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有为出身教育世家，一生没有停止过对改革中国教育的思考，并在广州万木草堂、桂林广仁学堂和上海天游学院亲执教鞭，撰写了《教学通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阐发其教育新思想的专著，体现了教育思想家与教育实践家的完美结合。在近代史上，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都提出过变科举、兴学校、学西学的教育主张，康有为的贡献在于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大、中、小学的学制介绍给中国，并主张中国必须立即推行这一新型的教育制度，他在戊戌年间的许多文章和奏折中充满了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箴言谠论，使康氏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格，进而为中国近代确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育才与救世的双重目的
在康有为引进的西方教育思想中，教育目的论是其核心部分。他的教育目的论阐发了两个问题：一是论述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应达到的目的；二是论述了教育在社会目的。康有为从哲学上强调教育与学习在人性完善和区别人兽界线上无可替代的功能，他说：“人类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兽颛颛冥冥，不辨不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斯。”〔1〕认为人性“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 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2 〕不但人与禽兽之别在于人能任智而知学，而且人与人的差别也是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造成的，同样是人，能学习则优于平常人；同是学人，博学则胜于陋学；故人之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康有为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觉知”，即领悟到万物同源于“元气”，认识到天人一体，人物一体，人人一体的真谛，就能使人具有仁的品格，就能培养国人的良好素质。
康有为教育目的论的特点在于，从中世纪的精英教育走向了近代普及教育，进入了提高全民素质的境界，这一目标的确立是建立在对时代性质的科学估计上。康氏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已不是一统闭关时代，而是诸国竞争的时代，古代闭关以“角力”为较量的主要形式，近代开放以“竞智”为争胜的主要手段，故闭关以静必行愚民政策，开关以动必行智民政策。他从美、西战争中看到，美国以二万兵力击败了拥有数十万兵力的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从更深层次上看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全在兵员的多寡，而在国民智力水平的高低。他认为“今万国之势，竞智而不竞力，竞生徒而不竞兵伍”，美国兵员虽少，而学生冠世界，国民只有三千万，而学生却占了一千四百万，每年出书二万种，发明新科技三千余事，因而“取材运智，无所不备；故举而用之，于兵无以御之。”〔3〕康氏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各国莫不竞励学校， 而学校疏陋生徒少者，其国势必然衰弱甚至灭亡，透露出科教系乎兴亡的重要思想信息。
所以，“开民智”就成了康有为教育思想的追求与口号。他认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的落后和民智的低下，他早年著《教学通义》时就尖锐指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4〕所以治国先治智，强国先强人。为此， 康有为发表了普及平民教育的想法，指出“欲富强之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5〕否则“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 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6〕因此， 他建议光绪帝及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兴办乡学大开民智的工作，并采用德国所实行的强迫义务教育的制度，责令民人子弟六岁必须入小学读书，“其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严课地方官，以为殿最。”〔7 〕他主张普及教育，使学堂遍地，民智日开，人才辈出，而国势日强。
康有为对教育的救世功能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形势危急对他刺激与教育的结果。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列强蔑视中国，以野蛮愚顽鄙视中国，纷至沓来，日以瓜分中国为言。而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炮械军兵不如人，康有为经过内省外察，觉悟到“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8〕进而指出“泰西之强，由于人才， 人才出于学校。”〔9〕所谓“穷理”， 就是深入探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奥秘和规律，充分认识科学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凡是穷物理之本，研究制电、制雨、制冰、制火、制水的技术，掌握以人代天工的造化之权，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警示说：“昔吾中国人之至德国也，必问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国也，必问格致。”〔10〕可见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价值取向还有相当的距离。所谓“劝学”，就是通过说服教育和行政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普及全民教育，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知识的灌溉，为发展科学与生产培养高智能的人才和有文化技术的熟练劳动者。所以康有为认为变法之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培养人才，而众多的维新志士和建设人才主要来自学校。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教育几乎成了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万能的千秋基业。
