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农转非群体市民化社会距离研究
王慧博，玄文琳，李 桑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摘 要： 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阻碍其市民化的实质原因，全面深入地对两群体间社会距离进行测量和分析对了解与解决征地农转非群体城市融入问题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基于实际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距离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说明了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间社会距离存在的基本特征，接着运用科学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阐明了影响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及征地农转非群体社会融入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最后结合社会学理论剖析问题产生根源，探讨缩小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间社会距离，促进征地农转非群体城市化融入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征地农转非群体；社会距离；城市化；社会融入
一、前言
自2000年起，我国城市化水平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到2017年中国统计口径上的城市化率达到56.1%[1]。中国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产业转移，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结构转变下的农业人口社会融入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因土地全部或部分被征用的征地农转非群体，在进入城市后他们面临着社会融入的困境，受多重因素的限制，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离的重要指标，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社会距离”概念主要来自塔德[2]。塔德在《模仿的规律》中最早使用“社会距离”来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他认为阶级差别就是阶级距离[3]。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首次将主观性色彩代入到社会距离的概念中，他利用距离感来分析个体在现代性都市中的日常生活[4]。国内最早进行社会距离研究的是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他借助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研究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解释了经济社会地位在社会距离中的决定性作用[5]。之后，郭星华、储卉娟等多名学者将社会距离引入到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距离的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6]。
学界与全社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广泛关注的同时，另一个群体——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社会距离与城市融入问题却并没有被重视起来。作为受到户籍制度和动迁政策双重影响下的典型代表，征地农转非群体的市民化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问题，涵盖住房、基础设施、就业、就医、就学、社保、公共文化服务多个层面。特别是离开原有居住地进入城市社区生活的征地农民，首要面临的就是如何完成从“农民”到“新市民”的身份转变，而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阻碍其市民化、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全面深入地对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和分析对了解与解决征地农转非群体城市融入问题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征地农转非的新市民，即因土地全部或部分被征用而办理“农转非”手续，在户籍上实现“农转非”，且已然进入居委会编制、获得相应社会保障、实现社区生活的城郊新市民。本课题主要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选取了S市4个区城郊的264个样本作为调查对象，最后有效样本数为233个，选取了20位受调查者作为深入访谈对象，对其进行了30—60分钟不等的结构与非结构性访谈。运用SPSS软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升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二、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的基本特征
社会距离可以通过建立评价体系进行量化，是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离的重要指标。笔者在此处将“社会距离”引入到对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市民距离的研究，将“社会距离”定义为个人与个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客观差异，及呈现出的心理亲疏程度，并将其具化为收入水平、工作条件、住房环境、社区管理、社会保障、文化观念、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等多个指标，再根据这些指标将社会距离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包括经济距离、政治距离、社交距离，主观层面是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
（一）经济距离很大
马克斯·韦伯开辟了采用多维指标研究社会分层的先河，他认为社会分层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应用财富、地位和权力进行社会分层[7]。其中，财富大小直接表现为收入多少，反映人们在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经济距离实质上反映的是征地农转非群体在购买力、社会资源占有度、生活质量、工作层次等多个方面与市民之间的差距。本文通过“就业与收入”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呈现两个群体间的经济距离。
1.征地农转非群体再就业难，收入水平低
