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兼析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科举论文,进士论文,独秀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6-0079-07
汉字和科举制是中华文化的两项典型代表，对东亚文化和近代西方文明曾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范围内“华文热”的兴起，汉语教学和汉字地位逐渐上升，汉字文化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历史上的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科举考试的科目演变、文体要求及制度变革，均受到汉字文化变迁的影响。深入探析科举制、科举文化和科举学，不能不研究汉字文化。另一方面，科举史真实纪录了汉语言文字的演化轨迹与传播历程，也为汉字文化研究者所关注。迄今，海内外学人从音韵史、文学史、考试史等不同视角，汉语音韵与唐宋进士科考试改革的关系，科举诗赋特点与影响，八股文评价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专题探讨。本文主要从汉字文化的视角，探究科举考试的文化特征与历史影响，并解析千余年间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
一、科举考试的汉字文化特征
“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1](P25)作为一种表意性质的文字，它包含形、音、义三要素，通过字形来表音和表意。汉字发明者所表达的“意”，是文字所记录的人的思维、意识和观念，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汉字文化。“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2](P95)科举考试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深受汉字文化影响。在科举制创立、演变和推广过程中，从选士科目的设置，到考试内容与评分标准的选择，乃至考试文体更迭，均体现了汉字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设科考试，以文字学为基础
科举时代，汉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科举分为“文举”与“武举”两大类，就选才而论，乃以“文举”为主，重视考生的汉字文化素养。隋唐贡举科目众多，明书为六“常科”之一，侧重文字训诂考试。书学为国子监六学之一，内设书学博士2人，学生30人，典学2人。教学内容“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①“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②其他选士科目考试，也需一定的文字学(“小学”)基础。
国子监教学和科举考试，依据经书文字多少，分大经、中经、小经三类。《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载：“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国子学，“每岁，其生有能通两经已上，求出仕者，则上于监，堪秀才、进士者亦如之。”③弘文馆、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弘、崇生习一大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皆须识文体，不失问目义，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④。
(二)量才取士，重视书法
汉字具有艺术性特征，对科举选士的标准和审美观念产生直接影响。中国文字书体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完成由隶入楷的大转变，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受其影响，隋唐科举考试以楷体为标准书体，科举崇尚楷法。唐代吏部“选试”，“楷法遒美”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拔标准。史言：“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⑤“选试”科目中，设“书判拔萃”科(又作“超绝”科)。流外官要进入流内，书法成为选用的第一条标准。《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记载：“武夫求文选，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
宋代科举实行誊录制度后，楷书因功利性降低而弱化。士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由楷体转向行草书，形成了宋人独特的“尚意”书风。另一方面，宋代官学仍设书学，且地位上升，专习篆、隶(楷书)、草三体和文字学。及至明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科举考试又开始注重楷法，追求端方雅致的艺术风格，形成工整匀称、平正圆润的“台阁体”。清代乾隆以后，科举取士流行更为圆润规矩的“馆阁体”小楷。由于童试、殿试与朝考不用誊录，行之既久，考官阅卷遂滋生“抑文重字”之弊端[3](P29)。
科举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楷书成为科举的主要应试书体，有其必然性。“除各个时代特殊的原因以外，应试文内容与书写形式的契合，主试者笃信‘书如其人’的传统观念，应试者以楷书体现‘顺民’性格，这三者是应试时文倚重楷法的更为隐蔽的深层共性原因。”[4](P51-56)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的密切相关性。
(三)辩正言辞，讲求音韵
汉字属于单音节，存在声调变化，讲究四声平仄。与此相适应，科举考试重视正音和声韵。日本学者平田昌司认为，唐代铨选的“声、言”标准，完全继承了南朝士族之类品第标准，“言辞辩正”似乎成为了唐代士族阶层阻止社会流动化的一种手段⑥。实际上，这一选士标准反映了统治者推行汉字主流文化的要求。
受汉字音韵的影响，唐代进士科考试开始采用律诗、律赋文体，试题限定韵字。唐初，“南人依靠文化水平的优越性掌握礼部，定下了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切韵》韵部‘同用’规则。这是贡举制度上南北音系之争的一个开端”⑦。律诗又称“试帖诗”或“排律诗”，是在格律诗基础上产生的，韵脚有限制，为五言六韵或八韵。考题多为古人诗句或成语，前冠“赋得”二字，因称“赋得体”。“律赋”是科举考试所用的具有一定格律的赋体，注重声音对偶用韵；以八韵为常，以四平四仄为定式，限格、限题、限韵，骈四俪六。唐代制举以“策”和“杂文”为主，后来也试诗赋。