但是，在中国推行教育救国的主张，受到陈旧观念与科举制度的阻挠和抵抗。康有为认为肯定教育的社会功能，首先要树立对中国人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成才的信心。自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而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一方面滋长了盲目的排外心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有些人对通过教育培养人才缺乏信心，误以为外国人“专而巧”，中国人“涣而钝”，事事不如人。这时虽然不可能出现全民族广泛的历史反省精神，但康有为却断然指明，这两种观念均不可取。他在致持此种观点的朋友信中说：“公谓西国之人专而巧，中国之人涣而钝，此则大不然也。我中人聪明，为地球之冠，泰西人亦亟推之。”〔11〕他列举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雄辩地说明，墨子已知光学、重学的原理，张衡发明了浑天仪，祖晅创作了机船，何敬容创制行城，顺席制造自鸣钟等，无一不证明并非中国人不聪明，而是以往培养人才的方法导向错误，试看“我聪明之士，则为诗文无用之学，以其愚下者为之，即有精巧者，又未尝鼓励也，则安能致巧？是盖政教之异，不得归咎于中人之涣而钝也。”〔12〕同时，还必须树立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充分认识知识的巨大力量。他形象地描绘知识的威力说：“犀象至庞大，人能御之，虎豹鸷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学也。”〔13〕如果不尊重知识，不学习进取，就不会有人才；如果不尊重人才，不培育人才，就有沦为愚昧民族的危险。康有为赋予知识与人才以永恒的价值，是一种智者的思考。
兴学育才与变革科举是康有为改革封建教育，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基础工程，也是康氏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推行变法的两个互相联系的环节。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它是禁锢人心，钳制笼络士人的重要手段。在封建科举考试指挥棒控制下，使举国士子，为了金榜题名，而“谢绝学问，惟事八股”。康有为痛斥这种死板的考试制度，造成了“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的严重后果。所以要引进新型教育制度，首先必须痛打八股取士的拦路虎，他在奏折、文论、专著中反复揭露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1）学额寡少，百不录一，使百万童生老死 名场，真才难擢；（2）只考贴括之业，八股之文，皓首穷经，不学无 术， 窒死思想，扼杀民智；（3）用非所学，学非所用，学问空疏，消磨人才；（4）专出难题、偏题、怪题，刁难学人，坑害士子。 这种八股取士流毒全国，祸国殃民，造成极大的祸害。他说：
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14〕
这些鞭挞八股取士的愤激语言，反映出康有为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的情绪。但也有人认为，康有为只要求废除八股文而不敢提出全面废除科举制度，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然而，如果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康有为要想动摇封建教育体制，以废除八股取士为突破口，还是颇能击中要害的。废除八股取士对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是有利的，对一切赖此为生的守旧之徒是不利的。经过几次思想反复交锋，光绪帝终于接受了康有为“变科举、废八股”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五（1898年6月23日）发布了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的诏谕， 给予封建科举制以致命的一击，使那些封建卫道士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废八股的诏书既下，“守旧之徒相顾失色，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15〕而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则四出串联，“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16〕。而对于有新思想的士大夫则认为是去一千年弊政，无不拍手称快。虽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一度恢复八股取士，但由于社会风气已开，大势所趋，不可遏抑，“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明英税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以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称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矣。”〔17〕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为清廷所接受，并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一律停止所有的乡试与会试。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文化象征，而其废止是资本主义新式教育思想对封建主义旧式教育思想的胜利。开其端绪而思考最深用力最猛者是康有为，从张、袁立停科举的奏折中，也可以感到康氏废八股思想清流的跳动，康有为在中国扫除八股障碍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中打了头阵。康有为晚年回顾其政治生涯时自许，他奋斗一生起码为中国做了两件有益的大事，一是反对给妇女缠足，促进了二万万妇女足的解放，免受缠足的痛苦；二是反对八股取士制度，促成了行之千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为发展中国新式文化教育开启了闸门。可以说，废除八股取士的斗争是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前期工程。
