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鲁迅经典化进程——以《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杂感论文,选集论文,进程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重构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实践中，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便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这一举措，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树立了堪称经典作家的鲁迅，更塑造了一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红色旗手，从而开启了鲁迅经典化建构的进程。
一
“左联”时期，鲁迅在上海靠写作为生，日益倾向左翼文艺。鲁迅刚经受完来自太阳社、创造社等革命小将的围攻，又陷于与梁实秋漫长的翻译论战。翻译论战里，较之梁实秋，显然鲁迅不够当行本色。正在其最艰难的时刻，瞿秋白因缘时会支援了他。而在三次文艺论战里，鲁迅也曾以“左联”盟员的身份发出“战叫”①。于是，在共同战斗与互相欣赏中，瞿秋白与鲁迅逐渐构成知己与同怀、战友加兄弟的友谊关系。② 瞿鲁之间的文学合作，更是罕见地从合作写十四篇杂文③ 开始。
瞿秋白和鲁迅合写杂文，据许广平回忆：“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④ 现在看来，从这些杂文的篇目、内容到写作经过，可以肯定瞿鲁合写杂文是成功的。瞿鲁合作的杂文，基本写于1933年3月5日到4月24日。此时，瞿秋白和鲁迅无论在居住空间上，还是情感程度上都相当密切，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产物。由于是在共同思想探讨之后，再由瞿秋白单独执笔写作，这些杂感表现出强烈的战斗色彩和坚定一致的革命立场，显然符合瞿秋白文艺思想倾向。在语言文字风格和表现手法上，这些杂文也因鲁迅介入修改和参与讨论，而显得蕴藉内敛一些。⑤
瞿鲁合作写杂文的行为，不仅是文坛佳话，也体现二者在文艺思想上的日益亲近。就瞿秋白而言，这是革命向文学的转移；对鲁迅来说，则是文学朝革命的迈进。从这次互相靠拢而最终团结在一起的、文学与革命会合的历程，可以见出，瞿鲁的交谊不仅是私人友谊，更是瞿秋白成功的革命统战实践和文学战线归化。由于此时的左翼文艺仍然是秘密政治，瞿鲁的杂文合作不至于显露出生硬的政治刚性，尽管渗透着革命和文学在现实斗争中生成的互相召唤，但仍旧充满着文人在乱世里惺惺相惜的人间温情。
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左联”时期的文艺思想实践，是从瞿鲁杂文写作的文学合作开始的，并以斗争和建设两方面同时展开。这称得上是一出漂亮完美的文艺战线方略。其斗争的一面，是瞿鲁共同参与“左联”组织的三大文艺论战，甚至合作写杂文对论敌展开了文艺思想战线斗争；于建设的一面，则除了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传播和阐释体系本土化和系统化工作外，还包括瞿秋白对鲁迅和高尔基两位中苏革命文学创作榜样的确立和阐释。当中，瞿秋白对鲁迅的红色阐释和革命经典地位的确立，即《鲁迅杂感选集》编选和长篇《序言》撰写，既是该文艺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其文艺思想实践上的空前胜利。瞿秋白由是成为“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⑥。
其实，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逻辑始终一致，都立足于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价值上的肯定。1923年底，瞿秋白对当年的文坛进行扫描。这是他对周氏兄弟的第一次评价。瞿秋白把周氏兄弟当作当年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分别以其代表作《呐喊》和《自己的园地》书名，评价他们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的文学成绩。瞿秋白指出，鲁迅思想超前“孤独”，“虽然独自‘呐喊’着”而“只有空阔里的回音”⑦。瞿秋白再次提到鲁迅，则是在《学阀万岁！》一文里。为了倡导“革命大众化的文艺”，瞿秋白把鲁迅列进“懂得欧化文的‘新人’”的“第三个城池”里⑧。1932年5月，瞿秋白写《“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又提及自己对《狂人日记》的看法，虽然他对其艺术评价不高，但仍然高度赞赏道：“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⑨ 在《狗样的英雄》一文中，瞿秋白再次提到《狂人日记》反抗吃人礼教的进步意义。⑩ 由上可见，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一开始就不是纯粹艺术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始终把他定位在反封建革命意义来评价和赞赏。但即便如此，这些也只是对鲁迅小说在内容题材上的肯定，根本没有涉及到鲁迅杂文的意义。
二
瞿秋白转向关注鲁迅的杂文，是在他们合作写了十四篇杂文之后。在转向对鲁迅杂文的关注后，瞿秋白的鲁迅评价是突变式的。这种突变与他们交谊程度的飞跃和革命情势的紧迫度密切关联。
1933年3月20日，据鲁迅书信记载，鲁迅主动向北新书局李小峰推荐由瞿秋白编选自己的杂感选集。(11) 在征得北新书局的同意后，4月8日，瞿秋白编就《鲁迅杂感选集》(12) 并“花了四夜的功夫”(13) 写成长篇序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出于迷惑敌人起见，瞿秋白化名“何凝”并故意在《序言》末署“一九三三·四·八·北平”的字样。而为了《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鲁迅亲自批划了该书的编排格式。与《铁流》、《毁灭》、《两地书》相同，二十三开、横排、天地宽大、毛边本。扉页上，还选用了鲁迅喜欢的司徒乔的炭画像。不仅如此，鲁迅还亲任该书的校对，亲自为瞿秋白支付了编辑费。
