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现状论文,幸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幸福经济学的兴起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45年的2231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5000亿美元，在短短30年时间内增长了6倍。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美国国民的实际收入显著增长，其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人们的幸福感是不是也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显著提高了呢？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基于幸福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二战”以后尽管美国人均实际收入显著增加，但是人们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于是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①。“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激发了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兴趣，也成为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开端。西方幸福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其研究范围逐渐拓宽，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到目前为止，幸福经济学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对幸福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幸福的经济学家，比如Blanchflower、Clark、Di Tella、Easterlin、Frey、Oswald、Stutzer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幸福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幸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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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对幸福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刚起步时，由于研究基础和研究力量比较薄弱，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以及对国外研究动态的跟踪，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引起国内学术界对幸福经济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幸福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做了铺垫。综观有关幸福研究的文献，大多数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们的幸福感。整个80年代，经济学领域有关幸福研究的文献只有两本著作。最早一部著作是一本译著，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所著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翻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书中作者以功利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讨论了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不受限制的个人竞争情况下进行的劳动和互助合作的劳动三种人类劳动方式。②另一本著作是陈惠雄的《快乐论》，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这本著作是陈惠雄对自己1981年以来所形成的快乐思想的一个总结。③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主要是对大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的幸福状况、幸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相对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对幸福的研究，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还很落后，这一时期只有很少量的文献出现。90年代出版的著作只有冯俊科的《西方幸福论》。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幸福观。④整个90年代，经济学领域有关幸福研究的论文也很少。1999年，梁德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幸福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幸福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⑤梁德淳是我国提出幸福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人。陈惠雄在90年代末期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人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所以快乐最大化是对经济学中“经济人”概念的终结性修正。⑥
进入21世纪，我国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幸福研究成果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研究范围也大大拓宽。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幸福经济学著作。二是出现了一批研究幸福经济学的学者，他们之中不仅有高校的师生，还有社会机构以及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三是研究幸福经济学的学者在中国优秀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四是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五是组织了三次幸福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为研究幸福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快乐幸福理论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5月在杭州召开。快乐幸福理论第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月20日在浙江财经学院召开，陈惠雄总结研讨会成果，出版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一书。第一届幸福学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六是幸福研究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各界对幸福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引起了政府对民生幸福问题的高度关注。
幸福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到我国以后，特别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发展非常迅速。国内幸福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不仅紧跟国外幸福研究的动态，把国外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迅速引进到国内，而且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幸福研究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幸福经济学之本义是把幸福问题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对待，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分析幸福问题并为提高幸福水平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自从中国开启了幸福经济学研究以来，其理论水平和实证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而且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学科导向作用也越来越强。
国内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幸福的影响因素研究
1.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
影响幸福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人口社会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健康、婚姻、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以及种族等；经济因素，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分配状况、失业、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政府支出等；体制性因素，包括政治权利的分散程度以及公民参与政治权利的程度等；还有情形性因素，如具体的就业以及工作条件、人际关系、婚姻关系等。涉及幸福影响因素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综合研究，如傅红春、李维、梁捷、邢占军和郑希付的专著⑦，以及静也和王权等人的两本译著⑧。
综合分析居民幸福影响因素的期刊论文，按照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某地区居民或者是某一类人群的幸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另一类是对不同群体或者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对地区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有：吴静等对内蒙古以及浙江城乡居民的调查研究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对北京居民幸福影响因素的分析⑩；苏萍使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全国居民幸福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11)；林洪等对广东21地市居民主观幸福所做的研究(12)；谢识予等对影响上海市居民幸福感的显性因子与隐性因子的分析(13)；张海燕等对惠州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14)；张明军等对兰州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15)。对某一人群幸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有：吴静对杭州市农民工生活品质进行的调查研究(16)；方卫红对杭州市女性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17)；漆莉莉等对江西高校教师幸福影响因素的分析(18)；姚明等对城市“蚁族”幸福感进行的调查研究(19)；张美涛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幸福指数的实证调查(20)。对不同群体或者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的有：吴丽民等对浙江省城乡居民的苦乐源进行的比较分析(21)；罗楚亮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的数据对城乡居民以及城市就业和失业居民的幸福状况进行的比较研究(22)；殷燕敏等对昆明和兰州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23)；方纲等对成都市城市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所做的差异分析(24)；李想等对北京、辽宁和河北三省市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对比研究(25)。
