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陈独秀著作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的文章编成的集子，最早有1922年他自己编的《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分订四册。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据亚东版出版的《独秀文存》，调整了编排，合订一册，已非亚东版原貌。1927年陈氏本已编好《独秀文存二集》，正好碰上政治形势剧变，未能出版。1984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分订上中下三册，共计146.9万字，比《独秀文存》收文多了许多，但仍有一些重要文章没有收录。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陈独秀著作选》（下文简称《陈选》），共计162.7万字。几年前三联版有所顾忌未能收入的一些重要文章也被收了进来。在已出的几种陈氏文集中，这是个收文最多、因而也是最有用的本子。
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书，读者当然抱有很高的期望。我看后，觉得有些意见可以贡献给出版者，他日重印，希望能够有所改进。
先说校勘方面的问题。在“编辑说明”中，编者声明已经“依照《独秀文存》和《新青年》的正误表直接改正了一些错字”。这本来是编书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正好手边有一部《新青年》影印本，我就据所载正误表来校勘《陈选》第一卷，发现确实改了一些，可是更多的错字并未据以改正。现略举数例于下；
“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260页）“宜”已改为“直”。
“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265页）“报章”已改为“根本”。
“有加于民之共和耶”（265页），“民之”已改为“民主”。
“岂非文字之大本领”（274页），“文字”已改为“文家”。
“日人排拨吾族之恶感”（277页），“排拨”已改为“挑拨”。
“世俗虽有宗教之类之说”（278页），“之类”已改为“三类”。
“设全中国自秦汉以来”（280页），“设全”已改为“设若”。
“为学深思之士”（280页），已改为“好学深思之士”。
“赐也多闻”（309页），已改为“赐也无闻”。
“一切布旧陈新之事，足下能保不为多数赞成乎？”（312页）“布旧陈新”已改为“布旧除新”，反用“除旧布新”这一成语。
“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313页），“直视的”已改为“直观的”。
“盲同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372）“盲同”已改为“盲目”。
“外励进民德之道。”（373页）“外”已改为“非”。
“貲其劳力与时间问题”，（373页），“貲其”已改为“貲本”，按即“资本”。
“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与政府与党相扰战耳”（374页），“扰战”已改为“搏战”。
上面所举这些，都是《新青年》的正误表中已经改正了的错字，而《陈选》却承袭原刊之误未加改正。有些错字，甚至不必去查阅正误表，一望就可发现的，《陈选》中也不少见。第一卷中的，如：
《夜雨狂歌答沈二》：“雪峰东奔朝峋嵝”（126页），“峋”显系“岣”之误。岣嵝山，即南岳衡山。韩愈《岣嵝山》诗云：“岣嵝山尖神禹碑”，就是说这山。“峋嵝”二字连写，就不知所云了。
《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与张勋、倪嗣冲、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王占元辈并提的，有一“陈宦”（211页），一望而知，这是“陈宦”之误。陈宦字二庵，湖北安陆人，袁世凯亲信。尝奉袁之命督理四川军务，与在云南起义反袁的蔡锷部作战。而在当时这个等级的知名人士中，并无一个叫做陈宦的。
第二卷中的，如：
“女子受[要]经济独立，除非作工。”（338页）
“不是人数[类]最后的争斗”（377页）。
“我们主张应以江皖两省每年糟[漕]粮拨为偿还本息，……南糟[漕]本是东南数省人民不公平的特别负担”（658-659页），“漕粮”是指清代以前从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员和军人食用的粮食。
“戳辱”（884页）应为“戮辱”。
“赤氏”（970页）应为“赤化”。
“撄取”（987页）应为“攫取”。
“发指皆裂”（1091页）应为“发指眦裂”，
“愤事”（1095页）应为“偾事”。
“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1096页），“杨、刘”之前应有“讨伐”二字。
《湖南政变与讨蒋》一文中的“周盘”应为“周磐”；“津、醴方面”应为“津、澧方向”，津市属澧县，而醴陵县距津市甚远，不能合称一个方面；“石川”应为“石门”，邻近下文提到的慈利等地；“金州”应为“全州”，在广西，与下文提到的湖南的零陵、东安等县邻近。（均见1256页）
“刘成禹”应为“刘成禺”。（1260页）
第三卷中的，如：
“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101页），“肮脏一气”应为“沆瀣一气”，成语。
“现在反动派运动的离心力倾向太利害”（188页），“反动派”应为“反对派”，陈独秀刘仁静是以反对派自居，却不以反动派自居的。
“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标志”（318页），“此物标志”应为“此物此志”。
“是以自组织共产党……为违背民主共和”（325页），“自”应为“目”，“把这看做……”的意思。
“帅帅伐邾”（360页）应为“帅师伐邾”。
“应该断然抛弃对国际对‘九国公约’国任何集体制裁的幻想”（450页），“国际”应为“国联”，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朝野多对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集体制裁日本抱有幻想（欲知其详，可看《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566-697页），当时并没有谁幻想第三国际或与陈氏有关的第四国际去制裁日本。
“山居为爱溪山尽”（536页），“尽”应为“静”。
“余信时间之因素，为作战双方均不可持之诡诈盟友”（600页），“持”应为“恃”。
“季维诺夫”（601页）应为“李维诺夫”。
再举一例。陈氏晚年流寓江津，常得到友人杨鹏升的接济。陈在一封向杨道谢的信中说：
“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亦不敢出口也。”（第三卷538页）
