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眸：再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潮流的冲击，福山“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化冲突论”的提出，都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现实问题。就我国文艺理论领域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现代处境，中国现代新文论传统的文化身份，构成了中国文论界普遍的现代性焦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1996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从那时以来，这个命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斥为“伪命题”者有之，主张“中西文论不可通约论”者有之，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已经失效”者有之，倡导“应当在古代文论母体内重建中国文论”者也有之。十年时间过去了，重新审视这个命题，清理其内在理路，回顾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其积极的学术建设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并非偶然的巧合，也不是由于人为的炒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是在西方文论严重冲击下，中国文论的现代发展所提出的严峻课题。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增强，以及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对世界文论发展状况的逐渐了解，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在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的极“左”时代，或者在八十年代我们对西方文论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所不能思考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当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论研究队伍，但是在现代世界文论体系中却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是欧美学者的“西方中心论”作祟，还是我们自身的理论创新能力不足？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文明冲突论”的冲击？中国现代文论的文化身份应当如何定位？怎样才能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现代中国文论体系？置身于现代世界文论格局之中，我们从文论大国发展为文论强国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沿着这条思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独特智慧，重新进入了我们的理论视野。
当讨论传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资源对于当下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意义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论资源，其实是复杂和多元的，简要说来，大致包括三个文论传统，一个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一个是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还有一个是西方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主要是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地讲，其主体部分，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强势地位的现代西方文论，也挟当今世界文论前沿的汹涌澎湃之势，进入中国境内并有效地参与了中国文论建设。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是指未受西方文论影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实际上是指在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论，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实质上就是中西文论冲突与汇通的问题，中国文论的古今关系实质上就是中西关系。
现代西方文论之所以受到中国文论界的格外青睐，形成了关于它的“有效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现代西方文论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今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经济一体化席卷全球，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中西文学艺术的发展，互动性日益加强，在艺术种类、艺术样式、艺术风格、艺术潮流、艺术趣味等方面的趋同性日益增强，许多新兴的文学艺术现象，如大众审美文化的勃兴，包括新媒体艺术的出现，不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难以解释，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而言，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相反，现代西方文论的近期发展，对西方的类似问题往往做出了及时的阐释，在面对中国语境时，由于问题的类似，这些西方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最新的理论资源，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因此，援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在沿用西方理论时，如果我们流于“以论带史”，强现实以就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本土的一些独特现象，使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成为西方文论的现成注脚，这就会使论述过程变得更为方便。
对外来理论的机械套用，必然丧失本土话语创新能力的需求，当我们在大量援引西方理论方便和直接地阐释中国文学艺术现象时，似乎西方的理论已经足以解释我国文学艺术中的问题，我们也并不需要自己的理论，西方的理论逐渐取代了中国本土自己的理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付出了丧失了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理论创新能力的代价。从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以来，“以西释中”的做法在中国蔚为风尚，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论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直至到1970年代台港学者将其提升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方法，而台港学者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恰恰是对西方文论资源的推重和对中国本土古代文论资源的排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始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主流。
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落，形成了关于它的“失效论”，造成中国古代文论“失效论”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首先是语言形式的全面变革和文学艺术态势的剧烈变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语言深刻影响的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中国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表述手段，而中国古代文论是以文言文作为表述手段，如同外国语言一样，需要经过翻译才能成为白话文，这种言说方式的革命性变化，造成了两者在理解和沟通上的巨大困难。中国现代文论是在西方文论的示范和影响下形成的，遵循严密的形式逻辑推理，构建宏大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重体悟、轻体系，概念范畴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这又造成了中国古今文论对接上的困难。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类基础，是诗文正宗，而中国现代文论的基础文类，起初是小说戏剧，后来也包括电影，现在则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以影视为主体的多媒体视觉艺术成为基础文类，这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整套曾经是行之有效的概念范畴体系，在面对五光十色的中国现代文学艺术时，阐释起来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更无法有效地介入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要的事实，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事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甚至可能也未必是事实的主体。
二
另一个需要我们正视的重要事实是，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学艺术现象的基础上，基本不涉及或者说是完全不涉及中国的问题，直接使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部分文学艺术现象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全部中国文学艺术现象则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事实上，自从西方文论进入中国以来，它的本土化历程就从没有停息过，而制约着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中国的现实理论需求和中国固有本土文论传统，而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文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文论简单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当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的汹涌潮流冲击中国的时候，究竟何种西方文论能够在中国深深地扎下自己的根须，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取决于这种理论和中国本土的契合程度，简言之，取决于中国的需要。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主要是儒释道三家，而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则是儒家。儒家的基本观点是积极入世，主张发奋有为，修齐治平，这种指导思想深深地楔入了中国古代学术之中，“经世致用”的古老传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思潮。这种思潮体现在文艺思想上，从先秦以来就形成了思想内容上的“尚质尚用”和艺术形式上的“尚朴尚简”，儒家文艺思想的“诗言志”说，“诗教说”，“诗无邪”说，“辞达而已矣”说，中国画的“计白当黑”、中国戏曲表演的高度虚拟与写意化等，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道家的“灭文章，散五彩”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说，墨家的“非乐”说，都和儒家的这些思想不乏相近或相同之处。
