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及其原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对策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常常处于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境地。即使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哲作为官方哲学,作为意识形态;仍然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一些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党政领导干部,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词句,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贯彻到实践中;广大的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漠不关心;广大的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应付搪塞的态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插满了阵地,却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对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尴尬境遇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对策,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尴尬境遇的学理分析
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尴尬境遇,首先要从理论上找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它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其相反,传统形而上学则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必然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误读、曲解或背离。就目前而言,这些误读、曲解或背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用黑格尔哲学来诠释马克思。这些人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坚定地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传统哲学,但由于不能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往往是用马克思坚决批判的思维模式如黑格尔哲学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造成误读。一些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真正的哲学”,马克思主要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传统形而上学片面追求认识世界,认为“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发生的”,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这是它的根本缺陷。因而,马克思坚决反对局限于纯粹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各种本体论,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等对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的著作里,是随处可见的,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一些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建立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如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国内的物质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等。正是由于用黑格尔哲学来诠释马克思,才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在理论上的混乱。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多数人是黑格尔哲学思维模式的继承者,他们把黑格尔哲学作为惟一真正的哲学模式加以推崇,是毫不奇怪的。正如卡莱尔·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所说:“从黑格尔体系的绝对立场来看,以后的发展都是真理大全的崩塌。”[1]对于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高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颠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对其进行评价,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早在1923年,柯尔施就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的境遇进行了描述:“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想大力强调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尽管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2]柯尔施进一步指出: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整个这个时期内,这是惟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2]柯尔施在脚注中说:F.A.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仅仅在一些历史的注脚中提到了马克思,他把马克思描述为“现存的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史专家”;他没有注意到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写有专著的作者那里,这种态度也是典型的。我们应该看到,时过大半个世纪,柯尔施描述的情况在当今中国也并没有完全消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黑格尔主义的余波”或者用黑格尔哲学来否定马克思哲学的人,仍不鲜见,并且对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是用现当代西方哲学来诠释马克思,食洋不化。一些人习惯于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寻找一些词句,来套到马克思的头上,认为这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则不加分析地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模式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差异,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差异,导致对待西方哲学上的教条主义。
从哲学形态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坚持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反对形而上学,因而很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自近代西方哲学开始,就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批判主要集中在理性的认识能力和推论的工具——形式逻辑两个方面。现代西方哲学取代近代哲学是在传统形而上学内部发生的重要转折,它使西方哲学发展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的新阶段,但二者均局限于主体性的领域,未能触及传统形而上学从纯粹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方面触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坚持从现实出发,对现实进行批判,强调哲学的建设性,但在对待宗教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则比近现代西方哲学有明显的倒退。也就是说,近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共同之处,但仍然与传统形而上学属于同一哲学形态;后现代哲学在哲学形态方面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颠倒,实现了哲学形态上的真正的革命变革,建立起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形态。这个哲学形态与传统形而上学相比,已不再是与传统思维模式下因逻辑起点不同而产生出来的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同一层次上的差别,而是在理论与实际关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哲学与现实关系更高层次上的差别。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仍然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内部,差别仅仅在于本体的不同,逻辑起点的不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别,则是两大哲学形态之间的差别,是理论与实际关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哲学与现实关系层次上的根本性颠倒[3]。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摆脱用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来诠释马克思的老套路。
三是坚持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空洞的词句。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以追求纯哲学和学术性为名,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似乎要从事“纯粹哲学”的、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就必须封闭于书斋和校园之内,远离社会现实。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恩格斯在1886年11月29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批评那种“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时指出:这种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4]。
长期以来,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局限于纯粹思想的领域,仅仅停留于理论词句,而不敢面向现实,必然导致对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认识方面的片面性,导致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对于这种思维模式,我们不能仅仅看它是不是在讲“实践”、讲“现实的人”、讲“生活世界”,而是要看他怎么讲,是把这些概念仅仅作为逻辑论证的起点与工具,还是把它放到具体的社会现实当中来考察。如果是把诸如“实践”、“现实的人”、“生活世界”这样的哲学概念,仅仅作为本体,作为建构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不考察它们在社会现实当中的具体状况,就仍然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下进行思考。这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
事实证明,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导致多元化中缺乏统一性,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空洞说教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背离。甚至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非难,无不是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或是以传统形而上学为评价标准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尴尬境遇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分析
在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尴尬处境,既有宣传普及上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宣传普及上,未能弘扬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几十年来,国内哲学界一直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线,对社会、对人的活动,都要从建立体系的需要进行“终极探索”,把它归结到“物质”的高度、“实践”的高度、“人”的高度来认识,或是归入辩证法、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认识。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与传统形而上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却不能从理论和实际关系的高度予以把握,这就难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回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责难。
