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就业能力看提高“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途径_农民工论文

可雇佣性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8477(2014)06-0085-05

       近年来，民生工程建设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其中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作为就业主体之一的农民工更是学者和社会关注的对象。促进农民工就业及其就业质量的提升，是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制定适宜、可执行和符合群体特征的就业政策”，更是效率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笔者认为提升其“可雇佣性”能力，使其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掌握主动权是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措施。本文就此视角展开讨论，试图寻求相关路径，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涵义

       “可雇佣性”英文为Employability，意为成功被雇佣，就业以后能够维持工作现状，并且在环境变化时能够顺利转换工作，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能力素质。定义“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必须先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涵义和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涵义及特征。

       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城务工人员[1](P63-76)。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2.6亿的农民工中约六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员工的总数，成为生产领域的主力队伍。

       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和优势。例如文化程度比父辈高，对城市了解更为深刻；社会见识广泛，了解最新的生活态势和经济趋势，能够及时改变自身以适应城市的发展；超前消费观念较浓，为了跟上城市的生活节奏，愿意超前消费，追求时髦等。其父辈是“离乡不离土”，不管走多远还是要回到家乡，而“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了在城市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天空。

       不管是文化还是理念，“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追求，而这种追求需要一份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工作来维持，即就业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是否能实现。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可雇佣性能力要素。

       与高校毕业生和城市求职员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缺乏高学历教育和经验积累，但是他们具备选择空间较大、工作不挑剔等优势。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就业质量的高低由职业搜寻者的人力资本含量决定，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征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笔者认为这4个方面即为其可雇佣性能力，分别是受教育状况、相关技能掌握状况、工作经历和接受培训的经验。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要素分别为：适当的文化素质、充分的技术能力、经验总结能力和发现并掌握机会的能力。

       相比于城市就业人员，这四种能力层次较低，而对于学历和经验不足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4种可雇佣性能力可能决定其从事工作的质量和信心，以及获得较高生活水平的基础。在这4种能力的指引下，笔者对其进行细化，得出了10个二级能力指标(见表1)。

      

       可雇佣性能力强调3个方面：选择、维持和转型。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适当的文化素质”使其能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处于就业状态则需要“充分技术能力”和“经验总结能力”支撑，遇到重大变故需要转型，则需要“发现并掌握机会的能力”来保证。

       二、可雇佣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要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在4个制度方面创新，即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2](p18-21)。可雇佣性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维持和转型，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差，他们试图不断地转换工作以达到目标工作状态[3](p24-33)。若能够获得目标工作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应增强。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追求目标工作状态，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工作情感因素更多。就业质量高低与“新生代”农民工内心的情节有较大关联性，因此笔者认为工作嵌入程度是其就业质量重要的衡量指标。

       工作嵌入是美国心理学家Mitchell提出，主要含义为工作状态稳定的要素出现时，即使出现员工不满意的因素，他们也不会主动离开现有工作岗位，岗位与员工之间是一种嵌入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较高就业质量和生活状态时，对工作会注入更多个人情感，当其认定所工作的企业，一般会出现“工作嵌入”状态。Holtom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工作嵌入有6个维度，分别从3个层面即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外部环境层面来释义工作嵌入的影响。

       (一)变量设置、释义及基本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在武汉市的抽样调查，调查采取结构式访问方式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500份且全部收回，有效问卷95.6％。课题组将收集的信息在统计软件SPSS19.0系统下进行整理、编码和录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的数据库。武汉市地处全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也居全国中等水平，在农民外出务工问题上兼具输出地和输入地特性，因此在分析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上有着较好的代表性。

       在可雇佣性能力保障下，笔者根据文献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主要影响归纳为4个维度：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就业理念和环境特征。以上述4个维度为自变量，工作嵌入作为因变量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最终得出可雇佣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自变量设置及释义如表2所示。

       (二)模型构建。

       笔者采用Logit回归模型，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度高的概率，而1-

表示“工作嵌入”度低，

表示其“工作嵌入”高的比例。Logit回归模型形式为：

      

，其中i表示个体序号，k表示自变量个数，

表示第i个个体的第k个“工作嵌入”度的影响因素。表2中自变量编号分别为

。

       (三)统计结果。

      

      

       Logit模型采用的是逐步回归法，经过5次回归分析，最终得出持续影响因素。检验的系数分别有：回归系数(B)、标准误差(SE)、怀特检验(WALT)、自由度(Df)、显著度(Sig)以及幂指数[Exp(B)]。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多数自变量的效用与预期结果一致，即能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度产生较大影响。HL统计变量的显著性并不是很高，表明了上述模型拟合一般，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为了排除此类影响，本文选取了显著度sig小于1的自变量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即X1，X7，X8和X11。所选取的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工作嵌入度)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舍去不进行解释。

       (四)结果解释。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度高低主要由四个因素影响，即年龄、识别机会的状态、收入层次和工作满意度。这与前述的可雇佣性不谋而合，可雇佣性强调利用现有的优势成功获得工作，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工作经验维持工作，遇到重大变革时能够准确迅速掌握机会并成功实施转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要求与其工作嵌入度(就业质量)具有内在一致性。

