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节俭启发式——相关争议与简短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发式论文,节俭论文,简短论文,快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
1 争论的由来
对待理性的观点和态度是衡量科学家们（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理论倾向的重要尺度之一。从哲学、经济学（包括管理科学）等传统学科，到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学科，学者们无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同而被归入不同阵营。单就心理学领域来说，从行为主义范式的产生和衰落，到现代认知心理学范式的兴起，无不贯穿着反叛理性和回归理性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啻于对心理学家们坚守已久的传统观念的致命一击，其影响波及到心理学之外的众多学科领域，但其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又总是令人望而却步！可以看到，心理学家们并非不愿意在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但却始终未能找到理解和看待理性的第三条路线（哥德·吉戈伦尔，彼得·M·托德，ABC研究组，1999／2002，译者序）。
自从Simon（1947）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以来，心理学家们围绕这个概念展开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似乎让人们看见了找到第三条路线的曙光。这方面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领域而辐射到了众多学科领域，尤其是经济学领域。Simon,Selten,Kahneman先后由于关于人类有限理性问题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不容置疑的明证，以至于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们不得不放弃基于传统理性假设的模型而接受大量的心理学事实和方法，从而产生了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乃至神经经济学等新兴研究领域。然而，上述研究者们之间并非是没有分歧的。概括地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既不是非理性的，又不是纯理性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关于这种有限理性可能产生的后果，却存在不小的分歧。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有限理性及其衍生出来的启发式足以使人类在现实环境中做出合理判断和决策。现实环境并不苛求人类和动物，也就是说并不要求人类和动物时时处处都做出最优化选择和决策，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理性资源的有限而忐忑不安。相反，那些奢望通过无限理性实现最优化目标的理想主义者反而是不合时宜的（哥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译者序）！这就是Simon（1956）所谓的“满意性”（Satisficing）原则所包含的思想。按照他的看法，满意性原则不仅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一种可取的决策策略。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有限理性及其衍生出来的启发式看成是人类决策活动经常产生谬误或偏差的源泉或表现。Kahneman,Slovic和Tversky（1982）有一本重要著作，名字就叫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与偏差》。正因为他们的研究中流露出了这种倾向①，所以受到了德国“Max Planck人类发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Gigerenzer教授的质疑。双方曾于上世纪90年代展开了一场论战（Gigerenzer,1991; Gigerenzer,1996; Kahneman & Tversky,1996），被后人（Samuels,Stich,& Bishop,2002）称为“理性战争”（the rationality wars）。
Gigerenzer及其所带领的“适应行为与认知研究组”（Center for Adaptive Behavior and Cognition,简称为ABC Group）的主要贡献在于：（1）在坚持有限理性假设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的概念，即：判断理性的标准应该是决策规则（或策略、方法）与现实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匹配或拟合程度！当它们能够匹配或拟合于现实环境时，从生态学角度看就已经足够了。有机体是否有理性或其做出的判断和决策是否合理，应该用现实的外在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理论者所推崇的不切实际的最优化标准来判断。不存在与现实环境相脱离的不着边际的抽象理性，如果有，它对有机体适应现实环境也是毫无价值的。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和动物理性时，才能找到评判理性的合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生态理性（哥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译者序：吉仁泽，2000／2006）。（2）从上述关于人类理性的基本观点出发，形成了逻辑严密、思路连贯的研究方案。如果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当面临复杂的现实决策任务时，他们就应该且必须采用简捷而“精明的”（Smart）方法来配置和使用其资源；如果说人类具有生态理性的话，那么也只有在他们精明地配置和使用其有限理性资源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这两个术语构成了其研究方案的中心概念，它们双双携手使得有机体在现实环境中采用简捷启发式成为必要。