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内容陈旧。沿袭本体论的哲学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地划分为几个部分,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使其丧失了应有的生命力。二是方法手段落后,采取机械、死板的灌输方式,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远离实际的教条和词句。由于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的格局,丧失了对统一性的要求,从而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心化或空壳化。三是普及与现实脱节。为普及而普及,未能处理好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恩格斯1886年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指导下,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创造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引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但也应看到,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但这个脉络到底是什么,却一直缺乏精确的概括。也正是由于缺少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精确概括,才导致了在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元性的时候,不能很好地把握统一性问题,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二是在实践领域,存在着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与人民根本利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割裂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形而上学倾向,形成了一批实践上的“形而上学家”。其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其一,理论与实际相割裂的“纯粹理论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用来装点门面,而不付诸实践。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认为这种人是“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并进一步指出,它有“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一是不注重研究现状,缺乏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二是不注重研究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脱离中国实际;三是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6]这种形而上学以冠冕堂皇的理论做护身符,极具危害性和欺骗性。
其二,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纯粹实践家”。这种“实践家”,一味空喊“实践第一”,只知盲干,既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不懂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管理科学。要么奉自己有限的经验为金科玉律,搞一言堂,坚持经验主义和独裁主义,从而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要么坚持工作上的一点论、一刀切,根本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容易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这种“实践家”由于离开了理论的正确指导,工作中很容易陷于盲干蛮干。这种“实践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其人的。他们常以“摸着石头过河”而掩盖自己理论上的肤浅,以“实践第一”来回避对实践的评价、回避人民利益标准,危害相当严重。
其三,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纯粹演说家”。这种“演说家”,并没有多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没有多高的实践能力,还一心想搞点新名堂、出点新花样——不求有实效,只求声音响亮,闹得红火。他们长篇累牍地讲“应该”怎样怎样,“要”怎样怎样,但如何把这些“怎样”落到实处,以及这些“怎样”已落实到什么程度,却再也没有精力顾及。这是典型的实践上的“假大空”,除了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别无他长。这种人物,很容易发展到靠虚构各种报表来张扬业绩的地步,危害极其严重。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一边”[7],虽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但却是对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实践上的形而上学的生动描述。
这三种形式,不论是哪一种,都必然伴随着脱离人民、脱离群众,伴随着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理论运用于改造人类社会,并在改造人类社会的活动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理论联系实际是否成功,就是看理论是否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统一,是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理论与实际相割裂,要么是用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性活动,要么是在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或是由于错误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而导致了损害人民利益的实践效果——不论是有意无意,只要是理论脱离实际,就必然危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理论和实际与人民根本利益相脱离,都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尴尬境遇的根本原因。
三、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尴尬境遇的思路与措施
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尴尬境遇,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和认识的探索上,停留于“纯粹思想的领域”,必须敢于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完成这一任务,仅仅依靠“哲学家”们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执政党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贯彻与弘扬,依靠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
1、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判断标准,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曲解与背离,多是由于误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当成区分哲学基本形态的标准,仅仅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哲学,以致不能从哲学基本形态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而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世界”的层次上,必须上升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的层次,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两大基本哲学形态的划分标准。
笔者认为,随着马克思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产生,在旧的哲学形态内以唯物和唯心、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个对子”来评价哲学的模式已不能适应哲学发展的需要,只有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有资格成为划分哲学形态、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按照这个评价标准,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归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两大哲学形态。其中,人类哲学史上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类型。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思想的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与其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两大基本的哲学形态。因此,只有坚持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形态的划分标准,抛弃用哲学上的“两个对于”评价哲学的落后模式,才能彻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把握马克思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当代价值[8]。
因此,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更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去理解马克思,去研究和解决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2、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普及。要切实处理好“普及”与“灌输”的关系问题。“普及”要靠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社会现实、靠执政党维护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行动来说服人,而不能仅仅依靠“灌输”。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向社会现实,回答重大的时代课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能够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执政党绝大多数党员的言行相一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延续了几十年的“灌输”模式,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实际状况的密切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服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课堂上,而应通过电影、电视、报刊、图书等多种渠道,以基础理论、通俗读物、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渗透到人民的思想当中。至少可以这样说: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于电影、电视、报刊、图书市场,充斥于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是很难实现的。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入新世纪,在多元化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重大转折。但多元性离不开统一性的支撑,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还必须加强对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其评价标准和基本精神等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形态和历史任务,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高度,从马克思面对的哲学传统、学术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贯思想出发,对大量的马克思哲学原始文本进行全面解读。理解和把握它的语境、基本精神和方法,把握它与传统形而上学各自的根本特征和相互间的本质区别。二是要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进行综合考察,比较它们在语境和理论上的异同,鉴别精华与糟粕,避免盲目借鉴。三要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和中国化的理论实质。四要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普及中通用的语句来进行研究表述,实现语言表述上的中国化和通俗化,避免过多套用现当代西方哲学术语。努力探求一种既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又符合马哲基本精神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形态,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因而具有当代性、现实性和开放性,能够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和实际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因而具有先进性和人民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和形成“中国气派”。
4、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不是表现在理论体系的完美上,而是表现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实践当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阐发和引导时代精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为维护和实现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指导下,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对其予以丰富和发展,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二是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优良作风,在坚持从社会现实出发、从事物的变化发展出发,做到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同时,要时刻把坚持理论和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作为行动的指南。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指导下,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个人、集团(包括政党)和民族的利益关系问题,平等机制及其法律保证问题,竞争机制与社会管理体系的发展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三农问题等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坚决同一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铲除形而上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可以这样说,如果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自身的努力,而没有广大党政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没有全国人民的认同,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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