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作用有多大？——基于合意就业获取视角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意论文,实证论文,有多大论文,视角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引发的高失业率，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虽然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就业问题同样较为严峻。如2011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若加上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失业率将更高。而且近些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难”(2013年尤为突出)与“民工荒”问题并存，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错配现象，即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与劳动者的工作需求(供给意愿)难以较好地达成一致。一方面，大量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搜寻着自己期望的工作，形成非自愿失业群体；另一方面，在已经就业的群体中，也会存在合意就业者(从事自己满意的工作)和非合意就业者(从事自己并不太满意的工作)，而非合意就业势必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企业而言，大量非合意就业者的存在，也将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如叶仁荪等(2005)对499名国有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后的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与员工离职显著负相关。如果员工不能实现合意就业，将成为潜在的非自愿型失业者，选择重新找工作的可能性较大。
我国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如大学扩招)和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之间的错位有关，同样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使劳动者从事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工作，进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少劳动力供求的波动性。同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应当使劳动者可以较为公平地获取合意职业，促进社会的整体职业流动，防止社会职业分层固化。然而，现实中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户籍歧视等。如章元和王昊(2011)基于上海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外地农民工相对于本地工人而受到的歧视中，户籍歧视还是占主要部分。这表明不同户籍的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难以获得公平的机会，职业的流动性较低，好工作的获取需要依赖更好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代际传承性，与劳动者自身前期社会资本积累相关，这势必使得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更好的个体更容易获取合意职业，即劳动者获取合意就业的机会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公平程度究竟有多大，对劳动者获得合意就业的影响又如何？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则有待实证检验。
虽然对于整体劳动力市场而言，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就业率乃重中之重，而且这也是政府部门最为关心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但是维持劳动力市场高效运转、减少非自愿型失业同样非常重要。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自由择业、跨地域流动者越来越多。但是，劳动者获取合意就业的机会，未必因此而变得更加公平，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供大于求时)的情况下，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发挥影响的空间更大。这方面的已有研究多数致力于分析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或者研究不同劳动者获取高收入①职业、就业概率等方面的决定因素，而从劳动者如何获取较满意工作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十分缺乏。实际上，由于收入、行业仅是与个人职业相关的某一方面，高收入职业、所处行业与合意职业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并非等价。分析劳动者获取合意职业的机会是否公平，是衡量劳动力市场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而考量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实现良好的职业匹配，合意就业当属比较恰当的综合性指标。我们将从劳动者如何更有可能实现合意就业这一视角出发，论证与劳动者个体有关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因素带来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影响机制分析
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获取的影响，首先需要理清影响就业满意度的因素。国内外学者对工作满意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分析同事的工资(Clark et al.,2009)、性别(Sloane,2000; Bender,2006)、种族差异(Campbell,2011)、年龄和婚姻状态、心理因素、务工动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家庭条件、在本市务工(姚植夫等，2012)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Card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工资低于其单位平均工资的劳动者工作满意度更低，并且更换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工资高于其单位平均工资的劳动者工作满意度更高，这表明工作满意度与收入比较直接相关，并且关系为非线性。黄桂(2005)则指出，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具体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的情景因素，如工作任务与角色、工作中的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二是制度性的因素(如规章制度是否合理)；三是结果性的因素(薪酬待遇的水平、公正性，晋升机会与职业发展，员工个人价值的提升)；四是员工个人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人格特征等；五是非工作方面的因素，如员工的家庭、生活等，员工人格与工作的匹配、个人特征与组织文化的匹配等。关于不同职业的获取，魏众(2004)指出，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当然，合意就业获取，与工作满意度相关，但是二者的决定因素必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以下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对合意就业的影响。