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面板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因为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而受到世界的关注。2010年中国GDP总量接近6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大国。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成本也是巨大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位于中国。因此，客观评价中国环境污染水平，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很多学者对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Cole等(1998)计算了贸易在全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环境效应；Antweiler等(2001)估算了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贸易开放度、国际贸易诱发的经济结构变化对全球SO[，2]排放的影响；Dean等(2000)估算了贸易诱致的经济结构和技术变化对中国水污染的影响；汤铸(2006)运用修整的Antweiler(2001)理论模型估算了经济规模、技术、经济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依存度、国家环境治理力度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李斌等(2006)也运用修改的Antweiler理论模型估算了经济规模和技术总和、经济结构、贸易开放度、外资依存度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杨海生等(2005)估算了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对我国SO[，2]、COD、Cd、As、氰化物排放的影响；于峰、齐建国(2007)以SO[，2]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水平，对中国环境污染进行了分解分析；傅京燕(2010)以“三废”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要素禀赋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虽然学者们对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空间：首先，大多的实证分析均选取单一或多个污染物排放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水平，对环境质量的整体变化趋势考察较少，但考虑到环境污染状况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是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动态组合，因此在分析区域环境污染水平时，应综合考虑各种污染物的动态变化特征；其次，目前研究者较集中于探索区域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变动对当地环境质量的动态影响，而对环境规制、资本深化、路径依赖等间接因素的影响分析则相对较少；第三，大多数实证研究并没有考察中国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分区域的分析将更有现实意义。鉴于以上因素，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应用回归模型分析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以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测度1999-2009年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指数；第三部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环境污染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一)指标选取
环境污染水平的度量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污染物排放强度(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两类指标。鉴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环境质量问题，而工业污染又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因此采用工业“三废”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境污染指数评估的原始数据。本文选取中国各地区1999-2009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3个指标来测度历年各个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其中，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均摘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中西藏由于数据资料难以取得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30个截面单位在11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样本观察值共计330个。
(二)环境污染指数的测算
由于评价指标计量单位多数都不相同，不能直接进行合成，需要消除指标量纲影响。目前，常用的标准化方法主要有最大最小值法和标准差标准化法。考虑到我国区域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我们舍弃最大最小值法，而采用改进的标准差标准化法。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各区域之间的悬殊差异程度，同时它的测算结果相对稳定。
首先，采用式(1)对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从表1可以发现，1999-2009年这11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升。而环境污染指数下降的地区如北京、上海，与这些地区特定事件存在密切关系，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都对该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至关重要。就11年的环境污染平均值来看，青海省平均环境污染指数最低，为0.015，这与其具有相对富余的资源环境承载空间以及相对欠发达的经济存在密切关系；江苏省平均环境污染指数最高为0.404，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程度较深存在密切关系。
图1 1999-2009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指数折线图
为了更加直观的对中国三大区域环境污染程度进行比较，我们绘成了环境污染指数的折线图，如图1。我们从图1可以看到，1999-2009中国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上行状态，特别是在2001-2005年间，中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增幅明显。这与该期间中国再次出现重化工业化现象以及节能减排政策没能像“九五”期间那样得到严格执行有关，由此也直接催生了“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提出。而2006年以后，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环境污染指数增幅开始放缓。就各地区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与李晓西等(2010)得出的中国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的地区排名是一致的。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远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东部地区也是中国环境污染程度最高的地区，似乎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
三、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设定
受Copeland和Taylor(1994，2003)，Antweiler等(2001)的研究启示，本文建立了一个环境污染强度的简化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一国贸易开放条件下影响环境质量的基本因素，如经济结构、FDI、环境规制等，考虑到经济结构、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带来的环境效应存在滞后性，生成了各地区滞后一期合成数据序列。样本数据为1999-2009年期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如下：
(二)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我国省级层面上考察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计量检验的研究样本为1999-2009年间各省份的数据资料，其中西藏由于数据资料难以取得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30个截面单位在11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
本文应用Eviews6.0软件，对(3)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区域层面上的环境效应，本文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分别做计量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就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从全国来看，贸易开放对环境污染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出口的数额越多，环境污染水平就越高。就各个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东部地区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正逐渐由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着技术密集型转变。随着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不断提高，东部地区为了扩大出口，积极采用环保生产新技术，这有助于减少东部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出口贸易仍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贸易的粗放式特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就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全国、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就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弹性来看，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Dua和Esty(1997)指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的“向底线赛跑”。而且，一国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迫使肮脏产业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会由此成为“污染避难所”。我国制订的环境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引导超过其环境标准的污染企业纷纷来华投资，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来看，投资额多集中于污染强度较大的各工业行业。东部地区有较好的软硬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因此一些东部地区已经对外资的进入设定了较高的门槛，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投资环境较差，对外资仍然是趋之若鹜，越来越多的外资将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与组装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
