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工业文学形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工业论文,文学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可谓工业文学全面启动和初步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文学和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年代，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都会对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产生强大的制约力。工业文学形态的每一次兴衰演变，无疑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并显示着文学规律自身运作和文坛现象互为影响的结果。如果说，弃旧向新的时代巨变和新中国工业化的伟大进程，为当代工业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那么，新中国特定文学生态环境中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倡导，前苏联现实主义工业文学创作风貌的直接影响，以及当代工业文学作家队伍的时代构成与创作素质，则为工业题材文学拓展提供了自身的发展动力。由此可知：“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部分也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注：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五六十年代的工业题材创作热潮，并非个体的、分散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是特定年代里文学观念与时代力量整合的结果。工业文学作家群体的不断聚集与成长，工业文学创作在不同体裁领域的拓进，以及具有那个时代经典意义的工业文学作品的出现，共同构成了17年工业文学的整体景观。
建国初期，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的新中国主要面临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了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第一次转移。工业小说在这一背景下的崛起，首先是以老作家的笔耕拓荒和中长篇小说的群体涌现为标志的。草明的《火车头》（1950）、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0）、艾明之的《不疲倦的斗争》（1953）、肖军的《五月的矿山》（1954）、雷加的《春天来到鸭绿江》（1954）、周立波的《铁水奔流》（1955）等等，共同记录下共和国经济起步的最初足迹。这批作品或以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和恢复生产为题材，或以新中国的工业起飞以及劳动竞赛为内容，创作基调为正面描写和热情讴歌。歌颂劳动，歌颂创造的基本主题；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勇于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先进与落后力量的矛盾纠葛，加之弃旧向新时代的动荡色彩，构成这批小说的总体风貌。其创作阵势虽然令人瞩目，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一则由于作家是在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都不够充分的情形下匆忙上阵，因而造成了表现新的工业题材的急促和困窘。二则作家们一味陷入当时文学观念规定的格局，生活故事的平淡，人物形象的单薄，艺术描写的沉闷和粗略，以及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使得这批老作家未能超越他们从前的作品。
本时期的工业题材的戏剧作品之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所没有的。涉足新的艺术表现领域，深入体验和把握城市工业生活，成为剧作家们的共识。从选材角度和主题开掘上看，这些剧作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在工厂生产和劳动竞赛中表现普通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自身形象的塑造。《红旗歌》（鲁煤、刘沧浪等执笔）、《不是蝉》（魏连珍）、《六号门）（天津码头工人集体创作）、《四十年的愿望》（李庆升等）、《装卸工》（大连黑嘴子车站工人集体创作）、《家务事》（陈桂珍）、《百年大计》（丛深）、《刘莲英》（崔德志）、《幸福》（艾明之）等剧作，及时反映了处于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普通工人的思想风貌。第二，在战争年代转向和平建设的背景上，表现工业战线干部的人生调适和领导姿态。出版于1950年的《在新事物的面前》（杜印、刘相如、胡零），是一部解放初期较早反映我国工业生活的作品。它敏锐地提出了面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我们的干部应当如何接受新事物、适应新形势的严峻课题。《考验》（1954）是著名剧作家夏衍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它表现出老作家满腔热情开拓新题材的可贵精神。剧作旨在描写共产党人在和平建设时期肩负的新使命和面临的新考验，同时触及了工业战线上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问题。
上述剧本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生活气息浓郁，情感真切动人，对建国初期工业战线面临的问题有着敏锐发现。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取材范围狭窄，走不出“车间文学”的格局；偏重于写生产事件和劳动过程，忽视了对人物性格、命运的细致刻画；表现新题材的热情虽高，但对新生活的熟悉把握不够，思想艺术表现的平面化和表层化，使剧作“对于新时代还只能作浮光掠影的反映。”（注：周扬《论〈红旗歌〉》，载《文艺报》1950年2卷4期。）