信写得很恳切。只是“是愈不可”一语夹在这舒卷自如的文字中间颇觉生硬，至于说“辱在行乞”更显然与陈氏气质不合。原来，这里又错了字，同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年谱》引了这信，“是愈不可”作“是恶乎可”（520页）。用白话说，就是“这怎么可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书信集》收了这信，“辱在行乞”作“辱在知己”（488页），这就既合乎二人的交情，也切合陈氏的心情与身份。我没有看到原件，猜想起来，“惭惑”应作“惭
”，与“惭怍”同义。“惭惑”连写，不成词的。
还有一些，大约是抄稿发排的时候用了不正规的简笔字，如“舞”写作“午”（第一卷234页），“停止”写作“仃止”（第三卷194页），“预言”写作“予言”（第三卷162、361页）等。
不但有从原刊承袭来的错字，还有把原来未错的字改错了的。第一卷中的，如：
《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有“又北由汉水达汉口，西合观音湖、沙［沂］湖达沔阳。”（3页）编者认为“沙”字错了，改为“泝”字。“泝”是“溯”的异体字，逆流而上的意思。其实“沙”字不错。沙湖同观音湖一样，是个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有“沙湖镇”一条：“在湖北沔阳县东南一百零五里，滨通顺河为市，为入江扼要处，与新堤、仙桃为沔阳三大镇。”原著文从字顺，改为“泝湖”反而不可解了。
“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487页）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要研究陈独秀，这一段话都是不可放过的。只是句末“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一语，是什么意思？查阅《新青年》，才知道原来是“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编者臆改，添一“主”字，就不可通了。
第三卷的，如：
“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我却‘很[莫]名其妙’。”（97页）“很名其妙”是有意反用“莫名其妙”这成语的，表示他很明白这是为什么，这里并无错字。将它改作“莫名其妙”，就与作者原意不符了。
“‘李立三路线’更多的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都早已一一指摘[谪]过。”（194页）这也是将本来不错的字改成错字。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摘”：“挑出错误，加以批评。”而“指谪”却不知所云了。
这样一些改动可谓大胆。不过也有过于慎重的处理。例如“截搭□”（第二卷134页），页末注云：“‘截搭’后一字，模糊难辨，似该是‘题’字。”当然是“题”字，而且只能是“题”字。《辞海》有“截搭题”词条，恕不抄录了。又如“□式毅”（第三卷256页），文中和此人并列的熙恰、张景惠都是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可知此人必是臧式毅，他做过伪满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像这些字，完全可以赁常识判定，不必存疑的。
《陈选》所收各篇是按年代先后排列的，但也有不少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编者将它定为1923年1月，并注云：“原文未注明时间，此时间是根据内容判定的。”（第二卷427页）其实不必根据内容去判定，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收有此文，文末注云：“本文中文稿未标明时间和作者。俄文稿和英文稿篇末均标明‘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于莫斯科’，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陈选》出版后于此书四年，完全可以据以注明确切的时间。
陈独秀有一封复郑学稼的信（第三卷528页），虽不长，却很可以表现出《陈选》的特色和编辑水平。先说编年。这封只写明日期为12月23日而未写明年份的信，《陈选》将它定在1938年。可是信中说到了是“希特勒胜利”还是“英美胜利”的问题，可知它不但只能是写于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之后，而且只能是写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和美国参战之后。陈氏于1942年5月去世，此信只能是写于1941年的12月23日。《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正确地将此信编在1941年。《陈选》出版后于《书信集》六年，不知为何不采用前人的正确结论。
对照《书信集》来看，《陈选》中对这封信的处理更成问题。例如：
“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书信集》521页）。
《陈选》中，把“中国”误作“本国”，且不去说它。更有意思的，是编者在“列托”之间加了一个中圆点，作“列·托”，显得这里不是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个人，而是说列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一个人。想用一点小小的技术处理来改变陈独秀的原意。事实上，陈独秀要说的，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位。这信中“老托也在内”一语，就已经表明所说的不是托洛茨基（老托）一人。他的另一封信在谈到这些意见的时候，更是明确地写道：他“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第三卷567页）。可见这个中圆点显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我们编辑前人的著作，只能以原文为准。遇上自己不赞同的意见也只好由他，决不可做些小手脚强使前人赞同编者的意见。这样做只会使读者误解作者的本意。这样做，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
说到此书编者的工作态度，最后再举一例。《陈选》第三卷收了一篇《国际形势的幻想》（524页），其实是同一卷所收《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461页）一文的前半篇。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这篇最初在1938年3月5日《政论》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独立出版社在同年10月出版的《所谓国际二大阵线》一书节取了本篇的前面一半，另标一题刊出。要编陈独秀的集子，只需收录完整的一篇，再加注说明其中一半曾经另外发表的情况就够了。可是《陈选》却把这当作两篇独立的、完整的文章同时收录。读者要问：如果编者将书中全部文章都看了一遍，为什么要收重复的文章？如果编者没有全看，那又凭什么来取舍文章。这部号称《陈独秀著作选》的书是怎样“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