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延伸——以广东网络问政实践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论文,为例论文,广东论文,中国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公共领域理论概述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充分阐释，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据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这种理性论辩空间源于17世纪末英国咖啡屋、法国文艺沙龙与德国学者的圆桌社团，论辩的主题包括文学、艺术、音乐、政治与经济等内容，论辩的主体多为作为自由体的私人。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是公共领域必备的三个要素，即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在理性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辩论的公众，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就普遍利益问题自由辩论、充分交流、理性批判的公共舆论。
公共领域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并具有独立话语权的理想空间，市民就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国家的干涉，但又区别于私人领域。但这样一个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上常态的意见表达园地，它本质上是一个对话的概念，其讨论是通过公共辩论形式和批判立场进行的，它与一般论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各种观点和意见在其中相互碰撞。但是，这种对理性、批判以及普适性、公益性的要求无疑带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色彩，这就难免导致其理论成为一种“理想的言说情境”。
近年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渐盛行，“公共领域”理论逐渐被我国学者接受并加以广泛传播与研究，尤其是在网络等新兴媒体强势发展的趋势中，网络公共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二、广东网络问政实践梳理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自此以后各级政府以网络问政形式与公民进行双向沟通蔚然成风。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网络民主的盛行，网络问政已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备受关注。对公众而言，网络问政是一个公民参政议政、自由表达意见的良好平台；对政府而言，网络问政是指“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以达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种执政方式。”[1]因此，网络问政既有政府利用网络平台问政于网民，了解社情民意、听取批评建议、汇集民智并做出积极回应、采取相应措施，也有网民通过网络渠道对公共政策、党政干部作风等问题提出批评或建议，其实质是一种政府与网民之间双向互动的民主政治形式。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最先开启了网络问政之路，并在批评与建构中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2006、2007年是广东网络问政的孕育期，其标志是奥一网与《南方都市报》策划推出了《有话问市长》的栏目，内容多涉及民生民情，打造了网络问政的雏形。2008年，奥一网推出“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活动，并从网民跟帖中挑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而出版了特刊《岭南十拍》。此外，汪洋书记与网民的见面会，湛江述职网络直播，汪洋和黄华华给网友写拜年信等问政大事都体现了网络民意强力问政、网络情绪影响政情、网络民主平台逐步搭建的趋势日渐明朗。2009年，广东网络问政呈现出迅猛跃进之势：《珠三角发展纲要》连场拍砖会举行，大型特刊《民间拍案》推出，汪洋第二次与网友见面，汪洋和黄华华再次向网友拜年，首个网络发言人出现，“金融危机下企业生存之道”的首届网民论坛举办，这使得网络问政发生了从无序到有序的根本性转变。2010年7月2日，汪洋第三次会见网友并就如何建设广东文化强省和发展岭南文化与网民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奥一网开辟了专门的论坛，南方都市报对此次见面会做了《文以载粤》的特刊，这是继《岭南十拍》、《民间拍案》之后广东的经典之作。
三、网络向政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延伸
（一）网民平等参与塑造理性公众
关于平等，哈贝马斯在论述18世纪的咖啡馆和沙龙时这样说到：“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的问题。其中的趋势是一反等级礼仪，提倡举止得体。所谓平等，在当时人们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2]网络信息的高度共享使网民突破时间、地域的限制进行交流探讨，网络匿名特征使得虚拟空间中的人去除了职业、身份、财产、学历等不平等的条件而平等参与。网络问政则充分利用了网络参与的平等性和广泛性，使得公民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平等参与。
在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公共空间中，广东网络问政实践中的公众就如何建设广东文化强省、发展珠三角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等公共议题进行理性协商，就有关部门的工作态度等进行理性批判，这在另一个角度又符合了公共领域对理性批判的要求，即理性的表达，理性的协商，形成理性的社会共识。
（二）网络问政平台拓展公共空间
1.互联网构建网络公共空间
