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沉浮①——我国两套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所载“重点人物”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本论文,历史人物论文,中国历史论文,两套论文,所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目的
学校的历史课本作为社会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基本材料，乃是社会对包罗万象的历史事实进行筛选和加工的产物。任何历史课本都不可能是对历史的全盘复写，而只能是对历史的有选择的描写。体现这种价值选择取向的一个重要标识，便是历史人物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被赋予的“地位”。
笔者在对中外一些历史课本的考察中发现，历史课本记载历史人物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种，即专题记述、专段记述、简单提及②。对某一历史人物予以何种方式记载，无疑表明着该历史人物受到何种程度的关注，亦即该历史人物在课本中处于何种地位。与上述三种记载方式相对应，历史人物在课本中享有的地位也就可大致分为三个等级，即重点人物、次重点人物、一般人物。其中，最直接地体现社会的历史价值选择主导取向的，当属历史课本所载“重点人物”的构成情况。
由于对历史的价值选择主导取向不仅因社会而异，而且因时代而异，因而，即便是同一社会，其不同时代对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所应重点了解的内容也会有不同要求。其影响之一，便是导致不同时代的学校的历史课本之间在其所载重点人物的构成上出现差异，我们将这种差异现象称之为“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沉浮”。
以上所述只是基于理论逻辑的推导，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作为一 项实证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1949～1965)与“文革”后(1977～ )两个时期中出版的两套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所载重点人物的数量统计，比较两者之间在重点人物构成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对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沉浮一说加以验证。
这里，有必要对笔者所选比较分析的对象稍作说明。
第一，之所以选择我国的课本，是因为除了“文革”十年之外，我国的中小学自1949年以来所使用的课本大多数为统一编写、各地区通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课本能够更集中地反映社会的主导价值选择取向。
第二，之所以选择“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时期的课本，而未将“文革”时期的课本列入其中，既因为“文革”中无统一编写、各地区通用的中小学课本，也因为“文革”中对历史肆意歪曲，历史课本几无科学性可言③。
第三，我国自1949年以来共出版了八套统一编写、各地区通用的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文革”前与“文革”后各四套。笔者选择其中两套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一套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共四册），一套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共三册），分别作为“文革”前与“文革”后初中《中国历史》课本的样本④。
二、统计方法
首先，我们以“记载方式”为依据，从课本所载全部历史人物中筛选出所有重点人物。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将人物的时间跨度定为从历史开篇至清朝终结（1911年）。
其次，对两套课本各自所载重点人物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统计。
1.性别。
2.时期。对中国历史的时期划分因情而异。这里沿用我国学界通常采用的划分方法，把到清朝终结为止的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原始、奴隶社会：从历史开篇到春秋止（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公元前475年）；封建社会前期：从战国到南北朝止（公元前475～公元581年）；封建社会中期：从隋朝到元朝止（公元581～1368年）；封建社会后期：从明朝到清朝止（公元1368～1911年）。
3.身分。在历史课本中，对历史人物的界定所基于的角度多种多样，有的指其职位（如帝王、宰相等），有的指其职业（如官吏、僧人等），有的指其作用（如农民起义领袖、维新派代表人物等），有的指其成就（如文学家、科学家等）。为方便起见，我们采用“身分”这一较为宽泛的概念对历史人物加以界定，并将两套课本所载全部重点人物的身分划分为五大类：上层统治者⑤、官吏、群众领袖、文人⑥、其它⑦。
再次，以两套课本所载全部重点人物为参照，对两套课本的“共载重点人物”与“单载重点人物”进行统计。所谓共载重点人物是指在两套课本中均处于重点地位的历史人物，单载重点人物则指仅在一套课本中处于重点地位的历史人物。
三、结果与分析
1.所载重点人物的比重
1956年版本与1987年版本各自所载全部历史人物分别为278人与371人，而各自所载重点人物则均为43人，所载重点人物在所载全部人物中的比重分别是15.5%与11.6%，1987年版本该项比重仅为1956年版本该项比重的近四分之三(74.8%)。即是说，若1987年版本该项比重同于1956年版本，则其所载重点人物将达58人，明显高于现在的43人。这表明，从总体上来说，两套课本在赋予部分历史人物的重点地位时的“宽容程度”上存在着差异，1956年版本的宽容程度相对高于1987年版本。
2.所载重点人物的性别
在所载重点人物的性别方面，两套课本之间无差异可言，因为各自所载重点人物均为男性，无一女性。如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或有过杰出贡献从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女性人物不止一二，但她们在两套课本所载重点人物中均未能占据一席之地。鉴于此，作为一项补充考察，我们对两套课本各自所载全部女性人物进行了统计，结果是：1956年版本所载女性人物只有3人（文成公主、方国珍、慈禧太后），仅占该版本所载全部人物的1.1%；1987年版本所载女性人物只有7人（武则天、文成公主、杨贵妃、黄道婆、李清照、慈禧太后、秋瑾），仅占该版本所载全部人物的1.9%。从百分比来看，两套课本之间没有多少比较价值。但从女性人物在课本中的具体地位来看，两套课本之间毫无对应：1956年版本所载3个女性人物均为“一般人物”，其中还有1人未为1987年版本所载；1987年版本所载的7个女性人物则均为“次重点人物”，其中只有2人同为1956年版本所载。就此而论，两套课本之间在对女性人物的地位赋予上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