对于胜利者抒写颂歌的时代而言，面向社会的、集体的、激昂的创作姿态成为建国初期诗歌领域的一种定格。大规模经济建设前景的鼓舞，带来诗歌题材的大幅度转移；劳动与建设，劳动者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开始在工业题材诗作中得到富有诗意的展示。中国作协于1956年出版的《建设的歌》，以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反映经济建设为内容的诗歌合集，与《到远方去》（邵燕祥）、《玉门诗抄》（李季）、《伐木声声》（傅仇）等众多的个人诗集一起，共同凸现了50年代诗坛“工业诗歌热”的盛况。
纵观这一时期的工业诗歌，其创作基调，是以颂歌的方式传达出赞美劳动与建设的主题。表现了新生活的喜悦和激情，却少了几分清醒把握经济建设形势的忧患意识。就诗歌观念而言，强调诗人与革命者的结合，将社会的政治理想与诗歌的艺术价值等同起来，融为一体，使诗人偏重面向社会，抒人民之情，写时代“大我”。所以工业诗歌多为经济起步时代粗线条的大写意，而对建设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的生活体验揭示不够。从艺术的表现途径来看，遵循“美是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歌唱生活，充满真情实感。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过于趋实，工业诗歌多为客观外部世界所囿，侧重于现实人物和生活事件基础上的抒情，客观写实色彩强烈，诗歌意象与艺术灵性不足，缺乏超越生活的力量。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代。毛泽东适时地提出“双百”方针，给文艺界带来思想解放的空气和艺术创造的活力。加之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解冻文学”的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转机，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有了新的理解和深化。不再只是一路颂歌的吟唱，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文学锋芒，去正视工业战线的现实症结和人生问题，传达出工业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声音。诗人蔡其矫在《川江号子》《雾中汉水》中，以忧患生活的沉重，表现了五十年代诗歌少见的另一种色调和情绪。通讯特写方面，在《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发表，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中存在的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端，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1956年全国第一次话剧创作高潮中出现的“第四种剧本”，突破了工农兵剧本的创作模式，不按阶级配方、政治面貌来给人物贴上各种思想标签，而是尊重生活本身的规律，发现生活中的独特形态，以人为中心来创作。它们不再是政策和条文的传声筒，而成为生活的积极干预者。柯夫的《双婚记》，刘川的《桥》，特别是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更是以讽刺喜剧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骄下谄上的官僚主义科长形象，对工业战线上存在的现实弊病给予犀利的嘲讽。工业小说领域里陆文夫的《平原的颂歌》，耿龙祥的《明镜台》，张弦的《上海姑娘》、舒群的《在厂史以外》，李国文的《改选》，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都表现出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的文学指向。
1958年，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随着“大跃进”运动刮起的“浮夸风”盛行一时。不仅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工业建设处于高温、膨胀、浮夸状态，反映这时期工业题材的创作也充扩着虚假浮泛、粉饰现实的内容。但曾几时，当年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的，在全国上下飞舞的诗传单，早已被历史所遗忘。包括那时颇有影响、甚至出自于名家之手的剧作，诸如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刘川的《烈火红心》（1959）、陈恭敏的《沸腾的一九五八》（1959），也因受到浮夸风影响，而造成作品失真现象。
另一方面，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又依照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在历史曲折中执著前行，在作家的艺术积累中结出硕果，这使得具有17年文学经典意义的工业长篇小说皆出现于此时。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罗丹的《风雨的黎明》（1959）、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等作品，从正面反映工厂生活和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它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带有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印记，艺术价值高低不一，但它们在那个年代所达到的难能可贵的创作高度，它们复杂的作品面貌所引发的种种创作话题，都给工业文学留下了值得思索、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六十年代前半期，工业文学创作面临的社会背景，一是党对文艺政策调整，催生了文艺界的新气象；二是接踵而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整个社会为一种高度政治化了的情绪所笼罩，文学作品的面目更加严峻、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本时期的工业小说，虽有《彩霞万里》（凤章）、《最有办法的人》（马识途）、《家庭问题》（胡万春）、《路考》（张天民）、《时间》（焦祖尧）、《钟声》（陈桂珍）、《二遇周泰》（陆文夫）等作品在那里支撑着短篇创作的半壁江山，但长篇小说已明显出现落潮趋势。