征地农转非后，被征地农民失去了承担着养老和就业功能的土地，农转非群体迫切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来保证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教育程度、自身技能、文化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征地农转非群体实现再就业的情况并不乐观。调查结果显示，有效的233个样本中，实现再就业的征地农转非群体的比例为39.8%，在再就业群体中，又有约50%的人为商业、环境卫生业、服务业的体力劳动者，仅有不到10%的人在企业工作或是从事个体经营。这表明农转非群体由于其身份转变及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劣势，所在岗位普遍具有工时长、工资低、工作环境差的特点。许多征地农转非家庭的生活来源由个别主要劳动力承担，他们面临着抚养子女与赡养老人的双重压力，低收入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难以保证。因此，贫困问题是征地农转非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最大问题。
城市农转非群体要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适应城市文化，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亚文化跨越。目前征地农转非群体的文化融入情况并不乐观，调查过程中发现，42.4%的征地农转非群体表示对于城市中紧张快节奏的生活不适应，此外还有生活习惯的差距，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拉大了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从娱乐活动上看，一部分农转非居民的闲暇方式较为单一，基本停留在聊天、打麻将层面。也有一部分居民会定期参加社区举行的一些公共活动，读书、看报、业余学习、体育锻炼的比例有所增加。笔者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参加社区文娱活动与文化距离、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参加社区文娱活动与文化距离、社会距离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卡方值分别为40.060与28.654，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①张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
调查结果显示，47.6%的受调查者表示在民主投票中是自己投票的，17.2%的受调查者是由家人代投票的，35.2%的受调查者表示根本没去投票。原则上，民主投票要求本人亲自投出代表自己的一票，但实际情况是半数以上的受调查者没有自己投票，三分之一以上没去投票。该现象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方面，征地农转非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薄弱；另一方面，社区在组织居民正确行使投票权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在实地走访中，在Q1的社区中，社区居委会会采取奖品激励的方式鼓励征地农转非居民参与投票，从而提高了居民的投票积极性，对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
3、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借鉴王裕等（2016）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企业规模SCALE、财务杠杆LEV、企业成长性GROWTH、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NCF、营运资本净值NWC、控制权与现金流分离程度SEP、控股股东性质STATE、投资支出INV。
（二）政治距离明显
笔者从行使选举权的积极性与社区政治事务通知渠道两方面考察征地农转非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及其与市民间的差距。
1.身份认同
表1 S市四个区域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间社会距离测算表
1.征地农转非群体民主投票积极性低，政治意识薄弱
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平衡器，也是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生活的重要保障。征地农转非群体享受的社保待遇和标准“矮一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地农转非群体对小城镇社会保险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差别缺乏认识，大部分群体还没有完成从“镇保”到“城保”体系的转变。二是已经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农转非群体原来的镇保缴费年限仅折合成一半，让该群体独自承担征地成本有失公平。
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征地农转非群体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从生活习惯上看，不少农转非居民主观上保留着以往的生活习惯，比如洗的衣服随便晾晒、堆放废品、在自家门前“圈地”种菜，对社区绿化及人文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从价值观上看，一部分农转非居民完全依赖政府补贴和社会保障生活，大多安于现状，思想保守，在失去土地后更是缺乏生活信心，呈现被动的状态。从娱乐活动上看，一部分农转非居民的闲暇方式较为单一，基本停留在聊天、打麻将层面。客观方面一些社区文化建设落后，并没有为居民提供文化重构的平台，这也引发了该群体的不满。
政治距离还表现在两个群体了解政治事务渠道的差异上，居委会对社区政治事务有义务做到及时通知，有序组织政治事务传递渠道的畅通程度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政治权利的正常行使。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征地农转非群体所在社区采取专人通知及宣传单的方式进行政治事务的通知，只有5.4%及2.7%运用了微信平台及短信通知等电子信息化通知形式，可见征地农转非社区针对政治事务的通知方式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上，没有很好地与先进的信息化时代接轨。与城市居民相比，征地农转非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并不畅通，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也得不到保障，政治距离凸显出来。
1.2.2 覆膜对啤酒大麦生长的影响测定 采用全膜覆盖种植方式，于2017年3月27日种植。用0.006mm厚规格的超薄膜，穴播，每带6行，行距15 cm，穴距8～10 cm，每穴7～8粒，播种量75 000穴/hm2，525万～600万粒/hm2，种植小区面积20 m2，设3个重复，以露地种植方式为对照（CK），7月上旬收获。
1.3.2 样品制备 准确称取0.5000g加工好的样品于50mL的聚四氟乙烯坩埚中，用水湿润后加入5mL HCl，放在温控电热板（120℃）上，使样品初步分解，当溶液剩大约2mL时取下冷却，加入5mL HNO3和5mL HF，2mL HClO4，调节电热板温度至180℃。待整体溶液剩余3mL左右时取下稍微冷却后再加入2mLHNO3、2mLHF和1mLHClO4。当白烟冒尽时取下冷却，用水冲洗坩埚盖和内壁，并加入1mLHNO3，温热溶解残渣，然后将溶液定容至25mL的容量瓶中，摇匀待测。同时制备空白样品。