先秦时代“诗言志”中“志”的本义，就是指的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志”的这个意义沿用至今，形成了中国文艺思想史上这种影响长远的观点：强调文艺足以“兴观群怨”，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政治作用，反对把文艺作为“嘲风月，弄花草”的消遣娱乐之作，与此相适应的是，不赞成对艺术形式作过分的雕琢，反对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形成了“出水芙蓉”高于“错彩镂金”的民族传统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的“诗教”说中，文艺从来就是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力工具，不能认为这个传统是完全消极的，其中也包含了积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从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奋著书”再到韩愈“不平则鸣”这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展示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要求发挥文艺对于黑暗现实的批判精神，张扬艺术对于既存现实的否定性质。
这种文艺思想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延伸和进一步强化，并成为我们在面对多种西方文论进行选择时的内在尺度，构成了我们在接受外来文论时的期待视野。现代中国的基本特点，是救亡压倒一切，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困苦，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扩张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外来侵略势力深入中国领土，中国军阀混战，灾害频繁，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近邻印度，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从严复引入“天演论”，到林纾翻译西方小说，再到孙中山发起的民主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不奔走呼号，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能够摆脱深沉的民族危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我们面对西方文论涌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希望找到的，绝对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能够进行有效战斗的锐利武器，能够帮助中国摆脱苦难的思想工具。环顾中国，放眼世界，有哪一种外来的文论能够适合中国的这种现实需求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哲学流派的主要特点，在于不仅要求能够解释现实世界，而且要求能够改造现实世界，使思想从书斋中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革命的思想理论和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劳苦大众相结合，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这使之成为中国人求之不得的思想利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哲学不同的无神论色彩，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前景的乐观展望，这些都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对理想化的大同世界的孜孜追求，有着许多内在的相同或相通之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为有效地改变中国现状起到了示范性作用，使中国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转变为物质力量时的巨大威力，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结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全部理论特征。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文艺论述不多，并且散见于他们浩如烟海的理论著述中，其主要内容包括：反对把文艺仅仅看作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要求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文艺应当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揭示工人阶级的贫穷和痛苦，能够动摇资本主义世界永世长存的乐观主义，塑造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形象，成为反映革命某些本质和方面的一面镜子，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积极投身到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之中，发挥文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力图使文艺也转变为变革现实的强大物质力量。
现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力图融会中西文艺思想、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途径的思想流派甚多，大致说来，比较显赫的有：以宗白华为代表的立足于中国文艺独特审美特征的是一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为主的是一派，以钱钟书为代表的试图在中国传统诗话的框架内吸收西方文论的是一派，但是这些流派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论主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强大共鸣，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迅速和中国古代文论相融合，在光怪陆离的各种西方思潮中，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毛泽东、周扬、冯雪峰、蔡仪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占据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想舞台的中心的地位，这是中国人主动和积极的选择。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建国初期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中译本的出版，都在这个体系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这个体系成型的主要标志。
不管一些人是否愿意承认，事实上，这个体系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主要成果，是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主体部分，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实践的必然选择，这种实践的选择，比任何先在的理论设计都更有力量。这个传统主要建立在阐释国统区左翼文艺、解放区文艺和建国以后革命文艺的基础上，继承并强化了在思想内容上的“尚质尚用”、“知言养气”和艺术形式上的“尚朴尚简”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以及强调文学艺术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强调教化功能、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本土传统，带有明显认识论倾向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忽略了文艺样态的多样性和功能的娱乐性，在中国现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里，是完全适用的，甚至在建国初期的和平环境里，也是基本适用的，但是随着和平生活的不断推移，其偏狭与局限性就慢慢显示出来。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非始于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西文论沟通和融会的过程。自从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那一天，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已经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新文论传统，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成果，深刻反思这个转换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就是珍视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未来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在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主体部分，也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也是顺理成章和具有可行性的道路。
三