2.对幸福影响因素的分类研究
对幸福影响因素的分类研究中，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幸福经济学开始最早也是研究最深入的一个分支领域。根据对收入的不同衡量方式，收入可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吴丽民、陈惠雄和朱建芳、杨晓兰研究了绝对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绝对收入对幸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我国高收入群体明显比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幸福感。(26)裴占军研究了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家庭相对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还有的学者同时使用收入的两种衡量方式进行研究。罗楚亮认为样本按类别分组后，绝对收入对每组中的样本均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但是总体样本的这一关系不明显。(27)官皓认为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对幸福水平存在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很小。(28)尽管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得出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的结论。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也存在“幸福悖论”现象，居民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高，因此有的学者对我国的幸福悖论现象进行了解释。田国强和杨立岩建立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模型对“幸福悖论”进行解释(29)；陈湘舸和张修红主要从收入本身的角度来解释“幸福悖论”(30)；柴素芳和石秀杰从幸福的三个主观特性出发，解释了“幸福—收入之谜”(31)。
我国在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加大对居民的幸福也有重要影响，彭代彦、吴宝新就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32)。
除了收入，学者们对其他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鲁元平、张克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亲贫式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而且增加亲贫式支出可以增强经济增长本身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33)；张美涛的研究验证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与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4)。侯志阳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农民生活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35)；吴丽等的实证检验表明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6)。孙凤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社会保障对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的显著影响作用(37)；彭代彦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分别显著提高和降低了农民的幸福感(38)；亓寿伟等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公费医疗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分别对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39)。
(二)幸福测量研究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经济学领域的幸福测量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
1.幸福的宏观测量方法
目前国家层面的宏观幸福指标体系有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的“幸福星球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新人类发展指数(HDIn)等。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幸福指标体系。陈惠雄等提出了包含个体状况、亲情状况、收入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和生态状况六个核心指标的国民快乐指标体系。(40)庄连平、李晶建立了一套能够从多维角度更全面地反映国民的幸福程度的广义的幸福指数体系，这套体系包含工作条件、休闲条件、不平等、社会关系、社区福利、心理福利、授权、政治自由、经济稳定、政治安全和环境条件11类指标。(41)周四军、庄成杰建立了涉及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人口与就业水平、自然环境水平四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42)高建立构建的指标体系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有六个：经济出行与公共安全、自然环境与居住环境、社会福利与医疗保健、教育与文化娱乐、社会参与与社会公平、社会环境。(43)吴静提出了包含健康生活、工作保障、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满意和幸福信心六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44)严翅君建立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幸福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五个大的方面，分别是物质丰裕感、精神充实感、政治清明感、社会和谐感和生态舒适感。(45)
2.幸福的微观测量方法
幸福的微观测量方法主要是对个体的幸福感受进行调查。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幸福测量方法主要有自陈量表测量法、情绪测量法、行为记录法以及生理指标检测法等。我国目前对幸福的测量主要是使用自陈量表测量法，通过编制幸福调查问卷进行访谈，了解人们的幸福感水平。邢占军提出了包含十个指标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46)由于研究目的和调查的对象不同，学者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编制能够提供给自己实际需要信息的调查问卷。
当前我国幸福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一)基础理论的建构问题
从总体上看，由于幸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在理论构建方面还是很薄弱的。幸福经济学研究兴起于对“幸福悖论”的研究，因此幸福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是幸福经济学最早的研究领域，成果也最丰富。学术界对“幸福悖论”的解释主要存在四种理论：“定值”理论、“享乐水车”效应、“满意水车”效应和“社会水车”效应。这四种理论分别从人的个性因素、享乐适应、期望水平和社会比较几个方面来解释“幸福悖论”。国内唯一从经济理论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田国强和杨立岩。他们基于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而对幸福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的，很少从经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这也是幸福经济学至今未进入课堂成为一门真正学科的原因。因此，幸福经济学从整体上来讲缺乏经济理论基础，要想使幸福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必须要重视基础理论的构建问题。
(二)研究视域的拓展问题
幸福经济学由西方国家引入到我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研究领域的拓展问题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晚，因此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些差距。幸福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些经济变量包括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失业、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社会资本、社会保障、城市化、环境污染等，国外幸福经济学文献对这些经济指标与幸福之间的关系都有所涉及，而且好多文献都是通过定量研究验证各指标对幸福的影响程度。相比之下，国内对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研究得多一些，对其他经济指标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定量研究更是缺乏。幸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为了更加全面地研究幸福问题，在我国幸福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研究领域的拓展至关重要。
(三)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完善问题
我国自开展幸福经济学研究以来，学者们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而有价值的探索。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我国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幸福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在研究方法问题上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二是将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幸福经济学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持，以后应该加强对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使幸福经济学更好地为应用研究服务。三是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由于幸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为了更加全面地研究幸福问题，幸福经济学要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幸福的方法，做到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四是注重比较研究方法。人具有社会性，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幸福感受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幸福便具有了“攀比效应”。在研究幸福时，只有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幸福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才能更全面地分析幸福问题。
