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审计记忆_非典论文

SARS的审计记忆_非典论文

对“非典”的审计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非典”在中国内地造成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十年过去了,“非典”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十年前的“非典”对很多审计人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在特殊环境下,审计人有哪些故事,有哪些记忆,有哪些付出?本报记者最近对审计署、北京市审计局部分同志进行了采访,与他们共同追忆十年前那段特殊的时光。

2003年春,北京遭遇“非典”,上千名“非典”患者住进医院。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时期,不少单位工作人员都在放假,可是有一群审计干部,和奋战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一样,深入“非典”病人集中的医院,对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和防治“非典”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在对小汤山医院的实地审核中,有多名审计人员在医院连续工作了三四天。对于反映捐赠的每一笔记载,从收入、分配到结存,审计人员都要亲自翻阅,对大型的医疗设备等都做到实地审核。在对“非典”捐赠款物的专项审计中,北京市级定点医院属于审计全面覆盖的单位,这些定点医院都要进行延伸审计,需要进行实地考察。

“非典”后期,随着“抗非”有序化,国内和国外民众积极踊跃捐赠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为了确保资金和物资使用合理、规范,审计部门需要对其进行跟踪审计。为了工作,为了战胜病毒,审计人员从未退缩。即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也都认为那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近距离

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当天,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其中医务人员456例,死亡92例。此后,疫情出现井喷,开始集中爆发。仅北京一地,每天新增病例都在100例以上,最严重的一天,收治的病人超过150人。

2003年4月中旬,正是北京遭受“非典”袭击最紧张的时候。

窦爱萍,现为审计署退休人员,2003年在审计署医药卫生审计局工作。当时窦爱萍和她的同事们正在进行上一年度的决算审签工作,正准备到北京的几个医院了解情况。由于还不太了解疫情的紧张态势,他们去的第一个单位就是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是1918年创办的综合性医院,为三甲医院,接诊量在北京排名靠前,但2003年并没有设感染科。窦爱萍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一进医院,就感觉气氛有点怪。“非典”疫情当时已经在扩散中,但其危险性尚未被大家知晓。由于怕引起患者不必要的恐慌,医院门诊大厅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戴口罩。在轻慢和侥幸中,人们开始了和病毒的遭遇。由于放松了警惕,人民医院成了当时北京最早的“非典”传染源。4月17日,人民医院最重要的传染源——天井被关闭。4月18日,发烧门诊开通,当天有80多位发烧病人前来就诊,第二天增至100多人。其中20多人被确诊为SARS。一周后的4月24日,人民医院正式进入隔离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在人民医院的财务室工作了两天。

第三天,窦爱萍和她的同事又按计划去了北大医院。作为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教学医院,北大医院是全北京当时唯一有感染科的综合医院,前后共收治了300余名“非典”患者。据后来的报道显示,早在4月1日,就有北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在北大医院,大厅一楼的一角已经临时变成接收新发传染病病人的病房,而窦爱萍他们就在临时病房正上方的二楼工作。当时他们还好奇地探出脑袋向下张望,能够清晰地看见拉着窗帘的病房。

在两家医院工作过几天的他们,慢慢对“非典”疫情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耳闻。当他们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时,医院后面已经拉起了黄色警戒线。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他们坚持走完所有医院,完成了预定任务。直到4月23日,窦爱萍所在的办公楼15楼出现疑似病人,他们才被告知——回家待命。

和窦爱萍有着相似经历的北京市审计局干部朱兵,也在“非典”期间近距离地经历了一场特殊审计。在抗“非典”非常时期,朱兵所在的北京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分局的工作量比平时加大许多,经常加班加点,深入工程一线,就工程造价等事项进行现场审计。随着天气转热,5月末,“非典”疫情的防治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当时朱兵所在的审计组正在对北京18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进行结算审计。朱兵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一个大房间里,摆了两排桌子,一排坐着4名审计人员,另一排坐着从各大医院来汇报工作的医护人员。医院人员戴着口罩,而“朱兵们”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是两排桌子间隔着七八米远。这种距离感对朱兵来说,是自他工作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审计工作可能还面临别样的危险。

位于北京以北35公里的小汤山镇,是素有“温泉古镇”美称的京北重镇,因为6年前“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出现,似乎一夜间便被世界知晓。这座7天7夜赶建而成的占地2.5万平方米的临时建筑曾被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之为“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整个“非典”期间,小汤山定点医院收治北京市60家医院转入的确诊“非典”病人680名,占全国患者总数的七分之一,也是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一家医院。经过救治,有672名患者康复出院、8人死亡,全部1383名医扩人员无一感染。

