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观众的心里话——人艺新排《原野》《日出》观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野论文,心里话论文,日出论文,观众论文,人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纪念曹禺诞辰九十周年上演了《原野》《日出》，导演任鸣将《日出》现代化，“更新”了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把服装、道具、舞台布景换成当代的模样，并加上了流行音乐、伴舞等现代娱乐手段。导演李六乙则以“创新”的手法，干脆抛弃原著的情节、颠倒顺序、打乱人物关系，淡化时空，大拆大卸，将《原野》重新组装成一场超时空的梦呓式的“漫谈”。
《日出》是曹禺60多年前的剧作了，年轻的导演如此重排，也许出于这样的考虑：原著已成为远离现代观众、缺乏生命力的古董，今天我们应该把曹禺拉向现代和永恒，拉近与当代观众的距离，引发他们的共鸣，以恢复生命力。
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打动观众，与观众产生共鸣，保持作品的生命力，是古今中外所有艺术家的崇高追求。曹禺本人就把观众视为“剧场的生命”，写作时时刻想着观众，考虑他们看不看得懂，喜欢不喜欢？如何能牵动他们的心？年老的时候他仍然关心现在的年青人是否还能看得下去他的戏？是否还能打动他们？的确，没有观众，艺术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传统经典是否已经过时，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它的生命力？导演应该如何拉近传统剧作与现代观众的距离，是依靠“更新”时代背景吗？应该用什么去打动当代观众，与他们产生共鸣？
数千年来，人类文化中的传世精品，都面临过不同时代的新观众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头换面，维纳斯还是那个维纳斯，哈姆雷特还是那个哈姆雷特，他们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依然那么美丽，他们的故事依然那么令人惊心动魄。经典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魅力，这种特质足以使他们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这些经典的生命力和魅力是自身固有的，它不必借助任何“新时代”的外在形式来装扮自己，就能够征服新的观众。
那么，《日出》今天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打动现在的观众呢？观看演出后，带着困惑又重读了剧本，我的心再一次被震撼了。剧本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旧中国鲜血淋淋的罪恶社会和地狱般的生活，更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青年曹禺涌动在作品中的感情激流和滚滚热血，他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旧世界按捺不下的一腔愤懑，他灵魂焦灼的痛苦，要把这个不公平的禽兽世界击个糜烂，哪怕自己因而被碾为齑粉的切齿誓言……曹禺这部流着心血写就的作品本身对我的感染，今天仍然远远超过了这次新的演出。我坚信，只要有一位真正懂得作者苦心、有天分的好导演，一台好演员，一定能够再度感动21世纪的观众。
当然，强调传统经典的生命力，并不等于否认老作品与新观众之间的差异。新观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当代的眼光观察、解释、评价历史作品，并注入新的血液。尤其戏剧等表演艺术，再加上表演者的视角，就使这个既实际而又理论性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现在要搞清楚的是，《日出》新老之间的差异用什么来解决，难道依靠“更新”时代背景，来拉近与现代观众的距离吗？
我认为，这是一种浅薄、取巧且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因为剧中人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是水乳交融的整体，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离开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这个形象也就失去了支撑的根基与合理性。从根本上说，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鲜明而深刻的时代性，是其价值和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托尔斯泰的作品被人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正因为他深刻地反映了沙皇时代俄国的社会生活，才成为不朽。曹禺的《日出》是写旧中国的，它强烈的主体感情色彩和社会针对性，使得作品的时代性质显得格外鲜明和重要。作为时代的摄魂者，曹禺以深邃的思想、雷雨般的激情和艺术的天才，为我们绘出了旧中国腐朽黑暗的社会图景，曲折地传达了“山雨欲来”的政治形势，预示了没落阶级覆灭的历史命运。曹禺的《日出》不仅对现代观众具有永远的审美意义，而且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形象文献”，具有永恒的认识和教育价值。