(四)研究队伍的整合问题
目前我国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进行独立研究，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与互动，不仅导致幸福经济学发展比较缓慢，而且还容易出现重复研究的问题。比如说目前我国幸福测量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幸福数据的获得。幸福不像GDP等其他经济指标有现成的可供参考的数据，要想获得一手的幸福数据，必须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于单个人来讲，进行小范围的数据收集是可行的，但是小样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可靠性较差，要扩大样本量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这就需要团队的配合甚至国家的支持。不管是采取自发的方式还是有组织的方式，我国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幸福经济学的发展。
我国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幸福经济学发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来，幸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数量不断增加，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升，昭显了这一年轻学科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相比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幸福经济学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目前幸福经济学研究还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未来的研究道路还有许多曲折，特别是我国幸福经济学研究还落后于西方国家，许多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没有向纵深发展，而且研究领域尚未扩展至幸福经济学的全部，完整的幸福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有待构建，但是从发展前景来看，幸福经济学的未来是光明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幸福快乐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人的幸福为本。随着人们幸福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注重总体的生活质量的改进。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也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竭力增强居民的幸福感。所以集中研究幸福理论的幸福经济学有如此好的发展环境必定会有美好的发展前景。而且目前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脑科学等都对幸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多学科参与使得幸福经济学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这也在学科意义上加快了研究中国幸福问题的步伐，相信幸福经济学在不久的将来便会取得更全面、更深入的发展。
注释：
①“伊斯特林悖论”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幸福水平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和富国几乎一样高。
②参见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③参见陈惠雄《快乐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参见冯俊科《西方幸福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梁德淳：《幸福学：一门待建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新学科》，《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⑥陈惠雄：《人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新层次》，《财经论丛》1997年第6期；陈惠雄：《快乐最大化：对经济人概念的终结性修正》，《财经科学》1999年第6期；陈惠雄：《欲望的本质：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5期。
⑦参见傅红春《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李维《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梁捷《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邢占军《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郑希付《我们的幸福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参见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汤姆·拉思、吉姆·哈特《你的幸福可以测量》，王权、钟颂飞、王正林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
⑨吴静、其木格：《居民幸福感的测量与研究》，《北方经济》2007年第4期；吴静：《居民幸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浙江统计》2008年第12期。
⑩吴启富、陈红梅、张晓波：《基于结构方程的北京居民幸福指数因素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马立平、杨作毅：《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关于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编制与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1)苏萍：《幸福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青年研究》2007年第7期。
(12)林洪、温拓：《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广东21地市为例》，《当代财经》2010年第5期。
(13)谢识予、娄伶俐、朱弘鑫：《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4期。
(14)张海燕、黄静文、杨毅、阮雪梅：《惠州市民幸福指数调查与分析》，《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5)张明军、孙美平、姚晓军：《兰州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10期。
(16)吴静：《杭州农民工生活品质抽样调查与实证分析》，《浙江统计》2007年第9期。
(17)方卫红：《女性弱势群体生活质量调查——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18)漆莉莉、吴卫青：《江西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测度与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9)姚明、曲泽静：《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西北人口》2010年第6期。
(20)(34)张美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实证调查》，《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1)吴丽民、陈惠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主要苦乐源的比较——以浙江省为例》，《经济学家》2005年第4期。
(22)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23)殷燕敏、潘艳艳、胡实盼：《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4)方纲、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6期。
(25)李想、李秉龙、张恒春：《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技术经济》2009年第5期。
(26)吴丽民、陈惠雄：《收入与幸福指数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以浙江小城镇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11期；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9年第4期。
(27)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11期。
(28)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29)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30)陈湘舸、张修红：《论幸福悖论的成因与启示》，《经济经纬》2008年第3期。
(31)柴素芳、石秀杰：《幸福与经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探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32)彭代彦、吴宝新：《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世界经济》2008年第4期。
(33)鲁元平、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经济学家》2010年第11期。
(35)侯志阳：《社会资本与农民的生活质量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6)吴丽、杨保杰、吴次芳：《失地农民健康、幸福感与社会资本关系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2期。
(37)孙凤：《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统计研究》2007年第2期。
(38)彭代彦、赖谦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福利影响》，《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39)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
(40)陈惠雄、吴丽民：《国民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设计的理论机理、结构与测量学特性分析》，《财经论丛》2006年第5期。
(41)庄连平、李晶：《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广义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统计教育》2008年第8期。
(42)周四军、庄成杰：《基于距离综合评价法的我国国民幸福指数NHI测评》，《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9期。
(43)高建立：《河南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测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44)吴静：《城乡居民幸福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4期。
(45)严翅君：《全面小康社会的幸福指数构成探讨》，《唯实》2010年第5期。
(46)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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