       1.个体年龄层次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

       由于家庭背景和父辈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辍学较早参加工作，年龄也有年轻化趋势。从数据结果分析，年龄对工作嵌入度影响为正效用，即年龄越大，其就业质量越高。幂指数的含义表示自变量对工作嵌入度比例的边际影响，年龄的幂指数为1.50，即表示每增加3年的年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度比例提升1.5倍。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因素，即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会越来越注重工作稳定性，投入更多的情感和精力到企业工作中，即使遇到较大变革，也不会轻易转换工作，工作嵌入度较高。

       访谈过程中发现，工作嵌入度最高的年龄段为：25—28周岁。该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摸爬滚打了一些年，学到了一定的技能和经验，该稳定下来，做好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为未来稳定而且有质量的生活打基础。”

       2.就业稳定态度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态度主要有3种，偏向稳定、中性和冒险。与其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冒险精神较大，愿意为丰厚的待遇“冒险”。但是数据显示，随着就业稳定态度趋势的变动(“1”→“3”)，工作嵌入度降低，幂指数显示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作嵌入度下降62.9％。可能的原因是工作嵌入度强调的是对企业忠诚。但偏于冒险的就业态度显示年轻一代的工作激情，本质也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安于现状的个性。一方面是忠诚，另一方面是冒险，二者并没有冲突，当其在冒险状态下，可雇佣性前提保障其预期收入时，忠诚程度最高。

       3.收入层次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

       收入层次主要分为4个，以城市低保水平和平均水平作为分界点，4个层次收入水平对工作嵌入度影响与预期一致，且都为正效用。根据幂指数可知，收入层次对工作嵌入度的边际影响为1.257，含义为每增加一个档次的收入水平，工作嵌入度增长1.257倍。与年龄的影响相类似，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逐渐稳定且愿意为企业长期贡献。从可雇佣性角度，随着工作年限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也逐渐积累，继而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因此，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的提升直接导致工作嵌入度的提高，即就业质量的提升。

       访谈中发现，处于城市平均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度较高，且愿意为现在的企业付出，因为此类收入水平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也能够为其正常层面的交往“买单”。

       4.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嵌入度的影响。

       在传统的思维中，农民工选择工作系为任意，无目标可言，只要能够获得一定收入即可。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工作并非随意，而是追求满意度。数据统计结果显示，随着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工作嵌入度也随之提升。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满意度，工作嵌入度提升1.982倍。

       访谈过程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并非挑剔工作，而是在掌握一定水平的可雇佣性能力后，工作满意是其选择的重要因素。所以随着工作选择范围和种类的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搜寻过程不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提升自身可雇佣性能力，一旦其选择预期目标的企业，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保持最高水平的工作嵌入度。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就业质量的路径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达到较高生活质量，必须增强自身的可雇佣性。笔者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提升的基础上，通过促进其提高工作嵌入度，成功维持和转型就业，达到预期的就业目标。

       (一)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基点，增强可雇佣性能力。

       对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方面的分析，人力资本特征也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数据分析结果却未能反映。说明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优势没有体现出来，教育程度和经验未能给“新生代”农民工可雇佣性能力增加砝码。而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可雇佣性能力要素来分析，学历至少在“初中文化及以上”，但是这仅仅是达到成功被雇佣的水平，维持和转型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因此，政府应该从“技术教育”等专业性教育抓起，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背景。在市场需求指导下，以个性和兴趣分类进行针对培训，缩短“新生代”农民工搜寻工作的周期，尽早使其投入到工作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度(见图1)。

      

       图1 人力资本投资下工作嵌入度提升路径

       (二)创新就业渠道，加快可雇佣性能力的维持和转型。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重要的是维持工作状态和环境改变后的成功转型。现今的就业渠道对于接受正规教育的个体来说比较成熟，但对于缺少教育或者教育不完善的个体却是一种阻碍。即使能够成功被雇佣，但工作状态很难持续且不能提升就业质量。

       再者，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二重身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若其城市身份比重高于农民身份，其工作嵌入度会提高。政府应制定更多公平性的制度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平等性，例如薪酬、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政府的再就业扶持工程应加大适合“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工种设计和实施，使其就业稳定性提高，提早进入工作嵌入度高的阶段(见图2)。

      

       图2 创新就业渠道下的工作嵌入度提升路径

       (三)完善信息传递渠道，从意识、观念和方法三个方面促进就业质量。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非常之多，但是由于“二重身份”的限制，得到的信息往往偏重于“二手”信息，信息有效性低。若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不能建立平等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正常就业群体之间很容易出现信息洞。“信息洞”是指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双方交互缺位和社会角色期待的差异而造成的信息传递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得社会网络的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发生信息交换时，由于其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的差距难以耦合而造成信息的一种断裂现象，遂使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链条中出现“洞穴”[4](P15-22)，久而久之会造成群体的“边缘化”现象。

       在如何获取有效就业信息渠道方面，笔者认为应从意识、观念和方法三个模块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训。一是较强的就业意识，细心观察每条相关信息，并筛选出有效信息；二是要有“重工作，轻途径”的观念；三是使用科学的搜索和实地考察方法，保证就业的成功率(见图3)。

      

       图3 信息融通下的就业质量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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