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对于这个被西方媒体誉为“外交核爆炸”的事件，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1964年4月，西方学者斯蒂芬·伊拉斯谟发表了《戴高乐将军承认北京》一文，首次对中法建交的过程、法国承认中国的动因等进行了概括。虽然该文主要根据报刊资料写成，对很多内情多为推测，但毕竟开了研究先河。①随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尤其是在中法建交30周年和40周年之际，法中两国先后出版了两本回忆性文集。②在对这些资料调研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分别从中国外交和法国外交的角度对中法建交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③
近几年，随着美法中三国相关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对此问题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潘敬国、张颖主要利用美国档案，从中美关系史的角度讨论了美台对中法建交的阻挠；④苏宏达利用法国解密档案，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对法政策；⑤法国学者史曼慈基于对法国档案的解读，分析法国承认中国延误的原因以及这种承认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影响，⑥英国学者加勒特·马丁最近发表的论文，通过对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认为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动机一方面是受国内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法国在美苏冷战中能起到掮客作用，承认中国是为了向美苏打“中国牌”⑦。不过，由于中国相关档案的解密时间还不长，至今尚未出现利用这批档案来研究中法建交问题的论著。
尽管学界就该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史料来源看，这些成果偏重于美国或法国一国档案的应用，而没有进行多边档案的比较研究，从内容上看，对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着墨仍然较少。本文⑧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美法中三国档案，着重分析：美国是如何认识中法建交的？为应对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
新中国成立后，巴黎与北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美国对华敌视态度是中法关系正常发展的几大障碍。20世纪60年代初，中法两国开始相互接近。戴高乐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法国顶住美国压力打开中法关系大门提供了条件。法国要求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美国政府却认为这种力量是“危险的”、“花费巨大的”、“易于落伍的”，不仅“缺乏作为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还会削弱联盟的防务。⑨法国要在北约取得同美英同样的地位，美国却对这种要求不予理会，于是法国从北约收回了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以及几个空军中队的指挥权；迫使美国撤走驻在法国领土上的战略轰炸机；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当中。在欧共体建设问题上，戴高乐力图建立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特别反对美英的渗透，为此他在1963年初先后采取了两项重要行动：断然否定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和同西德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美法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成为法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大约在1962年6月前后，戴高乐开始把承认中国问题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把法国当作“对第二中间地带开展工作”的突破口，酝酿改变对法政策。⑩1962年因法国侵略而引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中法建交的另一大障碍消除了。于是，以1963年10月下旬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为契机，中法两国就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1963年12月12日到1964年1月23日，中法两国又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四次正式谈判，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11)
美国从冷战意识形态出发，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对态度，实施遏制政策，并保持同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根据美国国务院1961年2月的统计，在96个联合国会员国(不包括中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33个会员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48个会员国仍与蒋介石当局保持着联系。(12)在美国国务院的另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各国政府的对华基本政策，认为法国还没有承认北京政权而且保持着同中国台北当局的“外交关系”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忌恨共产党在1949年没有给法国在华官员应有的外交礼遇；在第四共和国进行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中，中国援助胡志明，导致法国被逐出远东；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并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些因素使“法国转变立场的可能性下降”，同时让法国也“不可能改变在红色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同台湾当时虽然是“代办级”“外交关系”，但不会同国民党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如果北京进一步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甚至会考虑报复性地向台湾派出一位“大使”(13)。
随着中法两国接近的动向日趋明显，美国开始着重分析法国的态度。1963年9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政策报告：《法国正重新评估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报告中说，自从戴高乐上台以来，他表示只要对法国国家利益有利，法国将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戴高乐“这种含糊其辞的政策”，为一再出现的法国即将提议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流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扫除了中法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美英苏签订的那些似乎有些针对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让法国十分不满；中苏分歧，让戴高乐觉得不仅要同莫斯科而且要同北京打交道才能了解共产主义世界的全貌。所有这些都促使戴高乐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报告列举了中法缓和的种种迹象：两国解除了在瑞士的外交人员的接触限制；有报道称新华社巴黎分社负责人建议法国应当承认中国；法国无意升级与台北的关系；爱丽舍宫的一位官员甚至说，戴高乐计划在1963年底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等。不过，该报告强调，由于中国没有响应法国的提议和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法国可能只会做些外交姿态”。(14)美国的乐观态度一直维持到10月上旬。1963年10月7日，法国外长顾夫访美拜见肯尼迪总统。在美国预先准备的“谈话要点”中还这样评论：目前还没有法国承认中国的“直接危险”。(15)
到10月下旬，美国的看法已发生变化。10月23日，中情局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与共产党中国》报告中，认为法国对北京和河内正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政策，所列出的7条表现是：戴高乐曾就越南和与越南相类似的分裂国家发表过两次言论，说法国的利益在于河内—西贡的和解；法国前总理富尔已经抵达中国进行“私人”访问，而据新闻报告，这次访问是应戴高乐的请求；戴高乐在7月中旬曾对英国驻法大使说，共产主义集团的分裂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因而承认中国符合西方的利益；来自巴黎的报纸说，法国认为中法接近是符合逻辑的；最近顾夫在访美时也强调了在越南问题上参考中共意见的重要性；一个“非官方的但政府授意”的法国贸易代表团已经从中国访问归来。该报告说，“戴高乐正趋向一个更主动的中国政策”，不排除法国在“最近”承认北京的可能。(16)