邢春冰(2006)认为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在现实职业获取中(以及本文样本中)，大部分劳动者属于毕业后开始寻找工作，从事一份工作多年后再次更换职业者相对较少。因而，在大部分职业获取中，工作经验较之于受教育程度，影响的只是少数求职者。基于(高收入)职业获取、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人力资本通过以下途径影响合意就业的获取机会。对绝大多数求职者而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而言更具竞争力。一方面，在职业获取过程中，企业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即设置门槛。这无疑将职业获取机会按照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进行划分，具体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者可选择的职位可能更多，实现合意就业的概率更高。另一方面，即使在职业获取时招聘单位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并无要求，受教育程度高低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个人能力的高低，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劳动者在学习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有利于其在职业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此外，从业人员中，扣除年龄、工作年限的影响后，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工作环境、职业发展等影响职业满意度的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从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的劳动者，获取合意就业的可能性也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更大。
同样，社会资本在劳动者实现合意就业问题上，与人力资本存在类似的影响路径。Helliwell et al.(2010a)运用不同社会资本指标研究发现，有更强社会资本的个体报告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Helliwell et al.(2010b)指出，社会资本(工作地点的信任程度)对生活满意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Matthews et al.(2009)指出，加拿大农村居民较之于城市居民，在寻找工作时更多地动用社会关系。Ahmadi et al.(2012)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工作效率等形式，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胡永远等(2007)认为，尽管部分社会资本的“质”和“量”对就业有一定的显著正向影响，非社会资本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公共信息等是影响就业和初始工资的决定性因素。陈钊等(2009)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李宏彬等(2012)研究发现，“官二代”学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学生的起薪平均高13％，父母的政治资本本身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经常存在一些因人设岗的现象(关系户)，特别是在公共部门招聘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屡禁不止。这些表明社会资本在劳动者职业获取过程中存在的尚难以替代的作用。一方面，较好的工作岗位通常收入较高、工作环境较好，往往是供给小于需求。这也就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市场，使社会资本有了发挥功能的空间。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普遍的情形，即企业的空缺职位并非通过劳动力市场公开招聘，而是依靠熟人推荐等方式进行招聘，这种情况下同样使具有相同能力的劳动者面临不同的职业获取机会。可见，社会资本有利于劳动者实现合意就业。
三、数据来源及典型事实
(一)数据来源与基本统计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②。“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研究访问的对象是根据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按一定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访问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调查。整个入户调查工作在2008年10—12月份进行。2008年的调查中有大量、详细的关于个人就业方面的信息。由于本文研究城市劳动者获取合意就业(获取工作后半年的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从未从事过非农职业者、从未工作过的失业者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原始样本中城市居民为3230人，其中包含本文核心变量(合意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且属于非自雇工作者、全日制工作的样本为2236个，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则最终样本为1768个③。
我们认为获取工作后半年的工作满意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劳动者是否实现了合意就业。因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一年及以上)，劳动者对其职业的满意度会随着岗位、收入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此时的满意度并不适合用于衡量是否获取了合意就业。相反，如果从事该职业时间过短，则难以较全面地对该职业进行判断。从核心变量的基本统计量来看，合意就业程度均值为3.442，表明我国劳动者整体而言基本上实现了较为合意的就业。通常认为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内容。考虑到劳动力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只有相关工作经验才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人力资本表现形式在本文数据中难以识别，因此，本文考察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时，仅分析受教育年限的作用，同时控制工作经验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样本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但是方差表明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同样，社会资本变量包括很多方面，不同研究所采取的度量形式也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劳动者在市场在求职过程中是否依赖自己获取工作，以此反映其是否获得他人的帮助④。全部样本中，696个在找工作时仅依赖自己，1072个样本并非仅依赖自己寻找该工作。
(二)劳动力市场的典型事实
我国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变化的影响，不同年代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的多样性存在一定差异。由表2可知，1980年代以后开始从事本工作的样本，占到全部样本的70％。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劳动者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性较大，为研究劳动者就业搜寻与匹配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样本。