3.所载重点人物的时期
从表1来看，在所载重点人物的时期分布上，两套课本之间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封建社会前期与封建社会中期各自所占比重上。
表1 两套课本所载重点人物的时期对照表
在1956年版本中，封建社会前期所占比重(44.2%)雄居榜首，比位居第二的封建社会后期所占比重(23.3%)高出近21个百分点，几乎高出一倍，比封建社会中期与原始、奴录社会各自所占比重（18.6%与14.0%）分别高出26与30个百分点。
而在1987年版本中，封建社会前期所占比重(32.6%)较之1956年版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封建社会中期所占比重(32.6%)则上升了14个百分点。原始、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后期各自所占比重（16.3%与18.6%）较之1956年版本有升有降，幅度不大。其结果是封建社会中期与封建社会前期各自所占比重并列首位。
上述差异的涵义是：就重点人物占有率来说，封建社会前期与封建社会中期的人物在1987年版本中的总体相对地位较之1956年版本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变化，前者由高向低变化，后者由低向高变化。两者之间的地位关系从差别变为平等。
4.所载重点人物的身分
表2显示着两套课本在所载重点人物的身分上的差异。在1956年版本中，列于首位的文人所占比重(48.8%)为列于其次的上层统治者所占比重(23.3%)的两倍多，上层统治者所占比重又为群众首领所占比重(7.0%)的三倍多，官吏所占比重则介于上层统治者与群众首领之间。在1987年版本中，文人所占比重(72.1%)不仅依然保持首位，而且高出1956年版本相应比重的近二分之一，这就愈发拉开了同其它身分的人物所占比重之间的距离，使之达到同列于次席的上层统治者与群众首领各自所占比重（均为11.6%）的六倍多；与此同时，除群众首领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外（从7.0%升至11.6%），上层统治者与官吏所占比重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前者由23.3%降至11.6%，仅为原来的近二分之一；后者由16.3%降至4.7%，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强；其它身分的人物所占比重则由4.7%降为0。
表2 两套课本所载重点人物的身分对照表
上述差异表明，以重点人物占有率来衡量，不同身分的人物在两套课本中的总体相对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文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群众首领的地位稍有提高，上层统治者与官吏的地位较大幅度地下降，其它人物的地位从有到无。在1956年版本中，文人“书写”着半部历史，群众首领的地位不仅与上层统治者相比、而且与官吏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而在1987年版本中，文人“书写”着大半部历史，群众首领在地位上已与上层统治者并驾齐驱，并使官吏委屈于后。
5.共载重点人物与单载重点人物
两套课本所载重点人物计69人，其中，共载重点人物只有17人，共载率仅为24.6%，不足四分之一；其余52人均为单载重点人物，单载率达75.4%，四分之三强。单载率之高，说明两套课本之间不仅在所载重点人物的时期与身分的总体构成方面存在着前已指出的明显差异，而且在重点人物的具体人选上相去甚远。这52个单载重点人物在两套课本中统统“经历着”地位沉浮，即是说，若在1956年版本中处于重点地位，则在1987年版本中便降至其它地位，甚至无影无踪；反之亦然。
如作进一步分析，则我们可将单载重点人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仅为1956年版本单载的重点人物，另一部分是仅为1987年版本单载的重点人物。这两部分重点人物各自在另一版本中所处地位的情况分别见于表3与表4。
表3 1956年版本单载重点人物在1987年版本中的地位
表4 1987年版本单载重点人物在1956年版本中的地位
由表3可见，1956年版本单载重点人物在1987年版本中被作为次重点人物者占三分之二弱（包括墨子、荀子、蔡伦、岳飞、李时珍、曹雪芹等），被作为一般人物者占十分之一强（包括袁世凯等），无任何记载者近四分之一（包括范仲淹、吴敬梓等）。
由表4可见，1987年版本单载重点人物在1956年版本中被作为次重点人物者占十分之一强（包括郑和、郑成功、孙中山等），被作为一般人物者占四分之一弱（包括关汉卿、严复等），无任何记载者近三分之二（包括老子、孙子、华佗、王羲之、柳宗元、沈括等）。
四、结语
本文上述比较分析的结果，对“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沉浮”一说予以支持。人不仅创造着历史，而且也解释着历史，前人创造历史，后人解释历史；历史课本作为历史教育的材料，是后人对历史予以解释的结果，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不会长久不变。
最后，需说明两点：
1.本文的目的只限于实证探明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是否存在沉浮现象，至于导致产生本文所证实的地位沉浮现象的社会价值选择主导取向方面的原因，尚需另文专行分析。
2.本文的比较分析对象只是我国“文革”前与“文革”后两套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故所提结论有所保留。即是说，欲获得对“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沉浮”一说的全面支持，尚需从国家、时代、课本适用对象、所载历史国度等方面扩大比较分析对象的范围。
注释：
①本文所需资料的整理工作，得到王本余、张弛、徐凌、毛健四位的协助，特此致谢。
②专题记述是指用有专门小标题导引的大段文字单独对人物加以记述；专段记述是指用无专门小标题导引的一段文字对人物加以记述，该段文字只是以某一小标题所导引的整个记述内容中的一部分。简单提及则指记述某一史实时带出某一人物，不作专门介绍，仅仅一提而过。
③参见叶立群：《回顾与思考——中小学教材建设40年(1949～1989)管窥》，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2期。
④样本的选择本身并无既定标准。笔者之所以选择1956年版本与1987年版本，其意图在于尽量拉大所选两套课本之间的时间跨度。1956年版本是我国自1949年以后据正式颁布的《中学教学计划》而编写出版的第一套课本（此前于1951年应急编写出版的课本只是过渡性的——参见叶立群：《回顾与思考——中小学教材建设40年(1949～1989)管窥》，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2期。），1987年版本则是“文革”后迄今已出版并在中学反复使用过的三套课本中的最近一套。
⑤包括君主帝王、皇亲国戚、朝廷大臣等。
⑥包括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等。
⑦包括僧人、匠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