中法接近的动机何在？美国试图从法国与中国两个角度来分析法中缓和的进程。从法国角度看，戴高乐一直强调，法国的政策要符合法国的利益，因此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法国的利益服务，以实现法兰西的“伟大”。从更现实的角度看，法国的对华政策也与其要重返印度支那的想法有关。中情局认为，戴高乐的总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法国在这块前殖民地上的存在与影响，并把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当作障碍。法国的推论是：即便有美国的反对，北越在军事上不会被击败，因而将来必然会成为印度支那地区的主宰力量，中国的影响也将增加，因此法国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在于调整远东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17)美国驻法大使波伦的分析是，“承认(中国)主要是为了展示法国在外交方面独立于美国”；“除此之外，法国可能预见到在越南会发生危机，从而希望把自己安插到北京，以便危机来临时占据有利地位。”(18)
在美国看来，中国缓和对法关系是出于如下两个考虑。其一，改善外贸局面。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援助“戏剧化”地下降开始，中国就尝试在共产主义集团外寻求替代市场和资源，拓宽同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工业国的接触。最近几年，由于经济需要，中国对获取喷气式飞机、电脑、电子产品、货船、造船设备、谷物等商品颇有兴趣。中情局还分析，“不排除”中国从法国寻求核技术援助。其二，经济外交将带来政治上的副产品。这包括：打破自身的外交孤立；为获取联合国席位提供援助；分化美国同其盟友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也可能考虑到利用法国想重返印度支那的愿望对法施加影响。(19)
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就一直对中国执行“遏制”与“孤立”的政策。从遏制中国的角度出发，中法接近必然对其带来负面影响。政治上，法国要承认一个美国一直拒绝承认的共产党国家，这事件本身就值得美国反对，美国更担心法国承认中国将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导致遏制政策破产，并将北京成功带入联合国。(20)就经济上而言，美国担心，法国给中国的技术援助和长期贷款，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工业生产，甚至加速它的核计划。法国的这种经济行动也会诱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采取同样的措施。(21)
美国的反对不仅有出自对反共前景的担心，也有美法在越南实际利益的争夺。在美国看来，法国承认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为重返印度支那做准备。而自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开始在印度支那逐渐发挥主导作用，不愿让法国在这里重新出现。正如美国驻越南使馆发回的电文警告的那样，法国承认中国以及戴高乐要在东南亚扮演角色的行动，会给美国在老挝的地位提出问题。(22)
美国还认为，法国承认中国对蒋介石集团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它会打击台湾的国际地位，影响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虽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确信主要追随国仍然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支持美国，但法国对中国的承认使人们担心前法属非洲国家会改变态度，安理会中也可能会掀起反对台北代表权的风潮。为了保住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甚至不得不依赖像象牙海岸或挪威这样的小国家。另一方面，中法建交也会严重打击台湾的士气，从而对蒋介石的统治造成危机。总之，“法国在1964年1月27日突然宣布承认中共政权给‘中华民国政府’以沉重打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要维持遏制中国的岛屿链(台湾是重要一环)，还是要向其盟国展示美国的反共决心与负责精神，都要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地位，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因此，对台湾的打击也就成了对美国的打击，法国的行动“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23)。
为了阻挠中法建交，美国的干预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确知中法建交前，大约是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1月中旬，此阶段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继续维持不承认北京的立场；第二阶段是在确认中法将要建交后到法国与台湾断交(1964年2月10日)，要求台北不对法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以便给中法建交过程尽可能设置障碍；在此之后是第三阶段，尽量向其他盟国施压，禁止它们仿效法国承认北京，或缓和同“红色中国”的关系。
早在1963年10月初，美国就开始试探法国是否想承认中国，并力图施加压力。10月7日，国务院为肯尼迪总统与法国外长顾夫会谈而准备的谈话要点中明确列出：美国应该试探顾夫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指出由于中共倡导暴力革命，因此应阻止中共力量的增加，限制他们的国际影响力。(24)不过，后来会谈中并未过多涉及中国，这些谈话要点未能用上。
1963年10月富尔访华虽然是秘密的，中方也尽可能地予以保密，但西方媒体还是从中感觉到了些什么。富尔访华时，中方领导人的频繁接见等种种超高规格的待遇，不能不给众多媒体遐想的空间，当然也不排除法国有“放风试探”的嫌疑。富尔来华前曾到柬埔寨访问，当地亲美的法文报纸《真实报》发表该社巴黎特派员的通讯，称富尔访华是戴高乐计划中的一部分，行前曾与戴高乐共进午餐，得到戴高乐的秘密训令，“好像富尔将与毛泽东主席讨论法国承认中国问题”，富尔的任务将是向中国解释法国不能接受与台湾断绝关系的要求。富尔访华结束后，法国舆论报道说，富尔此行负有“半官方使命”，即“为中法两国互派大使开道”，而访问结果是两国关系“实际上大为推进”，中法建交不会太久，也不会太快。(25)如前所述，富尔访华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高度重视，美国把这当成是戴高乐正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的表现之一，并认为戴高乐可能在“最近”承认中国。(26)
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舆论报道和中情局对中法将要建交的情报评估，让美国约翰逊政府对法国将采取行动的担忧急剧增加。1963年12月5日，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拜见戴高乐，询问中国问题。戴高乐不露声色地表示，他“目前”并未打算进行诸如建立外交关系之类的步骤，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27)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巴黎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再次就中国问题同戴高乐进行交谈。戴高乐指出，孤立中国对西方并无好处，而如果西方在将来某个时间与中国建立关系，则可能让中国摆脱好战局面。腊斯克直接询问，根据他的理解，“法国正考虑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戴高乐对“建交的时机”有什么想法，“以及这还需要多久会成为现实”。戴高乐推说他无法回答这种“有关将来的问题”，但保证在采取任何此类行动之前会通知美国。(28)戴高乐的这番话当然不能解释成法国“目前”不想承认中国，但美国国务院却在次日发言宣称，美国已经得到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以此向法国施压。这一说法遭到法国否认。法新社在18日发表声明，确认法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29)。这是美法围绕承认中国问题的首次公开争论。
