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起来之后的城市文化矛盾——适时顺应中国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主次矛盾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文,城市论文,主次论文,中国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既对立又统一又顺时转化的城市文化矛盾，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在城市化运动促进城市膨胀扩大、城市发展逐步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初期，决定城市文化发展的主次矛盾方面，必然会与业已进入深度城市化和后工业化、业已引发公民社会发育成长和“城市再造”的当下，形成略有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矛盾位序变化。然而，在现实的城市文化发展实践中，特定的城市管理者及城市建设者群体，因受阶段性的社会环境、发展理念及传统背景的影响，在处置城市文化发展相关矛盾关系问题时，往往会沿袭曾经一度“管用”或“有效”的处置套路和办法，不懂得适时自我调整并努力顺应城市文化发展实践中的主次矛盾位序变化，使城市文化发展价值认同及其具体实践陷于本末倒置、流于事倍功半。当今我国城市文化发展所处阶段已经发生今非昔比的变化，我们必须适时顺应“城与人”、“官与民”、“文化GDP与软实力”、“单一与统筹”等诸对矛盾中的主次位序转换客观诉求，调整与之相应的价值认同，以便更好地推动城市文化健康发展。
第一，辩证地理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演绎，给人留下了有关城市文化未来的无尽憧憬和美好想象。“城市”仿佛注定就成了人类栖居的“天堂”。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世博主办地之特色营销宣传主题，虽然未尝不可，但如果要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念、生活方式理念来纳入实践，则就有必要加以辩证地理解，否则会将人们带入“城市至上主义”的机械唯物论认识误区。在实施城市化运动、推进城市形态功能拓展的阶段，以尊重人与城的基本关系张力为限度，适当将城市文化发展的矛盾焦点放在城市上，可能会有其阶段的合理性。不过到了“城市再造”的发展阶段，假如依然坚持这种路径依赖，则可能会陷入城市文化浅薄化的徘徊困境。毕竟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城市的附庸，人与城的主次位序不容持续地颠倒。城市无节制、失理性地扩张，只能带来稀奇古怪“城市病”顽疾的大量涌现和城市各阶层矛盾的日益激化，根本不可能“让生活更美好”。西方自然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早有反省和批判。其实，“城市再造”就是为了解决城市病，力求更好地实现城市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联系到当下，就要求我们必须将以往的“以城为主”的矛盾位序，尽快调整到“以人为本”，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阶段性价值认同，理解转化成“宜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第二，文化决策实践：从以官为主到以民为本
长期以来，真正决定我国城市文化发展的行为主体始终是以城市官员为代表的城市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是他们直接行使城市文化发展生产要素资源等的配置权及调控权，城市居民则基本上长期处于话语缺位的“沉默大多数”状态。尽管文化决策实施时，可能会有极少数市民及专家等通过项目听证论证等间接参与，但归根结底还是政府主要官员说了算。政府主要官员的个人好恶，要远比数量庞大的城市居民，对最终文化决策更具影响力。长此以往就导致了城市文化生产供应，与广大民众文化消费期待处于“两张皮”状态，文化主管部门的主旋律导向，与广大民众的多样化审美取向之间存在“两隔膜”的现象。这表明官员与民众的价值认同有差异：前者在行为理念上恪守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城市文化的表象指标负责；而后者则主要遵循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文化消费需求负责。如果说以往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出形态、出架构的话，则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强社会”来激发社会力量及民众智慧，广泛参与城市文化建设并推动其发展。
第三，事业产业发展：从重GDP到重软实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城市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这种发展往往流于粗放、流于过度关注文化GDP。由于缺乏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因而相当多的城市文化管理者和文化经营者，长期关注文化GDP的攀升，并不自觉地使其成为文化发展价值认同及诉诸实践的主要矛盾方面。近两年来，虽然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与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十分密切的“软实力”问题，但对究竟如何着手实践并无清醒的认识。从全国许多城市制定实施文化“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思路目标来看，尽管也能看到一些诸如力求强化文化原创力、增加文化科技含量、促进文化跨界融合发展、提高文化管理水平、增强文化竞争力的“软实力”提升口号呼应，但是更多的操作举措却依旧放在文化GDP指标的设置落实上。无疑，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最终目的，既在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振兴中华文化，又在于为民众营构精神家园、确保国家稳定统一及谋求国际文化竞争优势。显然，后者在当下中国的迫切性更为显著。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群众精神家园建构及国家主导价值认同。文化GDP实为其皮相，软实力才是其核心。假如说以往的城市文化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用文化外在指标作为主要矛盾方面，以实现事业产业打基础、出形态、搭架构的话，到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今天，则需要将主要矛盾方面转换聚焦到软实力提升上，从而实现文化事业产业的精细型、内涵型稳步发展。
第四，文化行政管理：从单一到统筹
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架构的运行，几乎始终是遵循国家行政区域划分、不同行业条块门类划分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实施的文化体制改革，虽然基本理清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各自领地和运作模式，但是将文化行政管理统一归口宣传文化系统——实施“单一”条块管理的体制机制格局却始终没有改变。这明显与时代发展变化不相契合。当今全球化运动的演进、高新科技的发展及知识经济的勃兴，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文化与科技、金融、工业、物流、旅游、体育、农业、商贸、城建及房地产等诸多行业之间的相互跨界渗透融合，引发了城市文化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坚守条块分割的、曾经管用有效的“单一”化自营自管文化行政管理价值认同，明显已不合时宜。因为仅靠文化条块内的一家力量已无法应对当今诸行业融合并进的“大文化”发展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形成全社会、多行业、多条块“统筹协调、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大文化“统筹”经营管理价值认同，并以此来指导具体的文化发展实践。换句话说，今后城市文化发展的着眼点，不能再将主要矛盾方面局限于宣传文化系统的单打一和自娱自乐这个单一性上面，而应尽快转换到全社会合力共建大文化这个统筹并进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