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转移：分散化、集群路径与规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分散论文,路径论文,产业转移论文,规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7)08-0009-05
一、产业转移与生产分散化
全球产业转移具有的扩散、辐射、加速效应规律，提供了产业分工重组和扩散转移的机遇。随着各国之间的产业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经济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全球性的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遵循生产成本和市场重心的运动规律，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进，由单一或多个生产要素的重组，演变为全要素优化组合、多个产业的产业转移。全球产业的规模性转移，对各国或地区的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并使全球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和空间配置上日益呈现出生产分散化的产业转移趋势。这种生产分散化的产业调整和转移的过程，与产业革命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市场扩张并寻找新的聚集地和新的市场时所发生的过程同步进行。
期间，通过生产分散化形成的产业转移诱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成本因素。生产成本是产业生产分散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热销和生产阶段，生产成本因素或许没有太大的敏感性，而进入技术成熟阶段，赢利的技术产品失去其特殊的地位，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制度成本等影响就显得日益突出。生产成本因素、供应链效率因素等使生产空间配置的分散化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生产空间越是扩张延伸，先进生产和装配之间的分离就越明显，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就越大。发达国家就不得不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分散化的产业转移，以便保持赢利水平和市场竞争优势。
2.市场因素。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是生产分散化、本土化的重要因素。成熟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的产品具有普遍的市场，其生产相对集中，而产品供货则分散在全球市场范围。将成熟技术产品转移到国外，不仅通过市场规模扩张和布局延伸，提高了市场占有率，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国或地区的资源、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扩张。另外，产业生产的定位与市场所在地的消费需求紧密相连，可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和不同文化背景消费者的需求，将集群建设、生产布局、空间配置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3.技术因素。随着技术更新加快，新产品形成替代，使复杂、尖端的技术产品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阶段。技术产品按照生命周期的规律变化，使大部分复杂、尖端的技术产品和部件由技术装备降格为普通商品，并且由于创新节奏加快，商品的普通化速度加快，形成技术水平提高而价值下降的独特现象。为适应技术更新加快、赢利水平下降的趋势，就必须通过生产分散化方式，以便实现生产程序供应链的产业转移和技术控制力的组合。
4.战略因素。萨克斯涅对美国硅谷地区的研究表明，生产分散化并进行产业转移的目的，是最终通过在全球生产专业化垂直分工与网络合作，形成生产、市场和研发的战略控制权，如美国硅谷公司的控制职能和研发职能分布在硅谷，先进的制造业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而装配线分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见表1）。
生产分散化的产业转移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因素。并使区域性、本土化的经济特性逐渐弱化，外资大量向一个城市或地区直接投资，不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转移、国际化程度、人力资本素质有积极促进作用，带动关联性企业和供应商向其投资所在地聚集，而且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集群业务调整、技术延伸、知识外溢、信息共享，使本土化的产业集群范围进一步扩张。因此，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在产业集群形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通过吸引外资企业形成富有活力的本土化产业集群，而利用外资在产业集群中的全球供应链和营销网络，使本土化的传统产业和零部件产品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在市场扩张的驱动下使产业集群获得延伸和扩张。
二、产业转移的集群路径
战后以至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曾进行过四波次产业结构调整与传递的浪潮，进入21世纪，第五波次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传递，促使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多国别的整体性转移的态势。按照全球产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路径，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转移的集群路径与发达国家的产业走向成熟，进而技术更新、知识外溢、产品外包等有密切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仅可以根据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产业战略定位，成为区域加工制造业的聚集地，也有可能成为区域产业研发、设计基地。期间，发达国家的企业生产、销售和研发的本地化趋势，将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工业体系的国际接轨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以美国IT产业为例，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路径，最初由20世纪80年代在本国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转移；90年代开始由本土和在墨西哥的企业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转移，随着亚洲各国和台湾地区的生产成本的日益递增，又开始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转移。并出现了产业转移由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向东部弧形转移的路径，以及逐渐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见表2）。
受转移对象国或地区的资源、历史、经济、市场等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发达国家企业的战略布局安排，全球产业转移形成的集群路径有多种形式：
1、跨国公司转移带动集群形成。依赖跨国公司转移形成集群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集群成长与发展的主要模式。跨国公司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建立总部、投资建立子公司等方式，带动数以千计的配件公司、供应商转移和地方中小企业形成集群。跨国公司通过进入本土产业集群网络，建立了全球产品或零部件供应链，不仅从本土化集群中获得廉价劳动力资源、特殊知识资源，迅速融入本地市场，而且通过外包和零部件生产配套，系统整合本土中小企业，建立起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形态。
