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命题之后，有关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与其对应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就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2008年9月以后，随着美国以及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全球经济失衡”又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于解释此轮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一个重要根据。如今，在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理由。由此，如何认识全球经济的失衡以及“再平衡”就成为一个必须弄清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的逻辑错误与实践反差
(一)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的逻辑错误
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判定“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理论根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如果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成立，介入国际贸易中的各国和地区均应实现本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平衡，则全球经济处于平衡状态；反之，则打破了国际贸易平衡，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根据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的要求，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状态是不合“规律”的，应予以纠正，因而提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因此，如何认识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判定全球经济能否再平衡的基本点。我们认为，西方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并没有为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历史所证实。主要根据如下：
从理论角度看，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有着一系列假设条件，但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决定了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虚构的，且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状况。具体来看：
第一，无理地舍去了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中，虽以模型方式论证了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平衡趋势，但它舍去了这一交易中所需的国际货币因素，因此，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实际状况。如果加入国际货币因素，则国际贸易不平衡就必然发生。我们假定，T0的国际贸易额为100，T1的国际贸易额将比T0增长10％，在国际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交易，要实现T1的国际贸易额，就必须增加10％的国际货币，那么，这增加了10％的国际货币由谁提供和如何提供？假定国际货币为A国的货币，即增加10％的国际货币由A国提供，那么，A国该如何将国际贸易增长10％所对应的国际货币投放到国际贸易之中呢？在仅就国际贸易领域讨论问题来说，A国只有一个路径，即通过从国际市场中买入货物和服务，由此，它只能处于对外贸易的逆差状态。既然A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那么，对应的必然有一批国家或地区处于对外贸易顺差状态，由此，国际贸易在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的。
第二，违背市场机制本质要求。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一脉相承，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也选择了供求关系的恒等式表示，但这种供求关系恒等式在本质上是不符合市场机制基本要求的。众所周知，竞争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在供求关系恒等条件下，竞争不可能有效展开，优胜劣汰不可能发生，由此，创新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经济。只有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不严重影响供求关系的条件下，通过优胜劣汰机制，迫使厂商不断创新发展，提高效率。这种供过于求的格局是买方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它存在于一国(和地区)内，也同样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所谓供求关系恒等式，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恒等式，这不是人类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模式(或理想模式)。因此，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建立在这种恒等式基础上，其本身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
第三，不该舍去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在各国和地区中，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等)的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匮乏，因此选择了“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说，如果实行对外贸易平衡，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将遇到严重的困难。假定某国在T0的进出口数额均为5000亿美元，且无任何外汇储备、引进外资和海外借贷，由此，T1年份在国际贸易条件最理想的情形(如该国从国际市场中采购的资源价格不变、结构不变、性能不变且运输条件不变，等等)下，这一国家的增长率将为零。这意味着，一旦国际市场的贸易条件有所恶化，该国经济就将出现负增长走势。这些国家或地区要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在若干年顺差的条件下，短暂的外贸平衡或逆差也是可承受的)。既然它们需要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维护经济发展，对应的就一定有一些国家处于外贸逆差走势之中，结果是国际贸易不可能平衡。
第四，不应将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差异舍去。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中舍去了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别，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地位的理论。二战以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证明，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为了缓解国内的短缺经济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多选择了引进海外先进设备、技术、管理和经验的进口路径，在这一时期，它们的对外贸易大多呈现逆差走势。为了满足进口设备、技术等的需要，除了努力多出口外，它们选择了引进外资、海外借款和动用贵金属储备等政策。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进口替代的程度提高、国内供求短缺状况的改善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它们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额逐步增加，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效，由此，外贸逆差转变为外贸顺差。
第五，不应将各国和地区对外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舍去。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等发达国家就大量向海外投资，将本国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方面扩展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利用海外低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等)生产产品，销往本国，由此，加重了全球经济失衡。二战以后的60多年间，这种情形更加严重。通过在他国和地区投资生产，成为绕开贸易保护壁垒的一个重要举措。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将这一重要因素舍去，使其远离于国际贸易实践，成为一个无用的空洞说辞。
(二)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从实践层面看，19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没有一年发生过各国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均为平衡的现象，不仅如此，随着国际贸易额的增长和国际贸易量的扩大，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差额还有扩大的走势。具体来看：