1964年1月上旬，美国通过两个渠道确知中法将要建交的事实。其一是正式的外交渠道。1963年12月，约翰逊指示驻法大使波伦，让他设法查明法国将承认中国的传闻“是否属实”。于是，波伦向法国外长顾夫提出了这个问题。(30)1964年1月7日下午，顾夫告知，法国已在“原则上”做出了承认中国的决定，但时机与条件尚未确定。顾夫说，不同这样的大国建立关系是“荒唐的”；法国也能同中国发展有利的贸易。(31)其二为公开渠道，就是富尔的发言。1月9日，中法在瑞士达成正式建交协议。同一天，富尔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就中法建交一事作了全面的阐述。富尔说，法国并未承担与台湾断交的义务，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纯属法国政府的事，甚至暗示一旦台湾独立成立不挂“中国”招牌的政府时，法国也可予以承认。(32)这是富尔访华后首次向报界就中法关系发表详细讲话，实际上把中法不久要建交的消息公之于众。富尔的谈话在《费加罗报》上刊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斯立即发表公开声明，“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法国如果承认中国，将不利于我们或其他自由国家，美国反对承认共产党中国。”他还声称，他的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一些准备承认中国的非洲国家。(33)
1月15日下午2时15分，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法国内阁已决定承认中国，随后几周内两国将发表建交公报，公报发布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阿尔方强调两点：第一，法国并未接受北京的条件，也就是说，除非台湾选择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法国不会与台断交；第二，在联合国问题上，法国并未妥协，也未做出决定。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在加强我们的敌人”，而这一行动给法国带来的，除了是体现法国所宣称的独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34)
当天，美国政府紧急磋商如何应对法国的承认行动，最终决定以国务卿而不是总统的名义向法国提交正式抗议照会。(35)下午4时30分，约翰逊在同参议员小拉塞尔(36)的电话交谈中说，现在的问题是给强烈的抗议还是仅仅让政府抗议一下，他自己赞同后者，让国务卿签署一下政府抗议，希望法国不承认中国或推迟承认。而戴高乐对此根本不会在意。他无奈地说，我们无法控制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无论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小拉塞尔对此表示赞同。这些抗议的目的仅仅是做个样子，表明美国态度而已(37)。既然明知戴高乐不会理睬美国的反对，为何还要抗议？这里关键是要做个姿态。如果美国不抗议，其他国家可能就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它们跟随法国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如果美国给予应有的反对，其他国家顾及美国的态度，可能就不会与中国建交。两个小时后，约翰逊在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的电话交谈中，讨论了是以总统名义还是别的名义给法国递交抗议照会，邦迪建议还是以政府名义为好，“仅仅是为了表示遗憾，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留个记录，以免让在巴黎的人士说我们未曾抗议。这就是照会的全部目的。”总统说，戴高乐准备承认中国，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根本操纵不了。(38)
1月15日的这个决定是美国第一阶段干预行动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的行动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其目的是阻止法国的承认行动；而在此之后，更多的则是做给其他盟国看的“象征”意义。当日，邦迪在同阿尔方的会晤中，调子明显缓和了很多。他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改变不了法国的决定”，但还是“不希望”法国同中国建交。(39)16日，美国向法国提出抗议照会，说法国的行动有违“自由世界的安全与政治利益”。17日，国务卿腊斯克继15日哈里曼以“个人立场”表示抗议后，开始以“官方立场”批评法国的决定。(40)此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再未就中法建交发表公开的评论。1月25日，约翰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告知法国其承认中国对联盟及自由世界的影响，剩下的要靠法国决定，它要为其外交负责。(41)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法国的决定是一个“不幸的步骤”(42)。腊斯克在向公众和盟国解释美国的这种立场时表示，法国承认“红色中国”将使得北京认为它的扩张政策已经取得成效，导致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进一步扩张。(43)
正如约翰逊所感叹的，美国对戴高乐施压的行动，不会起到什么效果，中法建交的大势也确实是美国所不能阻挡的。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44)28日，中国政府单独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在台湾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企图。(45)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巴黎和北京已经同意交换大使”(46)。
虽然戴高乐从酝酿与中国建交一开始就清楚，牺牲台湾是建交的必要条件，但他碍于情面，不愿主动与台湾先断交。无论对内对外，戴高乐政府一直宣称，法国在建交问题上没有承担义务：法国不会主动与台北断交，也没有答应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帮助北京。1月15日、17日法国驻美大使曾多次向美国强调，法国没有在台湾以及联合国问题上承担义务。(47)22日，法国外长顾夫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上也重申，法国同中国建交是“无条件的”(48)。建交公报发表后第三天，法国政府发言人再次声明，法国承认北京并没有条件，法国看不出有同台湾断交的理由。(49)
法国的这些言行给美方的感觉是，巴黎与北京都认为中法如果建交，台湾会主动与法国断交，从而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湾不主动断交呢？一定会给中法建交一事带来极大的麻烦。大陆对法国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予以默认，那么就可以解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困境；而如果北京极力施压，要求法国与台断交，但法国不允，则会造成中法不和，会使建交功效打折扣；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即便台湾不断交，法国在北京压力下，与台湾主动断交，这样就会让中法建交冲击的负面影响降低。因为人们明白，与北京建立关系就要以牺牲台北为代价，这是许多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台北的背后是华盛顿。
1月15日，邦迪向总统提出了让蒋介石不与法国主动断交的建议，并把此作为能使戴高乐受点挫折的“唯一机会”。既然北京的态度是不能承认一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那么若蒋介石采取不断交的态度一定会给北京增加负担。这种政策当然不合蒋介石的口味，但他的政策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建议立刻得到约翰逊的首肯，他同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台交涉，“仅仅告诉蒋我们所想的”(50)。16日，约翰逊致信蒋介石，建议不要对中法建交采取“报复措施”，毛泽东无疑在赌“贵国政府会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您的耐心将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尴尬，将会大大减少中共想通过与法国建交达到的预期目的”。(51)18日、22日、24日，腊斯克和邦迪多次会晤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力陈不采取报复行动的好处，要求台湾直到中法互换大使，才根据“当时的环境采取自己的行动”(52)。
大约在1月中旬，蒋介石才确切地知晓中法即将建交的事实。1964年1月15日，戴高乐致函蒋介石，告知法国将在最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没有提与台断交。(53)戴高乐派遣原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贝志高作为特使前往台湾，把信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54)收到信后，蒋介石连日召开党政高级会议，苦思对策，最后仍决心反对“两个中国”。因为如果对法国的承认行动予以默认，无异于推翻了中国台北当局宣称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理论，于法理上说不过去。21日，国民党当局所谓的“外交部”发言人孙碧奇接见记者时，极力强调反对“两个中国”的态度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改变；23日，蒋介石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向美日记者表示，法国如果承认中共，必将危害世界安全，“两个中国”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55)但应该注意到，在私下里，蒋介石并不愿对法国采取强硬措施。他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只是以英国和印度的例子劝告法国承认北京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并且“将为法国自身放弃对非洲国家的领导权敞开大门”，劝戴高乐重新考虑承认行动。这封信里没有出现反对“两个中国”的言论，也没有威胁采取“报复性”措施。(56)
