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教育与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中国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与大学的关系远比以往的认识复杂得多，知识并非隶属于学校的教育因素，知识增长改变历史，知识形态的变化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大学的发展。在西方大学史上，自然科学知识进驻讲坛替代古典知识课程，推进了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然而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为何没有因现代科学的推动成长为现代大学，反遭历史的淘汰？西方模式对中国大学发展的真实影响如何？过去的大学史研究先以政治说因果、后以经济说因果，知识与大学发展的关系反被湮没其中。中学与西学之争，不仅仅是守旧与革新意义上的，从知识的角度分析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历史渊源。
近年来学术转型问题受到学术界关注，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等研究19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转型及其现代意义。本文则主要探讨知识转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西学教育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尤其是书院带来巨大冲击，并催生出中国现代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出许多困扰其后中国大学发展的问题。
一
学界比较认同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将中国学术的发展分为先秦时期的诸子学、两汉时期的儒学、魏晋之后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的汉学以及现代的新学。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没有自然科学知识，也无技术性知识，对于社会和价值的沉思超过了对自然和宇宙本体的探索，成为人伦规范的学问。在这个知识体系中判断一种知识的可靠性，关键看在历史上有无出处、是否出自圣贤之口或得自于历史经验，是历史的标准，而非出于形而上学的标准和科学的标准。加之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的知识压制，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发明创造基本上是在知识体制之外个体的自发研究。
吴刚在研究中揭示：君权把持着中国古代的知识生产和教育知识的选择，有关君权神授的知识、强调个人自我控制和内心修炼的知识、“经世致用”的知识、表现人伦教化的知识、装点文辞的知识（以至可用叙事形式掩蔽认知形式）和利于帝国安定的知识可以传播并再生产；而被忽视是那些有关自然的知识、有关事物原理或机理的解释性知识以及专科知识；被禁止的知识是为王室所垄断的与君权根本反对的知识，包括有关皇权兴衰命运的知识（如天文学）、主张社会变革并探讨历史变革途径的知识（如史官制度）与有违朝廷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威的知识、可能引发国家变动的知识（如兵学）、同当朝正统观念相左的知识。[1](p.191)科举制使及第做官成为士子求学的终极目标，从而抑制了其他创造性知识活动；儒学作为教育知识的主流，变成“理性驯化”的工具。即便在那些能够超越科举、有着自由探讨精神的书院之中，“千年讲授唯一儒”决定了书院也不能够为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学科内容，造成了知识上的狭隘性。
当这种长期稳定的制度设计性知识体系遭遇到西方科技，日益暴露出其理性缺陷和反动之处。现代科学是挟洋枪洋炮之威进入广大中国人视野中的，虽然有学者怀疑“船坚炮利”的说法不过是满清政府遮掩失败的一种借口（注：朱维铮在其《晚清的自改革与维新梦》一文中对此做过简要的分析，并引证了马相伯的同一观点。见龙应台、朱维铮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5页。），但是屡战屡败之中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古代空疏无用的知识丧失信心，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知识体系：“今时变岌岌，中国文献之邦，周孔之教，其造就人材竟逊于外域，岂吾道非乎？盖外人之学在事，中国之学在文。文遁于虚，事征于实，课虚不如求实，故造就逊于人也。”[2](p.708)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历程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从许多零碎获得的西学知识中得到认识，赞赏西方文化而抛弃了中国的知识传统，他们把西化看作是由野蛮走向文明之路，急迫地渴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王韬的态度较有代表性：“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3](p.78)冯桂芬的《采西学议》、李端的《请推广学校折》等兴学动议很有影响，各地陆续开始仿照西方创办新式学堂；书院的反应也颇为敏锐，建立了一批求实的新书院和新课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教育之急务。