由于南北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语音上的方言差异，促使北宋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庆历贡举条例》调整“声律”规定，试图解决进士科试题用韵的公平性问题。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罢诗赋、明经诸科，改用经义策论取士。“这次改革是唐宋科举制度史上最全面、最根本的，也决定了此后八百年科举制度的发展方向。”⑧明代中叶形成的“八股文”考试文体，虽属于“文”，然亦有音韵要求；其“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均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八股文的产生与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考试测验的客观要求，也是与“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密不可分的[5](P11)。
(四)体用兼备，行之久远
汉字“因形见义”，形体是其独有的要素。虽然在造字原则上，汉字从表形、表意发展到形声，绝大多数属于形声字，但从根本上看，它与拼音文字仍有本质区别，字与音不完全关联。汉字这一特点给初学者识读汉文增加了难度，但也有着拼音文字难以比拟的优点。其最大优点就是通古今、通四方。古今汉字的读音差别很大，各地汉语方言悬殊，但由于其字义变化较小，且字形相对稳定，所以今人还能看懂古语，不同地区的人能够共同使用汉字。此外，汉字对汉语的适合性强。由于汉字是单音节、方块字，其涵义精微，信息量大，以有限的单音字可以组成无数的词语，适应汉语演变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钱穆曾言：“中国文字一面可以控制着语言，使语言不至于过分变动和分离，但另一方面也常能追随语言以适应新的需要和运用……要明白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扩大在广大的地面上，维持至悠久的时间，中国文字之特性及其功能，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⑨同样的道理，科举制创立后，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各地扩展，并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延续1 300多年之久，也是得益于汉字的长期稳定性及其优点。辽、金、元、清时期，科举考试虽使用过契丹文、女真文、蒙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但其施行的时间短、范围小，最终为汉文所代替。
二、科举考试对汉字文化的影响
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相互依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产生潜在的导向和整合作用。罗庸曾指出：“就文化史言，科举制实为一大分水岭。自隋唐迄今，莫不如此。虽考试科目不同，然其为目的则一，盖令士人有读书上进之机会。”⑩钱穆也认为，唐代是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折点。“诗、文、字、画四项，全要到唐代，才完全成其为平民社会和日常人生的文学和艺术。而唐人对此四项的造诣，亦都登峰造极，使后代人有望尘莫及之想。”(11)究其原因乃在于，具有平民精神的科举制度，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一)确立正字标准，促进汉字的规范化和普及化
科举考试需要一定的客观评价标准。科举制作为抡才大典，在实施过程中确立并强化了汉字的文化标准，为汉字书写的规范化和统一性做出了重大贡献。“唐五代科举考试中对文字的正体要求非常严格，举子若出现文字乖舛，一般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科举考试中，多有因文字错讹而落第者。”[6](P21-29)因此，士人举子对文字标准倍加重视。从唐初颜师古的《颜氏字样》与《匡谬正俗》、郎知本的《正名要录》，到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至大历十一年(776)张参完成《五经文字》、太和七年(833)唐玄度著有《九经字样》，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汉字规范化运动。
成书于唐代前期的《干禄字书》，颇具典型性。作者颜元孙为唐中宗嗣圣元年(684)进士，在颜师古等人的字书基础上撰成此书，区分和辨析唐代文字的正体、通体、俗体。取书名“干禄”，旨在为科举仕进者提供必要的备考指南。其“序言”提出：“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12)唐代宗大历九年(774)，颜元孙之侄、大书法家颜真卿贬迁湖州刺史，手书《干禄字书》，并摹刻上石，遂使之盛传于世。《干禄字书》的广泛流传，对规范当时社会用字产生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据有的学者统计，初唐在千字以上的碑志文字中，通、俗体字的比例达10％左右；而晚唐碑文中，其比例降为3％左右(13)。这是与唐代提倡正字密切相关的。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术兴起，汉字从写本时代跨入印刷时代，科举考试对汉字文化的影响随之扩大。后周广顺三年(953)，由宰相冯道主持校订的儒家“中一经”、《尔雅》、《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刻印问世。两年后，《经典释文》印本问世。句中正、徐铉、徐锴、郭忠恕等人在文字学领域，取得了的突出成就。后蜀华阳人句中正，“明德(934-937)中，授崇文馆校书郎，复举进士及第。中正精于字学，凡古文、篆、隶、行、草诸书，无所不工，常与宰相毋昭裔书《文选》等书行世”(14)。徐铉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解字》，新补十九字于正文中；又以经典相承及时俗通用而为《说文》所不载者四百零二字，附于正文后。徐锴著《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已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又据孙愐《唐韵》，著《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