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开始经历巨大而深刻的转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前苏联文论在中国文论中的投影开始逐渐淡化。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与中国几乎完全隔绝的现代西方文论，以最新的世界文论前沿的姿态，占据了中国人强烈的理论兴趣中心，二十世纪的各种西方文论流派，旌旗招展，纷纷进入中国境内。但是，大多数西方文论在经过大浪淘沙后逐渐退去，而另外一些则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及当前的文化研究就是如此，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新时期中国文论的变革，始于对极“左”时期庸俗社会学的极度厌恶，“朦胧诗”启动了中国文论界“向内转”即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自身规律的行程，但是这个行程并没有走多久，真正新批评式的理论实绩并不多见，而且也未能有效地唤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建设，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在我们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论争及其相关的理论的建构中，都可以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浓重投影。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无不对这些制约着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走向的理论论争记忆犹新；艺术领域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艺术生产问题，艺术的文化学阐释问题，艺术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拯救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等。究其原因，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论界的退潮，原型批评、女权主义、后现代、新历史、后殖民等批评流派数十年来相互更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西方的强劲势头，是重要的示范性因素，但是中国本土的现实需要，及其已经形成的现代中国文论新传统的内在制约，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理论论争，一些是中国现代新文论传统在过去左的桎梏中，感到困惑、不敢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另一些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创作实践中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我国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也就是同源异质，都是源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源头，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文学艺术创作样态中，又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有异，呈现出一系列明显不同的理论特征，所以唤起了我们的强烈兴趣，因为同源，所以具有可比性研究的共同基础，因为异质，才具有可比性的必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对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批判，试图纠正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复兴马克思主义，探索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努力吸收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艺术和美学问题。这种理论思路，这和我们在经历了多年的极左思潮的禁锢后，力图摆脱左的包括前苏联文论僵化模式的束缚，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努力研究世界文论领域的最新动态，尝试解答在过去多年的理论困惑和当今现实艺术发展中新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在理论动机和现实需求上都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之处。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表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就是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主体部分，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发展，更直接地讲，它已经逐步取代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成为当代中国文论在接受和选择外来的理论资源时的文化心理和期待视野，发挥着重大和深刻的作用。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新时期文论和美学建设中扮演过举足轻重角色的李泽厚，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是合乎逻辑的选择。（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5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新文论传统又经历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实践派美学淡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消失，文学研究一时群龙无首，出现了无主潮时期，然后文化研究凸显，再次激活了国内的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至今，独领风骚，一跃而成为国内文学研究主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当然离不开作为西方强势文化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文论已经大幅度地拓展了自己的理论疆界，文学理论和其他诸多人文社会领域的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研究的对象，也已经囊括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事实上，在当今西方文论界，传统的文学研究仍在继续，但是已经日益边缘化了，而文化研究则跃居文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于急于和西方接轨和同步的中国文论界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但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汇集之地，它包括了文学研究又不局限于文学研究，以及注重研究话语权力关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特点，都和中国古代学科分类笼统模糊，以及建立在杂文学基础上的文学观念，要求文艺具有强烈的政治教化功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和沟通。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理论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关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些理论思路无不给文化研究以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了文化研究质疑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不平等关系的重要学术传统，文化研究和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内在亲缘关系，使文化研究一旦传入中国，便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被中国文论界广泛接受。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体的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来自西方，和西方文论特别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的西方文论，有着很好的亲和性，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和中国文论传统的融合中被本土化了，也便于和中国本土文论传统进一步融通，因此，在中西文论的龃龉与磨合中，继续深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享有其他任何文论传统都没有的诸多便利，能够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尽管依然以动态和不确定的面貌出现，但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显著的范例。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尽管从形式上看，是前人已有思想资料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真正的理论根源和动力，只能深藏于现实之中，文化研究就是如此，它是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现实问题的回应。从改革开放初期，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登陆中国内地以来，《追捕》、《流浪者》等日本、印度电影进入中国并受到普遍欢迎，到好莱坞大片涌入中国，时装、健美、广告、MTV、卡拉OK、流行音乐、电视连续剧、电子游戏等占据了公众休闲娱乐的中心位置，标志着中国也面临着视觉艺术时代的重大转型，中国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孕育成熟，要求我们必须做出解释，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不能认为是获得了成功。
目前作为我国文论最新发展走向的文化研究，主要还处在援引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思想理论资源阐述中国现实文艺现象的阶段，这意味着它还没有走向成熟。因为，尽管当今中国大众文化是在西方大众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两者固然不乏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西方的大众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也就是充分市场化的，相反，当代中国文化大众文化的发展，则是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经济转型与社会转轨中文化资本在中国的独特运作方式，中国广袤的领土，复杂的国情，经济文化与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叠加中的独特大众文化景观等，对于这一系列明显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东西，我们还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
总体来讲，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新的问题、新的探索，对于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我们还没有吸收、提升并有机地整合到我国现代文论体系建设之中，尽管我们也出版了多种文学理论教材，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多种，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是从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全面建设而不是个别理论观点的阐述来看，我们不够圆熟、力不从心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基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标志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文论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换，那么，在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领域的新现象，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二次现代转型，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性过程，如何以研究当代艺术重大问题为契机，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上，融合近期西方文论和中国本土固有的优秀文论成果，进一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们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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