（三）社交距离较大
乡村是以血缘、亲缘及地缘为基础形成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乡土社会也是个熟人社会，人们以人与人之间情感为纽带形成自己的熟人圈子，以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规矩与方式进行社会交往。在土地被征收以后，他们的居住环境、邻里关系都有所改变，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与社区中的市民需要建立新的社交关系，由于二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上的不同，不可避免会拉大社会交往的距离。社交距离可以直观反映两个群体的交往情况，是影响征地农转非群体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
1.“同村人”社交普遍，人际关系网络重构困难
此外，济青高铁首发列车还有诸多体现人性化的细节。如WiFi免费、洗手有温水、显示屏可判断座位有人否等。
1.固守乡土生活习惯，拉大文化观念差距
2.新旧市民“各成一派”，社会交往浅层次
笔者对征地农转非居民与原市民的交往意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征地农转非居民大多比较愿意与原市民打交道、做朋友，但部分征地农转非居民与原市民之间依然存在交往障碍。47.2%的征地农转非居民表示愿意与原市民打交道、做朋友，38.2%的征地农转非居民意愿不大。从意愿上来看，征地农转非居民对于与原市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是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的，但是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征地农转非居民与原市民之间的确是存在着距离的，主要体现在市民更倾向于与市民交往，而征地农转非居民也更加愿意与自己生活圈子中的人交往，两者之间似乎总有无形的隔阂，征地农转非居民与市民之间的交往同时呈现出浅层次的特点。除了在公共场合的寒暄，社区的活动基本上都是由原市民参加，而征地农转非居民常常是“不知道”“不参加”“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原市民更像是社区的“主人”。通过访谈了解到，在同时有农转非居民和市民居住的社区，基本上会形成两个非正式群体，除了一些必须参加的活动，很少会主动联系。农转非居民和市民的社交距离依然处于较大值。
（四）文化距离拉大
文化的力量能够使人获得自我肯定和精神提升，获得尊严感、认同感、归属感和精神愉悦。不同生活环境孕育不同的文化观念，城市和乡村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和文化特征。因此，城市农转非群体要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适应城市文化，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亚文化跨越。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说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8]通过调查发现，52.8%的征地农转非居民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和以前一样，变化不大；约有4%的农转非居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以前冷漠了。鉴于部分居民征地安置是以村为单位整体迁移，居住地改变之后，他们的情感纽带并没有就此断裂，“同村人”的认同感使得他们在城市社区形成了原本社交圈子之内的新的社交圈，依然可以互相串门、摆桌打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在城市楼房之中，各行其是，邻里之间交往甚少，互相串门的现象也很少。社区住户有来自不同村子的征地农转非居民，也有原市民，还有外地人租住于此，居民之间差异巨大，大部分都互不相识，征地农转非群体在社区中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网络的过程也存在着各种困难。
2.社区信息通知形式传统，事务传递渠道闭塞
2.城市文化适应难，亚文化跨越阻碍大
从乡村文化跨越到城市文化，不仅反映在征地农转非居民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更关系到该群体对城市文化特征的认同感上。城市与乡村相比，拥有许多特殊的城市文化特征，快节奏的生活、高消费、无处不在的交易与竞争等等，征地农转非群体要适应城市生活，对这些城市文化特征也需要逐渐适应。笔者针对其对主要的城市文化特征的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探寻哪些城市文化是他们不能接受与适应的，农转非居民最不能接受的城市文化特征前三位分别是“人情关系淡漠”“城市中流动性强，不够稳定”“开放的男女关系”。征地农转非居民对“人情关系淡漠”“不稳定性”等文化的不接受，隐含了对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的担忧，对城市文化的不适应一定程度上成为征地农转非群体实现亚文化跨越的阻碍，同时也反映出征地农转非居民与市民之间的文化距离客观存在。
（五）心理距离显著
1.身份认同感缺失，“量变”到“质变”转换难
根据对S市征地农转非群体的调查发现，43.35%的农转非群体认为自己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即“半个城市人”；接近20%的征地农转非居民仍把自己定位为“农民”，可见S市的征地农转非群体普遍存在身份认同感缺失的情况。户籍上的改变仅仅是实现了政策上的公平，是第一步，只有身份认同感建立起来后，一个完整的“农转非”过程才算完成了。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社会融入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是征地农转非群体认为自己与市民在收入、工作、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是很多征地农转非群体还住在农村地区，保留着许多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他们的行为表现是价值观和认同感的一种映射，他们在心底还没有放下“农民”的身份。
2.歧视与偏见客观存在，拉大两群体心理距离
生活在相同的城市社区，原市民对征地农转非“新市民”是否存在歧视与偏见是两者心理距离的重要表现，反映了原市民是否接纳征地农转非群体，征地农转非群体又能否从心理层面融入城市生活。笔者向征地农转非群体询问了是否同意原市民对征地农转非群体没有歧视与偏见，表示比较同意、一般的受访者相对较多，分别占比29.6%和27.9%；表示不同意的占比20.6%，非常同意与非常不同意的分别占比12.4%与9.0%。从数据可以看出，征地农转非群体较多地认为原市民对他们没有歧视与偏见，但是依然存在部分征地农转非居民认为歧视与偏见的现象存在，这样的认知造成了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无法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生活。
〔设计意图：了解一件事（或活动）的构成要素，把握作文整体构架，再由整体向局部——“经过部分的指导”过渡。〕
三、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间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