可见，《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不仅“可以说是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产物，是他们友谊的结晶”(14)，也是鲁迅研究史和瞿秋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起点。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此后则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鲁迅的范式文本。(15) 尤其是由于在“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具有示范的意义”(16)，此序文更因此而成为鲁迅红色经典化进程的开端。与此同时，这篇长篇序言也是瞿秋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将其本土化的重大突破，是其文艺思想实践成就的重大体现。
《鲁迅杂感选集》首先体现的是瞿秋白作为“选家”的眼光。由于瞿秋白与鲁迅在人生经历上的相似因素。所以选本的编纂和序言写作，也部分出于瞿秋白的夫子自道。(17) 瞿秋白的编选范围，是编选时鲁迅已亲自编辑出版了的八部杂文集(18) 中的七部。而关涉到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期思想情况的《华盖集续编补编》(19) 却未被纳入。纳入瞿秋白编选范围的杂文，基本涵盖鲁迅自1918年开写杂感至1931年底共13年间的杂文创作，总量大约占鲁迅自编杂文集的三分之一。当中对鲁迅杂文写作年份的注重情况也各不相同。(20) 从入选杂文思想内容看，瞿秋白主要以强调鲁迅反封建、反国民党政府和趋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进程（包括与反动文艺思潮论战(21)）为编选标准。(22) 对于那些文学性和学术性较强的杂文则一般不收入。(23) 对鲁迅反击太阳社和创造社围攻的文章，也多采取规避或淡化论战色彩的处理方式。(24)
在整部选集的正文部分，更是明显贯穿着瞿秋白注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文艺思想。《鲁迅杂感选集》以选家瞿秋白长篇序言为开篇，以被选者鲁迅的《〈二心集〉的序言》为收束，将选家评述和被选者自评完美统一了起来。可见，在编选时，瞿秋白已经对鲁迅杂感的历史发展先入为主地确立了认识标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革命生长。瞿秋白继而以此为编选思想准绳，裁定、删削和截取入选篇目的内容和范围。因此，瞿秋白特别看重鲁迅在1921年《新青年》分化时期的杂感，也尤其关注鲁迅在1925～1928年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杂感。至于瞿秋白选择鲁迅《〈二心集〉序言》为选集收束的重要原因，则是鲁迅思想无产阶级化的发展进程。(25) 因为鲁迅自己曾写道：
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毁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26)
与此同时，在编选《鲁迅杂感选集》过程中，瞿秋白一方面按历史时序、根据鲁迅杂感文字本身来择取篇目，从而对鲁迅进行革命化叙事和整理；另一方面，瞿秋白也根据鲁迅本人皈依革命进程的自我梳理来塑造其经典形象。于是，在编选过程中，作为选家的瞿秋白，以编辑鲁迅杂感选集的方式，不仅完成了鲁迅和自己的革命文艺统一战线上的会师，也促成了鲁迅以杂感写作方式进行革命思想上的转变。这既是瞿秋白编选工作上的革命行动，也是瞿秋白文艺思想在编辑工作上的体现。
而当编选工作和革命策略完美会师后，瞿秋白接下来便要对全书的编辑工作进行总结，作一场鲁迅杂文选编上的革命经验总结报告和文学战线上的革命总动员。相对于瞿秋白译介、编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上的成功而言，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的工作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项工作，瞿秋白不仅在中国本土革命语境内成功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结合的典范，而且还打造出了一个红色鲁迅的形象，完成了革命文艺上的红色经典塑造。
三
历史的因缘时会，使得瞿秋白注定成为鲁迅评价史上的关键人物。因为在回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鲁迅曾说：“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27) 近三年过去了，鲁迅终于等到这个“狙击手”，正是瞿秋白。瞿秋白的鲁迅评价可谓一击而中、应声而立。在读《〈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时，鲁迅竟然“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头快烧着他的手指头，他也没有感觉到。”(28) 因此，在鲁迅评价和研究史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本身也成为经典，它既是红色鲁迅隆重推出的宣言，更是空前绝后的能打动鲁迅本人的鲁迅研究论作。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洋洋一万五千余言，瞿秋白用“*”将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开篇引用鲁迅在杂文集《坟》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名言，把鲁迅当成革命殉道者的象征。接着，瞿秋白以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的表述，构成中苏文艺对称结构(29) ，以类比的修辞揭示这篇序言的思想意义：
瞿秋白进而归纳性地指出鲁迅和高尔基的共同之处(30)。在“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这共同大前提下，瞿秋白再次采取类比修辞把鲁迅确立为中国的高尔基：
在汲取苏俄革命话语权威完成对鲁迅“中国的高尔基”定性与定位后，瞿秋白继续对鲁迅和其杂感文体的“中国的高尔基”身份，进行本土化因果定性与定位。瞿秋白的思路是：
系列类比修辞和因果论证后，瞿秋白迅捷地给鲁迅、杂感文体和鲁迅杂感编选三者都打上鲜明的红色革命色彩，将鲁迅杂感写作史与中国社会斗争史、中国思想斗争史密切对应和联系了起来，简明扼要地完成了勾勒“红色”鲁迅——对鲁迅进行革命经典化塑造的主体工程。在《序言》中，瞿秋白明确指出编选鲁迅杂感工作的革命思想底蕴——“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35)