这时期，政治抒情诗的大量涌现成为一时景观。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从实到虚，由具体走向抽象，生活场景动辄与时代高度、宏观时空和政治理想相联系。即使写到具体的生产劳动，作者的眼光也看到了整个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诗歌的政治使命空前强化。于是，钢厂浇铸的不再是普通的钢件，它或变成了“拨散满天阴霾”的“利剑”；或“一身豪气一身光，巍然战斗在火热斗争的前线上”。这种“典型化”的概括方法，豪壮、粗旷语言风格的追求，为诗人们普遍认同。总的来看，代表这一时期创作高度的工业题材抒情诗，首推郭小川的《林区三唱》（1962），傅仇的《伐木声声》（1964）；较有影响的工人作者为孙友田、晓凡、刘镇、戚积广、王恩宇、王方武、黄声笑等。工业题材叙事诗的成就，则在阮章竞的《白云鄂博交响诗》（1964），特别是在李季的《杨高传》（1958—1960）、《向昆仑》（1964）等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本时期的工业戏剧，一是侧重表现工业战线的“三项革命实践”，写工人阶级在其中经受的人生锻炼。《第二个春天》（刘川）、《激流勇进》（胡万春、佐临、童洛）、《一家人》（胡万春、陈恭敏、费礼文、洪宝）、《初升的太阳》（孙维世）可为代表。二是选择“不断革命”的题材定势，强化工人阶级的政治使命感。如《春之歌》（崔永志）、《千万不要忘记》（丛深）、《电闪雷鸣》（胡书锷）、《比翼高飞》（重庆市话剧团）、《包钢人》（高彬、吴新泰、林凤山）等等。上述剧作的选材立意艺术描写虽充满生活气息，但终因不同程度的政治理念束缚，而影响了剧作应该达到的创作高度。
二
17年的工业文学形态，从整体面貌上看，它对那一时代工业建设生活的反映，既表现出新的视角，新的特点，拓展了一向薄弱的文学题材领域，也形成了自身的创作模式与时代局限。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以后的工业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从“战争——建设”互相转换的视角，来确立观察、体验和表现生活的支点，来塑造工业战线的某种领导干部形象，是17年工业文学形态的特点之一。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以大规模经济建设为标志的新时代。在五六十年代光荣、复杂而严峻的社会生活面前，那些从现代文坛上走过来的老作家，往往以一个经历过“民主革命”的战斗者的眼光，透过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的联系，在工业建设领域来寻求战争岁月的斗争主题与建设年代的劳动主题的有机结合。于是，在从事工业文学创作的作家笔下，今日工业战线的建设者、领导者，往往是昔日战争岁月的战斗者。人物形象的历史跨度，联系了“战争——建设”的社会变迁；人物性格的多向发展，又提出了面对工业时代的新课题。《铁水奔流》中部队政委出身的老干部刘耀先，《在和平的日子里》曾经一同爬过战壕的工程队队长阎兴和副队长梁建，《延安人》里当过党中央警卫队长的工地材料主任黑成威，《乘风破浪》里来自延安根据地的老革命宋紫峰，《在新事物的面前》里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经理薛志刚，《考验》中有着战争阅历的丁纬和杨仲安，以及《杨高传》中从三边走向玉门的工业干部杨高，都是带着战争岁月烟尘的工业战线领导者形象。在陌生的工业建设形势面前，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学习和适应、由外行变内行的新课题和如何发扬战争年代优良传统，继续革命的严峻考验。因而，矛盾冲突，往往以两元对立的状态，在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友之间展开。如何改善和加强党对工业企业的领导，反对官僚主义、经验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就成了作家笔力所指的重心所在。
从工人与农民的天然联系中，来看五六十年代工人形象的特殊构成，来表现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转变的历史侧影，是17年工业文学形态的特点之二。中国工业历史短，规模小，大部分工人是从农民转化而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的成熟只能依赖着工业的高度发达与长久的历史冶炼。从初登中国历史舞台到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是以新生社会力量的面貌而出现的，作为建国初期具有农民特色的工人，他们既秉承和张扬了中国农民质朴、勤劳、仗义的天然美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小农意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在大工业协作生产中所培养的新时代主人翁意识，所形成的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组织纪律性以及阶级友爱精神，又使他们更多地超越着农民意识。五六十年代的工业文学作品，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个特点。作家笔下的工人形象，多来自农民；在工厂生活的锻炼中，又不断超越了农民。这其中虽有较为成功的形象，但总的来说，还未能充分体现出工人阶级的宏伟气魄。《百炼成钢》中的青年炉长秦德贵，《乘风破浪》里的炼钢能手李少祥，《为了幸福的明天》中的模范工人邵玉梅，皆为这样的典型。对工人与农民天然联系，又不无区别的特点，《风雨的黎明》倒是透过一些片断和插曲，给予了十分鲜活的表现。作品写到刚解放时，许多失业的鞍钢工人暂居附近农村种地谋生，他们按自己的习惯来生活，打破了农村的安静和秩序，甚至破坏了农民敬神拜佛的信仰。他们看不惯农民不讲究速度的慢腾腾，不喜欢农民式的精打细算，各人顾各人；即便是种庄稼，也不忘记搞些农具小发明。尽管工人在农村一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他们无心“安居乐业”，所留恋的是工厂里庞杂的机器喧声，是工友们流水作业的集体劳动。一旦工厂发出复工召唤，这批工人便义无反顾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作品通过充满感性的艺术笔触，留下了解放初期工人的真实画像，也留下了如何真实地把握工人特点的几多思考。