2003年6月,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医护人员撤出,有关部队花了大约4天左右时间,对医院的设备、器材、药品等进行清理包装,并将其移交给北京市政府。当时,凌红珠等北京市审计局的审计人员就在小汤山医院参加紧张的军地交接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是加班加点工作。回首往事,她并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当时最让她敬佩的就是医务人员。

全国各地114所军队医院的1200名医护人员于2003年5月5日分三批抵达小汤山。这些军队医护人员的抵达,被认为是抗击“非典”战役的转折点。虽然跟普通人比起来,凌红珠他们这些深入小汤山医院的审计人已是深入一线了,但跟医护人员比起来,她说自己却算是在后方。给凌红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起工作的301医院的医务人员讲述的从第一位病人开始,病人转入、治疗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当看到那些正处在治疗中的危重病人和病人康复出院的照片时,她感到很震撼。

正能量

在与“非典”的战斗中,医护人员是冲在最前线的白衣战士。据报道,截至2003年5月14日,内地感染“非典”医护人员累计947人,其中北京市累计为387人。截止到2003年5月12日,北京市被感染确诊及疑似“非典”的护士有197人。医护人员中的“非典”感染人数累计达1000名左右,医护人员的患者人数约占非典患者总数的20%。据事后统计,“非典”死亡者中有1/3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面对随时会带来生命危险的疫情,白衣战士们没有躲避。他们一旦进入隔离区,就会被全部封闭,根本顾不上家里亲人的安危。一线的医护人员舍生忘死,后勤的工作人员全力支援。当他们从一线下来以后,要被集中安排隔离10天左右,过了观察期,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当时,北京市审计局审计干部培训中心负责人郑迎娣曾负责接待来自抗“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

从4月底开始,郑迎娣所在的培训中心共接待了三批医护人员共200多人。他们都是从北京协和医院、友谊医院和积水潭医院刚刚“战斗”完,直接送到昌平的接待中心隔离观察的。十年后的今天,郑迎娣说起当年为白衣战士服务的事,带着一脸的轻松和自豪,但在当年,她们要克服家庭困难,每人每天平均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最后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接待任务,多次受到休整医护人员和上级机关的称赞。

那时,郑迎娣不但要安排好医护人员的衣食住行,还要千方百计地想法子为他们排解心理上的担忧。为此,郑迎娣组织工作人员组成“天使之家”,并举办了一次慰问活动,给他们叠千纸鹤、送鲜花、写纸条鼓励等。在与医护人员同吃同住的二十多天里,郑迎娣真切地感受到了白衣天使的可爱。这些从一线下来的医护人员尽量不接触驻地的工作人员,在户外吃饭也是远离健康人群,怕增加别人的心理负担。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深深打动了驻地的工作人员。

“非典”疫情爆发后,全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内外民众也积极踊跃捐赠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当时,国务院确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可以接受社会资金和物资。5月10日,窦爱萍所在的医药卫生审计局接到通知,由她带队负责对中国红十字总会接收的资金物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审计过程中,窦爱萍第一次感受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里,红十字总会就接收到了大量的物资,从生活物品到医药用品,不一而足。让窦爱萍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红十字总会接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一批“N95”口罩。据窦爱萍回忆,当时他们在各大医院走访时,医院的医生、护士使用的都是简单的一次性口罩,只不过多带几层罢了。这位美籍华人了解了国内的情况后,立刻在美国采购了一批专业防护用品,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发放到部分医院,后来医护人员的防护状况才渐渐有了改善。

新经验

2013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即将卸任之际,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非典”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非典”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明显的改变,建立了应对突发性公众事件的应急系统,也启动了官员向责制度,特别是在加强信息透明度方面,可以说“非典”是关键的转折点。“非典”审计是一项挑战,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那次审计的历练,为后来的汶川地震等审计任务积累了经验,对民众关注的捐赠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也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时,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审计任务,窦爱萍也是一筹莫展。既没有审计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参考。去红十字总会时,他们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也是临时抽调来的。记得负责联系的一个赵姓处长,原先是负责骨髓捐赠和义务献血的,从没有接受和调运大量且集中的物资的经验。那时捐赠的物资百分之七八十都写着捐给小汤山医院。他们还要按照各单位需求,不停地进行调剂。接受物资和分配物资的人员又分属不同部门,内部统计口径不一致,合并统计报表很让人犯难。审计组成员反复琢磨研究,自己设计了一套综合报表,并及时与负责同志沟通,最终总算把物资统计关口把住了。

“我们的老局长说过一句话,资金跟着部门走,审计跟着资金走。资金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审计人员的影子。‘非典’期间的审计,也不例外。这是职业的需要,没有拒绝的理由。当年在危急时刻,那些冒着风险、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的审计人员,他们也是人,只不过是将责任看得更重的人,也确实是值得敬重的人。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要珍惜那种‘众志成城’的精神。”窦爱萍不无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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