宋代以后，为适应读书应举的需要，《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流行于世，家喻户晓，极大地促进了汉字的普及。《千字文》原为南朝梁周兴嗣所编，韵文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采斐然；明清时期，其字序被用于贡院号舍、坊里屋舍和薄册卷宗的编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常用汉字的普及程度。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求，清道光进士龙启瑞仿颜元孙《干禄字书》，编成《字学举隅》一卷，辨正笔画疑似，纠正俗体讹字，罗列避讳词语的正写和别字，提醒考生勿犯书写错误。此书受到应试者普遍欢迎，被奉为“科举宝典”，并出现《增广字学举隅》等多种校订增补本，发挥了正字的积极功能。
(二)编订韵书、韵图，推动诗赋和音韵学的发展
唐代进士科诗赋试题采用以《切韵》为代表的押韵规范，保持南朝以来的文化风格。由于中晚唐科举考官在诗赋选士中，严格要求遵守有关声病的规则，应试士人需要参考实用的诗律、韵律指南，因而对音韵学产生某些影响。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指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迫使《切韵》改变韵序，照顾声律；二是出现《切韵》的多种增字增注本；三是出现了分韵编排，临文备查的类书；四是“诗格、赋格”流行(15)。为便于举子依字查韵，唐代产生了以《韵镜》为代表的早期韵图。这是等韵学上用来拼切汉字字音的一种图表，科举考试中的绝大多数字直接取自此类韵图。
诗赋考试文体的流行，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为了考中进士及应对制举，诗赋受到读书人的普遍重视，由此吸引和鼓励众多的士子投入诗歌创作，写下与科举考试活动相关的大量诗篇。据统计，“仅清编《全唐诗》中收录的科举诗就近2500首，将近作品总数的5％，有姓名可考的诗人达600多人，约占诗人总数的38％，几乎涉及这个时代所有著名诗人。”(16)
宋代科场虽严，但韵书、字书也像唐代一样，允许带进考场。《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载：“进士试词赋，唯《切韵》、《玉篇》不禁。”为适应科举诗赋用韵需要，北宋初年出现大量韵书。如端拱二年(989)，句中正、昊铱、杨文举等完成《雍熙广韵》一百卷；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邱雍完成《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景佑四年(1037年)，丁度奉诏与李淑等修成《礼部韵略》，该书只收常用字9 590个，注释从简，作为诗赋考试的官韵，成为举子和考官择音取字的依据和判断正误的标准。丁度又依例刊修《广韵》，编成《集韵》(1039年)，改并《广韵》“独用”韵为“同用”的有十三处。金、元两朝刊行的《平水韵》、《韵府群玉》(1314年)等，以及明清时期刊行的《诗韵辑略》(1563年)、《佩文韵府》(1716年)，均是当时权威的科举考试用书[7]。
就音韵研究者而言，隋唐而下，名家间出。唐代音韵学家，除了神珙、守温出自佛门，王仁昫、孙愐、李舟等人均为儒者。宋代韵书的发展与演变，与科举考试改革密切相连，音韵学家多出身科举，如吴棫、黄公绍等。这一时期，“进士科考试中诗赋的废除与再用，导致了韵图的消失与重刊，这说明韵图只是进士科考诗赋的工具。科举制度及考试内容的变化，是韵图发展、消失与重刊的主要原因。韵图作者是精通音韵、熟悉科举之儒士，而非出自沙门之僧人”[7]。金、元音韵学家有韩道昭、周德清。明清之际，陈第、顾炎武在考订古音方面，颇有影响。清代乾嘉时期，江永、孔广森、钱大昕、王念孙等经学家、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对于古代音韵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提升士人文化素养，促成书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书法、绘画同源于汉字文化。日本学者伊藤伸指出：“人类用符号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形成的文字，在中国及受其影响的文化圈——朝鲜、日本——都形成了‘书法’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与汉字的创造大体同时形成的书法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未有它例的独特现象。”[8]科举选士以汉字考试为基础，具有开放性、公平性与精英性的特点，在选拔官员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大读书人的汉字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由此推动了书法、绘画艺术的不断发展。“从唐以后，字学书品遂为中国平民艺术以大宗。帖书占了上风，碑法几乎失传。”“仙、释、人物画渐转而为山水、花鸟，壁画与石刻渐转而为纸幅尺素，在平民社会日常起居的堂屋和书房中悬挂起来。”(17)书画艺术的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科举制的推广同步的，为科举考试所激励。
唐代科举注重文字书法，社会上形成浓郁的书法艺术氛围。“以书为教，故善书者特多。不但著名之书家，卓然各成家法，即寻常流传文字，亦皆雅健深厚。近世发见敦煌石室之经卷，多唐人书，虽不经意之作，今人亦鲜能及焉。”[9](P464-465)不仅如此，一些科举出身者还工诗善画，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苏轼曾高度赞赏状元王维的山水诗画成就：“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8)五代宋初，画家郭忠恕，擅画山水，尤精界画。兼通文字学，善写篆、隶书。后周广顺中(约952年)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入宋官国子监主簿。
