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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1-0048-06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指挥了同样伟大的革命战争，从事了卓越的理论创造工作，撰写了卷帙浩繁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特别是从1935年初到1957年初盛年时期写的理论著作，具有极强的科学价值和极高的理论魅力，即使今天读来仍觉得光芒四射，甚至令人拍案叫绝。所谓“理论魅力”，是理论对读者的吸引力、说服力、震撼力的总和，它是科学的，又是审美的；是理性的，又是诗意的。可以说“理论魅力”就是理性所具有的感性力量，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因其强烈的理论魅力而形成独特的毛氏风格。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思想魅力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理论内涵是“毛泽东思想”。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1]毛泽东思想亦复如此。思想的魅力在于思想的正确和科学，它能回答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要求回答的各种复杂问题，引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从失败走向胜利、从探索达到成功。思想的魅力在于思想的创新和进步，它揭示了事物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新生面，开辟了社会实践的独特道路。思想的魅力在于思想的广阔和深刻，它集古今中外的智慧于一身，察今古之变和时代之脉，把人们引进宽广的天地、登上高峻的山峰；它不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也不停留在初级、二级的本质的内层，而是达到事物的深层、事物的底蕴；它给同代人以启示，给后代人以财富，给思想史以宝藏，让人千秋万代都会去研究，去发掘，去阐释。毛泽东科学著作正同时具有如此的思想魅力。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正确性，已被中国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所证明，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需要指出：思想的正确性和思想的批判性是相辅相成的，一则为“立”，一则为“破”；一则是“立”中有“破”，一则是“破”中有“立”。毛泽东科学著作中的思想正确性也是如此。毛泽东对“左”倾机会主义的“言必称希腊”的批判，对反共顽固派“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批判，“五评白皮书”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都是非常著名的。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全面的辩证分析，几乎是思想批判的范例。1939年，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和张闻天，论述他对孔子的批评，指出：“中庸”就其“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而言，是正确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如果在“名不正”之前加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那就是全面的真理了。毛泽东又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2]这样的科学的批判，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发人深省、让人诚服的。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创新性，不但被中国人民所承认，在全世界也有广泛的影响。在哲学上，从来没有人说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是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新概括。从来没有人说过：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4]，是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它实际上把矛盾学说放在实践唯物主义架构中界定，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从来没有人说过：依一时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5]毛泽东超越列宁，形成了这个观点，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处理统一战线问题的实践经验，具有全面的解释力。从来没有人说过：矛盾是可以建构、必须建构的，毛泽东提出了“设置对立面”的思想，实为创新之举。他所说的“设置”在理论的意义上就是提出矛盾命题的假说；在实践的意义上则是作出规范性的设计，这种设计是为了创造未有事物，但这种创造又是在一定的“客观存在”的条件的基础上的创造。[6]在革命论上，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只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以城市起义为主要方式。毛泽东不但率先走上了井冈山，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更可贵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广阔背景和中国国情的复杂结构的把握中，对此作了理论的论证，创造了全新的革命论。在建设论上，从来都未曾有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时，就提出了这一新的理论。这在当时的世界引起巨大的轰动。波兰的《人民论坛报》指出，这一理论的创新在于提出了“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没有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曼彻斯特卫报》则写道：赫鲁晓夫“主要地是消极地贬斥过去”，而毛泽东却“完全是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7]毛泽东的关于政治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去解决、经济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靠“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去解决、思想文化上的矛盾要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解决，而全部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应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总的价值目标这一整套思想，不但完全是创新的，而且今后仍有其重大的指导意义。这里挂一漏万举例式地论证了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但已足以说明：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具有多么巨大的创新性！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深刻性，是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所谓“深刻性”，不但表现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表现为他的各种显性结论中包含着有待阐发的非显性内涵和令人深长思之的灿烂思想火花。毛泽东并未直接提出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他的大量论述中却潜含着深刻的主体性思想；毛泽东并未明晰地提出“中介”辩证法，但他在对大量社会现象作三项式的概括时业已呼之欲出地呈显“中介”原理和“中介”方法；毛泽东并未显性地论述“统计性规律”，但他用中国革命既有顺利条件、又有困难条件，中国革命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如果弄不好还可能失败的统计决定论语言来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的规律”；毛泽东并未形成“客观可能性空间”范畴，但他对“可能性”问题的极端重视和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可能性的大量分析，已经接近于形成这样的范畴；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马克思的实践论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核心的原理，但是他的关于世界是属人的，“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关于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等论断，[8]已经表明，他实际上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实践论为核心的哲学。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精神魅力