2、产品“外包”带动集群形成。以产品生产“外包”等形式，承接国外公司的产品生产的企业聚集，是形成产业集群的路径之一。根据市场战略定位，核心企业通过契约关系，将产品生产外包一国或地区的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与加工。其中，外包系列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并构成外包性的产业集群，但外包产品大多数为产业链的中间或零部件产品，委托生产的核心企业往往是成品的组装者、核心技术的拥有者和市场营销的主导者，而处于产业低端生产环节的外包企业是集群零部件的生产厂家，不掌握关键技术和不直接面对市场，获得的生产利润较低、从属于不平等的经济关系。
3、创新本土化带动集群形成。由于国际研发中心的转移，以及研发中心的发动机作用和创新成果的本土化，不仅可以通过科技园区为基地进行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形成传递性的技术转移和相关技术产品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而且通过企业的逐级扩散、知识溢出和复制传递，围绕一地或一城的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形成科技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以上集群形成的主要路径，表明全球产业转移有可能使一个国家的城市或地区成为产业集群转移的接受地。正是这种全球性产业大规模转移，使承接第三波产业转移的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城市，以及第四波产业转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群迅速崛起，成为生产规模最大、对外贸易增长最快、吸纳外资最多的地区，也使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获得迅速的发展。目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间的集群竞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竞争进一步加剧，各地加快产业集群战略调整。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发展。广东省已经制定以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的重工业发展的集群战略，深圳提出在发展IT产业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适度发展装备业、精细化工、汽车等技术含量高的重工业，形成新的集群布局。而随着大量外资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等地区流动，并带动大量的跨国公司及其零部件配套企业迅速进入，使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区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聚集地。这些地区的产业集群战略也在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标准、生态门槛，加快集群战略转型。同时，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随着原有生产地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开始加快产业集群升级和结构调整以及产业、技术、资金、贸易的转移，将一部分产业的生产加工环节向较低成本的地区转移，国际资本、国内民间资本也开始向中国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京津唐地区以及四川、陕西地区转移，并开始广泛投资工农业项目以及服务业。这些资本流向对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产业转型与产业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产业转移以及高技术进入成熟期，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熟产业集群快速成长的同时，发达国家或地区也进入新的产业重组和战略转型期。随着以IT产业为代表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降格为普通商品，促使发达国家通过加快产业转移、技术升级等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形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期间，发达国家加快产业转移，一是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技术研发能力。有关研究估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仅为美国同业的1%，到2003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大约为5%，而且劳动力长期过剩。而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证实，跨国公司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一美元，就可以降低成本58美分，并将节约的钱投资新技术研发，同时，跨国公司回购转移的廉价生产的技术产品，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增强市场竞争优势。二是为了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变化，不断保持领先优势，推进企业在全球的战略转型。
作为全球第五波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之一，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技术领域，有关研究证实，目前韩国与中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大约为6.3年，而到了2010年将会从目前的6.3年缩短至3年。2004年10月韩国产业技术财团对半导体、建设机械、数码家电等30个核心配件的韩中之间的品质、技术竞争力差距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竞争力作为100，去年呈现87比68的两国之间技术差距，到了2010年将缩小到99比90。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例，从去年的8.3年将缩短到2010年的3.7年；建设机械从5年将缩短至1年；染料从3.6年将缩短到1.3年。同时，数码家电从12.6年将缩短到4.3年；造船从11.3年将缩短到8.6年。韩国相关产品的平均品质水准为94，中国为73，呈现出了4～7年的差距。韩国产业技术财团认为，中国在品质、技术方面的竞争力迅速上升，再加上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基础科学的支持，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深，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加快。目前，40%以上的韩国企业在中国有投资。如韩国三星电子公司拟将产能的四分之一转移到中国，产品范围涵盖液晶显示器、内存芯片、家用电器等多个领域。而在中国的日本家电企业，三洋已有38个企业，日立有64个企业，东芝有20个企业，松下达到59个。有关调查表明，日本企业未来最有前途的对外直接投资场所中国仍然居于首位。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产业高技术发端地的美国、日本等加快了企业的战略调整和技术转型。新的转型路线图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追求综合实力、高附加值的产业战略调整。而技术升级由“IT革命”升级到“ID(Information Digital)革命”时代。比如，日本结束了研发领域的“拿来主义”、“批量生产”、“扩大市场规模”等传统做法，以“新眼光、新技术、新产品”进入了“产业制造”变为“产业创造”的阶段。