。）1925年10月，中共将候补期缩短为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08页。）因中共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任，为了吸收工人入党，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入党候补期区别对待。对于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早期的看法是：“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254页。 ）中共将“知识阶级”褒之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和“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可见中共从一开始即对知识青年阶层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中共也看到那些知识青年“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故对知识青年的入党严求慎选，务必信仰坚定者才准加入，并以铁的纪律加以约束。知识青年加入中共后，很快被塑造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但国民党既无严密的吸纳机制，亦无健全的基层组织，更无像中共那样铁一般的纪律去约束党员。知识青年大批涌入后，很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即当众多知识青年以入党为谋职甚至入仕之阶，而国民党一时又无法解决他们中多数人的“饭碗”时，必然出现前面所谈到的群相“埋怨国民党无能”的局面。二是导致国民党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小知识青年本来置身于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而其社会价值却希望认同于上层精英而不愿与下层大众为伍。国民党在改组之初，对民众运动曾予以相当的重视，也一再号召其党员“到民间去”，“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实际情形却是群相往上拱。孙中山自己即承认：“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页。 ）加之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注：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2年，第380页。）。 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开除。（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5页。）由于大多数国民党人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特别是1926年5 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党务机关后，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更加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加强自己的影响。（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56页。）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运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上），第487页。）由此一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态，遂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 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我们恐怕到将来两党的政策会愈趋愈远，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同志在民众运动中不能积极的参加，将来一定会和民众愈加分开，甚至会不晓得民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民众是怎么样的情形，有怎么样的要求，和有怎么样的需要，都通通不能够有真知灼见，那是再危险没有了！（注：顾孟余：《武汉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大纲之说明》，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11页。）
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差别，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即使在同一层级，甚至做同一件事，两党党员的表现也不免有优劣之分。据一位老国民党员晚年回忆，广东时期开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时，讲师中既有“共产分子”，又有国民党“官吏讲师”，但两者的工作态度判然两样：“官吏讲师”对讲课不热心，其态度与材料总比不上“共产分子”之认真切实；“官吏讲师近于敷衍故事，共产讲师同于传道，显然有别”。（注：李朴生：《参加党务工作的酸甜苦辣》，台北《传记文学》第8卷第3期，1966年3月，第25页。）
国共两党的“显然有别”，在当时即已引起少数国民党人的关注和忧虑。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冲日记记曰：“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注：邵元冲著，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邵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国民党组织的沮丧和失望。这种沮丧和失望，并非个别国民党人的“先天下之忧”。其时，戴季陶、谭延闿、唐生智等均感叹：“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281页。）
同样的沮丧和忧虑甚至从国民党的大众传媒上流露出来。如1926年12月3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报道：“现在有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常常叹气说国民党的组织怎样不好，怎样散漫，怎样不严密。”（注：龙鼎：《国民党的组织真是不好吗？》，《现代青年》第5期，1926年12月31日。）翌年1月4 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社论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觉的本党同志，常常呼着‘本党没有严密的组织’；有些别有用意的人们，听到这种呼声，实有意似无意的说：‘你们国民党已经有了总章，并且有了由区分部上至中央党部的系统组织了，怎说没有严密的组织’。诚然，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我们看看党的内容吧！看看我们工作所发生的困难，一方面又横看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工作之顺利吧！我们实觉得相形见绌，实觉本党总章所规定的系统组织，不是一种事实上严密的组织，只是一种文字上严密的组织。”（注：焰生：《欢送广东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 1927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更有的愤激地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也配不上。”（注：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所谓文字上严密，事实上不严密，表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与其制度形态之间相互背离。由于两党组织运作的巨大反差，当时在国民党内曾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一些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者。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组织严密，训练严格，国民党则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产党。”（注：团：《读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之后》，《现代青年》第8期，1927年1月5日。 ）有一位青年谈及他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原因：“我只看见人家（指共产党人）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羡慕，由羡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个实行家，回看国民党的青年，还像暮气沉沉的睡着。”（注：冯金高：《同情的忏悔》，《现代青年》第36期，1927年2月18日。 ）另一位由国民党转入青年团的青年亦称：“CY的组织，我相信任何团体的好组织都比不上他的严密确真，他对于他的团员有整个的训练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铁的纪律规定团员勤阅书报，这是很好的方法，国民党就因了缺乏这样工作，所以到了现在，许多同志都变成跨党跨团的假党员。”（注：张冠英：《由读遗嘱、看书籍、呼口号说到CY》，《现代青年》第64期，1927年3月26日。）
