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象征的结构-符号阐释
马迎春
摘要： 隐喻与象征的关系一直难以区分，从结构—符号角度看，二者都是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认知隐喻学认为语言本质上就是隐喻的，因此，将象征纳入隐喻范畴，象征是隐喻的一种特殊形式，称为象征—隐喻。象征—隐喻位于文学结构—符号整体不同层级上，最小文学手法、整一文学手法层级上的象征—隐喻属于局部象征—隐喻，位于文本文学手法层面的属于整体象征—隐喻。
关键词： 结构-符号；象征；隐喻
隐喻和象征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确有太多的交叉、重合之处。从意义生成上看，二者都是用一个事物指代另一个事物，经由联想、暗示等推导、体验出意义；从组织构成来看，二者都由本体和喻体（象征体）两个部分构成。这就使隐喻和象征的区别十分模糊，有的学者主张象征就是隐喻，如“象征即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1]李健在分析姜夔《暗香》时说，“梅成为思念的象征，成为爱情的隐喻”。[2]这是将象征和隐喻等同。而张远山则认为“真正的隐喻即象征。”[3]笔者从结构—符号的角度阐释隐喻和象征，力图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一、隐喻和象征
从中西方文献来看，隐喻最初都是被当作一种修辞格来研究的。在中国，宋代的陈骙最先提出“隐喻”这一术语，在《文则》中提出了“比喻十法”，隐喻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隐喻“其文虽晦，义则可寻”，并举例“诸侯不下渔色。”《国语》曰：“没平公，军无秕政。”又《左氏传》：“是豢吴也夫。”这类表述即是隐喻。他指出简喻“其文虽略，其意甚明”[4]。但是陈骙所说的隐喻，实质上是通常所说的借喻，他说的简喻才是隐喻。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一书，指出譬喻（比喻）的基础是“类似点”，并将隐喻作为譬喻之一种，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譬喻。[5]倪宝元在《修辞》中认为：“‘暗喻’又叫‘隐喻’”。[6]至此，隐喻一直是作为修辞格进行研究的，直到西方认知隐喻学的兴起，中国对隐喻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被称为内存储器，计算机中所有程序的运行都是在内存中进行的，是用于暂时存放CPU中的运算数据，以及与硬盘等外部存储器交换的数据。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用一个表物的词借喻它物。[7]这一定义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替代论”的理论来源。但“替代论”的明确提出者是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tilian)，他认为隐喻就是一种修辞现象，即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8]至此，西方也是将隐喻作为修辞格研究的。
1936年理查兹(I.A.Richards)提出“互动论”，在《修辞哲学》一书中，他认为语言本质上就是隐喻的，隐喻无处不在。[9]Lakoff和Johnson在互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根植于我们的观念系统。[10]Fauconnier提出“空间合成理论”，他在《心理空间》中认为：“正是对语言组织的理解，将我们引向了对空间域的探索，在交谈或者聆听过程中，我们建立了这些空间域”。[11]文旭指出心理空间合成论的主要观点，即必须研究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域，才能理解语言的组织结构；这些域就是心理空间。[12]至此，西方隐喻研究进入建构主义时期，主张人们是通过隐喻进行思维的。中国的隐喻研究在接受西方影响下也转向了认知隐喻学研究。
由上面表示方法可以看出，象征—隐喻作为结构—符号整体，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其所指包括两层意义：字面义和隐喻义、象征义，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作为特殊的符号，隐喻和象征都是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如此，笔者以为象征可以纳入广义上的隐喻范畴。
隐喻和象征都是语言符号，三者表示如下：
比如《神曲·地狱》中的怪兽和魔鬼形象如第6首中的刻尔勃路斯、第7首中的普鲁托都是象征；刻尔勃路斯、普鲁托作为文学结构—符号整体的能指，其所指是它们代表的狰狞可怖的魔鬼形象，这是第一所指；然而还有第二所指，即它们代表着贪食、贪财这一类罪恶。也可以说，刻尔勃路斯、普鲁托这两个魔鬼形象是贪食、贪财的隐喻性表达，象征的内核就是隐喻，象征是以隐喻为手段实现意义生成的。
二、象征是特殊的隐喻
这些关于象征的阐释大同小异，若从结构—符号的角度看，象征和隐喻都是能指对应两个或者多个所指，都是在本意之外还含有另一层或多层意义。笔者不想对象征作出一劳永逸的定义，在此想指出的是：象征也可以纳入广义的隐喻范畴。西方认知隐喻学指出语言是由隐喻建构的，语言在本质上就是隐喻的，进而人的思维也是隐喻性的，或者说隐喻根植于人的思维中，人正是通过隐喻认识世界的。有鉴于此，笔者将隐喻作为上义项，而将象征作为下义项，象征就属于一种特殊的隐喻，是隐喻的一种独特形式：象征—隐喻。
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和沃伦指出，象征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15]韦勒克和沃伦力图对隐喻和象征做出区分，指出一个隐喻经过重复出现，达到一定频率后就转化为象征，但是从他们对象征的定义来看，这个定义同样可以用来解释隐喻。从象征主义者对象征的理解来看，实质上仍是从比较、暗示的角度进行描述的，象征是抽象与具体的比较，通过暗示获得象征意义。叶芝在谈到象征和隐喻的关系时指出，隐喻较之象征，并不完美，或者说象征的基础是隐喻，是更加深刻的隐喻。可见，象征和隐喻的关系的确暧昧。
15.建立民营企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作为重点，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定分止争。民营企业矛盾纠纷多发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及时受理并调解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人民调解组织或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选聘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进驻企业或建立调解联系点，及时调解矛盾纠纷。认真贯彻落实推进商会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依托各类商会组织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健全完善商会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及时化解涉民营企业劳动争议纠纷。