新旧知识型的冲突导致了传统士人群体内部的分裂。面对西学这种全新的话语系统和知识形式，出于认识活动对已有理论传统的依赖性，另一些人仍企图在传统知识架构内解决问题：“臣观西学所以擅长者，特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自有也。”他们深知教育知识“关系人才之消长，学术之纯疵”，因而担心“然苟不探其本，眩于新法，标以西学之名，督以西士之教，势必举中国圣人数千年递传之道术而尽弃之，变本加厉，流弊何所底止。”[2](p.699)他们的守旧亦有其内在理路。因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遭到挫折后调整了目标和方法，把探索传教新途径的目光转向办理西式教育。他们意识到如果传教要成功，就必须摧毁大部分中国文化遗产，他们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武器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自述建立圣约翰书院的理由是：“中国的三个宗教派别：佛教、道教和儒教同错误的历史、错误的地理、错误的年代学、错误的哲学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然而这些谬误都被说成具有某种神学基础；从而使得错误的神学支撑着错误的教育，错误的教育又支撑着错误的宗教。……通过传授真实的历史、年代学、地理、哲学等等，现代的科学和文学必然会取代这些谬误。谬误一旦清除，……他们现在所吹嘘的宗教必然会倾覆。”[4](p.17)既然西学的输入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基督教与西学因此而成为一事，这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警觉和抵触。所以，“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开新与守旧都包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和忧患，其间的分界未必没有一点同一”[5]
龙应台认为两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她说：“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2](p.7)这是中国学者历来的一种理智困境，这种对抗在日本人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历史研究不是“只向人们提供一个其原因和结局都易于理解的进程”，不能埋藏那些构成历史趋向的细节。所以这场中西学之争并非只是简单地所谓以新胜旧，中间的曲折更影响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方今外患迭起，创巨痛深，固宜有穷变通久之方，以因时而立政，但能不悖于正道，无妨兼取乎新法。顾深诋新学者，既滞于通今，未能一发其尊钥，过尊西学者，又轻于蔑古，不惮自决其藩篱，欲救二者之偏失，则惟有善变书院之法而已。”[2]书院的作用在此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二
“中国人士日读周公孔子之书，舍实事而尚虚文，甘让外人以独步，事不如人而遂受其制，反若圣道亦逊于彼教者，岂不大可痛恨哉！进既知其弊所由始，力为矫之，爰立时务斋于味经书院，捭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人人出而有用，中国之势，孔孟之教未必不可雄驾诸洲也。”[2]痛定之后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但儒家学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唯一的精神资源，他们难免不依然希望从中寻求救国之道。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书院里通过汉学“实事求是”的方式整理经典文献，以期恢复儒学的本真面目，并重寻理性精神。“实学”之意在书院起初仍为通今博古之学。1873年始设的陕西味经书院“为实学书院之先声”，所立学规之一即是“求实”；所读之书为“四书”、经书、《通鉴》、古文、时文，此外再“议加月课，名为求友，盖取析疑赏奇、乐多贤友之意，其课以经学、史学、道学、政学为主，而天文、地舆、算法、掌故各学附之”。[2](p.717)
随着内忧外患的进一步加剧，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放在比较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上，他们介绍泰西种种学院，称之使“国无弃才，而朝无幸进，诚法良而意美也。”[2](p.682)西学在彼时一些中国人眼里成了进入那个先进社会体系的钥匙，所谓“课程立而人知奋”，且以卧薪尝胆自谓。实学的概念由此而变为西学，书院也积极变革教学，兼采中西学术，渐行“分斋立学”。陕西味经书院首设时务斋，在章程中明确“以经学、史学、经济、考据、艺学分门”，所谓“艺学”指地舆、制造、兵事、电气、化学、医学、矿学、算学、重学等。可见其课程体系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当时的新式学堂也是中西兼学的。如时务学堂所学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一曰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溥通学之条目之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6](p.237)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里也特别强调：“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
1896年秦绶章在《奏请整顿书院预储人才折》中仿宋代胡瑗分斋设学法，提出“定课程”方案：“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汇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制艺试帖未能尽革，每处留一书院之已足。”[2](p.697)这一方案经礼部议复后颁行各省，成为各级书院研习的主要课程。张之洞在广东所设的广雅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学生随其性所近者各习一业，兼习词章；在湖北所设的两湖书院中，经学、史学、地图、算学四门兼习，此“皆致用必需之学”。从课程设置出发，其宗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专门分教一时难得多人，故于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2](p.791)他在《劝学篇》中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又更进一步扩充了西学科目。
应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学费之高还是地距之远，都使新式学堂之于贫家子弟成了一种奢侈品。如在时务学堂的章程里就规定报考者需经绅官保送，“新文化资本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被统治阶级带来多少机会——它无论是在教习方面还是在学生方面都基本上掌握在权贵富绅之家手中。新旧两种文化资本的颉抗体现出的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7](p.251)事实确乎如此，收取学费剥夺了贫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在书院读书还有些许膏火。与学堂相比，书院在当时于西学传播可能更有普及之功。西学课程需要购买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新式学堂的发展因经费支绌而办学不易，更为关键的是师资难求：“西国教师在沿海尚且难求，在内地万难聘请，若但欲聘中国人为师，则恐非驴非马，如龟兹王之学汉语矣。计惟有招延西国传教之士，又恐骇人观听，激成他变，且非诏旨允行，转恐教士因来教学徒要求广行彼教，是则利少弊多，又不可之大者。现时各属力所能为，止有购置已译之书人之书院中，高才生兼习之，似为简易可行。”[2](p.702)西学在中国传播之初，书院的特点和作用于此凸显出来。