二、德、智、体全面发展新学纲
在明确教育目的之后，为了使教育内容规范化，使学生们的学习有所指归，康有为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中外教育史资料，糅和中外古今教育的优点，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亲自手定了《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分为“学纲”、“学科”、“科外学科”三个方面，在指导学生学习过程中，起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学纲”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纲”〔18〕。四纲之下设若干学科，分别归属于“德育”、“智育”和“体育”。在“游于艺”中还包括有礼、乐、书、数、图、枪六小项。这些内容几乎全部来自孔子的教育思想，承诸《论语·述而》的字样，又经其师朱次琦的讲解示范和他多年的实践体味，但把传统教育思想归纳为德、智、体三方面，而以德育为先为重的方针，则是康有为的发明创造。
在“科外学科”方面，又分“校中”和“校外”两项，前者有“演说”和“札记”，后者则有“体操”和“游历”，从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生要在德、智、体三方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并且身体力行，把这种进步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对学生提出了进行格物、厉节、慎独、养心、习礼、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的思想道德修养。
所谓格物，即在学习的开始，必须摆脱外界的物质引诱，立下刻苦攻读的志向，这是学生们入门的第一功夫。康氏指出：“夫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学之难，由于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货贿什器，举目皆是，习之数十年，荧之千万人，非有勇猛之力，精进之功，摧陷廓清，比于武事，岂能格之哉！学者当视之如毒蛇猛虎，大小怨贼，念念在兹，芟除洗伐，而后能成金刚不坏身也。”所谓厉节，即强调名节的重要性，学者必须砥砺气节，认为“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勇者强矫，务在任道。若卑污柔懦，终难振起。”所谓慎独，即戒慎于前，他赞叹子思的“慎独”是“独传之心法”，对其表示“欣喜顺受”，并且推断说，“若能用此，过则有之，吾信其必不为恶矣。”所谓养心，即置生死患难于度外，视毁誉谤讪如蚊虻之嗡嗡叫，这样可以通天人之故，昭旷无翳，超出万类，“虽天下谤之而不顾，然后可以当大任也。”所谓习理，即每逢朔月月半，在钟鼓管琴声中歌诗演礼，然后投壶论学。检摄威仪，即注重仪表和举动，提倡容止可观，进退有度，言谈文雅，趋翔端庄。敦行孝悌，即尊重亲上，认为孝悌为人之本，反对薄于亲、不赡养、纵乖戾的行为。崇尚任恤，即发扬相救相周，相亲相葬的精神，认为一个人能任于朋友，必能忠于其君，能恤于乡党，必能施惠于其国。同体饥溺，即提倡互助思想，我有饥溺，望人拯之，人有饥溺，我岂能坐视？康有为提倡的这些嘉言懿行，既有剥削阶级的行为规范，也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德。
在智育方面，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对学生提出了进行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图、枪的知识灌溉。
所谓义理之学，即讲人立之义，天命之理，认为天命人道，源于孔子，析于宋贤，而宋贤之义理不过义理之一端，必须推本于孔子。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儒家哲学和佛家哲学，周秦、宋明各朝的哲学流派，以及西方哲学。
所谓经世之学，即研究历代损益得失，务求通变宜民，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专以经世为志向的。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外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际应用和群学（社会学）。应该指出，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是西方最出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社会学》这门学问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还是一门比较新的学问，康有为把它看作重要的学问，列入研究和教学的科目，与政治学原理并重，适应了当时社会改革的需要，因此学术界认为，“康有为是传入《社会学》学科最早的中国人。”〔19〕
所谓考据之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认为无征不言，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经典和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地理、数学、物理。
所谓词章之学，即散、骈、铭、赞、诗赋的学问，他把词章之学厘为文、笔二体。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笔又厘为散、骈二体，文又厘为铭赞、诗赋二体，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字学。
所谓礼，即讲习朝廷、祭祀、宾客、冠、婚、丧各方面的礼节。所谓乐，即以乐为教，学习钟、磬、鼓、琴、瑟、筦，以宣血气而导和平，陶冶学生的情操。所谓书，即练书法，上自钟鼎古文，中为篆隶，下为真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书法，都要认真练习。所谓数，即学习数学，认为既解归除，就可以学开方、八线、椭圆，而用代数、微积分尤为径捷。所谓图，即图谱之学，认为古代人登高能赋，即可为大夫，现在登高能绘地图，才算得上知识分子。所谓枪，即练习枪法，有寓武备于文事的意思，并且主张择春秋季节的好天气，找一块适合打靶的地方，进行实弹射击。