蒋介石虽然并未死守“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美方的不主动与法国断交的建议，却没有立刻答应。之所以如此，是想从中捞取点外交好处，比如让美国重申“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类。但美国不愿做出此种保证，反而决心给台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台湾就范。为此，美国派出中情局二号人物、原台北站站长克莱因前往台湾，解释美国的立场。在克莱因临行前，美国政府曾争论过对台北是用大棒，还是给胡萝卜。少数人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甚至向蒋介石再次保证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外蒙古危机中所做的一切，例如将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否决权来阻止中共加入联合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如果局势对美国极为不利时想在联合国实行一个更灵活的战略的话，这将剥夺美国的行动自由。最终，克莱因的权限仅在讲述美国的立场，而没有任何谈判或做交易的权力。如果台湾不愿合作，美国就威胁撒手不管了。(57)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当日，克莱因到达台湾，与蒋经国举行三次面谈。在美国压力下，台湾答应将根据法国承认声明的性质来采取行动。如果法国宣布与台断交，那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如果法国的声明模棱两可，台湾将考虑美国的建议。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不主动断交的建议。(58)当天夜里，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紧急召见法国“驻台代办”萨拉德，对中法发表建交公报一事提出“严重抗议”，称这是“极不友好的行为”，但丝毫没有提到与法国断交。(59)而法国政府虽已宣布承认中国，但也仍然维持着同蒋介石政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造成了“两个中国”的局面。
中国对法国的暧昧立场表示不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反对“两个中国”，并将此同互派大使联系起来。1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美国一直阻挠中法建交，在建交公报发布前，是对法进行威胁；而此之后，则是想利用“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来制造障碍，竭力鼓励台湾蒋介石的代表赖在巴黎，但“我们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也不可改变”(60)。30日，毛泽东在接见该团时也强调：“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61)2月3日，正在索马里访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是在记者招待会上，继而是接受法新社总编辑特赛兰采访时，两次讲话表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政策。(62)
北京的反对击中了巴黎的痛处。酝酿改变对华政策是戴高乐主义大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国不可能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了中法关系的正常发展。法国虽一再强调没有承担与台湾断交的义务，不过戴高乐一直希望，蒋介石能“知难而退”。戴高乐1月15日给蒋介石的信以及31日的记者招待会都有诱使台湾主动断交的想法在内。然而蒋介石受到美国“点化”，决心对此充耳不闻，台湾驻巴黎“使馆”人员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一面是北京的极力施压，一面是台湾的默然承受，巴黎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地位。2月6日，戴高乐决心来个了断，他在当天给顾夫的手谕中说，“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63)当日，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行动，法国仍将与台断交，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在“近期内”即将实现。(64)但对巴黎如此明显的表态，台北仍不为所动，除了再次申明反对“两个中国”概念外，对法国将主动断交的传闻不予置评。(65)10日，法国驻台“代办”向台“外交部”递交了口头声明：“法国将与北京互换代表，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到达，法国将认为他是中国的代表；相应的，‘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将丧失其‘代办’资格。”(66)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得不于当天夜里发表声明，正式与法国断交。(67)随后，中法关系顺利发展，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于5月27日抵达北京，31日向中方递交了国书；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6月2日到任，7月6日向法国递交了国书，中法建交最终实现。
美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干预行动的失败，说明美国也控制不了法国的外交政策。戴高乐决心打开中法关系大门，不会顾及美国的态度，更不会顾及这种行动对台湾的影响。在正面干预中法建交的行动失败后，美国开始尝试向其他盟国施压，试图限制中法建交的负面影响。干涉中德伯尔尼会谈和阻挠中日接近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
1964年2月，腊斯克与北约秘书长斯蒂克的谈话中不只一次指出，他正在考虑准备一份文件，评估一下诸如法国承认北京一事对美国支持北约地位的影响。以往这种文件都是问：“美国打算对北约做什么？”而这份文件打算寻找“北约打算对美国做什么？”此类问题的答案。(68)美国的这番话指向之一是联邦德国，因为联邦德国正酝酿改变对华政策。1964年1月15日，法国也将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通知联邦德国(69)。中法建交后，联邦德国指示其驻外机构，详细搜集驻在国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联邦德国一方面想利用时机，在德国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间接地促进苏联态度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想获取经济利益。1964年2月，联邦德国东方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在政府授意下，拜访了中国驻瑞士使馆，寻求中德政府间签订官方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协议内容包括互换商务机构等问题。5月中旬，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发表声明，同意与中国进行接触。5月29日，中德两国在瑞士伯尔尼的使馆人员进行首次会谈，就签订官方贸易协定交换意见。(70)
但联邦德国不敢像法国那样，背着美国同中国接触。1964年5月12日，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卡斯滕斯向美国通报，联邦德国打算同中国签订一项政府级别的易货协定。美国立刻表示遗憾，认为这对中国是道义上的支持，将提高中国的地位，要求联邦德国在采取重大行动前一定要通知美国。联邦德国连忙通知其驻伯尔尼大使，下次与中国的会晤要等到联邦德国总理访美后再定。(71)6月12—14日，艾哈德携外长施罗德访美。约翰逊向艾哈德批评了法国，说法国承认中国不仅给美国政府制造了困难，也引发了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的问题，借机向中德接触施压。艾哈德和施罗德则向美国保证，与中国的接触是民间的而不是政府性质的，联邦德国不会做任何引起美国难堪的事情；不会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此类问题上将会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非常有限，在与美国磋商前不会扩大，也不会设立任何贸易机构。随后，艾哈德在美国记者招待会公开重申了这些保证。(72)美国的干涉恶化了中德在伯尔尼首次会谈中的友好气氛，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以后的三次会谈总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如第一次的时间长，而且越谈越僵，最终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日本对中法建交反应强烈，震动很大。在日本政府内部、执政党、社会党和统治阶级中引起很大波澜，要求日本采取类似行动的压力大大增加。日本舆论一致赞许法国同中国建交的决定，纷纷要求日本政府也行动起来，迅速决定同美蒋的关系，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73)在具体行动上，日本驻外使馆人员一改过去对中国外交官不理不睬的态度，主动表示友好。在南斯拉夫，日本记者请中国记者吃饭，使馆文化参赞、政务参赞和一等秘书等积极同中国驻外人员接触。日本还向美国提出，日本希望能采取某些“两个中国”之类的解决办法。(74)
