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周荣军1，陈庭强2
（1.信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00）
摘要： 基于1998至2016年中国与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利用三种不同计量方法考察了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的影响，其结果表明整体上，出口目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具有负向冲击效应。进一步将出口划分为出口的集约边际与出口扩展边际，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同时抑制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但相对于出口的扩展边际，经济不确定性对集约边际的不利影响更大，即出口的扩展边际抗风险能力更强，该结论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贸易；经济不确定指数；扩展边际；集约边际
一、引言
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年我国出口额仅为97.5亿美元，2001年出口额为2661亿美元，加入WTO后，对外贸易上升至新台阶，至2017年我国对外出口额上升至22634亿美元。由此可见，对外开放对我国外贸事业贡献巨大，但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战略致使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引发诸多挑战。例如，外部市场需求下降，致使我国对外出口规模大幅萎缩，国内经济将持续低迷，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复苏。除了这些市场化的不利因素外，一些非市场化人为因素同样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众所周知，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各国贸易壁垒的出现，这些贸易壁垒措施势必增加企业的贸易成本，进一步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通过相关数据与计量方法定量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另一方面，以Meli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对外贸易划分为扩展的边际以及集约的边际，为进一步分析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石，一些研究表明，相对于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对外部冲击适应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抵御风险，[1]（p65-75）本文选取经济不确定指数作为外部冲击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贸易促进机构。许统生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1996—2011年中国对十六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数据考察了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表明贸易促进机构能够显著促进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但是相对于集约边际，贸易出口促进机构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另外，分行业而言，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要大于中低技术行业。[2]（p104-110）区域贸易协定。陈勇兵利用CEPII-BACI数据库1996—2012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数据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与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3](p21-34)金融发展。万璐利用2000—2006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宏观金融发展对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方向一致，微观金融对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4](p93-111)项松林同样表明金融市场化的滞后有利于出口增长集约边际的扩展，但不利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5](p3-12)杜运苏进一步以金融规模、金融机构、金融效率作为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考察金融发展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三个代理变量均能促进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增长，且对于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6](p94-100)中间产品进口。王维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2003—2010年中国进口数据考察了电子行业零部件的进口对该行业最终资本品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结论表明整体上，零部件的进口促进了最终资本品出口的扩展边际。[7](p90-100)宗毅君进一步利用1996—2014年我国制造业微观贸易数据考察了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结论表明进口中间产品对我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8](p21-29)集聚经济。孙楚仁考察了集聚经济的不同模式与城市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结论表明四种集聚模式对出口增长的扩张边际与集约边际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行业间城市经济是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主要因素，行业内专业化经济、行业分散度以及行业竞争指数能够促进城市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但是作用强度与作用方向和行业间城市经济具有差异。[9](p59-72)王永培同样考察了集聚效应与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制造业集聚无论对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p18-28)李建通过考察专业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而多样化集聚不利于企业出口的集聚边际。[11](p50-55)政府补贴。张杰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结论表明政府补贴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但政府补贴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另外，政府补贴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12](p22-48)许和连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的方法考察了创新补贴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创新补贴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创新补贴对高生产率、小规模、民营企业二元边际的影响作用更大。[13](p61-68)环境规制。张胜满运用两部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呈现U型，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呈现促进作用。[14](p76-86)专利国际化。邓兴华利用1992—2010年186个国家与地区间的专利与贸易流动数据考察了专利国际化对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专利国际化能够显著促进贸易增长的扩展边际，但是对贸易增长集约边际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15](p4-20)国际移民网络。范兆斌以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与34个OECD国家2000—2013贸易及移民数据考察了国际网络移民与贸易二元边际的关系。其结论表明国际移民流量和存量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影响均不显著，国际移民流量对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而移民存量对集约边际存在正向作用。