第一，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差额存在扩大的趋势。从图1中可见，1990-2007的18年间，美国、欧元区和中东欧等经常账户逆差从不到2000亿美元扩大到近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日本、中国、亚洲其他经济体、拉美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等经常账户顺差也从不足2000亿美元增加到近1万亿美元。在年度对比中，总的趋势是，经常账户差额明显扩大。这反映出，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提高和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提高。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提出乃至希冀全球经济平衡是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的。
第二，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和地区存在加大贸易顺差的取向。从图2的走势中可以看到，日本的对外贸易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在1965年之前，由于大量进口设备、技术、资源等产品，日本经济均处于贸易逆差格局中(其中，1961年贸易逆差高达15.75亿美元)。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靠引进外资和海外借贷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差额。二是在1965-1980年间，有7年处于贸易逆差、9年处于贸易顺差，16年的总结果是贸易逆差约59亿美元。三是从1981年开始，在国内需求基本满足、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且国际竞争力提高的背景下，日本就迈入了国际贸易的顺差国行列。之后，到2009年的19年间，日本就没有发生过贸易逆差，同时，贸易顺差数额也明显增大，一些年份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日本6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典型地展示了一国从经济起步到经济发展、再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过程中的对外贸易走势变化。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在50年代以后的第一阶段，对外贸易因引进海外先进设备、技术和资源等而处于逆差走势，日本怎么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奠立了先进的工业基础，又怎么可能在80年代之后实现了贸易长期顺差？
第三，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外移引致外贸逆差。从图3中可见，美国国际收支中的“货物收支”和“经常账户”在1971年之前处于持续顺差走势，其中，1964年的顺差额分别达到了68.01亿美元和68.23亿美元。但与此同时，美联储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数额却呈持续减少走势，从1952年的232亿美元减少到1971年101亿美元。这种反差情形发生的主要成因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数额大幅增加。从图4中可见，美国私人资本的每年对外投资数额从1960年的51.44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129.4亿美元(“对外投资”在国际收支表中属资金外流，所以，以“-”表示)。与对外投资增加相对应，海外“收益”也大量增加，从1960年的33.79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72.72亿美元。对外投资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国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产品的生产基地，即为了满足美国需要而生产，这实际上是美国生产能力在地理版图上的扩大。但在国别地理版图计算进出口中，这些为美国而生产的产品变为生产国的“出口”和美国的“进口”，由此，在美国的计算中，出现了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的走势。在图3中，1971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美国基本保持了长期的“货物收支”和“经常账户”的赤字，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8年，美国的“货物收支”赤字达到8402.52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达到7060.68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私人对外投资也在继续扩大，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2934.49亿美元和14497.31亿美元。2008年因金融危机爆发，需要从海外调回资金“救火”，所以，在美国的国际收支表中，私人投资才出现了5343.57亿美元的回流。
发达国家利用对外投资机制将生产能力外移，在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展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增强了以发展中国家地理版图为边界的出口能力，使得发达国家从贸易顺差国转变为贸易逆差国。以中国的数据为例，从表1中可见，在中国的出口总值中，2002年以后，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均超过50％，且有继续提高的趋势。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方面中国成了这些外资企业所在国的生产能力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展地，另一方面，从中国口岸出口的产品，有50％以上出口实际上并不是中资企业生产的，只是外资产品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不属于真正意义的“中国出口”。与此对应，由这些出口所引致的外资母国的贸易逆差，按照资本生产和资本权益关系的原则，也不属于外资母国对中国的逆差。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由于抽象了最基本的因素，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与现实中国际贸易始终在非平衡中发展的趋势相比，它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不能有效解释国际市场中的众多变化和发展趋势。因此，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不应作为理解和把握国际贸易活动的基本依据，更不应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根据。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政策陷阱和均输后果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以后酿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不深刻检讨此轮危机的自身成因，却抓住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大做文章，试图将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水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为他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寻找理论根据。笔者认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形式上似乎能够缓解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内就业、生产和贸易等方面的压力，有利于它们走出危机的困境，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政策，势必引致相关各方都成为博弈输家的后果。
对发达国家而言，为实现他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间的平衡所提出的种种政策，在意图上无非是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二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扩大进口。但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等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禁运的背景下，这两方面的政策效应，不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对发达国家来说，都不见得有利。