宋代科举制度更趋完善，考生人数大增。“两宋的进士达到4万人以上。举人在12世纪大约有20万；在13世纪更高达40万人。”[10](P357)科举考试的发展，促进了宋代书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北宋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称。苏轼擅长行、楷书，擅画墨竹，对于书、画理论有独到见解。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19)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认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20)由此开创了中国文人写意画派的先河。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体系，被西方人称为Literati Painting。其作者多属具备较全面、较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印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
元明清时期，文人书画以吴镇、唐寅、文征明、徐谓、八大山人、郑板桥等人影响最大。明代进士画家中，以山水画见长者达37人，其中以“华亭派”代表人物董其昌最为著名[11]。晚清状元翁同龢，“以书家之笔作画，写文人意境，且笔墨俱佳”[12]。在文化兴盛的江南地区，还形成了以书法、绘画相传的科举世家。科举考试对汉字文化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三、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
在中国科举史上，进士科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进士科原为众多选士科目之一，创立于大业元年(605)；入唐，“彰于武德(618-626)，而甲于贞观(627-649)”(21)，一跃成为士人入仕的首选途径。北宋中叶以后，进士科取代其他常科，至清末与科举制相始终。科举选士从多科考试演变为进士一科独进，其间缘由，着实耐人寻味。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学术界已作了一些分析，然不够系统全面。本文在探讨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拟就此问题进一步加以申论。从汉字文化的视角来看，进士科长期一枝独秀，是与汉字文化的观念、特点、内容及功能密切相关的，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文化观念上，进士科以举贤任能为己任，体现了儒家传统的治国理念与特定时代的政治要求。
进士科虽起源于隋代，但“进士”之名始于先秦，富有古韵。就字义而言，“进士”乃为进用之士，贡举人才受爵位。《礼记·王制篇》载：“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进士条”记：“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梁章钜《称谓录》卷二十四亦言：“唐代有举人、进士之名，特为不第者之通称……已及第者乃称前进士。”这里所谓“前”者，乃是“名列前茅”，系脱颖而出的贤能之才。儒家历来主张“选贤与能”(《礼记·礼运》)，“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时期创立的进士科，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统治者的选才要求相吻合，因而显示出勃勃生机。
唐代围绕进士科考试活动，形成一系列特殊称谓和习俗，反映出时人的普遍心态。晚唐翰林学士李肇对此作了生动记录：“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
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张睢阳、元鲁山有焉，刘辟、元翛有焉。”(22)这类由进士考试所衍生的文化现象可称之为“进士文化”，对后世科举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次，在考试方法上，进士科重视诗赋、八股考试文体，适应汉字文化的特点及“才智测量”的客观要求。
唐宋进士科的崛起乃至取代其他常科考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考试方法灵活，符合汉字文化的基本特点。如前所述，汉字讲究声律音韵，通过诗赋韵文考试，可以辨别才智之高下。永隆二年(681)，进士科考试开始增加试律诗。玄宗以后，制科考试也增加诗、赋的内容。唐后期，进士科第一场试诗、赋，在取士中地位最为重要。这种状况一方面适应唐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13](P409)；另一方面，也是科举考试发展的必然选择。
钱穆对唐代进士科兴盛原因作过精辟分析：“唐代科举，所重者专在一种文字的考验。其先亦曾注重考验其对于实际政治问题之理论方面，亦曾考验其对于古代经籍之义解方面，但这两种考验，皆易陈腐落套，皆易抄袭雷同，因此以后考试，遂专偏重于‘诗赋’一项。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不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接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可以不即不离地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唐代以诗赋取士，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注重的几点，并非漫然的。”(23)
自北宋中叶始，科举科目逐渐统合为进士科，分立经义、诗赋进士，诗赋地位时降时升，但考试文体演化仍不脱汉字文化之规律。诗赋以特殊的方式被融入八股文体之中。晚清江国霖评论进士科考试文体之功用时曾指出：“自宋熙宁间以经义取士，至明初遂著为功令。制艺与诗赋代兴，由来尚矣……士人读圣贤书既久，各欲言其心之所得，故制艺者，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要其取于心，注于手，出奇翻新，境最无穷。心之所造有深浅，故言之所指有远近；心之所蓄有多寡，故言之所含有广狭，皆各如其所读之书之分而止。”(24)由此可见，从考诗赋到考时文，都是出于客观选拔人才的需要，这是进士科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三，在考试内容上，进士科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适应汉字文化发展的要求，选拔社会所需要的通识人才。