[16](p5-16)外商直接投资。黄远浙利用2000—2006年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结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7](p114-12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魏友岳利用1995—2014年中国对全球伙伴国的出口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对于出口增长集约边际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8](p28-39)另外大量研究还分别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成本、劳动力成本、内需规模、技术创新、产业内分工体系以及建交时间等因素考察了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如上所述，关于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但以下研究仍有待加强：一是现有文献鲜有从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角度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及出口结构，魏友岳的研究虽然提及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但是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出口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外部冲击更多体现为出口目的国的需求变动，因此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二是外部冲击代理变量的选取待进一步完善，以往研究如钱学锋多采用典型外部事件作为外部冲击代理变量，[19](p65-79)本文选取Baker、Bloom和Davis创建的经济不确定指数作为代理变量，[20](p1593-1636)更具代表性。
三、理论机制
经济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出口企业将产品销往海外需要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前者包括了解出口目的国相关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履行相关出口手续所需支付的成本，后者主要指出口一单位产品至目的国所需支付的运费、关税以及产生于销售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经济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影响贸易规模，首先，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将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次，经济不确定性将致使沉没成本增加。尽管经济不确定性并不意味企业生产成本必然提高，但是考虑到它是一种风险，企业也会谨慎对待，将其视为不好的预期，所以经济不确定性会同时增加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进而提升企业出口门槛（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足以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才能出口），降低出口企业数量，致使出口规模下降。
①卫生厕所建造在室内或庭院内，对房屋建筑质量较好的建筑，尽量在屋内进行卫生厕所改造，对房屋质量较差的建筑，应在庭院内选择合适位置新建无害化卫生厕所。
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将通过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提高其贸易成本，从而提高出口“门槛”，最终导致一些原本出口的企业将不再出口，所以经济不确定性将降低出口扩展边际水平。
表3反映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首先出口总额的均值为5.04E+07美元，最大值为4.57E+08美元，最小值为6.10E+05美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749倍，表明中国对20个样本国家出口额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将中国对外出口分为扩展的边际与集约的边际，本文发现集约的边际大于扩展的边际，其中出口扩展边际的均值为1377405美元，集约边际的均值为4.9E+07，集约边际占出口比例的均值高达95.1%，扩展的边际占出口的比例仅为4.86%。中国对外出口以老产品老市场为主。贸易伙伴国经济不确定性反映了外部冲击的大小，该指标均值为117.3，最大值为542.7656，最小值为27.0003，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0倍，表明中国对外出口环境具有较大差异，面临较为明显的外部冲击。从贸易伙伴国金融发展指标可见，各出口目的国金融发展水平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该指标最大值为345.7219，最小为20.8142，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6倍。本文运用贸易伙伴国经济自由度衡量中国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运用双边地理距离考察中国企业出口的可变成本，从以上两个指标可知，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出口目的国，中国对外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存在较大差异。
四、模型的设立与变量的选取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重点在于考察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构建计量模型如下式：
其中H1～H7使用+15V直流电源供电，H8使用+5 V直流电源供电.电压霍尔传感器H1～H7通过接线端子J5～J11与电池板相连（图2）产生霍尔效应，得到0～5 V的电压信号.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流导线穿过带有电流感应孔的电流霍尔传感器H8输出额定值为0～2.5伏直流电压信号.上述电压信号连接单片机U1的A/D引脚（图3），将分压电阻R101～R108（图2）放在单片机U1与霍尔传感器之间，防止感应电压过高而损坏单片机.
一要进一步理顺水库移民工作管理体制，统一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标准，完善前期审批审核机制，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二）变相的构建。
大量研究表明双边经济规模能够显著影响双边贸易规模，其理论机制在于出口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其供给能力的上升，目的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促使其需求规模上升，供给与需求同时影响双边贸易规模。本文选取双边GDP规模作为双边经济规模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3.谷氨酸介导的兴奋性毒性假说：有研究表明PSD与血浆谷氨酸水平升高和谷氨酸草酰乙酸转氨酶(GOT)的降低有密切关系[7]。动物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压力能增强边缘/皮层区域的谷氨酸释放/传递，发挥强大的结构效应，诱导树突重塑，减少突触，并可能减少类似于抑郁症患者观察到的体积[4,8]。在这些区域的绝大多数神经元和突触都使用谷氨酸作为神经递质。在脑卒中后不久增加谷氨酸和对侧前额叶谷氨酰胺/肌酸比值有助于激活PSD中的谷氨酸能系统。
吃肉后腹胀服大山楂丸 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得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大山楂丸 （糖友不宜）。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而贸易成本分为固定贸易成本与可变贸易成本，所以本文选取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固定成本的代理变量，该指数衡量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以来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知识产权与腐败等9个方面的综合得分。相关数据来源于The 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另外，本文借鉴Amurgo-Pacheco&Piero-la[21]的做法，以双边距离作为可变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具体而言，本文采用中国与20个贸易伙伴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可变贸易成本，相关数据来源于CEPⅡ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
表1 2016年中国对20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二元边际
