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苦谛”与杜荀鹤诗的身世之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身世论文,杜荀鹤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6)04-0092-04
杜荀鹤是晚唐杰出诗人之一，他生当唐末，卒年已接近五代，论其诗歌成就，谓为有唐一代诗史的殿军似亦不为过。在当时，他就因其“多惭到处有诗名”(《叙吟》)的突出成就而被顾云认为是“诗家之雄杰”(顾云《唐风集序》)。后来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认为晚唐只有三人具备称“体”的资格，其中除了大名鼎鼎的李商隐与杜牧之外，再就是以杜荀鹤命名的“杜荀鹤体”。在明清以来的诗话著作中，虽然颇有认为他诗风俚俗，且多叹老嗟卑之音的微辞贬语，但也不乏称道他能以诗作真实地反映唐末社会动乱现实，具有诗史意义的赞赏誉美之言。至近现代以来，更有不少文学史认为他是晚唐诗坛继承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关心民瘼，针砭社会黑暗腐败的三大现实主义诗人之一(另两位是皮日休与聂夷中)，其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近二十余年来，不知何种原因，杜荀鹤诗又遭到学术界的冷落，对他诗歌在晚唐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都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在研究晚唐山林隐逸诗派的系列论文中曾对杜荀鹤及其诗歌作过一些探讨。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不屈服于命运，不甘心于平庸，始终关心国事民瘼的儒者；其次是一位经常感叹人生且多言穷愁甚至也时作归隐之思的逸士；再次是他由于人生遭际、家居环境、师友交游等种种原因，与佛道禅门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在《自叙》一诗中，杜荀鹤对自己平生曾有过高度概括：“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这也可视作对其心志最真实最自然的表白。
一位正宗的儒者，为何会与佛门有十分深切的关系呢？按照佛教理论，世间一切事物与现象的产生，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是“四缘”。龙树在《中论·观因缘品》中说：“一切所有缘，皆摄在四缘，以是四缘，万物得生。”具体来说，这“四缘”就是指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所谓因缘，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具有性质、本性作用的内因。所谓等无间缘，又称次第缘，是指主体思维展开时，能引发起后念的前念，也就是能触发主体联想的连续念头。所谓所缘缘，即指主体面对的认识对象。即心所攀缘的境界。佛教认为，心具有能缘的作用，但必须有所缘的对象，才能发生缘起。也就是《杂阿含经》所说的“法不孤生，仗境而起。”所谓增上缘，是指对事物产生具有影响作用的某种外在条件，它分为有力增上缘与无力增上缘。有力增上缘是指对事物的产生能带来帮助的积极作用，无力增上缘则包括一切不会对事物的产生起妨害作用的条件。就杜荀鹤来说，首先，从因缘来说，他是一位本性淳朴厚道之人，深怀一种悲天悯人之菩萨心肠，既拥有儒者仁民爱物的心胸，也具有佛家慈悲为怀的佛性。其次，从等无间缘来说，他的家乡安徽池州，在唐代是佛教极兴盛的地方，他自号“九华山人”，九华山更是佛教著名胜地，它与五台、峨眉、普陀合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据佛教典籍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释迦牟尼佛祖遣弟子地藏王菩萨渡海来此开辟道场，传戒于山中的化城寺，至99岁圆寂，在此弘法近70年，自此以后，九华山便成为了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它远近闻名，不仅山中颇多名寺，而且进香拜佛的信众经年不绝。至于生活在其周围的居民，更很少有不信奉佛教者。杜荀鹤既以“九华山人”为号，其信仰之虔诚亦自可知。再次，从所缘缘来看，杜荀鹤生当唐末动乱之世，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越是黑暗动乱的时代，人们越是将希望寄托于佛教，以期渡过茫茫苦海，解脱人生苦难。故此，自中唐至晚唐五代，随着时代的日渐衰微，佛教也越来越普及于社会，深入到人心。当然，影响杜荀鹤信奉佛教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诗人一生饱经生活磨难，屡遭人生挫败。