当然，总样本中存在少量达到退休年龄的就业者，在原单位一直未退休和达到退休年龄后重新就业者都有，但是总数占比较低。而且不同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构成存在差异。我国登记失业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并于2002年以后达到4％以上。吴要武等(2010)将1999年的高校扩招视为一个自然实验，他们评估了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市场表现的影响，发现扩招的确给大学新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困难，这主要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小时工资有下降的态势。邢春冰等(2011)研究发现，扩招使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显著提高9个百分点左右，其中有50％左右是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能力下降所致。在这种情形下就业者的合意程度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考察所有样本中不同年代获得合意就业者占比情况，结果发现197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获取工作者，劳动者感觉合意的比例较低。全部样本中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中，1980年代出生者平均而言就业合意者占比最高，1990年代出生者就业合意者占比最低。可见，在获取就业的过程中，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整体而言与个人特征无直接关系的宏观变量也会产生影响，如处在不同年代劳动者中，获取合意就业的比例势必存在差异。
当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情况下，东中西部乃至其内部不同省市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合意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我国大量劳动力跨域流动的重要原因。如图1所示，样本中不同省市劳动力的就业合意程度的标准差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劳动力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关，因此不同地区劳动者获得合意就业机会也不一样。如2011年各省市劳动力就业量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广东、山东、浙江属于劳动力就业总量最多的省份，本省人口众多的河南、四川，与北京、上海、江苏一起处于第二梯队。如果将劳动力就业量衡量为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则其容量的差异导致劳动者实现就业匹配、获取合意就业的机会出现差异。同样，统计样本中不同城市劳动者就业的平均合意程度，这种地域差异也十分明显。
图1 不同省市就业合意度的分化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构成会发生变化。如样本中，除了1990年代出生和处于退休年龄者外，随着出生年代的后移，受过9年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逐年上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高等教育扩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城市，集聚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者较少，而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则集聚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这一点在本文样本中同样得到验证，即各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劳动者能否获取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处地域、年代和受教育程度有关。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企业和劳动者通过招聘会等形式实现供求匹配，逐渐成为重要的方式。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中的影响范围逐渐缩小。张爽等(2007)指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总体上来说可能会减少，其中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的作用减少得尤其显著，而社会层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却不会显著下降。我们统计了不同年代获取职业者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该职业的比例，发现随着年代的推移这一比例有降低趋势。进一步统计这一比例在不同省份的表现，发现同样存在一定差异。这反映了我国不同省市，劳动力市场发达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分析劳动者是否更有可能获取合意就业时，需要考虑其获取职业的年代、所处地域、人力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
四、买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人力资本(Edu)和社会资本(Soc)对个人获取合意就业(Job)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性别、年龄、工作经验、党员；个人对该工作的认知情况及其当时所处状态：渴望程度、努力程度、前工作状态、前经济压力；反映个人成长背景的变量：本地户口、成长在城市。
用于控制劳动者所处城市的差异对实现合意就业的影响，
用于控制不同年代获取职业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性别变量用于控制性别对实现合意就业的影响。年龄变量用于控制个人的特征，如应聘经验、社会阅历等对实现合意就业的影响。工作经验可以用于反映劳动力除人力资本(教育)以外的一些能力。同样，党员身份也是一些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工作岗位招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渴望程度、努力程度、前工作状态、前经济压力则主要用于反映劳动者在争取本职业时，所处的一种精神和物质生活状态，而这些会影响其就业决策。本地户口、成长在城市用于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存在的户籍歧视、地域歧视带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中，控制了一些收入、工作环境等变量，由于本文因变量为获取工作半年后的满意程度，因此反映当前状况的变量，如收入、工作时间不宜作为控制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考察社会资本对其合意就业获取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动用社会资本者与未动用社会资本者进行比较，因为这两类人群的个体特征和背景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个体选择是否动用社会资本的背景及其特征中，有一些是可以观察到的，如性别、年龄、人力资本等，还有一些则是观察不到的，如个人能力等。对这些带有异质性的不可观察变量带来的影响，一般有两种较为常用的处理方法：一是条件期望独立假设下的平均处理效应方法，二是工具变量方法。
上式假设在控制了一些与合意就业程度有关的解释变量后，是否动用社会资本与潜在合意就业程度无关，即是否动用社会资本是通过与潜在合意就业程度相联系的。这一假定比传统模型的外生性要求要弱很多⑤。参考周亚虹(2010)的思路，本文设定两类模型。