从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来看，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为什么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舍去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别不说，发展中国家能够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主要是低中端产品(即主要是满足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产品)，这些低中端产品在发达国家国内因缺乏生产可能性而基本不生产。所谓生产可能性，主要指的不是生产技术(包括设备等)，而是财务成本。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较高而低中端产品的市场价格较低，如果发达国家的厂商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直接面临的将是经营亏损。为了满足资本追逐利润的要求，避免经营亏损，他们的选择只能有二：一是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可能性；二是在国内停止生产这些低中端产品。由此，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走势自然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限制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对发达国家而言，有三种可能的后果：其一，如果限制进口直接针对的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那么，鉴于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依然需要这些产品，同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消费品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结果是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没有减少。所不同的是，一方面，贸易逆差对应的国家和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发达国家并无多少益处；另一方面，由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结构调整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所需的低中端产品将出现供不应求的走势，这将引致消费价格水平(CPI)上行，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和居民消费来说，恐怕就只有负面影响了。①其二，如果在限制进口的政策下，发达国家厂商通过这些消费品供不应求引致价格上行来达到生产可能性，从而自己生产这些产品，那么，必然使得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承受更高的消费支出负担，其结果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消费者都是不利的。其三，在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将对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实行某些限制，由此，且不说引发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战，至少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增长没有多少好处。
从要求发展中国家扩大进口来看，首先需要弄清发展中国家扩大进口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相当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严重不足且政局不稳，由于缺乏外汇资金和国内财力，即便有较强烈的扩大进口需求，发达国家也不愿意向他们出口更多的产品。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供求总格局尚处于供不应求中，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他们有着扩大从海外进口设备、技术、资源乃至消费品等的强烈需求，但受限于外汇资金的有限和财力不足，这种扩大进口的空间也相当有限。第三，一些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且国内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有较充裕的外汇资金和国内财力，而且有扩大进口的较强能力。不难看出，扩大进口的重心在于第三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扩大进口的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如果进口的是消费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已处于供过于求格局，要扩大进口(假定进口的消费品具有较强的价格、性能等方面竞争力)，就必然加重市场的供过于求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其直接结果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部分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经济发展受到限制，随之，国内市场萎缩，在进一步传递中必然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如果进口的是投资品，那么，一方面必然加重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能过剩状况，同样将引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随着这些投资品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能力又将进一步提高，加重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显然，对这类发展中国家来说，扩大进口的空间也相当有限。
无须赘述，试图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下，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强制(包括强制发展中国家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来实现所谓的国际贸易平衡，不仅不可能达到，而且将引致各方均输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短视的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政策。
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是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是继续鼓励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和创新发展，还是实行贸易保护，强制发展中国家减少出口、增加进口，这对发达国家来说绝非仅仅是一个对外贸易逆差或顺差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市场经济原则能否有效地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贯彻的问题。如果是鼓励竞争、坚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原则，那么，发达国家就不应选择非市场机制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如果是运用强权机制，硬性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贸易平衡，则真正“破产”的将是市场经济原则。一旦市场经济原则破产，国际贸易活动将失去基本的规则，在混乱中将引致贸易各方均处于输家的境地。
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已获得巨大利益。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在对外贸易逆差中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实物利益，美国消费者因此获得了巨额的消费剩余；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又将对美贸易顺差和对其他发达国家贸易顺差中所得到的美元等外汇购买了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这意味着，在这种贸易中，美国既获得了实物上的利益，又获得了金融上的利益；与此相比，发展中国家只是获得了以电子符号为代表的“债权”(同时，承受着美元等外汇贬值所带来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格局中，全球经济失衡对发达国家来说究竟损失了什么？
引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差额快速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常常以军事产品的禁售为由，对发展中国家需要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需求实行出口抑制政策，同时，发达国家能够出口的中低技术产品和消费品在有能力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又大致处于饱和状态。在这种不对称贸易的条件下，如何能够期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差额的缩小？要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就必须贯彻市场经济原则。由此，发达国家必须放松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各项限制，否则，在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背景下，不仅全球经济失衡还将继续发展，而且各国和地区将处于均输的境地，这对于国际贸易发展将是一种灾难性的结果。
三、汇率理论的误区和美元的困境
为了实现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再次提出了汇率问题，认为引致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成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汇率严重低估，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美国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操纵汇率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制裁。此类说辞每隔一阵就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热点，多年来不绝于耳。汇率机制真的是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灵丹妙药吗？
首先，从图3来看，在1971年之后，美国持续发生贸易逆差，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元持续走低的过程。每盎司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一直增长到1200多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名义GDP从1971年底的1151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142003亿美元(增长了11.33倍)，实际GDP总额从1971年底的723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99279亿美元(增长了12.72倍)。由此可见，一方面，如果按照汇率理论的说法，在汇价走低的条件下，应当发生出口增加和贸易顺差，但美国的实践对此没有做出验证；另一方面，在贸易逆差严重发生的条件下，国内经济增长应当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可能发生负增长，但美国的实践对此也没有做出验证。由此可见，美国的实践已经打破了汇率理论的“定律”。
