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主义、主权与自主发展：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唯一选择——读《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个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主权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主体论文,落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自20世纪末以来相当响亮的一个术语，甚至是一种思潮，冲击着中国的学界、政界、经济界；更似乎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大潮，其强度远远超过了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面对如此浪潮，有人悲观失望、不知所措，有人欢呼跳跃、亢奋不已，更有人趁“潮”打劫地窃取权力、侵吞公有资产。一些人像传教士那样，把“全球化”说成是“客观规律”，只能顺从、不可抵御。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只能接受“全球化”的洗礼，对公有制经济实行“私有化”；由少数“精英”主宰社会，而边缘化大批的“弱势群体”；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依附于“全球化”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美国大资本财团。于是乎，那些以权谋私和侵吞公有资产者，不仅无罪无错，反而成了顺应“全球化”的圣贤。
“全球化”是一个没有主语的词。如果说“客观规律”，那么大气环流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全球化”。显然，倡导者不是说自然界的“全球化”，而是说人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全球化”。但为什么不明确其主语反而用“客观规律”来论证它？也显然是别有用心。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辩论，但要识破其说教式欺骗，对“全球化”做出明确的概念规定，进而确立面对其冲击我们应有的选择。卫建林先生以中国官方考察团负责人的身份，于2003年10月对拉丁美洲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写出了《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个调查报告》（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从拉丁美洲在“全球化”中的境遇和选择的考察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和丰富的材料。阅读本书，引起了笔者的反复思考，形成如下文字。
一、资本全球化：资本制度向全世界的扩张
“全球化”是一个简称，而且是一个故意的简称。其本意，可以用卫建林先生所说的“西方全球化”来表示；而笔者则习惯用“资本全球化”，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全世界扩张。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发端并兴盛于西方，因此，称其为“西方全球化”也未尝不可。
向外扩张，是资本本性决定的。与封建领主制的农奴经济和集权官僚制的小农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之一，就在于此。自从资本统治制度形成，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先是国内，进而欧洲和全世界。从16、17世纪开始的殖民地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争夺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期间的三四百年间，资本统治已将其势力范围伸向了全世界，从而也使全世界的劳动者或直接为资本所雇佣，或为资本财团提供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即两大阵营的对立，限制了资本的全球扩张，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也迫使垄断资本财团不得不改变其旧有的以殖民地为主的扩展策略，冷战和政治控制成为其扩展的主要方式。
20世纪末，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的改革，使世界格局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垄断资本财团的冷战对手已不存在，而大多数落后国家又急于发展经济，对外来资本不仅不再排斥，还热切地欢迎。这样，就为垄断资本的扩展提供了良机，它不再需要以武力侵略和威胁而是以堂而皇之的“市场机制”，就可以顺利地向全世界扩展。
金钱没有臭味，资本没有国界。
自从形成以来，资本由其人格化了的资本家来行使它的权势，不断地扩展、积累，这个过程，既是资本统治劳动，又是工业文明向全世界的泛滥。资本的力，不是来自物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关系所保证的人对人的控制。当人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时，其意义在于对历史总体的把握和大的阶段的划分；而在具体的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对人的制约，不仅决定着人的素质技能，也决定着人素质技能的发挥形成的生产力。进而，生产力又为生产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阶级所占有和支配。这样，人数很少的阶级才能形成统治人数很多的阶级。阶级社会的实质就在于此。资本的力量，实则劳动的力量，私有制将劳动异化，不仅劳动成果为资本家所有，而且这种成果又继续成为占有更多劳动的条件。
现代垄断资本财团，其拥有的资本都在上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美元。如果仅仅是纸币或股票，它们本身并无价值，也不成为控制他人的力。但它们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集合，是劳动的力的体现。因此，这巨额的资本就成为巨额的力，它不仅要控制已经控制的劳动者，还要扩大控制的对象，通过这些劳动者，去改造自然物并利用资源，以壮大资本的力。而资本家又会把其控制的劳动者也视为资源，视为自己的力，以此进一步积累、扩展。
垄断资本在向全世界扩展其统治的同时，也将其制度、体制、思想随之推行。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发动者是垄断资本，但它们却要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口号。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成了发动这场资本统治“大跃进”的宣传标语。“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则以相当精确的数字计算，给落后国家描述了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步骤。