如同联邦德国一样，日本的中国政策也深受美国影响，没有美国的首肯，日本不可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有所作为。1964年1月22日，日本政府专门举行内阁会议予以研究，但会议未能对建交做出决定。2月27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单独召见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向他陈述说，法国承认北京已经对日本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而增加了对日本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些建议，如扩大贸易、互派贸易代表、开辟两国航线、互派记者上表示立场。池田承认，“这些建议中的某些部分有一定的价值”，但日本“并不希望与美国的步调严重不一致”。池田小心翼翼地提出，他认为日本同意互派记者可能是明智的，只要北京与美国也互派记者即可。池田深知美国的立场，在承认问题上表现了低姿态。池田说就算日本是最后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他也不介意，他的依据是“在戏上演之初，主角并不需要出现”。池田希望能尽早收到美国对互派记者建议的表态，并在“不为任何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转达给他。(75)3月5日，赖肖尔向池田转达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观点，美国并不反对池田关于互派记者的建议，但对于日本可能承认北京一事，腊斯克明显态度强硬得多。“核心问题是日本对自由世界的利益和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并不是去小心提防美国的问题，而是涉及保卫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安全和稳定这一日本核心和至关重要的利益上。我非常希望两国政府能就此事的所有重要方面保持最密切的接触。”(76)由于美国的干涉，日本未能将承认中国问题提上正式日程，只是推进了半官方的计划。(77)
不仅联邦德国、日本如此，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一些非洲国家，都感受到美国的压力，在缓和对华关系上有所顾虑。美国还要求其中的部分国家规劝法国，承认中国弊大于利。根据腊斯克向台湾提供的情况，联邦德国、意大利都做过法国工作，日本在此事上更是出力颇多(78)，以致为了解释自己的立场，法国当时的亚澳司司长后来曾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到西欧游说“几乎磨破嘴皮”(79)。
美国阻止盟国跟随法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中法建交可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消除了对美国而言的某些“负面影响”。1964年1月22日，澳大利亚外交部一份题为《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到，澳大利亚曾收到美国提供的一份可能发给了各个驻外机构的电报，其中强烈反对法国的行动。澳大利亚认为，美国这是想游说其他国家不要跟随法国，并要求盟国给予援助，既然“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可能成为一个激烈的、情绪化的问题”，那么给承认北京运动增加任何动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文件建议，在公开表态上，澳大利亚应该声明，由于北京对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态度，“澳大利亚并未考虑迅速改变其承认(北京)的政策，也不认为这种改变是可取的”。(80)后来意大利外长萨拉加特在访问法国时就表了态，考虑到联盟的团结，意大利不准备承认中国。(81)联邦德国特别担心法国承认中国对美法关系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德美、德法关系。但无论如何，联邦德国都会选择美国。艾哈德向戴高乐指出，中共正在卷入其中的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生死攸关”，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必须忠实于它的盟友。(82)
中法建交是中法两国从各自考虑出发采取的建设性步骤，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双边关系的范围”，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83)。中法关系缓和本身就是对亚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因而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法建交冲击了美苏冷战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这符合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更为重要的是，中法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通过建交发展友好关系，证明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而且对世界政治也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在1949-1968年这20年的历史中，美国从反共意识形态出发，不仅自身采取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而且强烈反对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法国承认中国事件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因此受到美国的反对是必然的。美国认为戴高乐的行动源于其大国地位的诉求，也有想要重返印度支那地区的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担心，如对法国承认中国事件听之任之，会导致美国遏制中国的链条上打开大缺口；而法国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也不愿看到。冷战思维与现实利益的纠葛，使得美国采取了反对中法建交、限制中法建交影响的种种举措。
从局部的和短期的效果来看，美国第三阶段的干预行动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它导致联邦德国、日本改善对华政策的行动裹足不前，让与美国有重要利益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澳大利亚、某些非洲国家暂缓了各自承认中国的计划。但是，建立在过时的遏制战略上的这种决策，其最终失败是无疑的。美国既无法阻止中法建交，也无法遏制中国影响的日渐扩大。仅仅在1964年一年中，就有6个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1964-1965年，中意、中澳相继达成互派商务代表的协定，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84)这种情况正如腊斯克所描述的：“如果巴黎与中国建交，我们很快将面临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法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如果大坝上出现这个洞，洪水将很快穿过。”(85)中法建交也冲击了美国国内舆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在1964年就开始抨击美国对华僵硬政策。1966年又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学术界人士提出应该对中国采取“遏制而不孤立”政策。(86)实际上，美国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遏制中国的困境，约翰逊私下里就同意：如果美国在三四年前承认北京，事情也许会好一些。(87)然而，囿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约翰逊政府仍不愿改变对华政策。至于美国为何此时还维持对华遏制与孤立战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总之，从这一过时的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注释：
①斯蒂芬·伊拉斯谟：《戴高乐将军承认北京》(Stephen Erasmus,"General de Gaulle's Recognition of Peking")，《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8卷，1964年，第195—200页。
