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效率——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文选论文,第三卷论文,民主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上创造高效率，在政治上推进民主，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就要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这一关系有许多创造性的论述值得我们思考。
一
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它事情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取代这一首要任务。邓小平的“三个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不仅可作为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也可以用来衡量民主政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准。文革中的“大民主”之所以是错误的，最主要的就在于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秩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应该如何进行、快慢与否，其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要在本世纪末使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并在下个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的发展不应该是慢速的，而应该是快速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是加速的，可以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社会主义优势就是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当今的国内外形势给我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从国际形势上看，冷战结束，和平和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趋势，这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扩大，各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增强，国际技术贸易往来的频繁，使我国可利用这个机会，加入到世界经济潮流中去，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成员；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或增强发展后劲，正寻找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商品市场，我国地广人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十分活跃的地区，我们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和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来发展自己。从国内形势上看，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也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社会稳定。我们应该利用这一良好的时机快速发展，使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我们已经失去了好多次机会了，我们再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
邓小平的“不搞争论”就是为了使中国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本来，展开讨论，让人们畅所欲言，然后集思广义，也是发扬民主的一种形式。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负面意义就可能高于正面意义。如果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求得共识，或者通过耐心的说服的方法以求得思想问题的解决，就有可能贻误时机。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有不同意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同人们认识之间的矛盾。人们要解决这一矛盾，不能搞抽象的争论，搞形式的民主，而只能用实践。想不通，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压力，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4〕允许看，不搞强制，这是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的民主；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则可以说是行动的民主、实践的民主。速度要快，就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因此就踌躇不前，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发展要快些，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发展几年，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尔后继续前进”。〔5〕
实践证明，邓小平的“不搞争论”是成功的，如果我们只求形式的民主，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改革开放的好形势。实践的成功也告诉我们：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内容，但民主的形式和进程应该根据国情而定。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民主的形式和进程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高速度，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邓小平一再强调高速度，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邓小平说：“要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就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6〕可见，邓小平讲的高速度是以经济效益为前提的。高速度加上高效益就必然使产出大大高于投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高效率。
二
民主不是每个人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体现了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就是民主。民主包括民主制度、民主意识、可操作的民主程序、民主的生活方式等。如果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公民的民主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如果仅有制度和法律条款，而公民缺乏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制度就可能受扭曲，民主制度和法律就形同虚设；如果民主制度没有化为可操作的程序，人民缺乏民主的政治实践，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是抽象的，人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提高。中国人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民主观念淡薄，传统的非民主意识影响很深，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制度和法律还不健全，民主还没有普遍成为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全具体化为可操作的程序，人民缺乏民主的实践锻炼。这些现实和条件，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和形式，不能从外国、从外部注入民主。中国的民主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首先，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形式，不能搞西方的民主。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尽管它愈来愈暴露出局限性，它在历史上还是超过积极的作用的。在现实中，也不失为权力制衡的有效形式之一，但这种形式是否适合的中国国情？邓小平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二：一是它为资产阶级服务；二是缺乏效率。邓小平认为三权鼎立实际上是三个政府，相互扯皮，对内自己打架，造成很多麻烦，是一个低效率的政权组织形式。三权分立的低效率，西方人也已开始意识到，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事实上，西方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平衡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议会至上”的神话已不复存在，西方人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需要权力一定程度的集中，需要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时有更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如果议会议而不决，如果政府的权力受太多的牵制，就难以应付国内外复杂的局势，就可能贻误许多有利的时机。三权分立可能适用西方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则可能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如此密切的国家，保持国家的稳定，保证行政高效率尤为重要。只有稳定的国家局势和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才会有经济建设的高效率。
中国不能搞“大民主”。“大民主”就是企图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其一、缺乏法律约束，没有法律约束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其二，文革中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人们受崇拜心理的驱使，而非对自己合法权益的追求。其三，“大民主”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民主，反而使公民的权利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四，“大民主”非但没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使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愈来愈低，生产率愈来愈低，科技经济与西方国家的距离愈来愈远。邓小平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大民主”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引起混乱。
其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比西方的议会制度优越。其优越性表现在：一是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富有效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集中，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并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议行合一”的制度，使人大决议能得到迅速地贯彻和执行。邓小平在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下决心，做出决议，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效率”〔7〕并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8〕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需不断完善，至少下面几个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1、加强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2、加强监督职能。3、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4、保证人大通过的法律能够确实地执行。只有这样，人大才能独立地行使权力，决策才能科学化，法律、决议才能得到全面和迅速的贯彻，才能惩治腐败，并最终保证经济建设的高效率。
再其次，权力下效，调动积极性。我们的开放包括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一个更重要方面就是权力下放。权力下放的过程就是从权力的过份集中到逐步扩大民主的过程。邓小平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9〕权力下放的一个目的就是调动积极性，“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成效，就是因为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0〕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采取什么样民主形式，要看是否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提高生产率。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11〕、“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的民主”〔12〕。
权力下放，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权，让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和领导者无疑将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认为，我国现行的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形式基本适合我国国情。
最后，为了创造高效率，必须处理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律、民主与权威的关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才能保持稳定，改革开放才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只有法制，才能保障民主，才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有集中，才能避免扯皮，及时制定决策，并雷厉风行地执行；只有纪律才能形成有效性的激励和约束，使各力量形成最大合力；只有权威，才能顾全大局，才能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如果说民主有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共产党领导、法制、集中、法律、权威，则使人民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创造更高的效率。
三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为社会主义高效率服务，并非指政治的民主仅仅是经济的附属物。事实上，民主也有其独立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民主与效率关系上，强调效率优先原则，一方面是为了尽快摆脱中国的贫困状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内在动力。
1、高效率带来国家物质财富的增加，国家将有可能增加教育投入，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会更多。随着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实践能力将增强。这就减少了因教育程度的区别，而导致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区别。
2、高效率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将减少或消除因财富占有的悬殊而造成的公民民主权利实际上的不平等。
3、高效率将使我国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获得提高。当人民的基本需求获得满足后，人民将会产生更高的需求，人民将可能把政治参与作为能力的体现，一种人生价值。这时民主已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一种标志。
4、随着适合社会主义高效率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机会均等意识、公平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将进一步冲淡门第观念、等级观念、官本位观念，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总之，民主政治建设，要为经济高效率服务，就是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效率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效率的思想是根据中国国情而作出的合乎实际的选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结论。邓小平民主与效率的思想也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启示。思考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不能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仅靠本本、靠热情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只有面向中国实际，脚踏实地地干，才能创出充满活力、高效率的社会主义中国。＊
（来稿时间：1995年3月15日）
注释：
〔1〕〔2〕〔3〕〔4〕〔5〕〔6〕〔7〕〔8〕〔9〕〔10〕〔11〕〔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255、375、374、377、375、240、307、252、240、177、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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