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货紧缩的判断标准问题
我们判断通货紧缩最直接的依据是零售物价总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还有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我一直对以零售物价总指数为主的物价指数有异议，认为应该用消费物价作为物价指数的主要指标。令人欣慰的是，国家统计局已决定从2000年开始， 我国将使用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同时，我对零售物价总指数的采样、权重也有不同意见。
首先讲权重。在零售物价指数编制中，食品在全部权重中占将近一半。我认为这个权重过高了。对3亿多城里人来说， 用收入的一半吃饭确实是太高了。至于多高适当，应当由抽样统计来决定。我估计是在40%左右，而不是在50%左右。对9亿农村人口来说， 其收入的一半用来吃饭是差不多的。但用将近一半的食品权重计算农村零售物价指数也偏高，因为农村人口消费的相当一部分食品是自给自足的，没有经过市场。就农民购买商品而言，有近一半开支在食品上也是高估了。
再说零售物价指数采样的方法。我们用来计算物价指数的大多数样本里的商品具有大宗、标准、稳定、有一定历史等大陆货的特征。而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产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我国相当一部分居民吃、穿、用的商品变化较快。价格高的商品一般是新产品，而一件商品一旦进入符合大宗、标准、有一定历史这些大陆货的特征后，其价格一般是下降，最后是被新产品所代替。如何处理新产品，是计算物价指数的一个难题。
关于消费物价指数也要做些说明。在消费物价指数中，如果把食品和能源排除在外，就是核心消费物价指数。食品的价格受天气影响较大，能源的价格也被多数国家定义为外生变量。我国过去几年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基本上没有负增长。我国消费物价指数的权重每年都有些调整，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的食品比重大约占41%。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中，没有把能源单列出来作为一项，能源的变化反映在交通费和其他项目中。以物价负增长最严重的1999年为例。1999年的消费物价为－1.4%，其中食品为－3%。也就是说，在－1.4%中有－1.2 %是由于食品价格下降所致。能源价格在我国计算权重时较为复杂。我国的煤价1999年是负增长，石油价格是先降后升。总体上能源价格在1999年是下降的。因此，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因素，1999年消费物价基本上是没有负增长。
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过去的数字也不完全可比。我国的GDP 增长率从90年代的最高峰，即1992年的14.1%，以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到1999年的7.1%。但是近几年的GDP增长速度要比过去实得多。如果按各省公布的数据来算，我国1999年GDP增长为8.7%，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7.1%。1998年的情况大致相同， 统计局公布的增长率为7.8%，比各省公布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低1.9个百分点。事实上，我国政府对经济数据的收集越来越依靠长期的、规范的抽样调查，而不是地方政府的报告。如果现在的7%的GDP增长相当于过去的9%， 我们就要重新考虑采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治理通货紧缩的目的
面对通货紧缩的压力，中央政府必须拿钱，但这是为了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赢得时间，抓住时机，在多重压力下进行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地增长。否则钱就白拿了。这需要首先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短期与长期问题
我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问题，而结构的调整是中长期的。同时结构问题带来的短期问题是供过于求和有效需求不足，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因而一方面需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解决，另一方面必须淘汰过剩、低效的生产能力，推进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样才能同时解决短期与长期问题。
2.宏观与微观问题
面对目前的通货紧缩现象，我一直强调要“正视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的长期低效是导致目前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提高其经济绩效，那么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最终是要坍塌下来的，一个充斥着大量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因为只有具有良好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3.输血与动手术问题
当经济不景气时，宏观派强调通过输血的方式，如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而微观派则强调以动手术的方式诸如产权改革、企业制度创新、放松管制、促进竞争等来解决问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而且应该相辅相成。正如动手术时需要输血一样，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治病救人（这个比喻我是听余永定教授讲的）。动手术治病是目的，输血是手段，是必要的，目的是保障手术的安全及成功。
因此输血与动手术问题、长期与短期问题、宏观与微观问题，三者如出一辙。但是如何协调以上三个问题，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牵涉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自身的定位。
货币政策为何稳健
货币政策坚持稳健的原则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我国近来的物价水平下降有其必然（合理）性，是对1993—1994年高通货膨胀的纠正，是向均衡价格水平的回归。近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已由追求速度的短缺经济下的卖方市场转变为要求不断创新、质量至上的买方市场。在此期间，由于结构调整的滞后，价格水平有所下降有其合理因素。
（二）目前我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问题。通货紧缩的压力来自生产能力过剩。而结构调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可能造成一些职工下岗。货币政策的取向是坚持贷款条件，服从稳定大局。社会保障问题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的范围。如果需要货币政策协调的话，原则上应当是救人不救厂，因为：第一，安置职工的费用一般说来大大低于维持一个亏损企业运行的成本；第二，维持效益差的企业会妨碍结构调整。
（三）目前通货紧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中有一块无效货币（不良资产）。银行的贷款能力取决于新增存款的流入速度和贷款可以按时还本付息的比例（当然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也可以是资金来源之一）。我国贷款的增长率为13%左右，这个数并不低，因为这是按贷款总余额计算的。如果把不良贷款去掉，按正常贷款余额计算，则这一增长率还要高许多。这些不良资产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需要在发展中逐步化解。我们要从防范金融风险的全局，从我国整个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货币政策。
（四）人们都说商业银行惜贷或慎贷。不可否认，商业银行的激励制度确有问题。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绝大多数规范化的改革都带有紧缩效应。以前贷款的审批手续很简单，甚至某个行长在烟盒上签个字就行了。而现在贷款则需要经过一套审批程序，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审贷分离制度，超过一定额度的贷款须由审贷委员会审批。现在贷款程序比原来当然要复杂一些。金融系统和银行业在由不规范走向规范的过程中，这个成本是要付的。
（五）有些同志批评目前银行系统中存在的12000多亿的存差， 而在1995年以前我国一直是贷差。其实，存差是正常的。首先，商业银行要交6%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还要有5%左右的超额准备金用于清算。其次，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有利于其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都是支持国家建设。再次，我国目前国有银行的存贷比远高于《商业银行法》中规定的存贷比规定的最高限75%。而且近年来，货币当局没有要求商业银行达到这一比率的时间表，一直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要以贷款立行。
（六）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8%；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6.7%；广义货币（M2）年平均增长率为24 %，远高于GDP和通货膨胀率之和。（M2／GDP）比率由1978年的0.32增长到1999年的1.46，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把（M2／GDP）比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叫做货币化过程。按经济发展规律， 货币化过程会逐步慢下来，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不可能永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之和。货币政策主要是短期政策，但也要有全局和长远的考虑。
（七）有些同志批评由于货币政策过紧，使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下降；粮食价格的下降导致了我国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但是，以上推论有以下问题：首先，我国主要粮食价格都不低于国际市场水平，其中玉米是大大高于国际市场水平，水稻和小麦与国际市场价格基本持平，因此大陆标准粮食的价格没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第二，我国国内粮食连年供大于求，粮食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如果再人为地提高粮价的话，势必进一步增加粮食的供给，抑制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低品位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不利于农业结构的调整。
总之，面对目前通货紧缩的压力，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同时要在发展中化解金融风险，防范道德风险，奖励守信用的个人和企业，依法打击金融犯罪。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因此建立并完善我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