那么，有机体是否采用简捷启发式呢？他们可能采用哪些简捷启发式呢？他们何时采用简捷启发式呢？简捷启发式在现实环境中的成效如何呢？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关于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命题也就得到了检验。正由于如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他们研究方案的主要内容（哥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译者序；刘永芳，哥德·吉戈伦尔，彼得·M·托德，2004）。（3）创造性地发现和设计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启发式。大体上说，这些启发式可以分为四类：基于无知的决策规则（如，再认启发式）、单一理由决策规则（如，采纳最佳启发式、采纳最近启发式、最少化启发式）、排除规则（如，排除归类法）及满意性规则（如，抱负水准终止规则）。其中最著名的是“再认启发式”（Recognition heuristics）和“采纳最佳启发式”（Take the best），前者仅依据能否再认有关对象做出选择和决策，后者仅将判断和决策建立在单一理由基础之上（哥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译者序；刘永芳，Gigerenzer & Todd,2003）。虽然这些简捷规则分别适合于不同的问题和任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能够使有机体快速、节俭地做出判断和决策。正因为如此，他们将这些启发式称为“快速节俭启发式”（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采用实验设计、计算机模拟、数学分析等手段证明：尽管是快速的、节俭的、无需审慎权衡的，但上述多种快速节俭启发式在现实环境中取得的成效一点也不比复杂多元回归和贝叶斯模型等传统决策方法的成效差（哥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译者序；Gigerenzer & Selten,2001）。
2 相关争议与简短评论
任何新的理论和发现都必然引起质疑和争议，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些质疑和争议凸现了这些理论和发现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说，迄今为止，Gigerenzer及ABC研究组还远未实现其研究计划希望达到的宏伟目标。即便这样，他们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该研究组提出了“启发式科学”（Science of heuristics）的概念和设想，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立一门关于如何运用所谓“适应性工具箱”（Adaptive toolbox）中的启发式来说明、解释、预测和指导实际领域决策行为的科学（Gigerenzer & Selten,2001），并已经在某些领域（有些是十分敏感的领域，如道德领域）进行了尝试，这引起了心理学及其他领域一些研究者们的担心。于是，有关Gigerenzer及ABC研究组的理论观点、相关发现乃至具体研究方法的争议也逐渐多了起来。
2.1 关于快速节俭启发式的一般争议
在Gigerenzer（2008a）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首先用表1总结了迄今为止他所谓的适应性工具箱中可能包含的10种启发式，继而用表2总结了关于这些启发式的6种“普遍而错误的”观念，并一一给予了澄清。
尽管Gigerenzer将表2左列的6种看法均视为“普遍而错误的”观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看法或说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的情况，也暗示了人们对启发式的担心或质疑。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为普遍、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既然它们是“普遍的”，就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或“错误的”。我们似乎只能说这些观念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却不能说它们是完全错误的。就连Gigerenzer本人所做的澄清中，也不得不使用“许多情形下”、“似乎”等不确定的说法。因此，问题似乎在于：究竟什么情况下左列的说法更有道理，什么情况下右列的说法更有道理。
2.2 关于采纳最佳启发式的争议
如表1所定义的那样，采纳最佳启发式需要依据线索的效度顺序系列地搜索线索，仅依据能够区分选项的效度最高的（最佳的）那条线索做出决策。问题是：人们究竟是如何事先排列好线索的效度顺序的？或者说，在实际的决策问题上，人们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搜索线索的？正是针对这个问题，Dougherty,Franco-watkins和Thomas（2008）对采纳最佳启发式提出了质疑。概括起来说，他们的质疑包括三个要点：（1）了解众多线索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② 需要个体监控每条线索已往成功或失败预测对象的频数，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2）线索效度的界定需要个体具有关于存在和不存在事件的可代偿性知识，而我们无从知道个体的记忆表征是如何记录不存在事件的信息的，因此线索效度是不可能被计算出来的；（3）既然个体不可能从记忆中提取关于线索生态效度的知识，他就不可能在现实决策环境中使用采纳最佳启发式，充其量也只能在研究者事先给出线索效度情况下这样做。