关于导演所追求的，老作品和新观众之间的“共鸣”问题，我想应是作家、导演、观众三方面共同参与的结果，其中欣赏环节中观众自身的作用，在这次新排的导演创意中显然被忽视了。要使《日出》对现代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触动和感奋，相当程度要依赖于观众，依赖于观众自身的欣赏活动。就是说，观众观看感受《日出》，唤起他们心中相似的内心情感，由此及彼地产生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联想和认识，从而进一步发出“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心声。这种联系现实并发出警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观众的欣赏活动来完成的，同时还关联着观众自身的人生阅历、思想水平和审美能力。如果导演采用贴标签的办法，来促成人物、情景的“现代化”，实现老作品与新观众的“共鸣”，这只能把人物形象和复杂的艺术问题简单化、脸谱化。艺术对人的教育感化和审美作用，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时间和曲折的过程，它有赖于专业人员长期、艰苦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不能要求“立杆见影”“越直接越好”，更不能去搞实用主义。
这次曹禺剧作的新排，导演们的另一意图，也许是为了追求创新，让经典萌发新意；也许为了不再重复前人，突出导演个性。
我们支持艺术创新和个性发挥。导演本来就是一种富于个性创造的职业，即使导一部传统的经典剧作，同样也存在创新问题。现在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导演应该如何对待原著，特别是经典名著？应该如何创新？在什么基础上创新？我们不能把表现导演自我放在第一位，为此改造原著，让原著向自己靠拢，服从符合导演的个人意愿。
这次纪念演出，李六乙导演既然选择了《原野》，他所导的戏就应该首先是曹禺的“这一个”，而不是别的。如果要搞别的，就不能算是《原野》。想摆脱“这一个”来实验自己的创新，就应该另选一个符合自己心愿的作家和剧目，什么荒诞派、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各种新新流派、前卫戏剧、都可以。甚至可以新编一个剧本，尝试一种世界上还没有的新手法。或者干脆抛开话剧，直接主持一个演讲会或讨论会，来探讨仇虎、金子、焦母、大星“深层面的人物心理”和“哲学理念”，也许会更方便、“对口”些。否则，这种面目全非的《原野》继续演下去，现在和将来的观众还有谁能够知道真正的曹禺剧作是什么样子？艺术经典的高水平、好东西又是什么样子？如果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遗产，那么还有谁能保证不出现优秀文化遗产的断流？！
从观众角度来说，广大的观众（不是指少数实验演出的爱好者）这次买票看戏的目的，多数还是为了观看曹禺的“这一个”《原野》和《日出》。我认识的一位从事财会工作的母亲，为了对考入大学的女儿进行素质教育和奖励，决定破费一次，请女儿在暑期看一场中国最好的话剧院——北京人艺演出的、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曹禺的话剧。在她们还在挑选剧目的时候，女儿的同学们却先看了《原野》。看后，学生们惊呼：“看不懂，太没意思了！后面的观众都睡着了！”他们说，从头到尾就记得一句话：“几点了？”他们的结论是：这个戏“不行！不喜欢！”学生们不解：难道祖国优秀文化——曹禺的话剧是这样的？！那位母亲得知这种演出的结果，权衡利弊，最后决定给女儿买一套由夏淳导演的旧版《雷雨》VCD。我还有一批五十年代的同学，今年相约北京， 观看一场当年他们热爱的人艺演出的曹禺戏剧，成了他们的强烈愿望。观众是为了自己向往的作家、作品和表演，为了领略人类优秀文化的魅力，为了重温曾经感受过的震撼和艺术享受，走进剧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观看原著的意愿。
这里一再强调忠实原著，是不是就剥夺了导演的用武之地？贬低和扼杀了导演的作用与个性创造？一部戏，从纸上的文字，到舞台上活生生的形象和生活画面，导演有着无限的创造空间。尤其经典名著，艺术含量大、起点高、思想有深度，不仅给导演提供了让个人才能任意驰骋的广阔天地，同时又是检验导演功力的试金石，这次《日出》演出充分显示了导演创造力的得失优劣。第一幕从幕前纸醉金迷的舞厅生活开始，很有气氛，在观众面前拓宽了造成陈白露性格的罪恶生活背景；第四幕的结束，把自尽床上的陈白露，用升降台摇升到台前的黑暗中，而整个舞台撒满了光明，象征《日出》中“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这个社会悲剧的诗意主题，这是导演深化、美化原著很精彩、很聪明的两招。另一方面，被曹禺视为全剧“心脏”的第三幕，却集中暴露了导演功力和对原著钻研的不足。作者苦心写作的这出令人灵魂颤栗的人间悲剧的震撼力，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来；导演对翠喜、胡四、王福升等人物的把握也缺乏深度；作者曾希望切实注意这一幕的导演节奏、戏剧氛围和造成这地狱空气的复杂效果，几乎未被认识和实施。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忠实原著基础上进行创新，对于导演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这才是对导演功力的真正检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具有中国演剧体系和风格的闻名世界的剧院，近五十年来，几代艺术家和广大演职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在观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格外珍爱人艺，珍爱观众，否则，人艺这块金字招牌再好，不是也有用尽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