在如此强盛的宣传攻势下，几乎全世界都接受了这个信念：只有实行“全球化”，才能有经济发展。而落后国家中的那些受到美国人栽培和资助的学者、政客，又会把“经济全球化”添油加醋地炒作一番，使之成色香味俱佳的丰盛美餐，令人垂涎欲滴。
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学者，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他们利用中文的优势，对“经济全球化”做了相当密实而充分的论证。据洪朝辉“关于全球化的四种观点”的概括，其中：
第二是个新自由派。它的观点强调的一是全球化、全球经济资源和全球要素的优化组合，它的结果不是零和，而是双赢。二是经济全球化能够限制各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无限制的福利政策，从北欧和西欧开始，所以经济全球化形成一个铁笼，迫使每个政府都要遵守全球金融的共同规则。另外，它大力赞扬WTO的作用，因为它提出了四项革命性的原则，一是非歧视性；二是互惠性；三是公开性；四是透明性。再者它强调所谓的信息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可能独占，而是共享、均等。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无国界无阶级的，所以全球化代表历史的进步，而绝对不是反动（注：摘自《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8月18日。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这种颇具“中国特色”观点的宣传，确实起到了发动“革命”运动的效果。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官方的所有舆论工具，乃至党校、大专院校的培训班、学习班，重金邀请这些宣传员展开了规模浩大的一场“宣传经济全球化工程”，伸开双臂欢迎、洗净大脑等待幸福时光的到来。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宣传工程中，宣传员们力求避免使用资本、统治、支配、不平等、掠夺、剥削、阶级等概念，或者以改变内涵和外延的方式，使这些概念不再“刺激”外国资本财团。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对“资本”概念的改造。在他们的口中笔下，资本已不是社会关系，而是货币和可以换来货币的“资源”，这包括人力、自然力、生产资料、技术、管理等，以至堂而皇之地论说“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知本家”。似乎“经济全球化”真的是向全世界推广“公平竞争”，从而全面消灭阶级。在他们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群个体人竞争的场，其规则就是优胜劣汰，而所谓精英强者既然有雄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当然就应处于上层，领导那些弱智的无资产者。中国人没必要为“经济全球化”担忧，在世界级的“大企业家”的领导下，奔向“市场经济”的大同境界，何乐而不为？
然而，资本主义者所引以为据的经济学教科书，却在宣扬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同时，明确无误地讲了资本的原则：利润最大化。而且反复申明“没有免费的午餐”。垄断资本财团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在几百年中发动“经济全球化”，根本目的就在于利润。从推销商品到输出资本，形式上变化很大，但目的是一样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资本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有无数小的资本企业出现，但竞争的结果，势必是大的资本财团垄断世界市场。在落后国家，以各种方式形成的小资本，是很难成为国际大资本竞争对手的，它们只能在商业、服务业栖身。而垄断资本财团所需要的，则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资本。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政治权力也是资源，也是资本，相对于有形的个体自由资本来说，无形的政治权力的“含金量”大得多；它不仅控制着自然资源，而且可以制定法律和政策，掌握着关税，操纵着舆论。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最喜欢的落后国家政治制度为独裁专制型，最讨厌的是这些国家也实行政治民主制。垄断财团深受本国民主政治制约之苦，因此希望并要求其资本扩展所及的落后国家保持专制。这样，只要收买了少数独裁者，就等于掌握了其全部政治资源，就可以达到利润最大化。
落后国家的“自由派”，在宣传“经济全球化”时，总不免把“政治民主化”作为其重要内容。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只是要求他们攻击自由贸易的壁垒，以利于其输出资本，但并不可能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和人权。垄断资本财团的董事长和总裁们很清楚：如果任由其资本输向国也都实现民主政治，那就无异于给自己制造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给其资本输出设立坚厚的壁垒。因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论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会依据其民主权利主体的利益，来制定有关国际经济交往的法律和政策，从而保护其本国的经济发展。19世纪的美国、德国，是在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也是在初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当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霸王，它努力要做的，就是以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神话摧毁本来就很粗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它在苏联大获全胜：美国的垄断资本财团及其控制的政府，以巨额投资来收买苏联的官僚和学者，大造舆论，宣传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攻击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专制政治。本来，“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应从社会主义原则对之改革，但美国的这一攻势，恰好与旧体制既得利益者的希望相一致，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国际垄断资本这个强大外援的配合下，把“美国化”作为改革目标，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从而也就放弃劳动者利益，以“取一毁十”的强盗心理，毁掉公有制经济。这一切，都是在所谓“民主政治”的旗号下进行的，正是这个“民主政治”，创造了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独裁者下令向议会大厦中的民选议员开炮！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有资本变成官僚资本，像变魔术一样，将原来那些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政要员，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经济全球化”攻破了苏联这个堡垒，但它带给苏联人民的，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而是国家分裂、通货膨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及官僚资本的独裁专制。