广东网络问政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平台加大了网络问政的力度、提高了网络问政的效率。目前，广东省委办公厅已组织召开了3次网友能集中反映问题的交办会，共交办57个事项，且交办的事项已基本办结，个别未办结的已有明确解决方案，奥一网专门开辟了《有话问市长》的栏目，黄业斌等领导开微博问政蔚然成风。显然，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了人们参政议政的有效平台，建构了哈贝马斯所言的剧院、咖啡馆、茶室等典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外的公共空间。
2.与传统媒体合作延伸公共空间
英国学者莫利曾说：“公共领域的体制，其核心是由被报纸及后来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组成的。这个网络使由艺术爱好者组成的公众得以参与文化的再生产，也使作为国家市民的观众得以参与由公共舆论为中介的社会整合。”[3]可见，大众媒介已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平台。而广东网络问政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则是对传统大众媒介作为公共空间的延伸。
广东实践中，奥一网提供了网络问政的主要平台，加之其他政府网站、博客、微博等，从根本上保障了网络问政的实施。每逢领导人与网友的见面会或交办会，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人民日报》2010年4月22日对广东网络问政实践经验的详细报道，2008年6月，奥一网与《南方都市报》合作出版了《破局》，2007年出版了特刊《岭南十拍》，2008年6月25日则推出了有关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的网文专辑《文以载粤》。
3.日常化机制延续公共空间
网络问政的日常化与机制化，推动了网络民主，建立了公信力，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真正建构和延伸。具体而言，网络问政制度化首先在于政府将其纳入日常工作之中。2010年4月，广东省委办公厅建立了日常交办机制，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用快报、日报、周报三种形式，及时将网上信息和网友留言报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阅。据统计，2010年以来，快报受到省领导批示的占59%。[4]自2008年以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已三度向网民拜年，这种向网民公开拜年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延续的机制。此外，惠州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行风评议”和“万众评公务”考评范围，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建设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全市各区县局办一把手奖惩依据，同时配套建立了传送、办理、监督、回馈一系列机制。
（三）网络问政议题形成公众舆论
公共领域得以生成的主要机制在于公共对话得以展开，公共舆论得以形成，且公共领域的扩大，一方面表现为话题在社会的维度下延伸，其内容无所不包；一方面表现为批判功能增强，其领域从文学蔓延到政治。因此，公共议题的多样化与政治批判功能的发挥是衡量公共空间发育的两个重要标准，也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场域条件。广东网络问政实践中有着相当丰富的议题，网民自由在论坛里发表议题，从国家政策到民生小事等不一而足。
随着网络的发展、公民意识的逐渐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华南虎事件”、“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以及“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等典型案例中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的最终影响，说明网络平台增强和放大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功能，也彰显了公众理性在社会批判中的增长。自从奥一网设了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以及部分领导人开通了微博之后，不少网友前去“拍砖灌水”，曝光烂泥路、抱怨人行道被停车占用、投诉自家房屋开不了房产证等有关公众利益的议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跟帖。这种通过舆论来发挥批判监督功能，对有关公共利益的议题进行充分讨论的网络问政形式正符合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对其核心概念“理性”、“批判”的强调，无疑是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构建了网络时代新型公共领域。
四、网络问政时代加强公共领域建设的对策
网络让每个人都有了表达的权利和自由的平台，网络匿名保障了舆论形成的多样性与意见表达的真实性，网络信息惊人的传输速度更使得共时性舆论的生成成为可能，网络问政正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然而，在信息技术更替频繁，人民政治要求日益高涨的网络时代，网络问政依然有其不成熟的地方，还需分别从政府和公众层面加强公共领域的建设。
（一）加大信息公开，保障公共领域合法性
1.推进网上政务公开
电子政务已逐渐成为政府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一种新执政方式，快捷有效、方便简易的互联网渠道使得政务公开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广的受众间传递政府信息，其主要平台则是政府网站。目前，政府网站在数量上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政务公开的希望，但部分地方政府网站信息服务尚不完善、门户功能不突出、网站内容和服务缺乏有效整合等问题却依然严重阻碍着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鉴于此，我们首先要拓展公开内容的范围，及时更新内容；其次，进一步加强网站服务窗口与政府业务系统应用支撑之间的有机结合，提高在线服务能力；再者，明确责任，完善立法，真正做到网上政务公开。
2.转变官员服务理念，提高问政技术技巧