就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呈现不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我国环境规制的增加并没有明显带动环境污染的下降，这也恰恰是前面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显著的重要原因。我国环境规制对降低环境污染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中主要运用命令与控制政策，而且环境规制标准偏低，部分政策缺乏成本有效性甚至可行性，经济激励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在我国应用范围有限。而且，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获取较高的GDP增长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污染减排政策的执行缺乏足够的力度。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企业污染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从而导致增排、偷排等行为屡禁不止，所以环境规制并没有对环境质量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资本深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国家层面和东西部层面两者都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环境污染指数的显著提高与粗放型增长方式中仍在持续的资本深化现象紧密相关。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高能耗和高排放的钢铁、水泥和化工等重化工行业仍将在经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因此，资本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资本深化与环境污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资本与技术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资本投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相应的传导机制促进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则会推动清洁技术、绿色技术的应用，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中部地区的技术对于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弹性在三大地区是最高的，因此中部地区资本深化推动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了环境质量。
就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全国、东中部的计量结果都表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对于环境污染指数的降低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产业的排污强度不同，通常随着一国经济发展，该国经济会从以农耕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环境污染加重。因为伴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利用，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资源的再生速率和环境承受能力，污染大幅增加，环境质量下降；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环境污染减少，即产生结构效应。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却并没有对环境污染的下降起到显著的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西部第三产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和餐饮服务业，而这两个产业也恰恰是第三产业中的重度污染行业。能够对环境污染降低有着重要作用的现代服务业在西部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为了降低中国环境污染，中国亟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西部地区在这方面的任务尤其艰巨。
就技术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在国家层面，技术进步对于环境污染指数下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和循环利用，导致在给定产出下自然资源消耗降低，进而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减少，即产生技术效应。但是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却只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与绿色增长相联系，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水平亟待提高，技术进步的方向—技术扩散的渠道亟须改进。
就经济发达程度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都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西部地区GDP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弹性最高为0.1，中部次之为0.054，东部地区最低为0.049，这也说明，粗放式增长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最明显，中部次之，东部再次之。
就环境污染的路径依赖对于自身的影响而言，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都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环境污染习惯具有递延性和累加性，一旦经济发展受益于低环境污染成本所带来的好处，区域会有动力继续探寻这条路径，而改变人们的环境习惯、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就需要有效的环境规制。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测度了1999-2009年这11年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各地区环境污染指数，研究表明，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远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东部地区也是中国环境污染程度最高的地区，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FDI、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路径依赖与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显著正相关；第三产业比重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显著负相关；资本深化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显著正相关；贸易开放虽然提高了东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却加重了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对提高环境质量并没有十分显著的作用；技术进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东中部环境质量的提升，但对于西部地区环境的改善则相对乏力。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环境污染状况不容乐观。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高速的经济增长与FDI的大量进入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环境规制乏力则是我国环境污染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之道。本文提出如下对策措施：(1)提高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东部地区应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质量，吸引高技术和更为“清洁”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引进技术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其技术外溢来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应引进能够有效吸纳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要以经济和环境的均衡发展为前提，切不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盲目发展经济。(2)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污染强度较小的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并逐步淘汰、限制污染强度密集行业的发展。西部地区应该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技术发展的助力作用，并通过技术进步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3)实施绿色贸易战略。东部地区应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西部地区在贯彻实施国家鼓励出口，增加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同时，对近两年来国家、各省陆续出台的有关环境保护与控制制造业污染的措施仍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通过鼓励自主创新、高效节能和环境友善产品的出口等手段，继续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防止出现反弹，绿化或优化贸易结构，调控贸易总量，提高贸易的环境效率。(4)健全环境规制体系。我国应提高环境规制的成本有效性，扩大经济激励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的应用范围，实现各类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政府应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环保利益集团发展、消除制度障碍并为政策创新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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