首先，假定潜在合意就业程度为一般线性函数，将社会资本以外的协变量定义成
，包括年龄等指标，在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异质性的Soc与其他控制变量的交互项，与实际更加相符。具体方程如下：
(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作用
我们比较了排序的Probit模型与OLS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变量的显著性并无差异，本文将选择OLS模型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分析。由于OLS估计模型中可能遗漏了一些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相关的变量，从而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虽然我们在OLS估计中已经控制了一些个人特征变量，以尽量克服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但仍无法较好地解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为克服核心变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其对合意就业程度的影响。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思路，在工具变量估计时，我们运用兄弟姐妹的数量、亲朋数量作为核心变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获取的影响，从而克服内生性问题⑥。工具变量估计中运用工具变量显著性的F检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Shea's Partial 
分别仅为0.0321、0.0087，但是F统计量值分别为88.8921和22.3187，远超过10，P值均为0.000。而且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见表3)，即具备较好的解释力。可见，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进一步对变量的内生性使用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P值为0.051，可认为在6％以下的显著水平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属于内生解释变量。
模型OLS1(见表4)控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个人特征及其成长环境、劳动者在获取当前工作时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变量，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获取合意就业具有正向作用。即人力资本积累得越多，劳动者越容易获取自己满意的工作；劳动者运用社会资本寻找工作，则更容易实现合意就业。具体而言，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就业合意程度将增加0.022；而考虑社会资本的作用，劳动者获取的工作合意程度提高0.125，相当于增加5.68年教育所产生的效果。这表明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通过教育投资构建人力资本，有利于其获取合意就业，但是同样应该看到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十分明显的作用。这对于一些难以通过社会关系获取就业的劳动者而言不利，意味着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打折扣，因为他们被置于不公平的竞争局面。因为，劳动者即使在应聘过程中具有更好的个人能力、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但是当竞争中具有更强的社会关系时，其个人努力纯属徒劳。如果依靠社会关系获取职业者的个人能力等方面与该职业相匹配时，这种社会关系带来的是劳动者之间的机会不公平；若不相匹配则带来的是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市场效率的损失。长此以往，这种不良效应将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激励，容易通过社会资本的影响形成职业分层的固化。
此外，性别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类似的情况下，平均而言男性劳动力所获职业的合意程度低0.096。党员比非党员获得合意程度高0.229。而年龄、工作经验、本地户口和在城市成长对劳动者是否获取合意就业并无明显影响。对该工作越渴望，则被录用后满意程度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对该工作越渴望，则从就业匹配角度来说，其匹配程度达到了求职者的预期，并且这种意愿在短时间内(如半年内)会影响其就业合意程度。而获取该工作前生活经济压力越大，获取工作后的满意程度越低，并且这种负面影响较大。这可能是劳动者对这份工作期望过高，或者迫于生活压力争取了自己并不是非常看好的工作。其中，获取工作时的努力程度对合意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比较符合预期。由于存在一些同一城市内不随城市而变化，却又无法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发达程度、产业结构等)会影响获取合意就业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城市固定效应加以控制，尽量较少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误差。模型OLS2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城市对合意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大部分控制变量系数均有所下降，而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幅度提高。社会资本的作用，相当于增加4.95年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同时，城市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处在不同城市对劳动者获取合意就业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考虑到不同年代获取职业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等均存在明显差异，劳动者获得满意工作的可能性存在差异。模型OLS3控制了劳动者获取职业的年代变量，结果表明其他变量的显著程度并无明显变化，与参照组1950年代相比，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并无明显差异，而1990年代和2000年代更加不利于劳动者获取合意职业。
工具变量估计时，模型TSLS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获取合意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就业合意程度将增加0.057，而就业者在获取工作时加入社会资本的作用，其获取的工作合意程度提高0.557。这说明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的影响程度，相当于劳动者增加9.7年教育的效果。此外，为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进行估计。LILM和GMM估计方法的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显著程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即可以认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三)平均处理效应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表5汇报了线性假定和非线性假定下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模型L为线性假定下的模型，控制了社会资本与其他变量(均为去除均值后的取值)的交互项，结果表明仅社会资本与年龄、努力程度的交互项存在显著影响，即年龄越大，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的影响程度越大；而努力程度越大，社会资本的作用越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对运用社会关系和未运用社会关系的劳动者的影响并无差异。模型P为非线性假定情况下的估计结果，社会资本与倾向得分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个体异质性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的作用并未因个体特征而改变。