第二部分是过渡部分。瞿秋白以“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的一通神话比喻式论述，把鲁迅“革命”思想的逻辑起点确定为鲁迅的家庭出身，从而自然过渡到以阶级论阐释鲁迅的基本思路。因此，瞿秋白展开论述的逻辑大前提是——“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36)
奠定了鲁迅的国际身份和国内身份后，瞿秋白更鲜明地确立了阐释鲁迅的“阶级论”革命思路。从第三部分到第七部分，瞿秋白娴熟地根据革命进化论逻辑，在历史性叙述中按照“辛亥革命一一五四前——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进程，对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进行了革命思想生长的梳理和总结。
第八部分是瞿秋白的结论归纳，根据“阶级论”叙述模式，鲁迅杂感写作史于是自然而然成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37) 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鲁迅的社会身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38)。因此，“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瞿秋白认定鲁迅已“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39)。瞿秋白回顾鲁迅杂感里战斗的光辉历程，目的在于总结鲁迅革命传统，他说：“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40) 可见，瞿秋白以阶级论完成鲁迅杂感写作的革命史梳理，是“以一个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和眼光来评价鲁迅的”(41)。
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瞿秋白坚信自己发现了鲁迅的“革命传统”(42)。在红光照耀下，鲁迅自然也被证明的确有红色革命的传统。这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使瞿秋白以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的方式，“出于他在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切身感受”(43) 编辑出了自己想塑造的、革命也需要的红色鲁迅。至于瞿秋白在序文中对鲁迅“革命传统”的四点概括，(44) 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矛盾，而且还把第四点看成是“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45) 也不够周全。毕竟仅凭“反虚伪的精神”就厘定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意义，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的革命经典化塑造已完成。从此，鲁迅成为革命前驱和“听将令”的代表者的隐喻。瞿秋白再次重申：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46)
一切为了现实革命与斗争需要。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和激烈的年代，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领导者，瞿秋白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历史必然和个人本然、应然的统一。因此，当选家和做长序，都是瞿秋白服从于革命斗争需要的实践。尽管行动中也不排除有瞿秋白对鲁迅的感恩心理(47) 和经济利益因素(48) 的驱动，但这应该以并不与革命功利需要相矛盾为前提。况且，瞿秋白无论在编选标准确立还是序言论述思想上，也都与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相融合。因此，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这一文学史的事实，无疑也是瞿秋白文艺思想一次成功的实践。
然而，必须指出，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编选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体现出的鲁迅观，并不完全等同瞿秋白个人的鲁迅观。因为瞿秋白不仅没有否定钱杏邨等对鲁迅的批评攻击，而且在《多余的话》里提及的、“可以再读一读”的文艺著作中，也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49)，而并没提及鲁迅的杂感。这似乎也能说明，瞿秋白编选和序论鲁迅杂感的真正意图和思想内核，其实并不在于文学，而在于革命思想。那么，难道瞿秋白和鲁迅的确是处于“隔膜和相知”(50) 并存的复杂状态么？(51)
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不同的立场产生歧异的阐释结果。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同年问世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而且把鲁迅和徐志摩混在一起判为“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望”(52)。但瞿秋白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作出的鲁迅阐释，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思想战线树立起一面红色旗帜。
此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不仅成为革命阵营研究和评说鲁迅杂感和思想的范式，甚至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作家作品研究的基本范式。而当初瞿秋白针对鲁迅杂感作出的评说结论，甚至被放大为此后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论著的基本前提。瞿秋白的鲁迅阐释，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革命化叙述的起点。与此同时，在鲁迅被塑造成为中国化高尔基的同时，瞿秋白也同步奠定了他自己作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53) 的历史角色。