在体育方面，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提出对学生进行音乐、舞蹈、体操和军事体操的训练，开展游历活动。他还特意写了《文成舞辞》，让学生伴随着鼓乐的节奏，边歌边舞。这一切都成了锻炼学生的体质，激发学生的热情，以便去迎接救国救民的伟大战斗任务。
最后，康有为还在《长兴学记》里向学生们提出了学者四耻，作为行为的戒条。一是“耻无志”；二是“耻徇俗”，提出徇于世俗风气，不能卓立，是可耻的；三是“耻鄙吝”，认为凡鄙吝者天性必刻薄，为富不仁，是可耻的；四是“耻懦弱”，认为懦弱是庸人行径，见义不为，是可耻的。
康有为制定的长兴学规，沿袭了大量传统教育思想的内容，正如他的大弟子陈千秋在《长兴学记跋》中所说，其师办学的目的是“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而《长兴学记》，“其词虽约，而治道经术之大，隐隐乎拨檖而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几焕炳不蔽。”〔20〕
在中国近代教育尚未兴起之前，康有为在这个学规里毕竟提出了前人所未提出的新东西。梁启超评论说：“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21〕可以说长兴学舍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既有旧式书院的内容，更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新质。
当然，长兴学舍仍未脱离传统书院的旧形式，而维新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大讲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是从时务学堂开始的。然而对比一下，梁启超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的主旨和内容，就可以看出梁氏学约主要来自康氏学记的渊源。可是康有为在没有凭借的情况下，创办长兴学舍，主张德育居十分之七，智育居十分之三，又特别重视体育，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康有为对教育思想的新贡献之一，是他的教育新价值观。他特别强调德育的社会价值，提出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新观念，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股资产阶级教育的新思潮。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为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作了思想准备。
康有为重视德育的思想已超越了旧式读书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而是以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立志救国救民兼善天下为道德修养的主要价值取向。所以他在桂林讲学时，继承和弘扬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的遗风，专求“微言大义”，刻意“通经致用”，其讲学之学纲学目，仍以公羊学为主要讲义，寓有运用今文经学以议政的深意。
不论在广州还是在桂林，康有为都注重讲授孔子改制、刘歆伪经、通三统张三世以及大同学的意义，尤其喜欢讲述中国学术的源流和世界兴废的大势。广仁学堂的学生廖中翼回忆说，康氏“讲及时事时，则指陈中国积弱之由，西国兴盛之故，非变法维新，不足以图存，议论精湛，识解鸿博，是以听讲者，多动魂惊心，印入脑际。”〔22〕从学生的反应可以看出康有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保卫民族建设国家的人才，而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更不是培养追求功名利禄的庸才。康氏强调说：“凡百学问皆由志趣。志犹器也，志大则器大，所受者大；志小则器小，所受者小。仅志于富贵科第，所谓器小也，语之以天下之大，岂能受之哉？若有大志，则通古今中外之故，圣道王制之精，达天人之奥，任天下之重矣。”〔23〕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教育学生读书做学问时要志趣高远，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其在广仁学堂的教学内容较之万木草堂西学比例增大，意在把学生的目光引向世界，他形象生动地说：“圣道既明，中国古今既通，则外国亦宜通知。譬人之有家，必有邻舍，问其家事，谱系田园，固宜熟悉，邻舍某某乃全不知，可乎？况乎相迫而来，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尤非立国练才之道。”〔24〕可见，康氏在发扬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主张会通中西，力求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与教育为我所用，这是当时中国学界苦思冥想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特意撰写了《桂学答问》并散发《读书分月课程表》，介绍了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法律（主要是《万国公法》）、政俗（主要是《西学大成》、《全体新论》、《化学养生论》、《格致鉴原》、《格致释器》、《格致汇编》）、交涉（主要是《夷艘寇海记》、《中西纪事》、《中西关系略论》、《各国和约》）、数学（主要是《几何原本》、《代数术》、《微积分》、《微积溯源》、《代数积拾级》）等方面的书籍，引导学生们向西方学习，从中寻找维新变法改造中国的理论根据。他强调读书要“讲求实用”，“先搜其经世有用者”，尤其提倡读“西人政学”之书，渐渐推行于中国，从而把经世派的“通经致用”推上了“通西致用”的新台阶，这样就可以“天下万国烛照数计，不至暝若擿涂矣。”〔25〕
三、“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学制是教育制度的规范和体式，有什么样的学制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它就像工厂里的模具一样，制约着人才成长的规格。所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创造过适应本国的教育制度。康有为批评清朝的教育制度不仅无法培养人才，而且造成了文化的落后，“若夫小民识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馆，其为不教，甚矣。”〔26〕就是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少数士子，其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形势，康氏讥笑他们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若问以亚非之舆论，欧美之政学，则张口瞪目，不知所云。这样的书呆子怎能担负起保卫国家建设中华的重任呢？
