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观的演进及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发展观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是当代人类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原则。但是，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原则的出发点，也是确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依据。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顾和研究人类发展观的演进过程。
一、人类发展观的演进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是人类对其自身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活动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发展观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观念：自然主宰论，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奴隶，永远受到大自然的摆布。这种观念是各类宗教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二种观念：人类至上论，认为人类自身是大自然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界，使之驯服地为其服务。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第三种观念：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论，认为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摆脱自然界，只有与大自然和睦相处，才能求得永续生存和发展。中国古代黄老学派的“天人合一”就包含着这种合理的思想成分；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综合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由于人类力量单薄，科学技术也不发达，常常遭受动物侵袭和自然灾害，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是很低的。因此，自然主宰论的思想在当时占据了统治地位。
以产业革命为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产业革命及一系列科学技术的涌现大大增强了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涌现，改变了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他们甚至认为，人类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可以发明一切所需的科学技术和工具去战胜自然，使人类无限的欲望——首先是物质欲望得到满足。因此，各个国家都开始拼命地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以保证物质欲望的满足，并以物质财富的多寡，即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各国实力强弱的象征。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经济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样一来，人们就将人类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巴克在其《经济学》中写道：“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取人心的战斗中，经济增长是一个中心议题”。经济增长也被赋予最简单、最概括的定义，即“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并且“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个概念彼此是等同的。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和统计学都将“发展”简单化为经济总量的增长，以总量的增长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程度。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他的学生斯通、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53年联合国首次颁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这是本世纪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 是经济统计的一次大综合。SNA第一次科学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经济的运行循环过程， 但是它仅仅采用生产的总量指标，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GDP ）或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变化。可以说，SNA 也是当时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集中体现。在当时各国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也发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1955年，美国的英籍经济学家刘易斯出版了《经济增长论》，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指出“本书的主题是人均产量的增长”。他将经济发展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与过去将经济增长和发展视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显然是有区别的。虽然此书的视角也曾伸向经济制度的变化、人口问题、知识的增长以及资源问题，但是其“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量”，所涉及的范围主要围绕经济的发展问题。
到了60年代，人们的视野普遍扩展，大多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应简单地追求GDP或人均产值GDP的增长，还应考虑人口的增长和就业、收入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生产规模的扩大，“由于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基本上决定于它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因此“经济增长应包括扩大和改进决定生产能力的诸要素的过程在内”（见佩特逊《收入、就业和经济增长》1974年）。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观念已向经济发展观念转变，并出现了关于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讨论。从统计指标的变化看，出现了许多的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等相对指标，总量指标已不是经济发展唯一的度量。
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安全等问题日渐突出，世界各国先后掀起了“社会指标”运动，力图从人口数量和素质变化、经济利益分配、福利、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和安全等角度更全面地反映、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客观上打破了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进步的一维观点。实际上，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的这种变化适应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统计的发展。这时，社会问题和社会统计被提到了一定的高度；经济统计和社会统计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体概况。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给自然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压力，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一时轰动了世界。从现在看，此书的结论是悲观的，某些观点是不恰当的，论述方法上也存在缺陷；但是它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唤醒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虽然，这时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仍然是“发展”，但思想的视野，已将其扩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放在其周围的环境中来考虑，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而不是人类对自然界掠夺式的发展。1981年，法国学者F ·佩鲁受联合国委托发表了《发展新概念》一书，对“发展”的概念作出了新的概括和阐述：“‘新’的发展力求是‘总体的’、‘综合的’和‘内源的’”；并对其进行了解释，指出“总体的”是指“一个人类整体的各方面的总和以及应该保证其内在联系的各种要素”；“综合的”是指“一定数量的单元或因素汇聚成同一个整体。因此，综合的发展就可以包含多地区的一体化，或者不同的部门、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更好的综合”；“内源的”“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一个民族内在的能力和资源及其协调的开发和利用”。
直到80年代初，在人们多年的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于1987年主持编写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提出时就被布伦特兰夫人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一个哲理性很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受到许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对这个概念作出解释和说明，不断丰富、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内容和外延。从各种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和说明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看，可持续发展概念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狭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其论述的重点是自然环境（包括资源），涉及的范围仅局限于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例如，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就将可持续发展释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
第二类：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强调人类社会的健康、协调和长远的发展，即不仅关注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也注重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公平等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不涉及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和机制，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安全等社会问题。联合国和英国等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
第三类：泛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和战略，不仅包括广义定义所囊括的范围，也涉及人类社会组织、制度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社会安全、腐败等各种问题。这种观点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上。
我们认为，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介于狭义和泛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之间。它所确定的外延和范围，是由其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理解所决定的；而这种理解相对于狭义和泛义的定义来说，更能准确地把握住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并与人类发展观的演进历史相吻合，也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
在所有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中，布伦特兰夫人的阐述最为全面、准确和系统，代表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主流思想。布氏不仅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著名的定义，而且对其内涵给予了比较完整的解释。1986年布伦特兰夫人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第一，消除贫困和掠夺；第二，保护和增加资源基础；第三，将有关发展观念扩大，既有经济增长，又包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在全层次的决策上，保持经济和生态的统一。由此可见，布氏的定义属于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以布氏定义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广义定义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联方面为出发点，从人类的物质活动和再生产的角度上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外延和范围的。这种理解既与人类发展观的历史演变相吻合，又与当代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解的主流相一致。因此它被联合国和英国等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和统计部门所采纳，并被许多经济界和统计界的学者和专家所认同。从统计角度看，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所确定的范围，在统计上也是易于把握的。
三、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范围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联合国和英国等国，以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范围均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含资源）、社会、人口和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种巧合，是代表了一种趋势。当然，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创建的早期阶段，这个体系的整体内容不可能规范化和一致；有些国际组织和国家也是以经济和环境为基准构建指标体系的，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完全代表国际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进展的主体趋势。另外，目前国际上所构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仅仅是一个指标体系的雏型，大多数是以指标群的形式出现的，即所有的指标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这个主题而设置的，各个指标之间尚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要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一样，通过帐户、矩阵、平衡表和方程式构建成核算体系， 尚需时日。联合国的有关组织已将经济和环境联系起来，提出了“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草案，拟用市场虚拟价格法和维持成本法对环境状况，像对经济状况一样进行货币化的核算，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作出了宝贵的探索。但是，现在这个核算体系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体来说，整个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离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提出的建立“综合核算制度”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我国在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参考了国际的各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紧扣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并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选择了与主要社会问题相连的关键指标，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新的排列和组合（包括对有的指标进行重新定义），构建、形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这套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子系统层、主题层和指标层。子系统层由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人口和科教六个子系统构成。主题层标明各个子系统的关键问题和下列指标的属性。指标层由具体指标所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和英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均把经济放在首位，涉及就业、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而英国和我国的指标体系均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第一项指标，由此展示出整个体系的全部内容，这个大概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以往的统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以往统计指标体系不同，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为核心的经济统计结果收敛、归结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则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新的逻辑起始点，展示了更加广阔的统计领域和内容。
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统计战线对在原有的发展观指导下所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扬弃。 顺应新的发展观的产生和发展，整个统计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大综合的阶段，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正是这种新综合的具体体现。这种综合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而其科学价值和统计实践意义也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