当然，除了开启鲁迅经典化的历史进程外，瞿秋白还曾对五四文学革命史进行梳理，并贯穿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这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构建确立了光辉的起点，更凿定了现代革命文学史的思想界碑。因此，重塑鲁迅和整理五四这两项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革命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按革命思维整理的传统。于是，许多的重写文学史，似乎成为文学史写作上的造反有理。(54)
附：
注释：
① 鲁迅文中常用“战叫”表明其独特的人生与社会态度，最早出于《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② 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不仅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成了“和他谈得来的人”，（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而且“谈鲁迅”也是他和冯雪峰闲谈时的主要话题。可见瞿秋白和鲁迅的交谊之深。（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忆秋白》，第270页。）又，根据周建人回忆说鲁迅书赠瞿秋白的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对联中的话，鲁迅说是录何瓦琴的话，我记得是秋白说的，而鲁迅有同感，所以书录下来，又赠送给秋白。后来有人纠正我，说何瓦琴在历史上确有此人。可能我记错了，也可能这句话是秋白找来的，而鲁迅书写了。总之，这句话代表两人的共同心意。”这也可以证明两人心契之深。（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解放军报》，1980年3月16日。后改题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和鲁迅》收入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③ 1933年瞿秋白和鲁迅合作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系列杂文，不仅“出色地表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分尔我，一体战斗的千古不灭的友谊——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而且也是瞿秋白在文艺战线上重要的文艺思想实践。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杂文里，《“儿时”》《〈子夜〉和国货年》都没被收入鲁迅文集。根据鲁迅的编纂习惯推测，这应该别有考虑。《“儿时”》从内容看纯属私人心路历程的感叹之作，不属于合作篇什，可肯定是瞿秋白写的；《〈子夜〉和国货年》目前没有合理证据表明是合作。因此瞿鲁合写的杂文目前公认是十二篇。［参见唐弢：《申报自由谈·序》（上，1932、12、1－1934、4、25），上海图书馆1981年印；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22－128页；丁景唐著：《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叶楠认为是十五篇，不仅《“儿时”》应算入内，而且还应加上《〈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我觉得此逻辑过于机械，没有考虑文风和思想内涵归属。（参见叶楠：《论秋白与鲁迅合作的杂文》，《瞿秋白研究》第3辑，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61页；丁景唐、王保林：《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此书写成于1959年11月24日。
⑤ 关于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修改前后文体风格差异比较，参见李国涛先生《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第三章第二节《文体比较·同瞿秋白文体的比较》。（李国涛：《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47页。）
⑥ 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⑦ 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⑧ 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0页。
⑨ 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4页。
⑩ 瞿秋白：《狗样的英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71页。
(11) 初始，鲁迅信中明确说“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3页。）后来才渐渐明确说是“编者”（1933年4月13日《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7页）、“选者”是单数的“他”。（1933年4月5日《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7页。）
(12) 据杨之华说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目的有二：一是秋白自愧将鲁迅赠与的书籍散失零落；一是为“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念”。（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1月号。）