2.外部冲击的测度。
（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对抽选的猪血清进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ELISA抗体检测，根据试剂盒说明书上的标准，试验结果见表3。
本文选取Baker、Bloom和Davis创建的经济不确定作为外部冲击的代理变量，[20](p1593-1636)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美国10大媒体对该事件进行的报道，该部分认为媒体的关注在一定程度反映该事件的影响力，关注程度较高的事件可被视为具有明显外部冲击的事件。第二部分包括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将失效的贸易协议及税收规则，本部分认为贸易协议和税收规则的确立可以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反之，大量贸易协议和税收规则的失效将导致较大的外部冲击。第三部分包括经济分析师对未来经济趋势的分歧程度，该部分认为专业人士对经济趋势的差异性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标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综合三方面指标，经济不确定指数对外部冲击的测度较为准确。根据该指数数据本文整理了1997年至2018年7个外部冲击点，并对各冲击点进行了相关分析，本文发现该指数确实能够准确反映外部冲击。如表2所示：
表2 1997—2018年7次经济波动
3.双边经济规模。
（1）式反映了经济不确定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其中EXP表示我国对外出口额；（2）式表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其中EM表示我国对外出口的扩展边际；（3）式反映了经济不确定对我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其中IM表示我国对外出口的集约边际。上式中i表示中国，j代表贸易伙伴国，t表示年份，Uncer表示经济不确定指数，GDPit表示中国经济规模，GDPjt代表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Disij表示贸易伙伴国j与中国i之间的地理距离，FTCjt表示贸易伙伴国经济的自由度水平。PROit表示中国劳动率水平，PROjt表示贸易伙伴国劳动率水平。σi表示年度固定效应，φij表示国家对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中国以及贸易伙伴国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异质性，ωijt表示随机误差项。
1.二元边际的测度。
4.固定贸易成本与可变贸易成本。
已有研究关于集约边际的界定基本一致，即已出口企业或已出口产品在出口数量上的扩张，本文参照Amurgo-Pacheco&Pierola对集约边际的计算方法，[21]将老产品老市场作为集约边际的衡标准，即如果将已经出口的产品（老产品）继续出口到已经出口的市场中（老市场），本文这部分出口额作为集约边际。具体而言，如果1998年中国将产品i出口到目的国d，1999年中国i产品仍然出口到d，贸易额为E，那么E即为出口的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为出口到各目的国集约边际之和即∑E。考虑到扩展边际的定义尚存在较大分析，钱学锋对扩展边际的定义较为科学，[25]所以本文参照钱学锋对扩展边际的测算方法，将其分为两部分即老市场新产品以及新产品新市场。具体而言，前者表示如果1998年中国将产品i出口到d国，1999年中国将产品i出口到新的目的国c，其贸易额为s，那么s即为扩展边际。另外，如果中国1998年没有将产品i出口到国家d，但是1999年存在中国对d国i产品的出口，贸易额为r，那么r是扩展边际的一部分。表1反映了2016年中国对20个样本国家出口的二元边际。表中数据表明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呈现两方面特征，第一出口的增长以集约边际占主导。具体表现为所有样本国家，出口集约边际占比均大于出口扩展边际占比。第二，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扩展边际的占比更大。具体而言，2016年在所有样本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出口至智利的扩展边际占比最大，为19.17%，其次是巴西（占比高达16.28%），排名第三位的是印度，其扩展边际占比为13.5%，扩展边际最小的是美国，其扩展边际占比0.49%，其次为香港扩展边际占比0.27%。
5.双边生产率水平。
新新贸易理论表明企业生产率水平亦是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能够促进一国（地区）出口规模，因此，本文分别以国内劳动生产率和贸易伙伴国劳动生产率作为双边生产率水平代理变量，进而考察二者对中国出口额及二元边际的影响。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三）统计性描述分析。
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不同于对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较为复杂，因为经济不确定性能够提高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但是二者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有所差异，首先，固定成本的上升将导致集约边际上升。固定成本增加致使企业的出口“门槛”上升，此时，一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海外市场，而另一部分生产率价高的企业继续出口，其市场占有率提高，集约边际水平上升。其次，可变成本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可变成本在提高生产率门槛的同时会降低企业的出口额，这两种效应对集约边际作用相反，其影响不确定。
五、实证研究
（一）外部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理论机制可知，外部冲击将增加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进而降低出口规模，本文实证部分首先检验外部冲击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考虑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三种计量方法，如表4所示，模型（1）与模型（2）表示混合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模型（3）与模型（4）反映了随机效应分析方法下外部冲击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模型（5）与模型（6）考察了固定效应方法的回归结果。首先，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外部冲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具有稳健型，三种计量方法均能得到上述结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亦不具有差异。这一结论与理论预期相符。进一步考察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规模与中国经济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双边经济规模能够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与引力模型基本结论一致。根据新新贸易理论，企业的出口决策取决于其生产效率和贸易成本。本文发现中国生产效率越高，出口目的国生产效率越低，中国对外出口规模越大，表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针对贸易成本，本文考察了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首先出口目的国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越低。固定成本越高，越不利于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双边地理距离系数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距离越远，可变成本越高，越不利于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继而，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结果即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
表3 统计性描述
表4 外部冲击对出口总额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二）外部冲击对中国扩展边际的影响。