读书与讲会是书院的特有的教学传统，“讲学之功有益人心”，例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设置过一些有影响的西学讲座；但书院更为经常的教学活动当属自学，书院的组织与教法在当时师资和设备捉襟见肘的情形下较为有利于西学的传播：“循序而进，不得躐等，不得躁进。……所有功课，全赖学者自行工苦，殷勤习学，本书院不过略助讲解，以便明通而已。”[2](p.747)这些书院还采取开放办学的方式，任各地求学者自由参观仪器、实验和听讲。所以新式学堂的教学和传教士所办的学校也多“仿书院之制”，督促学生读书阅报，又因此使得译书之业颇为兴盛；而且京师同文馆、上海格致书院等都是当时翻译西书比较著名的机构，一时也开了社会风气之先。西学经由学校教育大举进驻中国，其中书院也确是功不可没。然而当时却因“事属创始，学者当起于浅近，教者亦无取精深”，“不论教师讲什么，他们（指学生）不问三七二十一地把它们记在脑子里”。西学教育停留在较低的水准上，书院的自由研讨精神失去了用武之地。
学堂和书院也在不断地争夺生存空间。维新人士为了表示与守旧派的分途，所创办的开设西学科目的学校皆称学堂；而一些新建的教育机构为了避免守旧势力干涉则名为书院。西方传教士办学校也要用“书院”之名，是鉴于其社会影响和声望，希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但学堂和书院之争绝不单纯是教育问题，更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康有为、李端等认为书院积弊太深，奏请改为学堂，但又有秦绶章、胡聘之等倡议“善变书院之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又裁撤一批新式学堂，如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但慈禧太后在懿旨中也承认：“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法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2](p.746)已有书院于是纷纷效仿学堂改制，张之洞在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改革“均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并仿照西方的学校制度，分科分班按日上课。最终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实行新政，接受张之洞、刘坤一的会奏，于1901年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各级官员纷纷遵旨办理。在废除科举制四年之前，对西式教育发展起过承上启下作用的书院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点。
维新派为迅速实现其“开民智”的理想，极力借助朝廷的力量发展西式教育；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得学校无法发展高深学术和培养第一流的人才。章太炎旗帜鲜明地扬私学而抑官学，循此思路，他把教育和学术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同人自由组合的学会，而非政府控制的学校之上。因为聚徒讲学的明德之士，其长处在于思考之独特，作述之精深；任职学校的官学之师，其职责在文化的普及，学术之遍布。学术发展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自由探索的勇气，以及摆脱朝廷一时一地之“用”。在这些方面，私学有明显优势。[8](p.88)所以章太炎一直拒绝进入大学体制。
三
西学在中国初兴，无论学堂还是书院都只能以现代科学知识的启蒙为主旨，又由于师资与设备的缺乏，书院已经失去其实施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新式学校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而且设在京师的少，设在地方的多；高层次的少，中低层次的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教育少，满足特殊需要的专业教育多；科学理论教育少，应用技术训练多。1896年李端向光绪帝上了一道据说是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折，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均设学堂，并主张“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设立藏书院、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及选派游历）以为之纬，则中人以上，皆有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延，不可胜用矣。”[9](p.485)
这个奏折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经总理衙门议复后，命孙家鼐从扩充官书局开始，筹划在京师设立新式大学堂之事宜。此事引起广泛的关注，各界人士纷纷提供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强调：“设立总学堂，必求尽善尽美，不可照寻常办法。若照寻常办法，则与中国已设之学堂无所区别，既不可谓之总学堂，复不可为尽善尽美之办法。倘使学生仅能通西国语言而不能通其义，或能通算学、格致之浅诣而不能得其深邃，此不过蒙学、中学之程式，断难立上等总学堂规模。”[10](p.14)人们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寄予较高的期望。