②德贝纳尔·特里科主编：《法中外交关系的建立》(de Bernard Tricot ed.,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u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a)，巴黎：戴高乐研究基金会1995年版；黄舍骄主编：《春花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除了这些文集中的文章，还有一些回忆录散见其他各处，如李清泉：《学习周总理的谈判艺术和外交风格——忆中法建交谈判》，《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张锡昌：《四十年法国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8页；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纪事》，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0—108页；宋之光：《五星红旗飘扬在巴黎上空——中法建交回顾》，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7页。
③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72页；王文博：《从中法建交谈判看周恩来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谈判艺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247页；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与中国》，《法国研究》1991年第2期；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234页；陈欣之：《法国戴高乐政府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之回顾》，(中国台北)《问题与研究》第36卷，1997年第7期，第59—72页。
④潘敬国、张颖：《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⑤苏宏达：《“一个中国原则”与“两岸国际共存”并行的可能性评估——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华民国”对法国“外交”政策为案例研究》，(中国台北)《美欧季刊》2000年春季卷，第83—111页。
⑥史曼慈：《法中关系的法律基础——法国对新中国的承认》，郑秉文、马胜利主编：《走进法兰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4页。
⑦加勒特·马丁：《打中国牌？对戴高乐承认共产党中国一事的再思考》(Garret Martin,"Playing the China Card? Revisiting France'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1963-1964")，《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第10卷,2008年第1期，第52—80页。
⑧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应对戴高乐主义：美国对法国政策研究(1958—1969)》(项目批准号：09YJC770055)的前期成果。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车雪莹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硕士生葛军二位学友在法、德外交档案翻译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⑨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司编：《美国外交政策当前文档1962年卷》(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Bureau of Pubilc Affair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66年版，第549页；约翰·肯尼迪：《美国总统公文1962年卷》(John F.Kennedy,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ohn F.Kennedy,1962)，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63年版，第402、513页。
⑩从1962年6月开始，中国外交部、中国驻瑞士使馆、新华社驻巴黎分社等机构曾提出利用法美矛盾改善中法关系，以孤立打击美国的种种倡议，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认可。详情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有关请示及中央的批复(邀请来访建议、富尔简历、来访及接待方针指示、工作建议)》，1962年6月15日-1963年10月15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82-16，第1—2页；《关于开展对法国工作的请示及中央的批示、给我驻瑞士使馆就开展对法工作的指示电》，1963年2月6日—3月15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84-01，第1—10页；《陈毅副总理对我巴黎新华社分社记者陈定民建议争取与法国建交信件的批示(陈定民信)、我对向法试探建交的意见(未上报)》，1963年1月21日—3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84-02，第1—11页。
(11)关于富尔访华，参阅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82系列文件；关于中法瑞士谈判，参阅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7系列文件。
(12)保罗·凯萨瑞斯主编：《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微缩胶卷)[Paul Kesaris eds.,O.S.S./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microform)]，第9部分，《中国和印度，1950-1961年，补充卷》第3卷，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336页。
(13)保罗·凯萨瑞斯主编：《战略情报局/国务院情报与研究报告》(微缩胶卷)，第9部分，《中国和印度，1950-1961年，补充卷》第3卷，第631—671页。
(14)托马斯·盖尔公司开发的联机数据库：《解密文件参考系统》(Thomas Gale，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盖尔集团2007年版，档案编号：CK3100375111—CK3100375116。
(15)《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485792。
(16)《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74863—CK3100374873。
(17)《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485792；CK3100374867—CK3100374868。
(1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4-1968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第12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2001年版，第45页。
(19)《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74867—CK3100374868。
(20)《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68281—CK3100368284。
(21)《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48253—CK3100348256。
(22)《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206869—CK3100206871。
(23)保罗·凯萨瑞斯主编：《中情局研究报告》(微缩胶卷)[Paul Kesaris eds.,CIA Research Reports，China,1946-1976(microform)]，《中国卷(1946-1976)》第2卷，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7页；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7编，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428页。
(24)《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485792。实际上，在当天肯尼迪与顾夫谈话中，基本没有涉及承认中国问题。顾夫只是在论述印支问题时谈到了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1-1963年》《西欧和加拿大》(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第13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94年版，第786—787页。
(25)《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反应(与我驻柬埔寨、德国、瑞士、印度、阿联、波兰使馆往来电，有关谈话记录)》，1963年10月18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167-04，第3—4页。
(26)《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74863—CK3100374873。
(2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第22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96年版，第409页注释2。