其次，从图5来看，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元兑美元的比率就已升值(1970年为360∶1，1984年已升值到231.01∶1)，在15年内日本的对外贸易有5年逆差、10年顺差，但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以后，尽管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的257.68∶1升值到2009年的93.72∶1，但日本的对外贸易却连续15年没有发生过逆差，同时，顺差额也有扩大的走势。显然，日本从1970年以来的30年实践也没有证明汇率机制在国际贸易中的神奇作用。
最后，从图6来看，在1994年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基本处于贬值走势(从1980年的1.4984∶1降低到1994年的8.62∶1)，但在这15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9年处于逆差状态，只有6年为顺差，并且逆差总额明显大于顺差总额。2005年7月，中国迈开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步伐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快速上升(从2004年底的8.28∶1升值到2009年底的6.83∶1，升幅高达17.5％)，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却大幅增加，从2004年的320.9亿美元，增加到2005-2009年间的1020亿美元、1774.8亿美元、2618.3亿美元、2918.3亿美元和1960.6亿美元，展示出了与图5日本汇价变动和贸易差额相似的走势，即汇率升值，贸易顺差增大。
将图3、图5和图6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个与汇率理论相悖的实践走势：一方面，按照汇率理论定律，汇价贬值则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容易发生，但美国的实践却是汇价贬值、贸易逆差大规模发生；另一方面，汇率理论强调，汇价升值则出口额减少、贸易逆差容易发生，但日本和中国的实践却是汇价升值、出口增加、顺差增大。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悖中，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如果理论屡屡不能得到实践的验证，该理论的可信程度就将大打折扣，以此为根据制定政策的可行性更是值得怀疑。
事实上，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因素，并非惟一因素，更不是根本性机制。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开始，200多年来，诸多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强调分工协作、比较成本、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和重叠需求等因素对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变化的基础性影响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间转移、技术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供求关系等等也对具体国别(或地区)间的国际贸易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这一系列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是一个汇率机制所能替代的。此外，国际贸易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发达国家将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从而对应的技术等资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也不是简单运用汇率机制就能改变的。且不说早年的所谓金本位制未能有效解决国际贸易的非平衡走势，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如今将“全球经济再平衡”寄托于汇率机制的调整，其效应依然将是一场痴人说梦。
在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条件下，美国要实现长期对外贸易平衡是不可能的(在长期不平衡的背景下，短期的1-2年平衡还是有可能的)。其内在机理是，要维护国际贸易数额的增长，美国就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向国际市场投放美元。这将引致美国国内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如果在贸易赤字中，美国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属资本品，则意味着在随后的时间内，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将明显提高。由此，随着出口能力扩大，美国的赤字贸易格局发生改变，但随之发生的是，国际贸易活动所需的美元数量将出现短缺，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将因货币短缺而受到严重抑制。这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将是一场由货币短缺引致的经济灾难。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对美国来说，进口结构就应以消费品为主。假定美国消费者的年收入总额与美国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总额大致持平，那么，要使通过对外贸易逆差进入美国的消费品能够进入消费者的消费范畴，可选择的措施只能有二：一是减少储蓄，将原先的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因此，必然大大降低美国的储蓄率；二是负债消费，由此，必然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负债率。因此，这些措施将引致美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发生。
要避免这种通过经常项下的“货物”路径投放美元所引致的种种问题，美国可选择通过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路径投放美元。其主要路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私人资本的输出。这可以带动美元流出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满足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美元资金增加，但这些资本输出将降低美国的生产能力(和对应的就业数量)、提高资本输入国(或地区)的生产能力，结果将是使美国的进口量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加剧，因此，这不是理想的可选之策。二是由美国政府购买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将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美元数额投入国际领域。这是一条较好的路径。如果政府债券发行国将所得美元资金用于公共事业方面，在直接关系上，它不至于引致美国的产能转移，也不会提高政府债券发行国的生产能力(从而出口能力)，同时还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增加(如果政府债券发行国在公共事业建设中需要大量进口产品和设备的话)。但是，对美国来说，一方面，购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债券、分别买多少、期限结构如何、利率水平以及还款的币种等都是一个难题。在对大多数国家的信用程度持怀疑倾向条件下，这种难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世界上也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债券市场处于欠发展状态，政府债券市场也尚未充分对外开放，这也制约着美国购买他国和地区的政府债券的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在根子上是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宁愿充担国际债务人角色而不愿成为国际债权人的政策取向所决定的。
在这种美元困境的背景下，期望通过所谓汇率机制调整来达到全球经济再平衡岂非梦呓？
注释：
①2010年8月27日，《环球时报》驻纽约记者在《美机构：对华轮胎特保案没效果》一文中报道说：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敦促下，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希望以此来挽救日渐衰败的美国轮胎产业，并保住美国的就业机会。但路透社在2010年8月25日报道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在对这一决定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估后认为，这一做法取得的效果适得其反。该委员会会长傅强恩在致奥巴马的信中说，在对中国轮胎征收特别关税后，美国轮胎产业就业下降、轮胎价格上升，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伤害。该委员会的一份政策简报中说：“事实上，美国所进口的与此案相关的低端轮胎出现大幅增长，但供应商从中国变成了其他国家。”该简报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的确下降了，但2010年上半年，受惩罚性关税影响的低端轮胎在数量上和价值上却分别增加了21％和30％，这是因为其他供货商填补了中国留下的真空。美国消费者显然花了更多的钱，因为轮胎价格上涨了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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