由以上对中西隐喻研究的梳理可见，无论是作为修辞格的隐喻，即狭义隐喻，还是广义隐喻即认知隐喻，之所以能够建立，原因在于tenor(本体）和vehicle（喻源）之间具有相似点、相关性，通过联想、暗示、替代等实现意义生成。正是这点使隐喻和象征的关系难以区别，边界模糊。
总之，高校行政管理在高校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参谋、保障和激励等重要作用。而且，高校的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复杂工程，需要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及时更新观念，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服务功能，从而促进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高效化、信息化和科学化，促进高校健康发展。
“象征”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指一块木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作为持有者相互辨认的信物，后来凡能表现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具体形象或符号就是象征。《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认为“象征”是“可以体现一个人，一种思想或一种观念的符号、形状或物体。”M.H.艾布拉姆斯指出，象征这个术语仅用来表示指代某一事物或事件的词或短语，被指代的事物或事件本身又指代了另一事物。[13]在中国诗学话语中，并无“象征”这一术语，只有与之大体相当的“象”。《易·系辞下传》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朱光潜把“拟人”和“托物”都看作是象征。在他看来，“象征”就是用甲作为乙的符号。[14]可见，无论中西，最本质上讲，象征都是一物指代另一物，指代物和被指代物之所以能够建立指代关系，在于两者具有相似点，可以通过联想、暗示、推理等取得意义。这和隐喻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意义生成几乎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象征和隐喻才难以区别。
三、象征-隐喻的类型
从结构-符号整体来看，象征-隐喻处于不同的结构层级，由此可区分出局部象征-隐喻和整体象征-隐喻。苏敏在《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一书中指出文学结构-符号整体是由低到高结构层级转换生成的过程和结果，其中文学手法包括三个层级：一是最小文学手法层级，这是结构-符号整体的第二系统，表达式为（ERC）RC1；二是整一文学手法，这是文学结构-符号整体的第三系统，用（（ERC）RC1）RC2表示；三是文本文学手法，是文学结构-符号整体第四性系统，表达式为（（（ERC）RC1）RC2）RC3；文学手法向更高结构层级转换，就生成文学风格两个层级，文本纯文学风格和文本文学审美风格。[16]
从符号结构层级来看，位于最小文学手法和整一文学手法层级的象征—隐喻可称为局部象征—隐喻，而位于文学手法层级，即位于文本层面的就是整体象征-隐喻。局部象征—隐喻的意义并不辐射、投映到整个语境系统，反之，整体象征-隐喻因为处于文本层面，往往和文本结构安排、人物塑造、情节模式结合在一起，因而其意义会放大，影响整个文本，覆盖、映射到整个语境系统。一旦将整体象征—隐喻的意义剥离，整个文本表达的意义也就崩溃了。比如上文所举《神曲·地狱》中刻尔勃路斯、普鲁托等怪兽形象，位于《神曲》文本整一文学手法层级，二者之意义并没有投射到整个语境系统，仅仅是作为贪财、贪食的局部象征，将二者象征意义剥除，并不会引起整部《神曲》意义的崩溃。反过来，比如艾略特《荒原》，“荒原”就是整体象征—隐喻，位于文本层面，其意义映射、覆盖了整个《荒原》文本的语境系统，如果将其象征意义剥离，整个文本意义也就崩塌了。
最后何冰铁了心搬了出来，同时放话给赵晓峰：现在同意离婚的话，房子家产自己都不要，等到分居期满，自己绝对要他人财两空。
由于将象征看作隐喻之一种，象征公认有公共象征和个人象征两类，于是，象征类隐喻也就有了公共象征-隐喻和个人象征隐喻之分。这方面讨论较多，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李健.比兴思维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张远山.从赋比兴到整体象征[J].社会科学论坛,2004(7).
[4](宋)陈骙.文则注译(第一版)[M].刘彦成注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6]倪宝元.修辞(第一版)[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版)[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束定芳.隐喻学研究(第一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9]冯晓虎.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第一版)[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10]Lakoff.George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
[11]Fauconnier,G.Mental Spaces[M].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5.
[12]文旭.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M]//束定芳.语言的认知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3](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第七版(中英对照)[M].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朱光潜.谈美[A].朱光潜全集(第二卷)(第一版)[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15](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6]苏敏.文本文学审美风格(第一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6-0111-02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的一般项目“从符号-结构阐释隐喻与象征、寓言的关系”（项目编号：18SB05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马迎春（1980—），男，重庆石柱人，硕士，四川民族学院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标签：结构-符号论文; 象征论文; 隐喻论文; 四川民族学院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