世路之崎岖坎坷、命运之艰辛多舛，使他不得不信解佛理禅意，尤其是对人生是苦的“苦谛”理论深有体会。复次，从增上缘来说，是师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其中既有许多僧人，也有许多诗友兼道友，如方干、刘得仁，都是虔诚信佛者，方干甚至说：“闲言说知己，半是学禅人。”(《白艾原客》)而杜荀鹤所敬仰的前辈诗人贾岛、许浑等也都是佛学修养十分高深者。正是上述多种原因，与其他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一样，杜荀鹤也有着归向佛门的思想旨趣，也具有一定的佛学修养。在他现存的300余首诗中，仅从题目来看，其中涉佛涉僧诗就有43首，占其诗作总数的近七分之一。内容包括登山寺、题僧院、题佛塔、书僧壁、宿禅房、观寺景，以及赠僧、访僧、寻僧、忆僧、参僧、谒僧、寄僧、送僧、吊僧等，甚至因为具备高深的佛学修养，他还可以调谐僧人之间因宗派理论不同的争论，如《空闲二公递以禅律相鄙因而解之》一首即可为证。而与他交往过从的僧人也为数不少，仅有名可考者就有临上人、会上人、真上人、宗上人、闲上人、元上人、质上人、德玄上人、悟空上人。著禅师、石壁禅师、休禅和、海禅和、觉禅和、江寺禅和、紫阳僧、休粮僧、袒肩和尚、诗僧云英、愿公、空公、闲公等。其中空公是否悟空上人，闲公是否闲上人，不可考知。总之，杜荀鹤与佛教关系之深切据此可见一斑。了解到这些，我们才会对杜荀鹤的佛门因缘、佛学修养、佛教意识、佛法感悟等诸多方面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四海内无容足地，一生中有苦心诗。”(杜荀鹤《冬末自长沙游桂岭留献所知》)这是杜荀鹤感叹身世时的夫子自道。此一联中，道出了诗人三个特点，一是生平遭际非常艰难困苦；二是平生苦吟不辍，以诗为业；三是诗人苦心所吟的乃是苦诗。因为结合其生平与作品二者来看，此“苦心诗”者，不仅是说自己刻苦为诗，苦吟成癖，也是道尽其诗中所充满的乃是对于人世人生中种种悲愁痛苦的感受。如“况是孤寒士，兼行苦涩诗。”(《下第出关投郑拾遗》)“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长安冬日》)“烛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秋日怀九华旧居》)“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郊居即事投李给事》)“冷极睡无离枕梦，苦多吟有彻云声。”(《馆舍秋夕》)“兄弟无书雁归北，一声声觉苦于猿。”(《江下初秋寓泊》)“此时若有人来听，始觉巴猿不解啼。”(《秋夜苦吟》)“啼花蜀鸟春同苦，叫雪巴猿昼共饥。”(《酬张员外见寄》)他的这些“苦心诗”，往往是兼及了“苦吟”与“吟苦”两方面的。那么，杜荀鹤诗中为什么会充满那么多自伤身世的戚苦之叹呢？这一方面，如上所述，是他那艰辛困苦的人生体验使其结缘佛门，深契佛理，尤其是对“苦谛”之说深有体会；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深契佛理，所以才对世事人生有着远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感叹。这种身世感叹往往又集中在佛教“苦谛”理论方面，下面试作具体分析。
“苦谛”所阐述的是佛教最基本教义。它认为，世间犹如苦海，人身是受苦的载体，人生是苦难的经历。进而言之，三界众生，六道轮回，一切生命与生存现象，无不都是苦的表现。佛教将人生的烦恼痛苦分别为二苦、四苦、八苦乃至一百几十种苦等诸苦，所谓“二苦”，是指外苦与内苦，即客观环境所给予的苦难的逼迫和主观感受所受到的痛苦的煎熬。所谓“四苦”，即是生、老、病、死这四种人生苦难。而“八苦”则是在“四苦”之上再加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四苦。总之，佛教认为人生诸苦既来自于自然规律的限制，更缘于众生对于情与欲的执着与贪求。据不少学者考证，杜荀鹤生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其父杜筠为池州石埭县长林乡乡正。乡正是掌管一乡政教禁令的小吏，任此职者亦需一定文化程度，受家庭影响，杜荀鹤“七岁知好学，资颖豪迈，志存经史”。(据《石埭县志》《嘉靖池州府志》)长成之后，他刻苦学习，所谓“闭户十年专笔砚”(《投江上崔尚书》)，曾与二三学友同在庐山隐栖读书，大约在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前后，他结束了山居攻读生活，下山求取功名，此时他不过二十四五岁。然而自从进入科场之后，却连年颠顿，屡试不第。直到昭宗大顺二年(891)，尝尽天涯漂泊、文场困顿之苦的诗人才得以于“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辛文房《唐才子传》)取中进士，此时他已年近知命。由此可见，其科举道路极为艰难坎坷。然而，唐制规定，“进士放榜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守选。”(胡震亨《唐音癸签》)因此，中进士后的杜荀鹤虽也通过了吏部考试获得释褐资格，但由于时危世乱，并没有马上得授实际官职，故只得依旧还归家山。大约在第二年，杜荀鹤将其历年所撰五七言诗凡三百余篇，编为《唐风集》三卷，请原来一同隐居庐山读书的好友、时任太常博士的顾云为之作序。又数年，诗人应宣州节度使田