针对这些质疑，Gigerenzer,Hoffrage和Goldstein（2008）一一给予了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指出，就个体决策者而言，在特定的决策问题上，没有必要去详细计算每条可利用线索的生态效度。毋宁说，个体是按照主观的线索效度来排列其先后顺序的，而且个体这样做时，无需知道每条线索确切的线索值，仅需要估计出所谓的“双极线索值”（Binary cue value）③。具体而言，个体在主观地排列线索顺序时，有三种依据或方法：（1）进化学习：即通过进化过程习得的关于线索重要性的知识。自然选择可能早已产生了好的线索顺序，无需个体多费思量。动物行为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发现，在配偶选择、食物选择、栖息地选择等重要决策问题上，进化早已教会有机体如何排列各种线索的顺序。没有进化，头脑将会是一片空白。（2）社会学习：教育、模仿和语言是影响社会文化进步的三种重要因素。其中的每一种因素都可能教会个体如何排列线索顺序。（3）个体学习：尽管这种学习是缓慢的、危险的（带有尝试的性质和失败的可能）和范围有限的，但借助于迁移机制，也可以帮助个体在特定决策任务上主观地排列线索顺序。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指出，Dougherty等人将他们研究中所使用的双极线索值（＋或－值）理解为线索的有或无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这里的＋号和－号只是代表线索的强弱程度。例如，女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男性的不存在，但男、女人数总是有差异的。实际上，一个人能够很容易地记录一个人是男性或是女性、是老的或是年轻的。对于计算线索效度来说所有必要的信息都已经储存在记忆中。如果Dougherty等人的结论正确的话，那么所有基于效度和共生关系的认知理论都将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个质疑，他们引用Br
der和Schiffer（2003）的研究结果予以驳斥。后者的研究表明，当被试不得不从记忆中提取线索值时，贝叶斯模型的选择标准将64％被试的选择分派给了采纳最佳启发式，而另外两种线性模型分别只解释了12％被试的选择。当直接比较基于记忆和基于给定线索的推断时，基于记忆条件下分派给采纳最佳启发式的被试比例是基于给定信息条件下的两倍。在直接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他们给出了与排列线索顺序“真正”相关的几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1）排列线索顺序时，社会学习和个体学习是如何交互作用的？（2）头脑是如何创建“耐用的”（Robust）而不是最优化的线索顺序的？（3）头脑是如何让线索适应于任务环境的？
应该说，Dougherty等人的质疑是非常专业和有针对性的，但Gigerenzer等人的回答也是非常专业和有针对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线索的生态效度（客观的效度）与个体关于线索生态效度的主观判断究竟是否一致或能否统一起来？若不一致或不能够统一起来，后者是否可靠？就个体推断和决策而言，如果说前者更为客观可靠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具有现实性和生态合理性。因此，这种争议再一次将问题引向了判断理性的标准问题上。
2.3 关于风险选择中优先启发式的争议
在Brandst
tter,Gigerenzer和Hertwig（2006）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一种风险选择的简单序列搜索规则，即“优先启发式”（priority heuristic），意指人们实际上是按照心目中的优先顺序来选择风险选项的，而不是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模型来选择风险选项的。例如，面临风险选择任务时，人们优先考虑的是非冲突性的解决方案，若不能奏效，才有可能考虑冲突性解决策略。他们用包含260个问题的4套不同的材料证明，此种优先启发式在预测多数选择时比不同版本的三种预期效用模型中的任何一个都做得更好。
这种反直觉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关于如何建立风险决策模型的一场争论。Birnbaum（2008），Johnson,Schulte-Mecklenbeck和Willemsen（2008）及Rieger和Wang（2008）分别对上述发现提出了质疑。大体上说，这些质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Brandsttter等人用来检验优先启发式的资料是有偏向的或具有选择性的，同样存在着优先启发式比预期效用模型预测得更不准确的资料；（2）当有关的参数拟合于风险选择任务时，预期效用模型比优先启发式能够更好地解释选择行为；（3）优先启发式所预测的过程受到了计算机模拟资料的支持，但却与现实情境中结果与其概率之间频繁转换的现象相矛盾。
在Brandsttter,Gigerenzer和Hertwig（2008）的一篇回应性文章中，对于第一项质疑，他们指出，他们不知道还有哪项关于风险选择的研究用如此多样化的问题来同时检验如此多的相互竞争的模型，而且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由他们自己设计的，因此不存在有偏向地选择资料的问题。他们承认，确实存在着优先启发式不能很好地起作用的资料，但同时指出所有风险选择模型（包括预期效用模型）都有适合和不适合它们发挥作用的领域，这恰恰印证了他们关于风险选择的适应性工具箱的思想。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指出，在比较两种模型时，要求一种模型预测新的资料，而允许另一种模型拟合相同的资料，这本身就是有偏向的和不公平的。原本就应该让它们在同样的任务上展开竞争。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用翔实的证据说明了如何才能为相互竞争模型的概率转换做出定量预测，并检验他们，从而证明了他们从实验室模拟中得到的发现并非与“结果与其概率之间频繁转换的现象相矛盾”。最后，他们结合有关研究，提出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更为适当的问题，并指出应该朝着建立风险选择适应性工具箱的方向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ABC研究组前期的研究中，并未涉足传统上所谓的风险选择和决策问题④。就笔者所知，优先启发式是他们专门针对传统的预期效用模型提出的一种启发式。因此，就ABC研究组的研究计划来说，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将适应性工具箱的思想拓展到风险决策领域，为日后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疆土。这种带有扩张性的研究，引起质疑和争论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仅用一项研究（尽管用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任务）的结果来证明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启发式的有效性和耐用性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这项研究的结果还是在实验室情境中模拟出来的呢！与其与质疑者展开争论，不如用更多的研究证据来回击质疑者！