大革命时期，大致有多少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和青年团，未见统计。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 张国焘承认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约占共产党员人数的3%。（注：《中国国民党第一、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84页。 ）据称在“中山舰事件”后，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人数明显增多。1926年9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使团的报告显示，在“三·二○事件”后的几个月内，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大学生就多达300人。（注：《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87页。）此后， 这一势头仍有增无减。1927年初，当国民党青年不断投向共产党时，国民党内部纷纷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注：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注：有成：《正告少数“无所谓”的党员》，《现代青年》第7期，1927年1月4日。 ）国共合作的形式最初只是一种单向流动，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到中后期事实上却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即不少国民党员亦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到后期，甚至有逆转之势，即中共中央训令新党员不必一律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者却有增无减。先入国民党，再入共产党，是那时不少青年学生的革命之路。
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内引发的另一种反应是，为国民党组织松懈而忧虑，更对共产党组织严密而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衍化为“分共”、“反共”的主张和行动。本来，从孙中山决定“联共”始，国民党内就一直存在着“分共”、“反共”的主张。那些主张“分共”、“反共”者，其出发点和动机不尽一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国共纠纷情形时， 即有国民党代表谈到，两党的纠纷并非主义之争，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实是“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怕得了不得”。他们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作秘密党团活动尤生疑惧。共产党代表则申辩说，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不过5000，而国民党员有50万，“这50万国民党为何怕起5000个共产党来呢？”（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382—385页。）事实上，当时确实流传着1 个共产党员抵得上10个国民党员，1个民众运动者胜过100个国民党挂名党员等说法。（注：曾盛琪：《怎样做一个国民党党员》，《现代青年》第61期，1927年3月22日。）西山会议派内主张“分共”者， 亦部分是出于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恐惧心理。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农工运动过火等因素外，国民党对中共在其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公开说：“我们并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84页。）陈独秀在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亦承认，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省市的国民党党务，均由共产党人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在湖南，当全省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时，C.P.分子之间开始故意发表些不同意见，国民党以为C.P.也不一致，但当最后决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C.P.的预计实现时，国民党“各派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280—281页。）就连鲍罗廷也感到“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3页。）。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运作下，国民党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组织生存危机。
回想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是一个党员数百人，党龄仅3 岁的幼稚政党，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拥有20万党员和30年党龄的大党和老党。中共领袖陈独秀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比，不过是一个出道不久的“小青年”而已。在当时孙中山眼中，中共只是一班“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注：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 卷，第458页。）。据蔡和森回忆，孙中山当时甚至不承认有C.P.的党。 （注：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孙自己谈到“容纳共产分子”之缘起时，称中共青年“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注：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孙此言固说明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乃苏俄之意，而其中更隐含着孙不愿中共“自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和自己欲“独得俄助”之心。孙还称：“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注：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9页。）在孙看来，俄之所以愿与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凭藉。孙称：“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注：孙中山：《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页。）不容讳言， 此时孙中山言词间充分流露出他对中共的睥睨之态。孙自然不愿与“毫无所藉”的中共对等合作，而只允许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意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主义。孙在国民党“一大”上即言：北京一班新青年“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页。）。孙对此非常充满自信。孙当时显然低估了中共这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定信仰和潜在的组织能量。
另一方面，中共当时虽然规模甚小，却自视甚高，同样也瞧不起国民党，甚至比孙中山视中共更有过之。中共最初本不愿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38页。 ）。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共还一再告诫其党员不可对国民党“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81—182页。）由此亦可见当时一般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藐视之一斑。苏俄方面，当其“逼迫”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担心中共会被国民党溶化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苏俄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四五百人的小组织被分散吸纳到一个有20万党员的大党中，犹如河川汇入大海，很可能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直到1925年4月， 斯大林还担忧中共寄人篱下的处境及可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当他得知中共不仅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而且比国民党组织更严密，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时，他甚感惊讶。（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7页。）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已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组织上隐然有领导国民党之势。到1926年底，中共自己也承认有“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之嫌。（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84页。 ）国民党人甚至感到“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注：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孙中山当初决定“容纳共产分子”时，恐怕不曾料到那班“自以为是”的“少年学生”会有如此大的潜力，以至于令国民党人担心会被共产党“吃掉”。