之请，入其幕府从事。昭宗天复三年(903)，杜荀鹤已58岁，他奉命出使汴州访梁王朱全忠，受到朱的器重。同年十二月，原府主田因兵败被杀，杜荀鹤便往依梁王朱全忠，任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这是他生平最为风光的一页，然而，这耀眼的风光却真如昙花一现，据说他任官不过十日便罹患重疾身亡。由此可见，杜荀鹤的一生可以说是屡试不第、仕宦艰难、怀才不遇、赍志以殁的一生，这种备尝酸辛的人生经历曾经带给诗人了极为深重的烦恼忧愁。缘于此，在他的诗集才会有那么多感伤人生艰辛困苦的悲叹。如《下第东归道中作》诗中，他感伤道：“一回落第一宁亲，多是途中过却春。心火不销双鬓雪，眼泉难濯满衣尘。苦吟风月唯添病，遍识公卿未免贫。马壮金多有官者，荣归却笑读书人。”在《长安道中有作》中，他更为自己的贫穷困窘而倍感伤心：“回头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穷。马迹蹇于槐影里，钓船抛在月明中。帽檐晓滴淋蝉露，衫袖时飘卷雁风。……”而面对极看重门第且夤缘成风的晚唐科场，杜荀鹤这位“三族不当路”(《寄从叔》)的衣衫破旧、瘦马羸僮之“天地最穷人”(《郊居即事投李给事》)，尽管劳累奔波、辛苦辗转，但结果还是只落得“长年犹布衣。”(《寄从叔》)在诗人看来，这种“驱驰岐路共营营，只为人间利与名”，(《遣怀》)飘游异乡没日没夜的求名干禄行为，只赢得两眼昏花，双鬓飞雪，一身尘土，满腹悲愁。大好年华如同流水逝去不能复返，而身世却仍如浮云飘絮，不可把握，不可主宰，无有定处。所谓“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苏轼《沁园春》词)，“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抛却营营？”(苏轼《临江仙》词)可以说，苏轼这种人生是苦、人生极不自由的苦况，杜荀鹤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尝够了。他在诗中写道：“大道本无幻，常情自有魔。人皆迷著此，师独悟如何。”(《题著禅师》)“云山已老应长在，岁月如波只暗流。唯有禅居离尘俗，了无荣辱挂心头。”(《题开元寺门阁》)诗人这种由反省而产生的感悟就颇能概括出佛教之人生观、世界观。在佛教看来，所谓世间的种种名利得失、荣辱祸福皆为虚幻，而众生之所以受苦受难乃是因为以虚为实，终日追随这些虚幻不实之物所致。其实世事都如同浮烟过眼，逝波不返，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因此，不但人生如梦，而且人生也如寄。既然一切世事都只是一场如烟似雾的空幻，又何必追名逐利，终年劳累，无有尽时呢？佛教的所谓“生苦”，并非仅指人在出生时所经受的痛苦，而是包含了人生下来就是受苦，人的一生始终伴随着的就是苦难，人生就是苦，人世就是苦，苦海无边，苦难无穷的意思，概言之，活在人世间就是苦。要想解脱苦，就只能是学“无生”之法。对此，经常往来佛门，聆听禅师开导的杜荀鹤也是有自己心得的，在《赠题兜率寺闲上人院》诗中，他说：“人间寺应诸天号，真行僧禅此寺中。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挂帆波浪惊心白，上马尘埃翳眼红。毕竟浮生谩劳役，算来何事不成空。”在《题德玄上人院》诗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然而，熟谙佛理的诗人尽管深知“身未立前终日苦，身当立后几年荣。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但为了立身扬名、荣亲遂志，他还是没有放弃奔波利名之场的艰辛劳碌，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夏日题悟空上人院》)由于杜荀鹤心头的希望之火始终未曾熄灭，所以他感叹“生苦”的诗篇就源源不断的有新材料，新感受，这似乎也是在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烦恼即是菩提”的至理吧。