2.4 关于道德启发式的争议
在一本名为《道德的认知科学：直觉与多样性》的著作中，Gigerenzer（2008b）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道德直觉＝快速节俭启发式”的命题，指出道德行为常常受到简单启发式的影响。如果人们在现实的道德决策情境中经常使用快速节俭启发式来决定取舍的话，那么研究道德启发式就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达到以下两个目标：（1）解释道德行为：即提供一种关于潜在于道德行为背后的启发式过程的理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影响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这种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或标准化的；（2）塑造道德行为：启发式的适应性本质意味着道德行为可能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因头脑内部的变化而变化。环境的改变足以促进良好的道德行为和减少不良的道德行为。在此基础上，Gigerenzer提出了三个基本的假设：（1）传统道德研究中所描述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完全可以依据快速节俭启发式模型来加以说明；（2）潜在于道德行为背后的启发式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潜在于其他（与道德无关）行为背后的启发式；（3）潜在于道德行为背后的启发式通常是无意识的。为了说明这些假设，他以法庭审判中法官们做出是否同意保释被告的决策为例，分析了他们通常是如何对被告的可信任程度做出判断的：（1）法官们通常都使用了快速节俭启发式（而不是逻辑和概率分析）；（2）这些启发式与解决非道德问题时所使用的启发式具有相同的结构（而不是相同的内容）；（3）法官们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事实，深信自己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做出决策的；（4）法官们采用的启发式很可能是由他们所服务机构的文化、氛围、惯例等环境条件形成的。作为一篇关于道德问题的论文，他还特别指出了快速节俭启发式对研究道德行为的方法论启示。首先，应该研究社会群体，而不是研究孤立的个人；其次，应该研究自然的环境，而不是人为设定的问题；第三，应该分析道德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自我报告。为了进一步说明研究道德启发式的重要性，他分析了道德决策和判断中追求最优化结果可能遇到的问题，如计算上的难以处理性、道德标准的模糊性、目标或标准的多元性、计算本身的不可接受性、最优化诉求可能破坏信任等。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或应该依赖道德启发式吗？回答是：有时可以（应该），有时不可以（不应该）。启发式所导致的行为可能是消极的、令人厌恶的，也可能是积极的、令人称赏的。同一种启发式可以让人成为天使，也可以让人变成魔鬼，这完全取决于什么时候、在哪里使用了这种启发式。然而，潜在于道德或不道德行为背后的启发式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因此，研究道德启发式绝不意味着否定人们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也不意味着鼓励和提倡人们使用快速节俭启发式。启发式可能是简单的，因为它充分利用了进化的能力（如，群组识别、模仿、欺骗觉察等），但启发式也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它充分利用了环境的结构（如，组织结构和文化、冗余信息）。所以，不能因为它是简单的、无需深思熟虑的，就认为它一定是不好的。研究道德启发式也绝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的作用。
在同一本书随后的两篇文章中，Sunstein（2008）及Driver和Loeb（2008）分别对Gigerenzer的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Sunstein主要对道德启发式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表示担心，指出谁也不能否认简单启发式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道德行为上的失误或问题。他指责Gigerenzer的论点貌似合理和透明，但似乎没有注意到道德判断的复杂性，特别是将道德最优化理解为仅仅涉及到了道德计算是完全错误的。Driver和Loeb则分两个方面对Gigerenzer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们对Gigerenzer论述中涉及的三个描述性论断提出了质疑。首先，在法庭审判的例子中，预先推定“法官们通常都使用了快速节俭启发式”是缺乏足够证据的。这个论断即便不是不正确的，至少对法官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哪个法官会不竭尽全力地做到公正，即便做不到，他也不情愿将判决建立在所谓的快速节俭启发式基础之上。须知，在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试图做的事情之间常常有巨大的差异。其次，既然启发式本身可能产生天使，也可能产生魔鬼，那么“了解启发式对于纠正导源于‘仿佛模型’（as-ifmodel）⑤ 的错误结论具有重要意义”（Gigerenzer,2008b）的论断就是站不住脚的。须知，“仿佛模型”也不仅仅可以产生魔鬼，还可以产生天使。