汉字文化既有稳定性，也能适应社会文化发展需要，而产生新的词汇、习语及学科术语。进士科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贯穿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语言训诂等多学科。从策论、帖经、诗赋、实用文，到五经、九经、《文选》、史著、《四书》，其考试形式之多样化与考试内容之广博，考试标准之严格与考试竞争之激烈，为其他科举科目所不及。刘海峰教授指出：“进士考诗赋的范围相当广泛，能够考察举子的形象思维能力，考时务策又可考察举子对政经时务的见解，能更好地选拔人才……进士科实际上是选拔通达之才，非通文律、究义理、明古今者，不易中选，这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适合于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在基层历练一段后较可能胜任领导职位，因而进士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兼并包容了其他科目。”(25)正因如此，隋唐以降，进士科所选拔的儒学人才多为统治者所器重，并为社会所广泛认可。
进入近代以后，伴随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文化的冲击，汉字文化面临巨大挑战。清末，科举制变革，废八股改试策论，进士科考试内容开始吸收西学，而考试形式复归于策论，由此推动了西学传播和新式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汉字文化地位的急剧下降，对科举制衰亡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进士科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因素。
其四，在考试性质上，进士科既是中国古代文官考试，也是一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学位考试，从而提升了进士科的社会地位，使之经久不衰。
进士科的学位考试性质，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26)。科举时代，进士科的特殊地位使得进士功名为社会广泛接受，进而发展为一种类似于西方学位称号的特殊名称。特别是在科举考试普及化、程式化的明清时期，形成了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科举功名，标识着读书人在学问上的不同等级。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科名秀才、举人、进士与西方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相对应，介绍中国科举教育制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进士科的巨大影响。
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与转型中，清朝统治者实行学堂奖励科名考试制度，与进士科相关的三级科名随即被作为新式学堂毕业生的学位名称。一些留学毕业生和国内高等院校毕业生获得了文科进士、法科进士、医学进士、工科举人、格致科举人等学位[3](P172-186)。
四、结论
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1 300年中国科举制度的演化反映了汉字文化的历史变迁，也促进了汉字文化的规范化与广泛传播。进士科考试适应了汉字文化的特点与要求，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在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在清末进士科考试变革过程中，虽然吸纳了西学，但无法用西方文字进行考试。为了弥补汉字文化的不足，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兴办新式学堂，教授西方语言文字及日文，翻译西学，从日本输入新的汉字名词术语；另一方面，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体，改用策论；增设经济特科。这些文化教育的变迁，对于科举制的消亡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语言文字教学来看，科举考试具有古代汉语水平考试的性质，科举考试的历史实践，对当代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③《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
②《新唐书·选举志上》。
④《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⑤《新唐书·选举志下》。
⑥⑦(15)参见潘悟云主编的《东方语言与文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
⑧见《吴语与闽语的比较研究》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⑨(11)(23)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版。
⑩参见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2)引自施安昌：《关于〈干禄字书〉及其刻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13)参见施安昌《唐代正字学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14)《十国春秋》，卷五六，《后蜀·句中正传》。
(16)参见黄珅给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一书的“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参见伊藤伸著、赵声良译《从中国书法史看敦煌汉文文书》(一)，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18)苏轼：《东坡题跋》卷五。
(19)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论书》，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20)苏轼：《东坡题跋》，卷五，《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21)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
(22)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24)参见梁章钜《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一书江国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5)(26)参见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