(2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年》第22卷，第409—410页。
(29)《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12页。
(30)波伦的回忆录中误将时间写作1964年12月，其实应该为1963年12月。查尔斯·E.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Charles E.Bohlen,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纽约：1973年版，第505页。
(31)《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060288—CK3100060290；查尔斯·E.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631页。
(32)《关于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和社论问题的请示及中央有关指示(我驻瑞士使馆就此事来电、声明稿、建交声明不抄送外国驻华使馆的请示)》，1964年1月11—23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4，第1—2页。《费加罗报》10日的报纸，在9日下午就已经出版。
(33)《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13页；新华社十日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富尔谈话大肆叫嚣，公然蛮横反对法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威胁一些准备承认中国的非洲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月11日，第5版。
(34)法国外交部编：《法国外交文件集1964年》(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1964)第1卷，法国国家出版局2002年版，第44—45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中国》(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30,China)，美国政府出版局1998年版，第1页。有的著作认为当时阿尔方是将此消息通报给腊斯克，有误，实际见到的是哈里曼。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79页。
(35)照会分为正式照会(又称签字照会或个人照会)、普通照会和通知照会三种。正式照会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驻外机构代表个人签字后发出，并用第一人称写成，一般不盖机关印章。如认为所叙述的事情具有重大意义，则用正式照会，而签字人的级别也相应表示照会发出国对问题的重视程度。普通照会并不具有十分正式和隆重的性质，由外交部或外交机关发出，加盖机关公章，个人不签字，并标有“普通照会”字样。通知照会是同时送致几个国家的照会。安·扬·维辛斯基院士主编，蒋洪举译：《外交词典》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36)小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Jr.1897-1971)，美国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自1933年进入参议院以来，直到去世一直担任参议员，曾任移民委员会、制造业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对美国内政外交都有重大影响，被称作“佐治亚的巨人”、“参议员的参议员”，或者用尼克松的话说，是“总统的参议员”。吉尔伯特·C.菲特：《小理查德·B.拉塞尔：来自佐治亚的参议员》(Gilbert C.Fite,Richard B.Russell,Jr.,Senator from Georgia)，北卡罗来纳大学1991年版，“前言”部分第13页。拉塞尔虽然同约翰逊在民权问题、越南问题上有分歧，但私交很好，曾被当做总统决策圈成员之一。关于拉塞尔与约翰逊的关系及其对外交的影响，可参见约翰·A.戈德史密斯：《同仁：理查德·B.拉塞尔和他的学徒，林登·B.约翰逊》(John A.Goldsmith,Colleagues:Richard B.Russell and His Apprentice,Lyndon B.Johnson)，摩斯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杰夫·伍兹：《理查德·B.拉塞尔：南部民族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Jeff Woods,Richard B.Russell:Southern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公司2007年版。
(37)林登·约翰逊：《肯尼迪遇刺与权力交接电话记录，1963年11月-1964年1月》(Lyndon Johnson，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November 1963-January 1964)第3卷，纽约2005年版，第508—509、518页。因笔者没有看到美国向法国递交抗议照会的原件，所以无法判断美国最终向法国提交了总统签署还是别人签署的正式照会，或者是普通照会。所以，目前还无法确知1月15日这个决定的最终执行情况。
(38)林登·约翰逊：《肯尼迪遇刺与权力交接电话记录，1963年11月-1964年1月》第3卷，第521—523页。
(39)法国外交部编：《法国外交文件集1964年》第1卷，第44—45页。
(40)法国外交部编：《法国外交文件集1964年》第1卷，第84—87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5页。
(41)林登·约翰逊：《美国总统公文1963-1964年》第1分卷(Lyndon Johnso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Lyndon B.Johnson,Book I,1963-1964)，美国政府出版局1965年版，第231页。
(42)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司编：《美国外交政策当前文档1964年卷》(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Bureau of Pubilc Affair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美国政府出版局1967年版，第872页。
(43)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司编：《美国外交政策当前文档1964年卷》，第875—876页；ProQuest公司开发的联机数据库：《数字化的国家安全档案》(Inforn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档案编号：JU00299。
(44)新华社1月27日电讯：《中国和法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第1版。
(45)新华社1月28日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事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64年1月29日，第1版。
(46)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492—496页。中国方面对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反应，见《就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谈中法建交事给我驻外机构的通报指示电》，1964年2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2007-05，第1页。
(47)法国外交部编：《法国外交文件集1964年》第1卷，第44—45、47—48、84—87页。
(48)《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13页。
(49)斯蒂芬·伊拉斯谟：《戴高乐将军承认北京》，《中国季刊》1964年第18期，第196页。
(50)林登·约翰逊：《肯尼迪遇刺与权力交接电话记录》第3卷，第523页。
(5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4—5页。
(5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8—12页；《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057503。
(53)戴高乐：《书信、札记、文稿(1964年1月-1966年6月)》(Charles De Gaulle,Lettres,notes et carnets,janvier 1964-juin 1966)，巴黎：1987年版，第22—23页。
(54)关于贝志高(Zinovi Pechkoff)台湾之行的相关情况，可参考陈欣之：《法国戴高乐政府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之回顾》，(中国台北)《问题与研究》第36卷，1997年第7期，第67—69页。
(55)《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15页；(中国台北)《“中央”日报》讯：《我坚决持基本国策，反对两个中国谬论》，(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1月24日，第1版。
