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政治学的发端及关注的问题——政治学研究的祛魅与解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发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10)06-0031-05
自中国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讨论谋划的问题都是国家变革的大事：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府机构、政党职能、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这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却并未因为讨论研究而就获解决，只是用大量的精力普及了诸多的概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物质生活的满足，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稳定，公民个人的生活状态、个人的发展、作为个体的政治抉择、个体人力资源的分配、个人政治抉择与宏大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连接、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慢慢进入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这种揭示个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的规律、个人生活中的政治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学。
生活政治学源于传统微观政治学、社会学，在研究范式上有承袭关系，在研究对象上则与传统的宏大叙述式的政治学有较大的不同，与政治学社会学较多的联系，往往是从细微之处来关照政治的主题。政治学的生命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系于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敏锐反应，生活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的变动，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入对个体政治生活的关照。
一、生活政治学滥觞的背景
我国政治学研究传统上是从社会政治大视角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治学的范围”归纳了7个主要方面，即：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大体上，生活政治学应于微观政治学的范围，然而我国对于微观政治学的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没有充分地展开。研究生活政治学更多的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政治的抉择，个人如何来分配和控制自己个体的资源。
就目前所看到的文献，生活政治这一概念是由欧洲的学者提出来的，如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乌尔里希·贝克等人。仔细读他们的著作，发现他们在上世纪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政治私人主义和各种生活政治的问题。这些学者均为跨界研究的大师，其研究领域从哲学到社会学到政治学，甚至到人类学。国内的学者如衣俊卿等则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出发，讨论微观政治学哲学；在他看来，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1]。国内的学者也强调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分野，宏观政治学“主要研究作为系统与整体的政治生活的外部与内部的生态结构以及作为过程的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规律”；微观政治学“研究作为个体与群体行为体系的政治生活的行为结构与行为演变的规律”[2]2。宏观政治学关注政治权力的配置，微观政治学关注政治利益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学与生活政治学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微观政治学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社区等社会组织的权力控制问题，也包括以个体政治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化研究、政治角色研究、政治人格研究，等等。而生活政治学则集中地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选择方式和行动方式，如鲍曼2002年出版的《被围困的社会》，分析了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他讨论的生活政治是人们消费方式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权威的认同、生活的感知和政治时刻的寻求等。生活政治学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政治生活的反映。
对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决定生活政治学的诞生。在吉登斯、鲍曼、贝克看来，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国家完成了战后重建之后，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在社会形态、思想观念、表达方式上都有极大的不同，于是产生了哲学、心理、社会学、美学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表达。
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等不仅带来了宏观物质世界的深刻变化，而且时时刻刻重构和型塑着人、社区、民族性、国家政治，带来了人类新的风险和矛盾；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政治的景观和政治生活的方式。
二、传统政治及政治学的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汉语也可译作“解咒”，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此词起源于当代科学哲学，一般的理解为曾经一贯信奉的或被追捧的人或物或事或感情或文化或定论，受到新的认识后地位下降。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讯空前发达，网络使人们对事物的把握迅速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政治的透明化和公开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政治的神秘纱被揭开，政治本身成为“玻璃樽”；在发达国家政治活动有很大程度的娱乐性与游戏性，于是生活政治学从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中应运而生，开始政治及政治学的解咒过程。
用“大写的”的政治与生活政治标识不同时期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当今的政治与20年前的政治有极大不同。“‘大写的’政治需要权威的领导，而生活政治则需要偶像。”[4]173克林顿、奥巴马、普金、布莱尔、卡梅伦能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及政治见解，而是他们是大众生活政治中的偶像；如俄罗斯流行的歌曲《嫁人就要嫁像普京这样的人》：“一个像普京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奥巴马的当选更是把当代人网络生活与传统的选举政治绝妙地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特质：多元文化、奋斗精神、底层背景，转化为美国多数公众的共识及生活体验。现在我们不能想象有人会唱“嫁人就嫁像赫鲁晓夫”。在当今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的界限常常被打破，个体问题转换成公共问题，同时，也把共同利益转换成个体权利和义务。
人们通过生活政治，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鲍曼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讨论生活政治，“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命题更新，使之适合‘生活政治’的时代需要，可以说人们能够创造生活，但不能选择创造生活的条件”[5]9。其意思就是无法选择的条件与适合的行动之间是相互分离，不可沟通的；“条件”公然不受人类选择的影响，条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生活政治就是要讨论“条件”与个体行动的边界。在“通往有真正自主权的城邦的道路穿过一片人口稠密、动荡不定的广场。那里，人们每天相遇，继续齐心协力，在个人关注的问题和大众利益之间来回往复地不停转换”。生活政治将研究解决历史宿命，为人们自己开辟一条可行的生活道路。