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除了思想的正确、深刻、创新的魅力以外，还有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渝地奋斗的伟大精神力量对人的感召。在这里，我把“精神”理解为科学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统一，坚持真理的态度和顽强实践的意志的统一，它是知识、情感、意志的意识总体所具有的集中的指向、外化的冲力。哲学社会科学学说、学派是具有强烈社会性的，它总是以某种社会力量为基础、为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服务的。它的理论魅力和它的价值取向、服务功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设想，一个对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持反对态度的理论，会对人民群众产生魅力；也不能设想，在人民群众同它的敌对势力作殊死搏斗的年代，那些持中的、暧昧的、摇摆不定的理论派别，会让革命者、奋斗者有动于衷、爱不释手。而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以其正确思想和奋斗精神吸引着广大的人民，也吸引着当时渴望找到真理、寻得进路的知识分子。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以秘密的方式在他们中传递的时候，给了这些真理的追求者、社会方向的寻找者以多大的满足、多大的鼓舞啊！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基本精神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并历史地论证了“人民”的概念，确立并始终地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针，制订并不渝地贯彻了“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言论行动最高标准。[9]问题不仅在于理论上阐明了党的价值观；更重要的在于它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成为数百万党员，数十万党的干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遵奉的准则和实际的行动。当烈士们在战场上、刑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宁可露宿在街头而不惊扰一户一民的时候，当困难时期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带头不吃肉的时候，人民群众看到的不是书上的词句，而是思想和道德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这一基本精神同时也就是强烈的民族精神。他深情地颂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0]此语至今回响在民族的灵魂之中，仍是全民族奋力追求的目标。他论证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一致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共通性，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精神的实质，使我们牢牢掌握住民族复兴的方向，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他坚持了尊重民族文化传统，承继珍贵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原则，[11]使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民族文化最忠实的继承者和与时俱进的发扬者，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成为无论什么风暴都不能摇撼它的根基的参天大树。当我们党捐弃前嫌，毅然同追剿自己多年的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当我们党坚持反帝立场，对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进行斗争、捍卫民族尊严的时候；当我们党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当苏联共产党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压迫我们、甚至以撕毁合同、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相威胁的时候，我们党坚定地维护民族独立、并组织力量自主地制造出“两弹一星”的时候，全民族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振奋，在最广大的人民心中产生了对党的巨大无比的向心力。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精神力量，还表现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力量。理想主义，一方面是站在历史的高点上，回眸以往的千年万年，展望未来的千秋万代，纵观历史的长河，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不失远大目标，努力奔向美好前程；另一方面站在地球的立点上，放眼茫茫宇宙，横观无垠世界，深信人类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能够为自己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生活资料，而这，正是人类社会必将进入真正自由状态的根本依据。基于这样的理想主义，毛泽东科学著作中有着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的无畏精神，相信党的事业永远不可战胜的乐观态度。这种文化精神感染了它的千百万读者，凝聚起全党全民族的力量。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理想主义是同现实主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目标是通过切实的活动逐步达到的；战略上对困难的藐视是同战术上对它的重视和细致入微的工作联系着的；乐观主义态度是化作克服当前的艰难险阻的伟力而表现出来的。读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如果真正领会它的精神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胸中悬着大目标，脚下走着创业路，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实践任务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逻辑魅力
毛泽东科学著作中的正确思想是以严密的逻辑方式演绎的。逻辑的魅力在于“名”之“正”，在于创造科学的新概念以描述以前尚未被人们所了解的事物之奥秘，借以奠定全部逻辑篇章的基础。逻辑的魅力在于“言”之“顺”，在于遵循普通逻辑的规则，应用辩证逻辑的精义，形成对事物之历史、现状、未来的正确反映，对事物价值的主体要求和客观制约的科学判断，从而提出改造和创造世界的积极而可行的规划。逻辑的魅力更在于把握宏伟对象、复杂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洞悉、高屋建瓴的远见、全面系统的统摄，控千军万马于文理之中，射历史巨龙于章句之间。毛泽东科学著作正有着如此巨大的逻辑力量。曾有人论及“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说“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12]毛泽东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的逻辑伴随着中国人的机智和幽默，显得更加从容和丰满。
毛泽东面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巨大系统和宏伟工程得出了一系列足以反映其本质的科学概念。毛泽东重视考据学，它解决的是已有概念的发生学和意义学问题。他更重视的是概念的创造。举其最要者：在哲学运用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思想路线”本身不是哲学范畴，但它是哲学的直接应用，又是实际工作的指导路线，它居于哲学与实践之间，从而使千百万群众和干部能够正确地观察和科学地解决实践问题。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结束了党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使命的长期争论，它既不是“左”倾的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毕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役的“革命”，也不是右倾的人们所说的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只能归资产阶级领导的旧见，而是一个把“无产阶级领导”和“资产阶级革命”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崭新概念。在中国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进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在党的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在此之前，人们只谈“思想”和“理论”，只谈“实践”和“行动”，没有形成一个把这两方面集于一身的概念。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概念，这就是“作风”，而党的“作风”就是“党风”。作风是思想、理论的表现，但本身不是思想、理论；作风又是实践行为的风格，但本身不是实践行为；它是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抓住作风这一中介，才能实现这个统一。
毛泽东依靠他所创造的概念，组成判断和推理，造就理论的系统。这包括以“思想路线”为核心，《实践论》、《矛盾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想的系统；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理论和建国方略的系统；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核心，《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系统；以思想、作风建设为核心，《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为基础的党建学说的系统。
毛泽东科学著作把握宏观系统和长期实践的逻辑力量是令人叹服的。我常说：毛泽东科学著作中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理论逻辑，它是专门谈论普遍联系、一般规律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其代表。其逻辑严整性和说服力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另一种是实践逻辑，它是专门论述一定历史时期的确定实践任务的。这一种逻辑在毛泽东著作中占有主体地位，特别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纲领性著作中，毛泽东的实践逻辑结构及其说服力，可以说是惊人的。我们从《论持久战》以及其他类似著作中读到的是“实践逻辑”的范例，感受到的是“实践逻辑”的强大说服力、动员力和指导力，也就是它的巨大魅力。