（一）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征地农转非群体市民化的社会距离
社会经济地位是对个人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在此处，将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具化为文化程度、就业、家庭月收入三个指标来衡量，来探究其对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当然，收入是该群体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测量指标[9]。分析结果表明（如表2），文化程度与经济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家庭月收入与经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就业与经济距离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本问卷选取合肥三所理工类院校共283名大一和大二学生为调查对象。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选取的三所院校分别为一所985高校、一所211高校和一所省属普通高校，基本涵盖了普通高校的各个层次；调查的学生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农学等10个专业，为典型的理工专业学生；选取的学生为确定具体专业后随机抽取的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因为他们是该课程改革的主要涉及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答卷283份，按学校不同分为A(985高校，95份)、B(211高校，92份)、C(省属普通高校，96份)三组，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学生。
表2 征地农转非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距离影响的相关检验
家庭月收入与经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这明显与假设预期相反，对于原因笔者做了三种推想：其一，数据准确度不足，受调查者在表述时没有正确估计家庭月收入。其二，样本量较小且受调查者收入情况集中分布，影响了整体相关性检验。其三，推断性统计结果即现状，家庭月收入越高的征地农转非居民与市民之间经济距离越大。考虑到征地农转非群体身份职业的特殊性，收入越高的往往是实现了再就业，更能从主观上感受到与城市市民之间的距离，家庭月收入较低的征地农转非群体往往是退休在家依靠社会保障的老人，他们对收入水平方面的距离没有明显感受。这从一个侧面更加论证了征地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和就业对于社会距离的重要影响。征地农转非群体从依赖土地到依靠非农业活动及政府补贴，是该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然而受文化程度低、自身技能缺乏的影响，征地农转非群体的再就业遭遇“瓶颈”，自然导致整体收入水平不高。因此，要缩小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是关键。
（二）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影响征地农转非群体市民化的社会距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网络结构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础是血缘、亲缘、地缘，成员内部互惠是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网络存在的主要形式。进入城市后，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市民的交往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社会关系网络震荡后的重建，将直接影响到征地农转非群体的城市融入。分析结果表明，参加社区公共活动的频率及是否经常感到孤独对社会距离都具有显著影响，卡方值分别为28.645和46.273。Gamma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原市民交往意愿与社交距离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要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双方需要打开心扉，互相接纳。从原市民的角度出发，原市民对征地农转非群体有无偏见和歧视与社会距离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Gamma值为-0.182，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见表3）。
鉴于征地农转非群体及市民群体之间固有的隔阂，两群体内部很难通过日常生活进行深层次交往，而社区公共活动对于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起到一种促进性的平台作用，而外部环境发挥作用还要依靠群体内部的协调，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则是征地农转非群体和市民主观上的态度。只有二者共同放下偏见，表现出积极的交往意愿，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交距离，进而缩小社会距离。
（三）文化融入程度较强影响到征地农转非群体市民化的社会距离
2.征地农转非群体享受的社保待遇和标准“矮一截”
（四）社会认同度直观地影响到征地农转非群体市民化的社会距离
移动支付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垄断性的技术资源，目前我国政策大力支持多方共同参与移动支付技术的普及和创新。随着市场竞争的愈加激烈及互联网金融的影响，银行不断加强产品的创新管理是大势所趋。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自身完整的金融产品研发能力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实现自身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从完善客户体验角度出发，并借鉴其他竞争者产品，做到后来者居上。以客户为中心，研发出与时俱进能够满足客户需求并适合市场趋势的创新产品，最终实现与移动支付平台的支付宝及微信等竞争者共同角逐市场份额。
教学组织 按照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逐步开展混合式教学[5-8]，三阶段混合式教学实施流程如图2所示。
社会认同的第一个层次是身份认同。通过对征地农转非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生活距离的卡方检验的数据结果可知，身份认同与生活距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身份认同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却与预期不同，卡方值为11.951，P值为0.216，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接受调查的征地农转非群体的身份认同对其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造成的影响很小，这与访谈的结果有出入。分析原因可能有部分征地农转非群体是从户籍转变的角度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导致结果的偏差，也不排除样本数量少产生的影响。