试看欧美和日本迅速崛起，皆因重视教育智慧其民而富强其国。他看到人家的儿童自六、七岁皆入学，有不入学者责其父母，故乡村小学遍地开花，各国读书识字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其学校经费美国达到八千万，英国的大学生达到万余人。尤其是后起的德国和日本，都是以重视教育普及知识为驱动力，他们有一套完整的优秀教育制度值得中国学习。康氏明确指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27〕
康有为以极大的决心建议把德国的普及教育机制引入中国，步武欧美全力发展教育事业。他认为欧洲早在中国明代就捷足登上近代教育殿堂，开启普及全民教育智慧的闸门，废止贵族受教育的特权及其文化垄断的工具，并详细介绍德国近百年发展教育及其学制结构说：
近百年间，文学大兴，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馆法名士窝多于其生苏诗宫而师之，聘柏罗斯其于瑞士，而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者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学必应卒业者也。自是而入专门学者听之，专门者，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凡中学专门学卒业者，皆可入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自是各国，以普之国民学为师，皆效法焉。〔28〕
由此可见，康有为已清醒地认识到，普及教育对一个国家不论在物质技术上还是文化精神的修养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形成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他引用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对学生们讲的一句话说：“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也就是说军事较量的背后是教育质量的较量。出于同样的道理，康有为也说过：“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29〕因此他主张为了迅速振兴中国，必须引进德国和日本行之有效的近代新学制，以取代中国封建中世纪的旧学制，即由贵族教育和精英教育转上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的轨道。他请求光绪帝以德国和日本的学制为蓝本，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七岁以上皆入学（有时说六岁），县立中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大学，同时量力皆设立图书仪器馆，首都设立京师大学堂，以为全国教育的楷模。这是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完整的学习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学制，也是康有为对中国教育事业最大的贡献。这个教育制度几经周折，最后被采纳，从而确立了近代中国新型的教育体制。
戊戌后康有为多次至德国考察教育，认为“德国所以强，以人民皆任兵、人民皆入学故也。故最行强迫教育之法，令人民七岁必入学，小学之费令乡落人民任之，其不足者官助之。”〔30〕康有为称赞德国的国民普及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而其职业精工教育最有特色。他说：“考德国所以致富强者在致精工学，专意工学校之教：一曰高等手工学，二曰工学，三曰专门工业学。”〔31〕凡各大城市设立专门学校，并与物质产地相结合，如在煤矿设立煤学，棉花产地设立纺织学，铜铁矿山设立铜铁学，以及缫丝、玩具、制鞋、理发、烹饪等皆设立专门之学，“总之，科学与工业日见增长，以其有商、工之新学，能备精巧之机器。故德力之所以骤涨者，由其物质学理、方法多也。”〔32〕
康有为多次考察德国的职业教育，详考德国实业专门学眩分为六级，而最注重实际操作训练。这种实业学校规定九岁入学，以实业之特别学科为主体，兼学高等小学课程，分农业、矿业、音乐、园艺、邮驿、建筑、野猎及各种产业，皆以九年完成学业考试及格，方可从事专业职业。这实际上是把青少年培养成熟练的劳动者。
德国的职工学、农业学、商业学都很发达。职工学以17岁至27岁为入学年龄，所学课程有德语、英法语、地理学、历史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工艺学、矿学、测量、模型、制作、计算、簿记、书信、机械、建筑等；农业学所学课程有耕作、畜牧、农业经营学、化学、物理学、博物学、数学、生计学、农业工艺学、山林学、农业土木学、农事法规、农业沿革史、统计学等，同时分设园艺学校、种树学校、山林学校、猎人学校；德国还新立商业学校三百所，航海学校五所，均采取实理并重虚实并用的教育方法，所以德国工人技术水平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广，商务骤进，航海发达，康有为说：“德人武备、文学、工商、医业无一不冠于大地，今必宜多派学生，就德国学各职业专门学。”〔33〕
其实，康有为对美国小学的普及和大学的专业化也很欣赏，尤其叹服美国电学教育的精深，他认为电学莫如美国，况且中国在美国的华侨最多，就近学习易成人才，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1906年8月1日），他在美洲旅次特致函各埠华人学生，要求他们“自学自强”，康氏在信中写道：“中国欲自立自强，非大开铁舰铁厂及一切工艺，无以为自强之道。不学工艺，而望中国之强，日望他人之不欺凌削弱，犹无胎之欲生子也，必无望矣。欲学工艺，而不通算学及至浅普通之学，则无以为学工艺之路。”〔34〕他讲了学习工艺与国家自强的关系，又指出了学数学为学工艺打基础的意义，号召身处工艺第一的美国之中国人，不可只从事衣作杂业，而不学习工艺知识，否则不仅无以自存，更不能强国御侮，其教育救国的思想，真是溢于言表！
当然，在借鉴日本教育方面，康有为考虑得更加细致周详。他认为日本重视普及小学，为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说：“日本汲汲于限民六岁入学，男女并教无一人之遗，至今三十年，人才蒸蒸，著述如林。农工商兵皆已有学，故耕植、制造、转运之业，日益精新，骤强之故由此哉！”〔35〕