本文将我国对外出口进一步划分为出口的扩展边际与出口的集约边际，进而考察外部冲击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理论机制已表明外部冲击增加出口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进而降低出口的扩展边际，本部分将定性分析这一问题。与上一部分分析出口规模相似，本文仍然使用三种计量方法并考察控制变量对结论的影响。首先，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三种计量方法均表明外部冲击不利于出口的扩展边际，该结论符合理论预期。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对我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本文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规模与我国经济规模均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正如理论机制预期的那样，出口目的国市场需求的增加与中国供给能力的提高共同推动了我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增加。另外，东道国经济自由度与双边地理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增加不利于我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增加。中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出口的扩展边际，出口目的国生产率的提高对我国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
如果要为中国印刷产业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寻找一位见证者，我想海德堡应当之无愧于这个角色。从早期通过宝隆洋行进入中国市场，到后来在中国开设公司、建立组装厂，海德堡见证了中国印刷产业崛起、壮大、变强的全过程，伴随着中国印刷产业的成长，一路同行。而中国市场于海德堡而言，亦是其最大单体市场。相携40年，作为全球印刷行业领袖型企业的海德堡，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发生的种种变化，解读未来，我们与海德堡大中华区CEO黄连光的交流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表5 外部冲击对出口扩展边际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表6 外部冲击对出口集约边际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三）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
理论机制表明外部冲击同时增加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但是不同于出口扩展边际，两种贸易成本对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固定成本的提升形成“高门槛”效应有利于集约边际的增长，但可变成本作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冰山成本”将对出口集约边际具有阻碍作用。因此，外部冲击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部分将从实证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表6反映了基于三种计量方法，外部冲击对出口集约边际影响实证结果。表中数据表明，与扩展边际相同，外部冲击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具体表现为不确定指表的系数显著为负。另外，出口目的国市场需求扩大与我国供给能力提升共同推进了我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对我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为负表明东道国经济指数越高，固定成本门槛越低，我国出口集约边际越大，与理论预期一致。作为可变成本的代理变量双边地理距离对我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为负表明可变成本增加，出口的集约边际下降。该结论进一步表明在外部冲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中，可变成本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四）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影响。
本文上述部分分别考察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发现外部冲击通过贸易成本降低了我国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但是关于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影响并未给出明确答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外部冲击对二元边际占比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抗风险能力，表7反映了外部冲击对出口集约边际占比影响的实证结果，由不确定指数系数为负可知，外部冲击致使集约边际占比下降，即当出口国经济存在不确定时，集约边际份额下降，扩展边际份额上升。该结论与钱学锋（2010）结论相似，即相对于出口的集约边际，出口扩展边际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表7 外部冲击对出口集约边际占比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1998至2016年中国与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并利用三种不同计量方法考察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的影响，其结果表明整体上，出口目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具有负向冲击效应。进一步将出口划分为出口的集约边际与出口扩展边际，本文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利于中国对该国（地区）出口的扩展与出口的集约边际，但相对于出口的扩展边际，经济不确定性对集约边际的不利影响更大，即出口的扩展边际抗风险能力更强，另外，双边地理距离对我国出口规模以及二元边际均有不利影响，但东道国经济自由度作为固定成本的代理变量对三者影响有所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越高，中国出口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出口的扩展边际，但不利于出口的集约边际。相对于东道国劳动生产率，中国劳动生产率越高，中国出口规模及二元边际越大。该结论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政策建议。
第一，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本文结论表明产品的多样化能够有效提升出口的扩展边际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部冲击，因此，我国应重视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通过创新提升产品品质进而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第二，加强国际合作，实现海外销售渠道多元化。产品销售渠道的拓展即老产品新市场是出口扩展边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实现出口结构优化，出口扩展边际比例的提升，我国应加强与外国政府合作，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战略，提升抗风险能力。第三，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本文结论表明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规模具有不利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密切关注国外经济形式，提升其预见能力，未雨绸缪，减少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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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murgo-Pacheco，A.and M.D.Pierola，2008 ，“Patter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 ries: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473.
中图分类号： F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7-0054-09
作者简介： 周荣军（1986—），男，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陈庭强（1983—），男，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6-qn-193）；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17240041058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CJJ087）；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
责任编辑 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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