2.生活满意度
社会认同还包括对目前生活状态的认同情况，生活满意度是归属感及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心理距离的主要指标之一。生活满意度又可以通过对社区基础设施、绿化环境、公共交通、子女教育、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城市融入和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来测量。通过测算四个区域征地农转非群体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以5分作为上限，基本处在2.34—3.30，说明四个区域的居民对总体生活的评价一般（见表4）。
表3 征地农转非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距离影响的相关检验
表4 四个区域征地农转非群体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反映的是征地农转非群体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情况。生活满意度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也只有征地农转非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才说明该群体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
学习向量量化(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LVQ)神经网络由3层神经元组成：输入层、竞争层和输出层，如图2所示。输入层中的每个神经元在竞争层中相互连接。输出层和竞争层之间的连接不同于输入层。竞争层中的每个神经元只能连接到输出层中的一个神经元。权重固定在1，但输出层中的一个神经元可以连接到竞争层中的多个神经元。当LVQ网络中有样本输入时，校正竞争层中胜出神经元的权重，使神经元的输出为1，而其他神经元的输出为0[6，7]。
四、缩小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社会融入
（一）着力解决贫困问题，不断缩小经济距离
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主要反映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社区管理三项指标上。其中经济距离最为突出。贫困问题是根本问题，而缓解贫困、提高收入的有效途径就是帮助农转非群体尽快实现就业转换，顺利进入城市现代职业体系。首先，依据征地农转非群体的文化水平和技能层次，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其次，为征地农转非群体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一些发展较好的企事业单位吸收该群体就业，还有社区的一些基础服务岗位也应该对该群体开放。再次，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要重点推进镇保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合并的进程，根据区域发展程度和物价水平适度提高保障标准，解决征地农转非群体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不仅要让该群体公平地享受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还应该扩大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享受的范围。
（二）充分发挥社区功能，逐步缩小差异群体的社会距离
对征地农转非群体来说，在土地被征用的同时，也伴随着房屋的拆迁和安置，他们大多被集中安置到某一城市社区内，至此，社区承担起政治参与、生活居住、娱乐休闲、人际交往于一体的功能。社区建设直接关系到征地农转非群体能否成功完成“市民”角色的转换，若社区建设相对完善，征地农转非居民能够尽快改变原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充分利用健身设施、老年活动室、棋牌室进行更加有益于身心的活动。笔者建议，社区应该在缩小社会距离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主要是从精神层面入手，以加强社区建设和青年志愿者的参与为主。社区应该为征地农转非居民提供文化重构的平台：老年活动室和棋牌室可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举办公益讲座、心理访谈引导居民接受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举办书法歌唱比赛等社区活动可以加强邻里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此外，居委会应该畅通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及反映自身诉求的途径，避免将农转非群体置于“两不管”的真空地带。
（三）重点关注心理距离，增强高农转非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在解决农转非群体与市民差异问题的过程中，心理距离常被置于次要地位。在本研究调查中，农转非群体心理融入不佳，身份认同感低的现象十分明显，尤其在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及待业下岗或退休人员三类群体中更是如此。这三类受调查者是农转非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为该群体提供健全的生活保障，关注其心理融入问题，是目前促进农转非群体融入城市的关键。要实现征地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居民平等交往、和谐共处的目标，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城市居民应该以尊重与理解的心态对待征地农转非群体，在心理上真正接纳他们，与征地农转非群体建立平等互助的社交关系。征地农转非群体则应该对过去的文化观念与生活习惯取精去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接触城市文化，不断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除此之外，社区应创造促进征地农转非群体及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良好平台，积极组织社区居民参与文娱活动、志愿活动，尊重每个居民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利，广泛听取不同群体居民的意见与建议，营造平等和谐的文化氛围，逐步化解群体间的偏见与歧视，增强征地农转非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四）树立积极向上的观念，主动融入城市生活