广东网络问政之所以走在了全国前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政官员开放的思想和包容的心态，以及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以此为鉴，网络问政要想在全国推广，政府官员应首先学习广东省部分领导对网络民意开放包容的思想心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接受网络渠道问政方式，并促使网络问政向纵深推进。此外，鉴于网络信息的海量性和易情绪化倾向，政府官员还要独具慧眼，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和甄别出高质量的建言献策，并以网民看得懂、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回复和反馈，提高网络问政的技术技巧。
（二）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公共领域平台
公共领域平台指公共话语得以产生的公共空间，公共话语要想产生持久效力，首先就要保证公共空间得以持久存在，并形成一定机制，在规范化和日常化的氛围中凸显其舆论力量。
1.扩展网络问政方式
目前，网络问政方式已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包括领导人与网民在线交流，设置网络发言人和网络信访平台、网络述职、领导人开设博客和微博、对重大决策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或者投票、定期举行网民问题交办会、向网民发公开拜年信、网络访谈、网络论坛、组织网友线下实地考察等。
互联网平等、自由、共享的特征为网络问政的实施提供了根本保障，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这个综合平台，发掘各种网络交流方式的潜力可以拓展和延伸网络公共空间。首先，我们要充分利用奥一网、人民网等已有的网络问政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增设此类网站平台。其次，可通过社区网站，在论坛频道回复网友问题。第三，把握好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发展的机遇，号召领导人多开设微博，有针对性地吸引公众参与。最后，网络发言人可充分利用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与网友进行即时沟通。
2.完善网络问政机制
完善的网络问政工作机制是政府与公众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包括信息收集、筛选、整理、汇报、回馈、交办等一系列环节。首先，政府要有正式、权威的网络平台来承载并展示海量的网络意见、批评和质疑。其次，网络发言人在自己所及职能范围内对不同意见进行分析整理，并快速及时回馈广大网民关切的问题，公开相关信息或阐述相应理由，把重大问题或重要意见整理汇报给相关领导，力求做到对网民的来帖“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答复”。此外，在解决问题环节还可建立限时制度，以此督促“线上问问题，线下解决问题”真正落到实处。
3.建立考核奖惩机制
网络问政的快速发展已使得其成为了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的重要执政方式，在政府而言，要想通过网络问政构建和延伸现代公共领域，则必须把网络问政纳入日常工作机制当中，因此，把网络问政的成效作为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则是促进执政官员加强落实这一方式的重要手段。此外，政府可根据具体考核情况以及网民满意度对各个部门或相关人员进行奖惩，对网络民意回复不到位或问题没落实解决者进行问责追究到底。
（三）提高公民意识，改善公众舆论
公共领域构建中一个不可缺失的元素就是公民的“自省性”和“批判性”，即公民对社会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和协商式的舆论批判，这就要求公众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思想水平，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他将“公民”限定为“有教养的阶层”。网络问政中话题的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网民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去思考，但由于网络的开放性，网民素质普遍较低，目前参与网络问政的网民远远不是哈贝马斯所言的公众。他们在信息交往时大多充当的是“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阅读已有的言论，试图保持最大的疏离。因此，从公民主体上来讲应加强公民教育，进一步促进网络公共舆论的发展。
1.增强网络问政参与的广泛性
互联网是网络问政的主要平台，实行网络问政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公众拥有电脑、手机等硬件设备和上网技能，此外，关心公共政策的主体意识、质疑政府的怀疑精神以及建言献策的公共关怀也是公民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要加强网络问政参与的广泛性一方面在于普及电脑等上网设施，一方面还要加强培养公民的主人翁意识。从政府角度而言，加大网络问政的宣传可以建立人们对网络问政的感性认识，对参与网络问政的网民予以鼓励，并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予以及时回复或解决，在公众间建立口碑效果。在公众而言，他们则应发挥公共关怀和公民主人翁精神，积极主动参与，共同构建网络渠道中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
2.塑造理性网民，加强理性批判
“网络公民意识是公民意识在网络上的延伸，包括现代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其主要表现在于公民能够借助网络平台合法合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5]可见，公民意识在强调广泛参与的同时还指出了理性的重要性，即“合法合理”。网络媒体本身有着非理性、情绪化的内在缺陷，在人肉搜素、情色博客等刺激下，网络群体化事件已逐渐给网络语言增加了无尽的谩骂与调侃，在网络参政方面则表现为部分网民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的评议过激。因此，要想在推进网络问政过程中拓展公共领域空间，形成理性的公共舆论，我们就要加强网络道德及法律知识的普及，培育良好的网络参政文化，使公众通过政治辩论寻求理性答案，通过理性反思拾遗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