前人指责晚唐诗格调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此时诗人集中多叹老嗟卑之作，如草间之虫吟，砌下之蛩唱，大都是一些悲凄戚苦的微音细响。事实也确实如此。但生活在此时的诗人们所反映的正是衰乱末世中自己的不幸与人民的苦难，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不必过多指责诗人。与其他不遇不达的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一样，杜荀鹤诗集中也颇多哀叹“老苦”“病苦”的悲调。而这些又往往是与他屡试不第，生活窘迫的身世遭际有关的。我们试看他的《途中春》一首：“马上览春色，丈夫惭泪垂。一生看却老，五字未逢知。酒力不能久，愁根无可医。明年到今日，公道与谁期。”又如《与友人话别》一首，诗人感叹道：“客路行多少，干人无易颜。未成终老计，难致此身闲。月兔走入海，日乌飞出山。流年留不得，半在别离间。”眼见年岁一天天衰老，而自己苦心所追求的功名竟然还无半点希望，诗人怎能不伤感万分？于是，一连串的叹老嗟卑的伤心之声便伴随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回响于诗卷之中，所谓“年齿吟将老，生涯说可悲。”(《赠宣城麋明府》)“应怜住山者，头白未登科。”(《长林山中闻贼退寄孟明府》)“年华落第老，岐路出关长。”(《下第东归别友人》)“怀才不得志，只恐满头丝。”(《江南逢李先辈》)“自怜空老去，谁信苦吟来。”(《旅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失意的诗人不但对人生充满艰辛困苦的“生苦”深有体会，而且对衰鬓苍颜、头童齿豁的“老苦”也远比一般人更为敏感。然而，“人世鹤归双鬓上，客程蛇绕乱山中。”(《途中春》)艰辛曲折的求名干禄生涯给予诗人的不仅是“老苦”的痛楚，而且也有“病苦”的屡屡折磨，诗人长年奔波旅途，漂泊异乡：“朝随贾客忧风色，夜逐渔翁宿苇林。”(《舟行即事》)“帽檐晓滴淋蝉露，衫袖时飘卷雁风。”(《长安道中有作》)如此过着餐风露宿的生活，又怎能不疾病丛生呢？正如其“老苦”叹一样，诗人的“病中吟”也往往是作于旅途客舍之中。如《旅中卧病》《秋日旅舍卧病呈所知》《秋日卧病(一作秋日旅中)》等都是此种情况下所写。其中尤以《旅中卧病》一首写得最为凄切：“秋来谁料病相萦，枕上心犹算去程。风射破窗灯易灭，月穿疏屋梦难成。故园何啻三千里，新雁才闻一两声。我自与人无旧分，非干人与我无情。”面对旅馆中灯残窗破、酸风射眼的凄凉夜景，老病交加的诗人尽管痛苦以极，却仍旧没有放弃对前程的追求，他只是叹息自己的命运不济，是“三族不当路”(《寄从叔》)“我自与人无旧分”的客观条件限制了自己的仕进出路，才使自己饱尝人生诸苦而不得遂其志。在这里，我们不禁会感到杜荀鹤未免过于迂执，或者说名利之心太急切，然而，诗人的这种思想行为在当时士林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由于“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卷一》)的社会价值观，进士科举遂成为“士林华选”。众多士人的趋向此门，使进士科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极难获中。当时就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及第之艰难不易。因此，杜荀鹤虽然备受老病诸苦折磨，但毕竟还未及知命之年，所以，感叹归感叹，行动归行动，他往往是在一番伤心嗟叹之后，又带病踏上了漫漫旅途。
佛门教义，归根到底，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空”字。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这里的“转头”，就是死亡的意思。的确，人都是要死的，在死亡面前，人在浮生浮世所追求、经营过的一切，瞬刻间都将荡然无存，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死苦”的指向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的彻底毁灭。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与存在，虽然在现象上是“有”，但在本质上都不过是“空”，众生之所以遭受烦恼诸苦，乃是因为只见其“有”而未见其“空”。从而执虚为实，陷入无边苦海不得解脱。而事物的本质之所以是空的，乃是因为事物的存在既无主宰无实体可言，也时时处于迁流不息的变动过程中，因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久，都无不经历生、住、异、灭的过程，都将归结于灭亡。“死苦”可以说是诸种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虽说所有的恩仇荣辱、是非得失，一切都已消除，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因此，“死苦”并不仅只在于死亡本身，更在于对死亡的体验与感受，而这种体验又往往是通过对他人之死的感受所产生的。在杜荀鹤的诗集中，对死亡的体验也往往与佛教苦空观念以及对怀才不遇、赍志以殁之不幸身世的伤悼有关。如他的《经贾岛墓》：“谪宦自麻衣，衔冤至死时。山根三尺墓，人口数联诗。仙桂终无分，皇天似有私。暗松风雨夜，空使老猿悲。”《哭刘德仁》：“贾岛还如此，生前不见春。岂能诗苦者，便是命羁人。