实际办理时京师大学堂却几经磨难，推诿两年之后在1898年8月28日正式开办，孙家鼐定立学宗旨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之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0](p.48)戊戌变法失败后整顿即随之而来，仅设立了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1900年又因义和团进入北京而停办。直到1902年，慈禧命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并核定大学堂章程，大学堂下设八个分科大学，即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并对功课做详细规定。可是现实情形与申办之初的宏图高构相比，实在距离甚远——章程虽立，遍寻全国却也难以找到几个可任教之人，而且“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因此仅设预备科和速成科为通融办法。预备科下分艺、政二“科”，艺科之下再分农、工、医、算等“科”，政科之下再分通商、经史、政治、法律等“科”；速成科下设仕学、师范、译学、医学、实业等“馆”，师范馆之下又设博物农学、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国文外语等“部”。关于当时的教学情形，据邹树文的回忆说：“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分的。”[9](p.928)
1908年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致学部呈文，言及“本学堂师范、预备两科学生今年年终毕业，亟应开办分科为升学之地”。在预备科学生已经毕业、分科大学正在筹办之际，学部据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所以预备大学之选自应迅即成立”，奏请将大学预备科地方改设高等学堂，遵照定章分为三类办理，考选中学毕业生入堂。预备科改高等学堂后，即饬令各省选送二百人来京听考，并定于1910年正月开学。[9](p.848)1910年分科大学经过筹划终于开学，“规模粗具”，惟有医科须俟监督屈永秋到堂方能办理。学部在刘廷琛呈文的基础上，议定学科设置：“查奏定章程，经科原设十一门，现拟先设之毛诗学、周礼学、春秋左传学三门，而以四书为通习之课。法政科原分法律、政治两门，现拟全设。文科原分九门，现拟先设中国文一门、外国文一门。格致科原分六门，现拟先设化学一门、地质学一门。农科原分四门，现拟先设农学一门。工科原分九门，现拟先设土木学一门、采矿及冶金学一门。商科原分三门，现拟先设银行保险学一门。以上各科各门均兼习四书及《大学衍义》、《衍义补》节本，以正趋向而厚根柢”。[9](p.200)
中世纪大学在起源时所扮演的是作为研究的机构、传播思想的场所、与地方和国家权力互动的力量这三者统一体的角色[11]，京师大学堂则是在中国人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的迫切心情下建立起来的，所当竭力振作、精益求精，但因经费无多、规制未备，却是因陋就简，虚应故事。又由于封建官僚政治不断对新生的大学施其淫威，使其科学教育与研究水准较低。夏元于1917年还在为此慨叹：“北京大学自成立至今，已二十年。今春蔡先生来校，方有组织研究所之提议。大学进步之迟缓，实令吾人叹息。”[12](p.1375)
在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清政府曾将袁世凯制定的《山东大学堂章程》颁行各省，成为各地效法的榜样。其学堂办法规定：大学堂为全省学校总汇之所，原定招收各府直隶州中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但因当时中学堂尚未设立，所以大学堂创办伊始，“惟有先立备斋，习初级浅近学，即各州县应设之小学堂。次立正斋，习普通学，即各府、直隶州应设之中学堂，俾初学易于造就。一俟各府、州、县学堂依次有成，再行察看情形，进立专斋。”[13](p.261)足以见得当时中国大学的起点之低。
教会学校在中国传播西学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是以西方学制为框架、以宗教教育为目的和基础的中西学相糅和的办学方式，起初以中国传统学校的面目出现，尤其表现在名称上的沿用，如英华书院、汇文书院、崇信义塾、育英义塾、登州文会馆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不论中国传统学校还是教会学校，其核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伦理灌输。英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为使教会学校的学生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社会也设置了中文课程，聘用塾师担任中国经典的教学。他们这样做纯粹出于实用的考虑，是为了使宗教能够同中国文化融合起来，以中学为工具。教会学校的宗教目标与学术目标之间也产生着冲突，早期的教师中许多人是临时性或者兼任的，缺乏教学经验，只少数人拥有高等教育文凭，有的自己都未曾学过所要教授的课程。毕竟教会学校里开设了较多的西学课程，有的传教士能够以西方的方法教授西学、引进实验方法，如傅兰雅和狄考文等，但是他们更多地用记诵法进行教学，一个传教士曾说：“目前还不能运用真正的通才教育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否则就会损害学生将来的社会地位。”[4](p.57)
义和团运动使传教士普遍认识到，清除反洋排外情绪需要争取中国的知识阶层必须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中国教会领导人。但仅靠单个差会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通过联合把已有的教会学校提高到大学水平。在山东美国的长老会与英国的浸礼会首先于1902年达成协议，合并登州文会馆与广德书院为“广文大学”（后改为齐鲁大学），其后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陆续成立，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较大影响。1921年之前，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有武昌中华大学、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厦门大学五所，而基督教大学则有16所。[14](p.233)教会大学也加入到中国历来的精英教育路线之中，而且他们大都从西方求得特许证，学校因此有权授予文学士或理学士的学位。这样一来也有利于毕业生被西方的大学和研究院所接受，这一点对中国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是教会大学中学术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是依然存在的，这在教师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狄考文认为科学和数学将有助于中国人破除迷信，训练其逻辑思维，因此他花很多时间教授这些科目；许多传教士也像他一样，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的，但是多年来仍然把传播福音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无疑影响到教会大学学术目标的实现，科学研究精神的缺乏更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羁绊。
