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笑非[1]2001年在《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借鉴》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探求适合于本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亚洲“四小”有着相似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但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直是我们比较、借鉴的对象。本文将两者相结合，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旨在探讨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技术进步逐渐由一个外生变量演变为内生变量，并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为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了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又受当时国际经济、技术环境的影响。作为“赶超型”国家(地区)，亚洲“四小”在追求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顺序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建立国家(地区)创新体系、设立科学园区、实施高科技人才政策和培育风险投资机制等措施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制度、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支持，大大推动了“四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时，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目标和模式选择又是建立在各自的制度结构、产业基础和技术水平之上，因此“四小”在高科技产业范围选择、政府行为方式和主导企业类型等方面又有着较大的差异，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基础。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模式各有其特点，这些模式的实际作用不仅取决于如何发挥该种模式的优势，还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弥补这种模式的不足。 研究和比较的目的在于借鉴。本文的终结部分以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参照，从产业范围选择、政府作用方式和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分析了目前国内高科技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陈烨阳[2]2007年在《亚洲四小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少数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开始兴起,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国际竞争的现实,“亚洲四小”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的代表,经历过经济起飞和相对衰弱的发展阶段,对其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对于中国这个处于同一个地区内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仅需要正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状况、水平,还要结合世界上其他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国际竞争力下降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来更好地做出正确有效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实施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本文将通过运用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对“亚洲四小”自经济腾飞以来,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竞争力差异比较分析得出四小各自特别是在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和弱势,以此得出该地区后发工业化国家拥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弱势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找出其中对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李清娟[3]2002年在《产业发展与城市化》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中国近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论题,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且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走了不少弯路,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城市化的老路,需要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途径。 本书的作者从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入手,共设“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分析”、“信息产业发展与城市化”、“产业开发区、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城市化”、“政府战略管理与城市化”、“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样”等六章,讨论了我国城市化中如何消除制度性障碍因素,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等问题。
王爱君[4]2001年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分析》文中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叁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边疆安全的重大战略措施。西部地区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获得了迅速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了许多，从而形成了令人关注的“东西差距”。 如果让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对缩小地区差距、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继续保持东部地区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发挥蕴藏在西部地区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一点讲，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无疑是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开发西部是我国在21世纪经济建设中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我们没有直接的经验与模式可供使用，而国外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着手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并形成了一门单独的学科------发展经济学。尽管发展经济学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但它的研究对象是广大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是以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科，这一特点使得它的某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西部开发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因此，本文主要是根据我国西部地区的特点，运用发展经济学一些理论、原理，同时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和模式，来分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问题。本文正文由叁章组成。第一章，阐述我国西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共分叁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包括西部地区人口<WP=3>状况、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地域特征等。我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自己得天独厚、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能源、旅游资源等，但也存在着制约其经济发展的许多客观因素，如生态环境恶劣、资源分布不平衡等。第二节，主要从经济实力方面比较东西部地区存在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与东部差距逐渐扩大，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第叁节，分析我国西部地区科技教育状况。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交通相对不便，总体上教育水平、科技水平都比较低，“智力外流”现象严重。第二章，根据第一部分对西部地区的分析，针对我国西部地区自身的特点，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原理进行理论分析与借鉴，阐述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选择问题。本章第一节阐述了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城市的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增长极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立增长极，一种是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在这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增长极。这一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区域内部发展理论，强调区域内部增长中心本身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了美国在开发其南部阳光地带时，如何建立经济增长中心的经验和模式，目的在于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价值。本章第二节探讨了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累积的发展态势：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WP=4>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产生第二级变化，强化了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原先因素的发展方向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环累积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中既有经济因素如劳动力、资本，也有非经济因素如法律、惯例、习俗等。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不应消极等待发达地区产生快速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本文对这一理论分析的结论在于强调政府在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各种非经济因素即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借鉴了战后美国、意大利开发其南部地区时，政府如何从政策优惠、法律规范等宏观调控方面发挥其主导性作用的经验。本章第叁节论述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新增长理论着重探讨了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要素：知识，分析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黄绍臻[5]2005年在《建设海峡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文中指出全文以海峡两岸经济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的分析为主轴,分为八章四个部分。认为,建设海峡经济区,是顺应国际经济潮流和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趋势的现实选择,具有海峡两岸经济功能性一体化的基础,又具有战略意义;海峡经济区的性质是同一主权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不同关税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属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海峡经济区要从改变现阶段的不对称贸易开始,逐步从“贸易正常化”推进到中层次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最后发展到高层次的“共同市场”模式;海峡经济区将带来巨大的区域合作效应,要在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海洋开发等方面建立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要通过建立产业合作、投资保护、劳务合作、争端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长期合作机制,来推动和保障海峡经济区的建设;推动方式上要采取民间层次上的推动和政府层次上的推动相结合,以民间层次上的推动为主。