(四)劳动力市场地域异质性考察
为考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对劳动者合意就业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在模型OLS4中引入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虚拟变量(见表6)，中部地区作为参照组。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在东部地区更容易实现合意就业⑦。模型OLS5增加了社会资本与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不同地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的作用明显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模型OLS6中引入社会资本与东部地区的交互项，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作用，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在东部地区并无显著差异。在模型OLS7中同时引入社会资本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仅在西部地区存在十分显著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具有更多的运作空间。虽然引入交互项后，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的难度增大，难以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但是通过全部样本OLS估计结果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运用OLS估计的结果仅系数与工具变量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在显著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可信度。因此，我们认为以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不同合意度量标准的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就业合意程度相关指标的影响，我们采取不同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调查数据中，除了对工作的总体满意程度以外，还有关于薪水、福利、工作量、工作条件、住房福利合意程度的信息。由于总体合意程度分析时的工具变量对这些因变量而言未能通过所有工具变量相关的检验，我们仅用OLS进行分析。鉴于之前OLS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显著程度并无明显差异，此处的OLS估计量应当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估计结果表明(见表7)，薪水合意程度不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工作量合意程度、福利合意程度同时受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工作条件合意程度则仅受到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住房合意程度仅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由于整体工作的合意程度与这些自变量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具备较强的关联，因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这些因变量的显著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它们对整体工作合意度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劳动力能够公平地通过自身努力获取合意就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8年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力合意就业获取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就全国劳动力市场而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获取合意就业具有正向作用。这表明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如通过教育投资于人力资本构建，有利于其获取合意就业。但是，社会资本也存在十分明显的作用。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的影响程度，相当于劳动者增加5—10年(基于OLS和IV估计结果)教育的效果。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实现劳动者合意就业机会的公平。
(2)社会资本对西部劳动力合意就业的影响，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说明在实现合意就业层面，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即对社会资本依赖性更低。
因此，劳动者有必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避免非合意就业或者失业。同时，由于社会资本对合意就业影响的存在，且其影响力度很大，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劳动力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使劳动者可以公平地获取合意就业，进而增强社会职业的流动性。
当然，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度量上较为单一，难以全面反映二者对合意就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样本变量局限，难以在样本中研究失业者或者自由职业者的行为。
注释：
①收入与就业满意度相关，但是本文数据表明当前收入与刚获取职业时的职业满意度相关系数并不高，仅为0.15，表明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②该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璐璐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③为验证最终样本对总体样本的代表性，我们比较了原始城市样本与最终样本的统计量及核密度分布，发现二者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最终样本的代表性。
④我们将获取工作的决定性作用为个人直接申请、职业介绍机构、人才交流会的形式获得就业者界定为未动用社会资本，与之相反其他形式如顶替父母/亲属、国家分配/组织调动、托人介绍推荐则界定为社会资本在获取就业中产生决定性作用。
⑤详见周亚虹等(2010)。
⑥由于控制获取职业年代变量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的显著性并无明显改变，因此在工具变量分析时我们不再控制获取工作年代变量。
⑦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论证，如内生性问题，只是并非本文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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