四
利奥塔指出，现代科学经历的实际上是种“双重合法化”过程，即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科学家往往被授权执行前一种标准，政治家们则掌握着后一种标准。[15]在认识过程中无论感性还是理性自身都不能完成知识的合法化，只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无论中西之争还是新旧消长，在清末的中国都不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在外力逼迫下促成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逐渐地同世俗政权结合起来，进而排除其他知识体系。“庙堂里的是非变，天下人的是非亦变”，获得传播的权力则意味着它即将成为新的精神资源，也有夺去本土人民的自尊、自信和自主发展的可能。20世纪时中国本土文化在知识界的地位已是一落千丈，鲁迅的说法很能表明当时的情形：“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也大概不能不承认自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国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人还是莫名其妙。”[16](p.143)中国文化被抛弃得如此迅速，其过程历历可见，也着实触目惊心，充分显示出19世纪逐步渗透进来的现代科学知识之威力。
庚子之乱后中国已是“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现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和社会理念合理性的知识基础逐渐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型知识，而且随着科学的凯歌高奏，这一知识样式还成为人文学科的样板。中国大学更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模式后面。在这种现代科学知识的理智训练中，中国学生能否感受到理智的欢乐？看看当时的现实，也就不会惊讶了：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则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科的一支独秀，民国元年法政科学生即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77.7％，许多省份在名义上遵照新学制建立起来的高等学校，实际上只是办了一所法政学校而已。无怪乎民国《大学令》提出的“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在当时被认为是“陈义过高”。
将西学定位于实学，显然是从中国人对于学术“经世致用”的评判标准出发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当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但却是后患无穷的。严复批评洋务教育“盗西法之虚名，而沿中土之实弊”，所习不过是西学“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向于西学，仅袭其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现代科学蕴涵着批判的理性精神及其产生的启蒙思想。在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知识分子将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拿到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审判；而中国的西学教育仅仅袭其皮毛，缺乏实证精神，难于使学生形成科学理性的知识观。傅兰雅指出中国人所办理的新式学堂仅仅“仿效西法之一端，犹非振兴西学之盛举”，他在格致书院课程中力图纠正国人对西学的偏见，“算之为学，节节可以致用。非若他学，必待学全而始有用。此则浅而习之，可施于日用平常；深而求之，可藉以析纷穷理；变而通之，可以制器；大而化之，可以参天。算学之益，岂浅鲜哉？”[2](p.746)
书院、学堂和教会学校都表现出糅合中西学于一体的新式教育的努力。教会学校把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掌握作为一种工具，以便使西方的知识能够被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学校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出张之洞的工具思想，以西方现代科学为中国的发展服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本是中国知识观的中心思想，在西学冲击的时代里则不得已有“道艺分途”、“道艺互用”乃至“中体西用”之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很好地劝说了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光绪赞赏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令广为刊布；梁启超称“举国以为至言”。作为防卫西方价值渗透而使用的策略，体用二分法颇合当时统治者的心理，强调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那些具有实用价值而非基本价值的领域。人们批评传统教育的弊病在于“少之所习非壮之所用”，而改变此陋习就变成了一切以实用为标准。在1929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有关大学教育的条文则强调：“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但是科学知识的有用性与其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区分开来无异于买椟还珠，也是后患无穷的，以致20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一只没有明确航向的孤舟。严复意识到“中体西用”文化观在学理上的错误以及用之于实践上的危害，提出会通中西的文化观：“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但这在当时只能是空谷足音而已。