停留于生产方案之争的“车间文学”创作模式，是17年工业文学形态的特点之三。表现工业建设，当然离不开工地车间，离不开工人的劳动，但把工业文学的主题仅仅确定在劳动本身，却未免过于机械狭隘。造成五六十年代工业文学沉闷、单调、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题材常常局限于工厂、车间、工地的内部，缺乏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也未发掘出独特的工业文化底蕴，人物事件的描写紧紧围绕生产过程本身，情节设置又离不开公与私的对立斗争，政治挂帅与技术治厂的矛盾冲突，先进工人与保守势力的生产较量，有高度阶级觉悟的老工人和未曾经历旧社会苦难的青年工人之间的人生差异。书记正确，厂长错误，工人先进，技术员保守，或通过劳动竞赛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或通过生产事故表现模范人物的英雄行为，矛盾性质需要升级的时候，就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落网作为矛盾的解决。这种屡屡出现的雷同现象，所反映的正是“车间文学”的狭窄与单调。《百炼成钢》和《乘风破浪》作为工业文学的代表作，是两位有艺术经验、有生活积累的老作家先后创作的。前者是艾芜1953年写成初稿，后经修改，1957年发表于《收获》，主要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钢铁战线生活；后者为草明1959年创作出版，重在表现1957年整风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的钢铁基地的劳动竞赛。但两部作品仿佛根据同一材料而写，其中有不少情节相似。这种“车间文学”的模式，对工业文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束缚。
一味摹写生活的趋实风格，是17年工业文学形态的特点之四。出于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推崇，作家们在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同时，往往为客观外界生活本身所囿，把生活中已有的东西当作艺术作品唯一的真实来表现。又由于作家文化素养与艺术视野的局限，工业文学的创作，一是缺乏对世界工业文学名著高层次、大视野的研究和借鉴；二是缺乏作家强大的主体创造力量和超越时尚的勇气；三是缺乏精神性的探索、诗情的发掘和表现大工业生活的气魄。如此一来，对生活的实录与摹写就成了最快捷、最有效的写作方式。然而，“艺术家所要做的并不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原原本本复制下来，而是将自己的独特的观点所观察到的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或性质加以再现。”（注：H·C·布洛克《美学新解》第7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
纵观五六十年代的工业文学现象，作家创作姿态与社会生活的召唤高度一致，大量涌现的工业文学作品对工农兵文学时代的积极呼应，使这一题材领域形成了与时代、与文坛的同步运行状态。按理说，此种背景下的文坛应当能够产生反映工业生活题材的诸多力作；但事实上是，工业文学作品佼佼者甚少，平淡者居多；作家热情虔诚的创作投入与工业文学的实绩之间产生了明显的错位。与这一时期表现农村生活题材和战争生活题材的创作相比，工业文学始终处于薄弱环节。如此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工业文学创作的上述症结，究其原因，来自三方面的制约。一是受到生活本身的制约。漫长的农业中国历史，为广大来自于这块土地的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也给他们打下了深刻的童年记忆和情感烙印。从农民心态中发掘民族的精神特质，从乡土风情中展示人性、文化与大自然的丰富底蕴，这使得农村题材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与天然的创作优势。另一方面，对于炮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一代作家而言，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斗争阅历，构成最强烈的创作记忆；写胜利者史诗的气度，使他们义不容辞地拿起了笔。正是由于作家对于生活本身的熟悉把握，17年的农村题材与战争题材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对于众多作家来说，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陌生的生活领域，作家在生活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上阵，对中国工业的发展道路缺乏宏观的明晰认识，对工人的命运遭际感受不深，对工人的职业特点把握不准；因而往往被单调的、机械的生产过程所局限，被生活的表层现象所惑，自然谈不上打一口深井，去发掘当代工业生活的底蕴。二是受到17年的社会政治要求和价值观念的制约，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与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等同起来，不是从生活本身、从人物性格自身出发去表现工人生活，而是用贴政治标签的方法，来制造“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这种情形，与下述看法有关：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于是，要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的本质”，当然是歌颂其大公无私的品质。即使发生矛盾冲突，也只能在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的层面上展开。先行的主题观念和人物塑造模式，导致了某种公式化倾向的流行，作家对大工业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思考，作家个性化的艺术创造激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遏制，这是17年工业文学作品难以传达个性化声音、留下传世之作的重要原因。三是受到作家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力的局限，作家对工业生活的表现缺乏大气与超越，往往被囿在局部的、形而下的生活层面上，难以产生那种既表现出大工业宏伟气魄，又洞悉工人群体深层心理独特性格的里程碑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