(13) 杨之华：《回忆秋白》，洪久成整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14) 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丰碑——鲁迅帮助出版瞿秋白著译的经过》，《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5) 曹靖华1941年和周恩来谈话说：“‘我所看过的论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能赶上瞿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还没有。’周恩来同志就接着说：‘我有同感’。”（曹靖华：《往事漫忆——鲁迅与秋白》，《光明日报》，1980年3月26日。）1941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庆祝郭沫若五十生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发表的讲演《我要说的话》里三次引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包括瞿秋白对鲁迅著名的“四点概括”。（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16) 王铁仙：《关于科学评价鲁迅的若干思考——重读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研究》第11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10页。
(17) 瞿秋白和鲁迅的相似，参见刘福勤：《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传统》，《瞿秋白研究》第11辑，第223－237页。对瞿秋白与鲁迅文学思想上的承续讨论，韩斌生先生有较好的讨论。（韩斌生：《世纪之交论秋白——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及其当代启示》，《瞿秋白研究》第8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409页；韩斌生：《世纪之交论秋白（二）——瞿秋白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鲁迅传统》，《瞿秋白研究》第10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4－106页。）
(18) 1933年4月8日前，鲁迅出版了八部杂文集，分别是《热风》（1922）、《华盖集》（1925）、《华盖集续编》（1926）、《华盖集续编补编》（1926）、《坟》（1926）、《而已集》（1928）、《三闲集》（1929）、《二心集》（1932）。
(19) 《鲁迅年谱》（第2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6页。
(20) 按选入文章比重降序排列：1921年（100％）、1927年（40.5％）、1925年（36％）、1928年（35.7％）、1926年（33.3％）、1918年（33.3％））、1929年（30.8％）、1930年（27.8％）、1931年（22.2％）、1919年（20％）、1924年（18.2％））、1922年（9.0％）。
(21) 例如瞿秋白对《二心集》篇目编选，入选文章（除了《二心集序言》外）是8篇杂感。《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是鲁迅对左翼文学的意见：《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此文还是瞿秋白刚从政治斗争转向文艺战线时异常赏识鲁迅的媒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和梁实秋论战；《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批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友邦惊诧”论》则驳斥对“9·18”后学生运动的侮蔑。
(22) 这一点在那些截取性篇目上体现非常明显，例如：鲁迅自编杂文集《华盖集》之第三篇《忽然想到（一到四）》，瞿秋白编入时改为《忽然想到之三、四”》篇，选择“三、四”这两篇，因为是感慨国民革命失败的，而第“一、二”则是讽刺中国人糊涂陋习。由此可见瞿秋白编选标准之一斑。
(23) 例如《而已集》中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没有收入。
(24) 瞿秋白选入的鲁迅论革命文学的文章有：《而已集》中的《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文艺和革命》和《三闲集》中的《文艺与革命》、《扁》、《路》。但却没有收入《三闲集》中的反击名篇，如《“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等。
(25) 瞿秋白在序言中引用鲁迅这段话并称为“终于宣言”。《鲁迅杂感选集》，何凝（瞿秋白）编，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第21页。
(26) 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191页。
(27)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联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萌芽月刊》，1930年4月1日，第1卷第4期，第23页。
(28)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7页。
(29) 瞿秋白不仅类比卢那察尔斯基评价高尔基的论说思路，据K.B.舍维廖夫考察，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不仅引用了列宁的文艺思想，而且还采用了列宁《纪念赫尔岑》一文的写法”。［俄］K.B.舍维廖夫：《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瞿秋白》，马贵凡译，《瞿秋白研究》，第6辑，第252页。瞿秋白对卢那察尔斯基是熟悉的，《赤都心史兵燹与弦歌》中记载了他采访时任苏俄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卢那察尔斯基的经历。况且“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是鲁迅的首选内容并因此而上溯到了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经典认识，1931年瞿秋白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整肃而‘回归（文艺）家园’后，对于卢氏文艺理论和创作显然也是与鲁迅热议的内容”。（王观泉：《兵燹与弦歌》，《瞿秋白研究文丛》第1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30)(31)(32)(33)(34)(35)(36)(37)(38)(39)(40)(42)(45)(46)《鲁迅杂感选集》第1、2、2、2、2、2、3、20、20、21、21－22、21－22、22－24、25页。