此期的国学研究代表着一部分知识分子融贯中西学术的执著努力。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确立，反过来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国学研究者的出发点不仅在于保存传统文化，其学术追求远远高于政治与文化关怀，西学的精密方法与知识系统促进了他们的学术兴趣，他们日益注重和欧美、日本的汉学家进行交流。胡适服膺于科学方法指导下的学术研究：“三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上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17](p.214)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南大学等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并聘请国际知名汉学家前来讲学。国学热潮其实是与西方输入的科学主义联袂而至的，毛子水提出国故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必须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可以去研究国故。”北大《国学季刊》的编辑略例规定：“本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12](p.214)然而30年代以后，随着北大、清华、厦大等有关教育科研机构改名或解体，国学研究渐趋消沉，只有齐鲁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坚持到50年代院系调整。
五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下成为碎片，清末的一代人需要重新开始，“以强敌为师”，背负历史重担的民族何其激越与沉重。知识危机导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瓦解，现代科学知识在学校教育中一步步剥夺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合法性，似乎现代科学知识才有资格出现在新学校的课程表之中，相比之下传统的本土的知识日益不受重视。西学东渐给中国学术带来一种脱节，儒学在几千年里筑成的思想之堤迅速地土崩瓦解，所以蔡元培才要苦心倡导“以美育代宗教”。而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传统的书院根本算不上是大学或至多只是处在萌芽期，其逻辑结论是用西方的大学模式来替代它们。在西方学者的眼里，西方成为亚洲高等教育的“黄金准则”。接下来所做的只是不断描摹东洋与西洋的已有学制来变中国的旧法。
阿特巴赫认为亚洲高等教育体系是由两个现实塑造的：“一是学校模式起源于外国，二是大学作为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正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18](p.52)这里有必要提及东邻日本。日本是西化最有成效的亚洲国家，因此清末有大批学生到日本留学，中国的新式学堂里也聘请了不少日本教习，很多西学教科书从日本转译而来，1903年学制更是学习日本的结果。中国的新式教育在教育理念、学科设置方面都深受日本榜样和成就的影响。日本提出“和魂洋才”，中国则是“中体西用”。西学刚刚进入中国时，学校借用中国一些传统术语来表示那些现代学科，如“格致”、“舆地”等；后来则基本采用日本的外来词汇，如“哲学”、“经济”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不仅仅是出于殖民的考虑，他们还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形成一座防止西方文化侵蚀的堡垒，而后来才意识到他们忽略了中国学生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19]
清末的学制改革只是对德国和日本学制的模仿和照抄，并没有把中国教育从传统带进现代，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日见其不足。“吾国教育界，乃尚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20](p.128)清末以来的大学“专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从京师大学堂创办至1917年蔡元培长校北京大学这二十年中，除了在中学方面曾经参用书院旧法，录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的指导下专研一门，“有点研究院的性质外”，“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20](p.264)蔡元培认为“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胡适更是感叹：“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21](p.2593)《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三八三号登载蔡校长来函，提到：“吾人为北大发展计，与其求诸量，无宁求诸质；与其普及无宁提高。”[20](p.70)不重视研究正是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的知识精英被逐步引导到西方式的科学职业中，本土知识传统微弱的辩论声音渐渐湮没不闻。走出了体与用之间的彷徨之后，实用科学课程独步天下，中国社会已形成向西方的自觉认归，并且用西方人的理路来说中国历史；西化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以后又渐渐从结果变成原因，制约着其后中国大学的发展，也影响着后人叙述大学史的方式。这一点是大学史研究中尤为值得警醒的，研究大学史应注意分析的理论视角。知识社会学注意文化的多样性，认为人类应该更好地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在中学与西学之间需要理性和对话的态度，而且所需的不仅仅是科学理性，还有历史理性、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