通过掌握全球90%以上的数字技术专利，实施“脱离计算机，向数字家电进军”的战略，抢先利用先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目前，日本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综合技术实力包括：环保型直喷式汽车发动机占全球市场的46%，新型手机占全球市场36%，超高速光通讯和光盘文档技术占全球市场60%，超级气垫船占90%，高清晰度彩电占全球市场的40%，非线形光学玻璃占全球市场的66%，地下物流网络技术占全球市场的39%。这些制造业的领先技术为日本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作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的第二方阵，韩国、我国台湾等，紧随美国、日本的战略转型，加快同步技术升级、结构调整，建立起将先进技术“自动地”积累起来的运行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韩国制定了建立拥有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服务型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战略。以大型企业为龙头，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日本企业经济不景气造成的业务范围收缩时机，以大量资金、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迅速抢占日本独霸的半导体、液晶显示屏、 DRAM、移动通讯等领域，进入全球领先地位。如韩国三星电子超越日本企业的垄断，一举夺得了世界 DRMA（动态随机随取存取器）市场居首位的业绩。在彩色电视、移动通讯领域直逼日本，在大屏幕液晶彩电和等离子显示屏彩电领域对日本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目前，韩国三星电子半导体、移动电话、家用电器在韩国居于首位，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液晶显示屏生产厂商。
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重点发展能耗低、无污染、产值高的IT产业，并以若干“市场潜力大、技术要求不高，投资不大”的战略性产品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主导产品，集中精力生产微机及其外围设备和零部件等。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微型机、监视器与主机板三大主流产品，约占计算机产品总产值的80%，其中，笔记本电脑在全球市场占有率28%（表3）。但是，在台湾计算机制造业产品中，“外包”产品占计算机出口额的 50%，外商制造产品占30%，自有品牌占20%左右，而且大多数关键零部件（CPU、RAM等）依靠从美国、日本进口。这些关键零部件占整机的大部分成本，加上大多数企业依靠外包加工产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制造业费，虽然看似产值高，但附加值却偏低。随着岛内政治纷乱、台币升值、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工资、土地、电力费用等）不断递增，企业不得不将低端产品向中国大陆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转移，加快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制造，推进产业设计、科研、测试服务等“软”行业的发展，通过“一转、一接”，即通过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通过承接美国、日本、欧洲高附加值的高端软硬件设计、研发、制造，尾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来加速实现岛内IT产业为领军的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但跨国公司将高新技术加工业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主要因素之一是通过产业转移推进国内产业更新换代，降低国内生产和商务成本压力；之二是通过控制核心部件和技术，垄断市场优势，占领高端市场，来获取更大的市场收益。如日本、韩国等跨国公司试图将高增值技术、知识产权、产业和工程留在本土，而将其他资源性、加工性、附加值低的产业和工程转移到中国，建立起中日或中韩产业的生产分工关系：日本或韩国拥有高附加值的半成品（核心部件）和生产资料，只将成品组装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日本或韩国专门负责研发设计和物流（产业链的高端），中国负责生产制造过程。
四、结论：产业转移规制
研究证实，随着研发、生产、生态成本不断递增，发达国家的加工型、成熟型产业将进一步加快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这种产业转移是与解决附加值递减，实现利润递增基本是同步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零部件配套率较高、技术水平较高、专利有法律保障的地区，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一般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研发、设计掌握在跨国公司本部。例如，美国艾木哈特技术公司将汽车工业的电子器件和高端软硬件放在本国及德国、日本设计和制造，技术含量低的装置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完成后再运到德国、日本、美国组装。而在全球信息产业领域，美国硅谷、中国台湾、印度的班加罗尔、爱尔兰软件园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集群在全球信息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美国硅谷掌握着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标准，掌握着产业链上游的芯片设计、系统软件、支撑软件 （如数据库）等基础平台的开发研制及硬件、软件标准的制定，主宰着整个产业，决定产业内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上游企业位于美国硅谷。中国台湾、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则承担着IC的代工制造，以及软件产业上游产品分解后的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等软件产业中游的技术，并可以回溯影响上游规则的制定，中国则主要从事产品的装配制造及软件产业下游的技术，包括高级应用类软件 （如ERP、SCM等）、一般应用类软件和系统集成中的软件开发三类，主要是在上游的基础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因此，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除了降低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外部利润来平衡企业系统的整体业绩。而建立的研发机构也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竞争需求，而不是为了转移核心技术。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发达国家或地区继续向中国进行产品外包和产业转移，但中国仍然在整体上是高耗能、高投入、低成本生产的国家或地区。尤其在中国沿海一些城市或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逐渐淡化，“高成本制造”的压力不断加大，生产成本迅速递增，迫使外资企业有可能再次进行产业转型和梯度转移，并加快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研发”的高端价值链上游迁移并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通过创造性研发、供应链协同、产业重组、结构转型、流程再造、以及循环经济、绿色制造业等竞争策略运作，进一步重塑中国沿海地区高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迎接高成本制造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