从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中，起码可以给国内“自由派”的朋友们提个醒儿：如果不是受雇于西方的垄断资本财团，而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民主富强，那就别再宣扬“经济全球化”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政治”。西方的垄断资本财团对其本国的民主政治早就厌恶之极，他们是迫于本国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势力的增长，才不能像希特勒那样实行专制，怎么可能会免费送给中国一个民主政治呢？
然而，“资本全球化”的同时，也是雇佣劳动的全球化。资本统治的扩展，也伴随着劳动解放的扩展。20世纪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造成了所有资本财团都不愿看到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虽然在现代世界矛盾中，社会主义运动还处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但这个地位已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起者和主导者都是垄断资本财团，但它在榨取世界各国的剩余劳动和资源的同时，也将资本关系输出到这些国家，从而形成了其雇佣劳动者阶级，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提供了条件。现在的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资本关系，也都有社会主义的组织和政党。当前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运动”，实则是西方劳动者所发起的劳动解放运动的一个方面，它本身也是“全球化”的。
“工人没有祖国”。
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是与资本全球化同步的历史趋势，而且，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势头将逐步加强。
对于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来说，一方面要自力图强，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积极参与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趋利避害地发展中国的经济。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相互提携，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
二、面对资本全球化的落后国家，是独立自主发展还是成为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外围”？
卫先生此书所考察的，是被西方资本全球化最早波及的拉丁美洲，也是“受惠”于资本全球化最早的地区。资本全球化究竟能给落后国家带来什么，在这些国家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本书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这一点。
自斯密以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总在宣传一种观念：只要开放国门而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那么，落后国家终究会逐步发展，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然而，几百年的历史却表明了相反的趋势，那些不能坚持（或没有）国家主权、被动地适应发达国家自由贸易需要的国家，不仅没有因此而发展起来，反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财团。“富者日壅，贫者日倾”。这种状况迫使落后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反思他们从发达国家教科书上学来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教条，从落后国家利益来分析几百年历史的经验。在这方面，拉丁美洲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起了开创性作用，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之后，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等人，又进一步形成了“依附论”，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要点是：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它们垄断着技术的创新，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并借技术先进的垄断地位，掠夺外围国家。它们是现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在政治上，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控制第二类国家。第二类是“外围”国家，即世界上绝大多数没有实现工业化或“工业化畸形”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第一类国家。“中心”的经济周期，对“外围”有直接影响，“外围”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倾销产品、转移危机的场所。“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附属于“中心”国家，其主要出口产品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初级、低技术值的产品，但又必须维持这种出口以换取“中心”国家的工业品。“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中心”的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
这样的“中心—外围”格局，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结构，“外围”国家只有服从“中心”的利益，才能存在。
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注：普雷维什：“我的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载《世界经济译丛》1983年11月。）。