家事因吟失，时情碍国亲。多应衔恨骨，千古不为尘。”《哭方干》：“何言寸禄不沾身，身没诗名万古存。况有数篇关教化，得无馀庆及儿孙。渔樵共垒坟三尺，猿鹤同栖月一村。天下未宁吾道丧，更谁将酒酹吟魂。”诗人所伤悼的这些或为前辈或为师友的亡者，都与他有着同命相怜的不遇不达悲惨身世，他们一生都曾苦心为诗，都曾奋力拼搏于科场，都留下了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都足以动人、垂诸不朽的篇章，但他们的命运却都是那样的凄惨，最终无不落得个“仙桂终无分”的结果。这一切，难道真是“岂能诗苦者，便是命羁人”么？杜荀鹤尽管发出这样的怀疑，但他却决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毕竟还在奋战于名场，还在苦苦写着那些“关教化”的五七言诗。因此，那种“何言寸禄不沾身，身没诗名万古存”的肯定与其说是对逝者的安慰，不如说是在给自己饱受生苦、老苦、病苦多种折磨已经难以支撑的身心打入的一剂强心针。然而，事实上却是，这种强为振作的高调唱过之后，最终又还是不免落到“渔樵共垒坟三尺，猿鹤同栖月一村。天下未宁吾道丧，更谁将酒酹吟魂”的哀叹中，那三尺孤坟、一弯残月、鹤唳猿啼陪伴吟魂的悲凉凄惨之景，只能更加突显出“身后诗名万古存”的虚幻不实，将所谓“诗名万古存”的真实价值撕开来给人们看。是啊，“病向名场得，终为善误身”(《哭友人》)，既然逝者已矣，那么生者又何必再执着辛苦、烦劳于世呢？深受佛教理论熏染的诗人似乎已对“死苦”有所感悟，他说：“闲来吟绕牡丹丛，花艳人生事略同。半雨半风三月内，多愁多病百年中。开当韶景何妨好，落向僧家即是空。”(《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也就是说，任你人生花朵开得何等鲜艳，但最终都只是一个“空”字。由此，诗人发出“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秋宿临江驿》)“是个少年皆老去，争知荒冢不荣来”(《重阳日有作》)的感慨，这既是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世人的警醒，归根到底，与“半雨半风三月内，多愁多病百年中”一样，都是对人生最终不免堕入“死苦”的一种深刻认识。
综上所述，杜荀鹤诗中所写的种种苦况，无一不是他所亲身体验的切肤之痛，尽管悲凄微弱，但它是发自诗人内心中最真切最深刻的人生感受，它十分具体，十分生动，也十分感人，它正是一位贫寒的读书人承受了种种人生苦难后用心血所凝成的诗的结晶。长期以来，人们对晚唐诗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格卑调弱，音声凄苦，故而贬损之辞甚夥，甚至在学术界亦蒙受冷遇。但是，我们如果客观地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对晚唐诗坛上所响起的带普遍性的叹老嗟卑之凄苦音声这种文学现象就不应忽视，因为它不仅是那个动乱的末世时代之必然产物，而且也最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的中下层读书士子的生存境遇与心态。可以说，在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朝代，无论其兴盛期也好，衰微期也好，读书人中能够“优则仕”得以高官厚禄的又有几人？能够侥幸获取一第的也是微乎其微。于是，广大的读书人就摆脱不了身世沦落、穷愁潦倒的不幸命运，这样一大批的原本心怀修齐治平大志而竟沦落成“百无一用”之社会边缘人的书生们其心境之苦可想而知。少怀大志，刻苦攻读，十载寒窗，方磨得一剑，然而出得山来，却连遭摧挫，屡败文场，不但前路茫茫，而且饥寒贫病，羁泊他乡。不但无以荣父母、养妻子，而且也无法向家乡父老交代，无法酬谢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对自己充满深切期望、从精神与物质等方面都给予过支持与帮助的知己。若论人世间的苦人儿，最苦莫过于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读书人。因为他们所承受的人生痛苦，不但有物质上的，而且更有精神上的。和一般不读书的人相比，他们的主观愿望最高，而客观遭遇最惨，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在一次次失望中最终走向绝望，走向空无，在精神上遁入空门，泯灭壮志，埋葬人生理想与信念，这就是封建社会后期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最终的心灵归宿与精神结局。因此，杜荀鹤诗中这种感伤身世诸苦的声声哀叹，不仅在晚唐有代表性，在每一个末世时代有代表性，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寒士群体中都有它的代表性，这也许就是我们研究他诗作的意义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