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出向日本教育学习的五个层面，而这五个层面都采自明治维新的教育内容，他说：“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五者缺一不可。”〔36〕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追求欧美的教育模式，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智民强国的成效，康有为则力主学习日本教育模式，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局面。他以羡慕的口吻说：“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日人变法，注意于是。大聘外国专门教习至数十人，小学有五万余所，其余各学，皆兼教五洲之事。又大派游学之士，归而用之，数年之间，成效如此。”〔37〕
当然，学制、书器、译书、游学、学会，这五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康有为分析说，没有学校则无法教育学生，有学校而不译书则不知泰西新政新学新法，有译书而无博物藏书则无以为教之实验书器，有书器而不游学泰西则无以见其政体学术之精奥，派游学而不开学会则无以合群而智其民众。可见康有为在借鉴日本教育成功的经验时，已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最合理的结合部联系起来，把书本知识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使他的教育思想充满开放的、实测的、普及的特色，为提高中华民族全民素质设计了一条充满智慧的教育道路。他说：
以区区三岛地，当吾国十一，而大学堂七区，盖不以京城限也。若以吾国地论，则大学堂应有七十区矣。纵无七十区，而上海、广东等天下辐凑之所，亦应立为大学堂，以教学者。其小学教科书至精详矣，其官学公学所费至千万，乃至官给补助，小学者亦五十余万，而幼稚园、蒙学、盲哑学尚不在内，其学费过我多矣。〔38〕
康有为指出，日本教育成效卓著，是因为举国重视，而重视是因为深知教育兴国的意义，知之深而后视之重，视之重而后为之真，为之真而后得其道，得其道以教育国民，因而国家民族蒸蒸日上。他尤其赞赏日本女子教育发达，他说：“日本变法，亦重女学，女生徒至二百余万。女教习至千余员，女学校至千余所，其教法与西国略同。盖恐其民之多愚而寡智，故广为教育，使男女皆有用。”〔39〕康有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一向同情中国乃至世界妇女不幸的遭遇，认为女子的智慧不亚于男子，她们对人类的贡献甚至超过了男子，男子以强力把妇女压在社会最低层，剥夺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力是不公平的。他不仅教自己的女儿读书，而且学习外文。他在戊戌年间大声疾呼提倡女学，为中国二万万妇女争取受教育的权力，是近代中国提倡女子教育的先驱。在康有为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不裹足会、天足会、女学会、不缠足会，并在上海创办了务本女学和经正女学等女子学校。康有为不仅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理论家，而且也走在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实践的前沿。
注释：
〔1〕〔4〕《教学通义》，《康有为全集》第1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第80页。
〔2〕〔13〕《长兴学记》，《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47页。
〔3〕《各国比较学校生徒人数表》， 《列国政要比较表第五》按语。
〔5〕〔7〕《广教育而成人才折》，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6〕〔8〕〔26〕《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第95页、第94页。
〔9〕〔37〕《日本变政考》卷四按语。
〔10〕《日本书目志》卷二，《康有为全集》第3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页。
〔11〕〔12〕《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37页、537－538页。
〔14〕〔16〕《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46页、第148页。
〔15〕《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7页。
〔17〕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三），第156页。
〔18〕《长兴学记》，《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50页，以下均引自《长兴学记》，不注。
〔19〕孙本文：《康有为和章太炎最早把资产阶级社会学传入中国》，《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
〔20〕陈千秋：《长兴学记跋》，《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67页。
〔2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2页。
〔22〕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第70页。
〔23〕〔24〕〔25〕《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6页、第62－63页、第63页。
〔27〕〔28〕〔29〕《奏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析》，《不忍》杂志第4期，上海广智书局1913年5月出版。
〔30〕《德国游记》，《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31〕〔32〕〔33〕《物质救国论》，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第53－54页、54页、85页。
〔34〕《“学艺”与“自强”——致各埠学生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0页。
〔35〕〔36〕〔38〕《日本变政考》卷五按语。
〔39〕《日本变政考》卷三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