“中心—外围论”给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由此来重新思考本国的发展道路。巴西的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论”，认为“中心—外围”结构实为“统治—依附”结构，这是资本扩张过程的结果。并认为，列宁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只注重了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忽略了被统治国状况的研究，而他的“依附论”实则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拓展。在197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论点。多斯桑托斯认为，自殖民地时期，“统治—依附”结构就已形成，其特点是宗主国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支配殖民地国家，对这些国家从土地、矿产和劳动力进行殖民垄断；进而是殖民地国家被纳入垄断资本的分工体系，成为原材料的主要产地，在依附国形成了“出口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结构。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争取到政治上的独立，但“中心”国家依然利用其技术和资本的优势，控制“外围”国家的经济，其控制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一是不平等交换，中心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控制着买方市场及运输和销售渠道；二是服务费用吞占，主要是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这实际上是由技术垄断而形成的新地租；三是资本输出，这是对外围国家劳动力的直接剥削，也是迫使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手段；四是国际“援助”，主要是贷款，外围国家利用贷款来购买中心国家的商品，但又不能因这种购买而创造新的价值，从而背上高额债务负担。中心国家垄断资本财团对外围国家经济的控制，除上述经济方式外，还有政治、军事手段，特别是通过控制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达到其目的。
多斯桑托斯指出，在外围国家，有一种思路，即在不变革本国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强实力，由此摆脱中心国家的控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官僚阶级、失败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中间阶层及其思想家们谋求一条用扩大出口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道路，以此代替用诸如延期偿付、革命地改变世界的贸易关系、制止外资利润外流等激进措施来解决外债问题的道路。可见，这是一条更加屈从的道路，一条变本加厉地剥削劳动者以填满外国剥削者腰包的道路（注：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481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从“中心—外围论”到“依附论”，表明落后国家在民族独立之后，建立起初级的资本主义制度，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原则发展经济之路不通，那些站在民众立场上的经济学家对这一原则的批判，其理论价值是很大的，它与资本主义正统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的对立，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多斯桑托斯等人明确指出：外围国家要摆脱其依附地位，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卫先生的《调查报告》一书，以大量的篇幅和充实的材料，从巴西、阿根廷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论证了其中两股社会势力的矛盾与斗争。随着资本全球化，社会主义运动也扩展至拉丁美洲，而且形成了较强的势力，其中智利的阿连德甚至于20世纪70年代上台执政。至今，左翼政党的势力日益壮大，委内瑞拉和巴西的左翼政党已成执政党，并艰难地在与美国及其支持的右翼进行斗争。这是拉丁美洲各国自主发展的要求与根据。然而，在垄断资本财团及其代理人——官僚资产阶级的沉重统治下，这些国家的革命相当艰难，依附地位依然。
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产生“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的南美国家相似，但我们已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我们能变被动为主动、独立自主地展开对外经济交往的前提。
强调主动性，并不是否认事实上存在的“中心—外围”态势，但可以也必须努力避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
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它们依附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根本原因。小资本依附大资本。小资本为外围，大资本为中心。在国际如此，在国内也如此。国际上的依附，不过是国内依附的扩展。资本是自由的，其相互间的竞争取决于势力。正是大资本要求自由竞争，而大资本的自由竞争，对于小资本来说，就是垄断。当然，对于落后国家而言，“中心—外围”的国际关系结构，是它们从农业文明或更低的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一个必经环节，但当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而且国内劳动群众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要求改变这种结构。不过，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制度变革。多斯桑托斯已经认识到了这一层。
中国也是“中心”国家所要控制的“外围”，这在20世纪前期已经基本上做到了，但中国革命打乱了这个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另一个危险，即被纳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另一类“中心—外围”结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方针，在当时受到双方夹击，一是美国的封锁，二是苏联的挤压。为了不依附这两个“中心”，中国付出了极大代价和努力，从形式上看，它延缓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进程，但从内容上说，独立自主的方针又是凝聚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多斯桑托斯等人努力争取的，就是这种独立自主。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独立自主的方针，而在于未能充分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现在实行“开放”政策，关键还在于能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20余年的历史表明，当今世界的“中心—外围”结构更为严整，前苏联的“中心”已不复存在，它也成了“外围”国家。将前苏联变成“外围”，是美国垄断资本财团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它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将中国也彻底变成它的“外围”。