李春花[6]2009年在《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韩国工业化的实质是一种跳跃式的产业结构转换模式。自从第一个经济计划到工业化的实现,主导产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跨越。韩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且是与韩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干预、协调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是分不开的。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不断推动了产业技术的向前发展。期间,产业技术的学习经历了技术的获得、消化吸收、改进发展的叁阶段。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技术创新分别选择了大企业主导的简单模仿到创造型模仿再到产学研主体主导的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换。韩国工业化的成功其实质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构的成功。产业技术向深度与广度进军的过程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是产业技术从模仿路径向自主创新路径逐渐转换的过程。韩国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技术转移的环境以及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状况的变化,围绕国家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的调整,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产业部门、科技部门、政府部门、教育培训机构四大要素系统之间保持了动态的、相互协调的联系,保证了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逐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投资体系。本研究运用技术创新的整体观和动态过程观,对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厘清韩国产业技术创新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并寻求概括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规律。基于韩国工业化不同时期产业技术创新的类型,将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归纳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复制型模仿创新、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与创造型模仿创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与自主创新模式。对以上叁种模式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韩国产业技术创新模式转换的特征与局限性。最后,概括韩国产业技术创新的成功因素,同时以技术哲学和产业哲学的视角揭示了后发国家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本质内涵。
孔德宏[7]2003年在《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不平衡的，有先进和后进之分，由此出现了现代化的先进国与后进国或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发展史，也是一部后进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追赶先进国即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国家衰败民族危难的状况下启动的，呈现出典型的后发外源特征，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追求民富国强，尽快实现现代化，是百年中华民族人心之所向，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之所趋。本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首先从赶超战略的一般理论入手，对现代化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种制度现代化发展规律理论作了探讨和评价，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化赶超目标的设定、赶超战略的推行、赶超模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现代化赶超战略的特殊理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思想、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都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现代化赶超战略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国家发展的生动体现。本文通过典型剖析，考察了几种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赶超实践。以原资本主义的后进国日本、原欧洲落后大国苏联、亚洲“四小”和拉美的赶超实践为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赶超既有成功的，又有失败的，揭示其中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借鉴。当前推进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实施面临着的许多有利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雄厚的综合国力水平、难得的历史机遇、发展失衡所孕育的独特后发优势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影响现代化赶超的制约因素，对现代化赶超有清醒的认识。总之，积极推进中国现代化赶超是现实可行的。当代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具有四方面的规定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结晶“叁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为核心，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为保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是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现代化赶超战略的核心内容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体系所提供的，在这个体系中，我国的生产力落后于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代化赶超战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弊端的否定。现代化赶超战略的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体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标。总之，“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人的全面发展四方面的内容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赶超的独特模式，它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追求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战略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现了现代化主体选择的合目<WP=3>的性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当前我国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就是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实施阶段。论文的落脚点回到实践中，回答怎么办。文章从重点突破、并举推进；先行带动、层级推进；全面系统、协调推进等叁方面系统提出一系列推动中国现代化赶超的政策主张。中国现代化赶超的成功实践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我国的建设成就，为多样化的世界增添一幅十几亿人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画卷，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从中汲取他们认为是有益的素材。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赶超目标，意味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拥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物质力量。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对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益做出贡献。意味着中国将有能力地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形成，将成为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一支重要的、积极的力量，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沈红芳[8]2005年在《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东亚8个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即亚洲“四小”(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导论、结束语、参考文献之外,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综合篇,下篇为案例篇。综合篇共四章。涉及以下四大主题:第一章论及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在分析了东亚8个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所存在的叁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同类经济发展模式的异性特征之后,得出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结论。第二章讨论对东亚发展中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经济理论。东亚经济发展在各个阶段受到多种经济理论的影响,而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理论的选择与取舍则采取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因此,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过程中,理论的混合运用尤为明显。第叁章分析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与东亚金融危机。东亚地区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金融危机的生成与爆发原因不尽相同。本章介绍了各种不同或对立的经济学派对东亚金融危机生成渊源的纷争,并对东亚危机重灾国的危机生成与爆发缘由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性探索。第四章研究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与东亚经济改革。以比较的方法,本章介绍了东亚遭受危机打击的重灾国所采取各种经济与金融改革措施,评价经济改革成效。同时,展望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的调整。案例篇也为四章。第五章介绍明特——拉尔和石川茨的发展总过程理论模型,为研究东亚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展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分析框架。第六章探索亚洲“四小”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其比较。从经济增长源要素出发,探索亚洲“四小”经济飞速增长的不同奥秘。比较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政策、经济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
王培县[9]2005年在《广西承接珠叁角产业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分析了珠叁角和广西经济梯度的现状及其广西承接珠叁角产业转移的独有有利条件,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广西承接珠叁角产业转移的必要性。然后,论文分析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内外经验。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广西承接珠叁角产业转移的5种模式。这五种模式地设计分别基于市场经济的微观层面——企业、中观层面——产业、宏观层面——不同区域等角度。根据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效应提出了“要素注入式:直接投资”;将企业管理学的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结合提出了“企业内部一体化模式和企业虚拟一体化模式”;根据国际上产业转移的传统模式提出了新“雁行模式”;根据新产业布局的理论提出了“产业集群转移模式”。针对五种模式的实施,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建议的提出遵循了以下原则:第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二,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原则;第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原则;第四,因地制宜的原则。五种模式地实施应该因地制宜,与政府政策实施相结合。
侯高岚[10]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叁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叁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参考文献：
[1]. 亚洲“四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借鉴[D]. 廖笑非. 厦门大学. 2001
[2]. 亚洲四小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D]. 陈烨阳. 厦门大学. 2007
[3]. 产业发展与城市化[D]. 李清娟. 上海财经大学. 2002
[4].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分析[D]. 王爱君.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5]. 建设海峡经济区的战略构想[D]. 黄绍臻.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6]. 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研究[D]. 李春花. 东北大学. 2009
[7]. 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研究[D]. 孔德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8]. 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 沈红芳. 厦门大学. 2005
[9]. 广西承接珠叁角产业转移研究[D]. 王培县. 广西大学. 2005
[10].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D]. 侯高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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