除了政府和社区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征地农转非群体自身的态度也非常关键。一部分征地农转非居民由于是被动放弃土地，加上政府经济补偿和住房安置工作不到位，就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作为反抗，比如聚众闹事、自杀。另一部分居民则是过度依赖征地补偿或者安置补助费，整天无所事事，以打麻将、赌博为主要娱乐方式，养成了懈惰的心理。还有一部分居民没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因为习惯了田地里自由的耕种模式，所以不能适应工厂相对严格的劳动规定和流水生产线的工作环境，既想要工作轻松，还要工资高，自然难以找到工作。作为城市融入的主体，应该主动缩小与市民之间的差距，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主动去融入城市生活。首先，转变就业观念是融入城市的第一步，征地农转非居民应该充分意识到工作之于家庭和生活的意义，结合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能的情况，积极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就业培训，主动学习和实践，工作后要遵守单位的纪律和规定，踏实工作。其次，养成市民意识，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公共活动。征地农转非居民应主动加强邻里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努力打破与老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同时也要主动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社区的一些政治事务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不应两耳不闻。再次，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虽然作为“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在收入水平、住房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政府和社区近年一直在积极地推动整个农转非群体的社会融入，也在不断完善征地和拆迁的相关政策，逐步征地农转非群体的待遇，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以积极的心态工作和生活，也唯有这样，才能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融入城市。
不良反应 对照组发生肝功能异常 （丙氨酸转氨酶升高）2例，恶心、呕吐1例，腹泻1例；观察组发生肝功能异常 （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4例，恶心、呕吐1例，注射部位皮肤发红及瘙痒感1例。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差异无显著意义 （P＞0．05）。药物不良反应均轻微，对症治疗后不良反应消失，均未影响继续用药。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参考文献：
[1]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 计 局 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 02/t20160229_1323991.html.
[2]史斌.社会距离：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城市问题，2009（9）：54-58.
[3]塔德.模仿的规律[M]//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齐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吴永明．《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出版发行[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93.
[6]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3）：91-98.
[7]白杨.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2（3）：47-52.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罗启昱，付少平.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社会距离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2-56.
A Study o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Urbanization of the Land-lost Farmers
WangHuibo,Xuan Wenlin,Li Sang
Abstract: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land-lost farmers and residents is the real reason that hinders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group.To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on,a thorough and in-depth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re necessary and urgent.Based on the actual survey data,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dex system of social distance,which explain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land-lost farmers and urban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And then use the scientific data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ocial distance to find the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group’s integration process.Finally,combining with the sociological theory,we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way to reduce the social distance of urbaniz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and to promote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group.
Key words： The Land-lost Farmers;Social Distance;Urbanization;Soci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05-0096-07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法学高原学科环境资源法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王慧博，女，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编辑 张 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