中国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成为美国“中心”的“外围”。这似乎是个两难问题，解决的途径只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主动积极地展开国际经济交往，使之服从于、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
从垄断资本财团的立场看，它所要求“外围”国家的，就是依附；如果“外围”国家主动适应“中心”的要求，也就是承认依附，并按依附的标准来改变自己的制度、体制和经济结构。
中国能否保持主体性、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并主动积极地展开国际交往，核心就在怎样对待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以及怎样建立与调整经济结构。所谓经济发展，并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的地位和素质技能以及由之而生的制度、体制和结构。依附性经济制度及其体制、结构，短期可能会使经济增长的某些指标有所提高，但长期而论，却是不利于发展的。比如进口外国的豪华汽车、奢侈品、名牌服装，可能会促使贸易额和商业利润指标增长，但对本国经济发展并无正面作用；再如大量吸引外资，从而可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其利润都流向国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正作用也有限，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外国垄断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发展的后果。只有明确中国经济的主体性，才能认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不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所迷惑。对我们来说，更要强调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它虽然也会表现一些增长的假象，但毕竟比“国内生产总值”更有助于反映发展状况。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改革现有体制，从完善公有制、提高劳动者地位和素质技能、发展中国经济的角度，来调整经济结构、改进运行机制，由此来确立中国的主体。这是我们与外国发生经济关系的根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主动积极地与外国垄断资本交往，而绝不应当将中国纳入垄断资本扩张的逻辑，按其要求，“化”为垄断资本财团这个现代世界“中心”的“外围”。
三、以民主运动抑制和消除官僚资本是落后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
“落后国家”一词，时下人们已经很少使用了，一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学者政客要表示自己的大度和友善，二是落后国家的政客和学者要求虚荣。在中国，现在使用最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听起来顺耳，但意思还是落后了的国家。我这里用“落后国家”绝无自我贬低之意，而是力求准确地表达其反映对象的特征。落后国家之落后，是在工业文明的发展上，是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这些国家在工业文明上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在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对人的素质技能的束缚。那些在工业文明发展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变成殖民地或附属国。资本扩张，并不像资本主义学者和政客宣传的那样，是为了传播工业文明，而是为了资本增殖去掠夺资源，榨取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一层，在拉丁美洲表现得相当突出。
相对殖民地而言的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既不是要传播工业文明，也不想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制度。但在掠夺和榨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将工业技术及其产品带到落后国家，但有一个限度，凡是那些先进的、核心性技术，对于落后国家的国民是要绝对保密的。即使其自家开的公司和工厂也是如此，宗主国本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所有者以交换方式购买劳动力使用权为特征的，买卖双方是具有资本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主体，这种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和附属国还没有条件建立，它们所希望并支持的，是落后国家中旧有的统治阶级中依附于它们的那些人，扶持这些人成为代理人，维护旧的经济制度。
至于民主制度，实则并非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这在其早期发展中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中明确地显示出来。资本所有者所要求的政治形式，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专制，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其雇佣的无产者获得民主权。虽然也有“民主”的形式，但其内容，却是以财产限制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排斥于民主权之外，于是民主名下所实行的，实则资主或财主，而且是按资本量分配政治权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西方的民主制，完全是劳动者以其人身权为根据，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斗争争得的，是以人为单位的民主与以资本为单位的资主斗争的体现。劳动者为主体的争取民主权的斗争自19世纪初形成社会运动，随着资本统治的增强和扩张，民主运动也从西欧扩展至全世界。也就是说，资本统治延伸到哪里，民主运动就伴随到哪里。