(56)《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560409—CK3100560411。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该信的原件，而只是看到信的英文译件。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曾向美国“驻台使馆”口述了该信的内容，而美方“几乎一字不漏”地加以记录并传回国内，因而可以得知该英文本应该与原本相差无几。
(5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12—13页。关于肯尼迪向蒋介石做的口头许诺，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年》第22卷，第160页。
(5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13—14页。
(59)(中国台北)《“中央”日报》讯：《法竟承认奸匪伪政权，外部昨提严重抗议，法应对后果负责》，(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1月28日，第1版。
(60)《邓小平总理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贝尔纳等谈话记录(中法关系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1964年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2005-01，第4—5页。
(61)《毛泽东主席接见以贝尔纳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中法关系和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及外交部就此事给各驻外机构的通报电》，1964年1月30日-2月20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2005-02，第4页。此次谈话记录的节录也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525页。
(62)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黄舍骄主编：《春花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43页；新华社摩加迪沙六日电：《周恩来总理答法新社记者问》，《人民日报》1964年2月7日，第1版。
(63)戴高乐：《书信、札记、文稿(1964-1966年)》，第32页。
(64)(中国台北)中央社巴黎六日合众国电：《法国负责人士说戴高乐与中国即将断绝邦交》，(中国台北)《自立晚报》1964年2月7日，第1版。
(65)(中国台北)中央社讯：《我“外交部”反对两个中国谬论》，(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2月8日，第1版。
(6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22页注释2。
(67)(中国台北)《“中央”日报》讯：《我国“政府”发言声明，宣布与法断交邦交》，(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2月11日，第1版。
(6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第13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95年版，第10—12页。
(69)汉斯-彼得·施瓦茨主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档案集1964年》(Hans-Peter Schwarz,Hrsg,Akten zur ausw
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64)第1卷，慕尼黑：1995年版，第42—45页。
(70)《我同西德关于两国贸易关系问题在瑞士会谈情况》，1964年2月9日-12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296-03。
(71)潘琪昌：《伯尔尼会谈——中德关系上的一段秘史》，刘立群、孙恪勤主编：《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纪念中德建交三十周年》，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7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第15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99年版，第111—120页；《我同西德关于两国贸易关系问题在瑞士会谈情况》，1964年2月9日-12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296-03，第51页；《关于同西德政府代表就两国贸易关系问题继续会谈的请示》，1964年6月25日-12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296-02，第12页。
(73)《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41页。
(74)《关于日本驻外国外交官与我驻在国外交官接触事》，1964年1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05-01656-03，第4页；《数字化的国家安全档案》，档案编号：JU00307。
(7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第29卷第2部分，美国政府出版局2006年版，第7—8页。
(7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29卷第2部分，第9—10页。
(77)1964年4月，中日签订了相关协议，决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处”，双方还决定互派常驻记者。协议全文，见《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关于互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处、交换记者和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1964年4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05-01299-03。
(7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8页。各国“劝说”法国的主要理由基本相同，如强调“共产党中国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但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又略有差异。例如联邦德国批评法国承认中国的举动没有按照《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规定提前同自己商量，并担心此举可能会引发民主德国问题。汉斯-彼得·施瓦茨主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档案集1964年》第1卷，第42—45、96页注释31；法国外交部编：《法国外交文件集1964年》第1卷，第166—167页；《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66591—CK3100366596；CK3100357447—CK3100357450。
(79)丁一凡：《时间会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法国前总理及前驻华大使回忆中法建交的历程》，《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第10版。
(80)澳大利亚外交与商务部编：《澳大利亚外交文件集：澳大利亚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1949-1972)》(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ocuments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2)，澳大利亚政府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81)《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01238—CK3100301241。
(82)汉斯-彼得·施瓦茨主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档案集1964年》第1卷，第42—45、96—101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15卷，第134—138页。
(83)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231页。
(8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61页。
(8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12页。
(86)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顾宁：《美国“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提出的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87)林登·约翰逊：《肯尼迪遇刺与权力交接电话记录》第3卷，第508—5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