社会政治发展由解放政治进入到生活政治。“解放”是中国人熟悉的政治概念：“解放以后”、“解放思想”……；解放就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意味着从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封建专制制度是影响人的社会机遇的重要因素。推翻这一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才能使人得到解放。解放政治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使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他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6]。西方学者讨论的解放政治，与中国人理解的解放有大致相同的含意，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7]248
由此可见，解放政治只有把人们划分对立的阶级、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才有意义。目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公众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中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共同体；中共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它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8]3实际上这种共同体，只存在于人们的希望之中，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很大一部分国家中，剧烈冲突的解放政治的消解，构建人们期望的共同体的生活政治的开始。
生活政治进程的演进为生活政治学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妇女运动，试图把个人情绪与对“生活方式的反叛”作为向官僚政治体制挑战的一种方式，是“生活政治的先驱”，相当多的妇女从婚姻供养关系中解放出来，涌入劳动市场；她们不再依赖丈夫的收入，而可以建构她自己在家庭内外的生活；她们提出新要求——堕胎、男女分担家务、外出工作、公平的薪酬和社会保障。“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7]252“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 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7]47生活政治所关注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等。
由此可见，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如选举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研究、社会治理研究，均难以涉及和解决生活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生活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价值
宏观政治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建构和过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个体日常性的、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权力的支配与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目前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阶级的问题，或者说人们不愿意把问题看作是阶级问题，而是个体的问题，于是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产生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新的即时性，富士康的跳楼的员工、缙云山李一的信徒、法轮功问题等，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无法透彻地解释，也难找到解决之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用传统的观点、方式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阶级分析的方式、专政的方式、意识形态攻势等。现在需要我们用个体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当然其中也还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政治利益关系。
中国依然处于社会转型期，国人正共时性地体验着传统、现代、后现代诸多潮流的冲击。中国大的政治结构延续着它固有的超稳定性，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性决定了宏观政治学研究难有大的跨越；而微观政治学、生活政治学则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为宏观政治学诉求目标的实现开辟道路。
个体价值的提升将为生活政治学研究提供广阔的纵深与空间。吴敬琏先生最近提出：中国已到了“‘刘易斯拐点①，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已经转完了，劳动力从最高点下来了，已经不是无限供应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9]。人的价值的提升要有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是不能构成自由个体公民身份的，必须有政治、社会权力，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权利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而这些是可以通过生活政治来以解决的。如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依凭何种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中得到像样的地位。事实上，在世界上最快速、最具有压缩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亿农民以原子化的方式嵌入到全球化资本的生产方式之中，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换来了壮观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打工仔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他们实在无法忍受时就会一走了之，甚至一跳了之。就目前的情境，宏观政治变革对于他们境况的改善影响甚微，而工作职位的保障、职业的规划、个体话语权的获得、工作场所的民主、家庭生活的安顿方式均可成为生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如能通过生活政治学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具体解决中国农民工生存境遇的改进之道，无疑可以大大地提升我们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及意义，拓展政治学研究的视域。
不仅在农民工群体中有诸多的生活政治问题要解决，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仍然很多生活政治的难题没有解决。如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姿态，即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安顿自己，按赛义德的标准，知识分子应具有人文立场、社会良心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是藉藉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10]18。而现在中国的大学如为丛林，有尖牙利爪的食肉动物，也有委琐的小爬虫，有草食动物；但大多数老师都是植物，植物是没有发声器官的，处在食物链的底端，顶多是挤挤地朝着阳光雨露丰沛的地方拼命生长而已；一些专业领域成为江湖，对于人际关系经营热情远远超过对真理的追求。形成这种局面，固然有体制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生活政治中的取向问题。
生活政治学将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个体人力资源的配置。在疏离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孤立无援的，而认识和学习生活政治学，通过家庭、家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可以构建个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
国人在生活政治中如能体验到民主、正义、平等等价值的功用，对于整个民主政治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中国在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1]。通过丰富多样的生活政治，可以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个人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
注释：
①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在过去农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