资本统治和民主运动构成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这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表现得相当明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将其劳动力所有权派生和占有权联合起来。组成工会，将争得的民主权中的结社权与选举权、言论权等统一运用，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成为执政党。虽然执政并未推翻资本统治的制度，但却可以从政策甚至立法上为劳动者争得部分利益。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扩展到落后国家，促使落后国家的劳动者在民主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并逐渐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大部分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由发达国家资本统治及其扶植和控制的官僚资本与民主运动的矛盾。这是资本统治与民主运动矛盾的转型，也是其特殊形式。
官僚资本最早出现于中国，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延续了两千余年集权官僚制的中国，面对外来资本统治的扩张和入侵，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者”，提出了一个既可迎合外来资本统治，又能在国内维护其专制地位的路线，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对外来充当外国大资本财团的代理人，对内保持集权官僚制。虽然也在形式上做些修订，比如取消皇帝称号，颁布宪法，甚至打出“民主”的旗号，但在内容上依然是集权专制。官僚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民主运动所推翻。但其作为一种路线和文化，却潜伏于新的体制内，并于20世纪末复生。
当中国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以官僚资本主义路线对中国人民施加专制的时候，拉丁美洲已独立了一个世纪，作为最早接受资本全球化的地区，因其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而以民族斗争争得了独立地位，但其经济、社会却未能确立主体性，处于附属国地位，英、美等国的大资本财团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也正是这个原因，逐步形成了与中国官僚资本相似但又有所差别的官僚资本。它作为外国大资本财团的代理人，依附性更强，在形式上“民主”色彩也更浓一些，自20世纪中期以后，逐步承认了劳动者的选举权，以致智利的阿连德在70年代初上台执政。但官僚资本的势力强盛，不惜以武装政变杀害民选总统，实行军阀独裁，皮诺切特的反动统治，既有美国大财团的操纵，更有本国官僚资本的支持。卫先生此书，专用一章考察智利，并对在阿连德总统上台及被害的过程中，美国及智利国内官僚资本势力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僚资本对历史进步的巨大障碍。类似的情况，在拉丁美洲各国是普遍存在的，《调查报告》一书对此进行的调查和分析，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拉丁美洲的所谓“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与中国一样，拉丁美洲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官僚资本。就是以“民主”、“自由”包装起来的现代专制主义的体现，如果说发达国家中的垄断资本统治由于受到民主运动的制约，还不得不在形式上依从民主程序，但在落后国家，它的代理人官僚资产阶级却完全不顾什么民主，对于民主运动或者任意干扰、或者干脆武力镇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垄断财团及其控制的政府，不仅充当后台老板，有时甚至会直接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上加以干预。
政治上的专制往往是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似乎只有这样的专制，才可以保持社会稳定，才能为发展提供条件。然而，官僚资本的统治本身，就不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它与工业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官僚资本是个集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大系统，它就像一个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网状吸管，将社会全部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财富几乎都吸去，集中于少数官僚资本所有者或权贵手中。如果这些人能像资本所有者那样，将剩余价值再投资，转化为新的资本，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还是能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官僚资产阶级却只会榨取社会财富，而不会经营，也很少或干脆不将榨取的财富转化为资本，而是用于奢侈浪费，或转移到发达国家——这里充分暴露出他们对民主运动的恐惧。这样，即使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官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障碍作用。至于拉丁美洲和其他落后国家曾出现过的短期经济“繁荣”，其实际原因是外来资本的大量涌入，弥补了国内资金不足。但这些外来资本，几乎都是投向了获利高而快的行业，技术含量低，投资风险也低，而且便于抽身，对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助力很小。一旦发现苗头不对，这些外来资本就会抽逃，于是，这些国家的统治就像被抽掉水分的青菜一样，迅速干枯。
对于近年来在拉丁美洲很活跃的“新自由主义”，《调查报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分析。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一样，作者显然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当前落后国家的主要危险。对此，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赞同“新自由主义”，也知道它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小的负作用；但它对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本主义，仍处于从属地位，是美国的思想界为了在文化上支持官僚资本这个代理人，而想出的既可以宣扬其价值观，又可以迷惑落后国家的学者和青年的一种舆论方式，其宣传性、广告性远远高于其理论性。如果我们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主要敌手，那么，恰恰上了垄断财团的当，它们并不是要在落后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而是要扶助官僚资本主义，这里有许多“实事”要干，如保护贪官污吏转移过来的资财，接受其子女加入发达国家的国籍。这有双重好处，一是可以吸纳落后国家的财富，二是掌控权贵们的身家性命，以此相威胁，就能使之乖乖地服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国际冲突莫名其妙的“解决”中分析出来。再有就是提供军火，利用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予以支持等等。