(41) 丁言模：《瞿秋白等人评价鲁迅的现实主义标准——兼评冯雪峰、周扬、巴人的鲁迅观》，《瞿秋白研究》第3辑，第137页。
(43) 王铁仙：《关于科学评价鲁迅的若干思考——重读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研究》第11辑，第215页。
(44)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鲁迅杂感选集》第22～24页。）
(47) 杨之华说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目的是为给鲁迅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
(48) 鲁迅说：“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5月15日），见《鲁迅书简·致曹靖华》。鲁迅：《鲁迅书简·致曹靖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6页。）
(49)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关于《阿Q正传》，杨之华说瞿秋白“经常读它，重复读它，也经常介绍给当时青年。他说读一次二次是不够的，要细读，要重复的读”。（《杨之华致陈梦熊信》，《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唐天然曾披露瞿秋白用大小十个“Q”字组成阿Q像漫画（唐天然：《战友情深——有关瞿秋白和鲁迅的三件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此图见《瞿秋白》，王仲良、季世昌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50) 徐允明：《荆天棘地两代人——鲁迅与瞿秋白：隔膜与相知》，《瞿秋白研究文集》，陈铁健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51) 黎活仁先生在《鹿地亘与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日译》（《抖擞》，1979年5月，第33期。）中对“文革”时以质疑《〈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来离间瞿鲁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讨论。原因是鲁研专家陈漱渝在《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附录《携手共艰危》中写道：“据周海婴先生回忆：……在逝世前的一个星期，许广平同志完成了一万多字的论文，揭发批判瞿秋白贬低鲁迅的种种谬论。”（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页。）此事其实是周海婴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披露的，信中说：“国内发表的论述鲁迅文章，也常有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曲解鲁迅思想的。母亲生前很注意这个问题，她逝世前几天还在撰写文章，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母亲觉得瞿秋白认识鲁迅前，全盘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甚至说鲁迅是学阀。认识鲁迅后，也始终不肯承认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说鲁迅是‘同路人’。母亲觉得应当予以批判）。”（《周海婴同志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此信送交毛泽东同志后，毛主席作了批复：“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立即实行。”（见《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关于鲁迅著作出版、研究工作的批示》，毛泽东对此信的批复复印件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旧址纪念馆已经公开。）详见《文艺思想斗争史（1942－1977）》（参考材料）：河北大学中文系1977年4月编（内部教材），承德日报印刷厂印刷，第503－507页。
(5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504－505页。
(53) ［前苏联］郭绍棠：《回忆瞿秋白》，路远译，《瞿秋白研究》第6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把瞿秋白评价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不仅来自前苏联研究者，美国的保罗·皮科威兹也持这观点。［美］保罗·皮科威兹：Marxist Literature Thought and China:A Conceptual Framework,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tkeley,California 1980,pp47～54.把瞿秋白类比成卢那察尔斯基，我的理解应该是指二者在各自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的作用和思路的相似。
(54)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重写，只不过重写时各自所本的主义、思想不同而已。参阅［美］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0－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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