毛泽东科学著作的语言魅力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是逻辑的符号。但语言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丰富的表现力。同一个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加以表述，同一种逻辑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构成中展开。这样，荷载着深刻的思想、贯彻着严整的逻辑的优美的语言，就具有独特的魅力。上一个世纪之初，中国兴起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启蒙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一翼，中国的语言发生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深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涌现了许多的语言大师。其中的一些人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但他们仍不失为语言大师；另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成为中国革命阵营中的语言大师。在这些语言大师中，杰出的代表当数鲁迅和毛泽东。毛泽东的理论语言的特点是：生动的形象性同深刻的思辨性的统一，机敏的幽默性同庄严和原则性的统一，尖锐的论辩性同全面的阐发性的统一。这样的理论语言是通过对古代语言、民间语言的吸收和新鲜语言的创造来实现的。
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批判地利用和改造中国古代的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使这些语言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甚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活动。毛泽东借助《汉书·河间献王传》上用的“实事求是”，超越民间对它的朴素解释，给了“实事”就是客观实际，“是”就是规律，“求”就是去研究的新界定[13]，使“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总原则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集中体现。这样做的最根本的意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灵魂，从而深刻地注入民族的血脉之中，千秋万代，永续不绝。这是就思想路线说的；而就思想方法说，毛泽东同样做了这样的结合工作。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毛泽东借用老子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以说之[14]；由此导致的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借用《战国策》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以明喻[15]。如果就战略、战术、方针、政策说，毛泽东的许多概括都利用了中国古代的语言，洋溢着中华文化的韵味。军事方面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歼灭战思想[16]；政治方面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战略[17]；经济方面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协调艺术[18]；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领导方法方面的“胸中有数”、“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原则[20]，……都有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动员力量。
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大量地使用或记载于古籍、或流传于民间的百姓话语。这使他的著作流溢着浓重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例如讲辩证法的新陈代谢观，毛泽东居然机敏地察觉到：民间所说的“红白喜事”，“红”喜事庆祝的是“产生”，而“白”亦为喜，则是庆祝“灭亡”。人死了，做喜事，庆祝的是辩证法的胜利。[21]这比哥德所说的“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更具辩证法的生动性。[22]辩证法客观地存在于生活中、实践中、世界的运动中，从古到今的人们，直观地感受它，用日常语言或文学语言来陈述它，这些东西以语言的方式流传于今，因为是生动的感性，又为人们所熟悉，引用于认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当然就增加了理论的魅力。
毛泽东在其科学著作中，不仅引用古代以来的语言材料来阐发理论，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创新的同时做了语言创新的工作。他的语言魅力在这一方面特别地强烈。毛泽东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他创造了一系列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今天，我们仍然在重温他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论断[23]；关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只能建立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但人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的论述[24]。毛泽东有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他发出了震响千古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一个问题的发言权”。[25]毛泽东有唯行辩证法的深刻认识，用之于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践问题，创造出洋溢辩证精神的语言。当我们读到他的关于中国是一个“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的不平衡、中介型国家的判断[26]；关于“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的判断[27]；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顽固势力斗争实行“自卫原则（有理）”、“胜利原则（有利）”、“休战原则（有节）”，[28]在对强大敌人作战则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29]。如此等等，都是足以传之后世的名言啊！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若干主要著作从语言上讲是“思”中有“诗”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刚刚兴起的工农武装割据还处在困难阶段的时候，人们提出“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作，理性地、合乎逻辑地、具有充分说服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期待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又科学地证明着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他情不自禁地吟咏了这样的诗一般的断语：“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0]读到这样的诗句，哪一个革命者不会受到激励、获得信心、伸出双手去迎接那“航船”、那“红日”、那“婴儿”呢？1936年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获得胜利，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以其诗人气质讴歌了这旷古未有的成功：“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31]这是“思”中的“诗”；同时毛泽东写了《七律·长征》那是“诗”中的“思”；二者交相辉映，对长征作出了“思”与“诗”完美结合的结论。1940年，具有总体性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了。人们在文章结束处读到的仍然是诗：“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当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32]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讲话。如果说上面的“诗”是豪放的、浪漫主义的，那么这首“诗”却洋溢着现实主义的坚韧苦斗的精神。这“愚公移山”的精神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持续到漫长的今后的年代。毛泽东本人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33]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豪放气质和婉约气质兼具，但主流是豪放的，同时也不失细致、坚毅的“婉约”。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著作；因而，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理论魅力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魅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实践史、中国文化史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转入了一个新的大时代。中国今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实践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理论魅力必将随之继续闪光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从毛泽东科学著作的理论魅力中吸收营养，获得启示，激发热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