值得注意的是，置身于国民党之内的中共，一方面反复强调自身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却不希望国民党也有一个同样严密的组织。中共一方面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控在手中作为其基本任务（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1页。）， 同时又提出“必须放弃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民党的思想”；“必须放弃按一般共产党的模式，更不用说照抄联共的模式来建立国民党的思想”。（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25—326页。）1926年7 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缚自己。例如革命的社会团体未始不可整个的加入，这样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极大的群众的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122页。 ）这一方面虽使国民党得以进一步扩充其社会群众基础，但亦无可讳言，这种策略实不利于国民党形成一个组织紧密的集权的政党。
事实上，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民初之际，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当时党员多达300万，但内部纪律废弛，组织焕散，很快便土崩瓦解。 本来，一个真正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再容纳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孙中山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兼容与调和的矛盾。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民党仍维持其旧有的涣散松懈的组织体制，容许中共在其党内作党团组织活动，从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领导权，最终可能为中共所兼并；另一种是中止两党党内合作，或共产党主动脱离国民党，或国民党强行“分共”、“反共”。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虽不断有人反对“联共”，但孙中山自信有控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变其“联共”初衷。孙去世后，主张“分共”者不免有“违教”之嫌，非不得已不敢贸然行事。西山会议派“分共”举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违背“遗教”而导致党统“合法性”流失所致。蒋介石1926年5月 14日日记条下记曰：“……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版，第587页。）可见蒋虽早有分共反共之心， 此时亦尚不敢冒“违教”之险，以免丧失竞争“党统”的“合法性”王牌。直至“四·一二”政变前，国共基本上维持着第一种局面。但这种局面显然难以长久维持。因为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其领导权的。当中共领导的两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直接冲击着一大批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和党军军官们的切身利益，无疑为蒋介石反共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打下江西、上海后，个人声威倍增，反共实力已具，反共时机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在所不顾也。
四、结 语
党人、军人和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几大新兴社会权势群体。这些社会权势群体的崛起，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正统跌落，边缘窜升的重要表征。从帝治到党治，从废科举兴学堂，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过程中，人们的上升性社会渠道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1921年中共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第一次为广大中小知识分子提供和开拓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渠道。1924—1927年间，在国共合作之下的国民党周围，吸引和容纳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其后，在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历史情境下，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人”逐渐占居了社会政治运动的重心，并最终演变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格局（注：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职业“党棍”群体应运而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后来国民党党治的历史命运。
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无疑是此次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国民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形态作过这样一番期许：“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注：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540页。）党务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 显然是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重心所在。但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运作情形实际远不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以往学者多以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组织散漫的党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背离实际的历史幻像。这种历史幻像的产生，主要构筑和囿限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未及深入细察其实际运作。事实上，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大革命后期，国民党虽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能。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初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加入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仅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从上到下，几乎形成“包办国民党”之势，以至于国民党人感到，初期的国民党“容共”几乎演化为后期共产党“容国”的局面。就两党所崭露的组织实力而论，其时若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两党竞争的胜负格局或许早见分晓。可以说，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崭露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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