官僚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财团的强力支持下，已成为20世纪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点，在拉丁美洲是相当突出的。卫先生的《调查报告》以亲身所见、所听的大量资料，给我们描述了拉丁美洲各国由此而形成的现状。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关系，虽然“外围”国家的人民热切追求工业文明，积极地为国家独立、主权、富强而努力，但官僚资本在外国垄断资本的支使和培植下，宛如一个大癌，吸收着在工业化道路上新生国家的营养，严重弱化、病化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外围”国家就会不断地依附“中心”国家，而且不能对“中心”形成竞争力，更不构成威胁。官僚资本在垄断资本全球化，建立其绝对专制的资本统治体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又是阻碍进步、压制民主的主要力量。如果说垄断资本的反动性和专制性因其掌控大量尖端技术，还涂着一层“先进”色彩的话，那么在其对官僚资本的扶植与支使中，已充分地显示出来。
官僚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的危害，不仅表现于政治和经济上。虽然它会纵容“新自由主义”的宣传，但更会“自由”地保守本国旧有的专制文化，并衍生出殖民地意识。专制文化是其统治的精神支柱，而殖民地意识则使广大民众的主体性丧失，屈从于外国大资本的文化统治，从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均被奴化，其危害之大之深远，是很难消除的。这一点，在拉丁美洲各国表现得相当明显，虽然自19世纪初拉美各国大都独立，但殖民地意识一直延续至今。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已成为其主要语言，从而使殖民地意识更加便于流传。官僚资本的统治及其为垄断资本大财团的代理，由此而有了便利条件。
通过官僚资本来控制落后国家，阻抑其进步和发展，是现代垄断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按垄断资本财团的如意算盘，官僚资本是应当永远保存的，就像它们要永远统治世界一样。但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来说，官僚资本却是一个绝对的灾难，只有抑制它、消除它，才有可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得以发展。从静态的势力对比看，人民的力量还是弱小的，但这个力量已经组织起来，并正在不断艰难斗争，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就是伴随资本全球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共同点在于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主体，以劳动为根据，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权，以民主的权威争取和保证公有经济与自由文化。
拉丁美洲是民主运动比较兴盛的地区，从20世纪初开始，就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并领导广大群众展开争取民主权的斗争。卫建林先生的这本报告，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民主运动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考察，从中我们可以感到生机、希望和力量。他写道：
拉美上升的政坛左翼和包括几十个到上百个左翼组织的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既在人民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也属于人民斗争的一部分。堆满尸骨、浸透血泪、用死亡和屈辱书写的历史，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猖獗而不幸者的人数和灾难、绝望同时增长的现实，就是那些被资本主义秩序抛弃在最底层、除非彻底改变这种秩序自身就完全没有可能得到解放的人们的教科书。他们一代一代地积累着新的历史创造的知识和社会力量。踏上拉美的土地，几乎在每个国家的城市、街头、工厂、农村或者旅游地，都可以感受到人民斗争的气息（注：卫建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个调查报告》第382～383、 395～396页，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
这里每天都有新的冲突，都有新的牺牲，也都有新的创造。拉美人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成为我们时代的一座丰碑。历史正在从这里掀开新的篇章。在这个意义上，拉美是当前世界历史最有希望的地方（注：卫建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个调查报告》第382～383、 395～396页，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
民主运动在拉丁美洲的兴起，不仅促成了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而且使一些左翼领袖得以上台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运动势力的壮大。也正是民主运动的发展形成了抑制官僚资本势力，克服专制文化和殖民地意识，确立健康的适合本国工业化道路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在拉丁美洲，在世界各落后国家，都有所体现。从卫先生的这部书，以及他先此出版的《历史没有句号》、《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科技属于人民》、《历史是谁的朋友》等著作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现代世界的矛盾，而资本的全球化与民主运动在全世界的兴起，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发展、壮大民主运动，抑制官僚资本，不仅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也是从全球范围内抵制资本全球化的负效应、使人类步入健康发展正道的必要环节。对此，我和卫先生一样，是乐观的。
标签：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垄断竞争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