第三，用无意识启发式和有意识推理之间的区分来代替传统道德哲学中情感和推理之间的区分需要格外谨慎。潜在于某些直觉反应背后的启发式在任何一种普通意义上都与潜在于它们背后的推理毫无瓜葛，因而不宜将二者作为对立的两极相提并论。Gigerenzer似乎常常暗示，进化能够产生类似于推理的结果，这是莫大的错觉。另一方面，他们对Gigerenzer做出的关于如何运用启发式的一些论断提出了质疑。如上文所述，Gigerenzer承认，启发式有时会产生负面的行为，而且举出二战中纳粹士兵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极端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然而，在文章的其他部分，他却又以赞赏的语气描述了启发式具有的优势和用处，如充分利用进化能力和环境结构、其成效常常超过复杂模型的成效等。那么，究竟启发式是好是坏、何时好何时坏呢？Gigerenzer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很容易造成人们做出道德抉择时的困惑或混乱。因此，Gigerenzer需要做的事情是明确告诉人们：怎样选用他所谓的快速节俭启发式，才能保证既快又好地做出道德抉择。
可以看到，当试图将快速节俭启发式这种简单认知机制引入传统上习惯于倚重于理性的道德领域来说明相关问题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甚至是情绪上的抵触。在非社会的、非情绪化的研究领域，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容忍简单的认知机制，而一旦触及到人类活动的核心领域（如道德领域），人们潜意识中对理性的崇尚和向往使得他们很难接受和容忍非理性的、哪怕是有限理性的入侵。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及许多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早已品尝过触及人类核心价值所带来的滋味！看来，Gigerenzer们要想实现他们的宏伟研究目标，任重而道远，尚需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
3 小结
快速节俭启发式是一个富有前景，却又布满荆棘的研究课题或领域。其理论渊源的丰富性、厚实性及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使其很难因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受到责难或质疑而发生动摇。事实上，迄今为止对它的质疑和批评均局限在局部问题上，而未触及到其理论体系的根基，有时还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之嫌。正如Gigerenzer等人（2008）在正式回答Dougherty等（2008）有关采纳最佳启发式的问题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对方只是质疑他们较早期的两篇文章（Gigerenzer & Goldstein,1996; Gigerenzer,Hoffrage,& Kleinblting,1991）中的观点，却没有注意到他们较晚期所发表的一篇关于再认启发式的文章（Goldstein & Gigerenzer,2002）；对方的批评仅涉及到了采纳最佳启发式的搜索规则，却未涉及该种启发式的终止和决策规则，更未涉及他们发现和提出的其他启发式。也就是说，对方并未从整体上把握和评价他们的研究。其他的质疑和批评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然而，Gigerenzer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些质疑和批评，因为局部的质疑和批评也有助于他们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研究计划及其细节。在笔者看来，前述Gigerenzer与Kahneman和Tversky展开的“理性战争”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不能动摇Gigerenzer关于生态理性的假设和适应性工具箱的思想，就不得不承认其关于快速节俭启发式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和具有创新意义的，尽管在某些具体的启发式上可能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那么，生态理性就已经足够了吗？在个体适应环境的意义上，也许是这样，但当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时候，或在需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领域，它也许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依靠最优化的工具或规则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说，基于无限理性假设的最优化工具能否战胜基于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假设的快速节俭启发式？正如Gigerenzer一再表示怀疑的那样！
收稿日期：2009-03-02
注释：
①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Daniel Kahneman曾一再声明启发式有时是好的、有用的，有时是不好的、导致偏差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关于启发式的“悲观论”者。
② 线索生态效度是每条线索成功鉴别有关选项的概率。如，当一个城市开过展览会而另一个城市没有开过时，有91％的可能性前一个城市更大，那么展览会线索对于预测城市大小的生态效度就是0.91。
③ 即“＋”或“－”值，而不计线索值的具体大小。
④ 选择和决策都伴随有风险，所以ABC研究组早期的研究并非不涉及风险决策问题。然而，在决策研究领域，风险选择和决策有其特定的含义，通常总是与预期效用模型放在一起来探讨，或者说预期效用模型是最传统的一种风险决策模型。ABC研究组早期的研究并未直接针对预期效用模型。
⑤ Gigerenzer曾一再强调快速节俭启发式模型是一种旨在揭示决策过程和机制的解释性模型。在他看来，所有无视过程和机制，仅仅满足于理论描述的认知模型均属于“仿佛模型”（参见表2中对第5种“错误的”观念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