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发展问题_全球化论文

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发展问题_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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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政策应关注哪些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架构,社会现象和进程应当如何概括和解释,这些 一向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就更如此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共同体内,形成了遍布全球的理 论和概念,它们决定着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对策及其后果。

作为一种征候,有关“全球化”的概念及评价,实际一直是由一个影响、权力和雄心扩及 全球的小圈子所垄断。从小圈子的观念、利益和议题中,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灵感源 泉,产生了有关全球化的包罗万象的概念框架和模式。出于各种实际目的,这些概念框架被 兜售给蒙昧无知、被动顺从的国际社会。这部分地是通过那些推动全球化的机制和技术而进 行的,包括日益普及的现代通讯及数据处理系统和技术,各领域的现代化手段在全球范围的 应用,这些领域有诸如国家政治选举、商品销售,以及广告和日渐激烈的信息战和情报工作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各经济体和社会的彼此互渗,市场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商 品、娱乐、文化和教育的标准化。更重要的,它们是冷战后单极体系背景下合乎逻辑的、意 料中的事件和结果,这个单极体系已有效地摒弃了异见和另类模式。

目前方兴未艾的是“全球知识霸权”,这已成为1990年代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将 讨论那些用来影响和同化全球公众舆论的手段,人们正是通过这些主流的概念框架去评价和 解释当前的各种进程和现象的。正是这些手段同样塑造了政府和各国精英——即政策制定者 和决策者、舆论制造者和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分析及认知框架。

然而,应当认清的是,全球知识霸权,无论是出于某些势力的大政方针——自发称霸、蓄 意颠覆,还是由于这个社会理有固然,由于主流模式所向披靡,势不可当,或是上述所有因 素抑或一些因素加在一起,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全球知识霸权具有战略的和地缘的意义,它 的作用就像中世纪布道的讲坛,不过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善男信女。

尽管全球知识霸权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却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它避开了系统、 实证的考察,甚至没有引起公众和政策部门应有的注意。因此,人们对它的性质、范围和意 义所知甚少。

其特有的结果之一,并且确实对当前全球化进程起到支撑作用的,就是思想和认知的日益 标准化和千篇一律,再就是知识的同一化。它的宣传是靠经常地、广泛地运用一套时髦词汇 和套话,包括“正确的”措辞,以掩盖深层问题,同时提供政治的合法性,使那些原本令人 怀疑的概念、行为、程序或体制赢得人心。

全球化的主流模式所依赖的,是对当前世界体系和发展进程的单一化解释,它提供的是一 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策,让本来复杂多样的国际社会以此去应付各种社会、经济、政 治及环境的挑战。所谓“华盛顿共识”,这套推展“全球化”的臭名昭著的符咒,本身既是 上述遍及全球的标准化、千篇一律以及所谓和谐一致的成果,同时也是它得以实行的主要的 知识工具。例如,“共识”一词常被用来描述一种成果,即一种建构或模式,可它的产生却 未经任何真正的讨论和参与,常常不允许有任何疑问便强加于人,即使它涉及的是最基本的 规则、机制、结构和程序问题。但是,这些建构或模式却影响并决定着各种社会、经济和政 治的后果,包括社会和经济进步所带来的收益的分配,以及世界范围内个体和群体的尊严。

本文认为,操纵公众舆论,杜绝社会和政治的多样性,以及阻止和抑制异端思想,迄今主 要是在一国范围内实行的,而全球知识霸权则是这种机制在全球范围的表现,或说是它的一 种变体。能够将之传遍全球不啻为一种历史性的成就,足以令往日的苏式宣传机构艳羡不已 。

全球知识霸权的机制和内在逻辑隐约诡秘,常常难以察觉。因此,它所发出的信息总是被 不加反省地全盘接受。接受者或是如饥似渴的“新生”皈依者,或是随风起舞、趋之若鹜的 共产党官员。一旦全球知识霸权的实情被发觉,通常也只是把这权力的表现当作既成事实如 数 接纳。任何抵制或挑战都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个人所无法承受的损失。

“知识霸权”在世界范围的推行,对于那些无权无势或没有足够知识能力的人们来说,实 际上常意味着“知识极权主义”。它削弱了批判能力,制造了一种南方国家日益加剧的“知 识依附”状态。任何观点只要有别于或者可能挑战当前的正统教义,从而对支撑它的主流秩 序和体制进行怀疑,它都要对之进行毁谤、挞伐。

全球知识霸权总是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单个的还是成批的,还特别关注那些地位 相当的所谓转型经济体,因为它们都在努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及其进程。它们的“知识依附 ”状态意味着,在与自己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分析、解释、政策及对策方面,都完 全仰赖于北方国家的那一小撮“志趣相投”的机构组织。这已严重削弱了它们的主权,降低 了它们审慎而明智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在国内和国际方面),或者说降低了维护和促进 (在某些情况下是认清)它们利益的能力,同时还使它们降格为别人的小伙伴,尽管这常常是 被胁迫的、三心二意的。

在改变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性质、观点、工作及其成就方面,全球知识霸权起了重要 的作用,致使这些组织日益变成受北方权势国家的利益操纵的工具。它们的民主目标因此而 被削弱,受到公然挑战,它们不可或缺地补偿和校正(在一定程度上)全球范围内不平衡关系 的职能也被削弱了,这种不平衡关系的根源恰恰在于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北方国家。联合国表 达、促进和维护人类绝大多数的诉求的责任已大打折扣,而这些诉求一向被国际经济秩序所 忽略。联合国各机构实际上已被驯服,与北方“大款”的伙伴关系已成为新格局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

全球知识霸权已达到限制甚至取缔了先前的全部发展议题——其关键部分——的效果。它 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关注的主要议题丢在一旁,使之无效。通常支撑着这些国家的国内 和国际发展议题和诉求的那些基本理由和前提亦遭否定。这些理由和前提源自这些国家反抗 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与“平整赛场”这尚未受到多少质疑的新主流信条是无法融洽的。

因此,全球知识霸权已经成了北方国家的主要工具之一,用以粉碎南方国家在发展领域和 全球政策领域的政治和思想挑战(尤其是它们的集体行动)。由于同样原因,它被用来影响和 塑造国家行为和政治经济战略,直接间接地对南方国家施加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士已 认识到,全球知识霸权已成为当前在南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地缘政治领域 的新殖民主义浪潮的主要表现之一。

由于削弱了南方的知识和政治抵抗力,将其注意力从全球架构上引开,而几乎完全集中于 南方自身内部的问题、冲突、真实的或所谓的弊端(如腐败和不透明),全球知识霸权使发展 中国家及其政府更加驯顺,在国家事务上更不能有所违抗或别出新裁,在国际领域就更如此 了。它的确已在发展中国家助长了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向,即使自己顺应于强权的命令和 新形势的约束,尽管它们也察觉到其偏向及其恶果并加以抱怨,但无能为力。

总之,全球知识霸权影响并塑造着当前世界秩序的趋向、内涵和架构,后者又深刻地支配 着世界各个角落的所有生活和社会领域。因此,它是一个需要首先承认和应对的问题,对于 南方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来说,尤其是如此。为此目的,以下尝试提出一种有关其性质和机制 的初步描述。

在国际发展议题中推行全球知识霸权的手段

当前的全球知识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它所代表并推展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尽管这里无 法讨论该教义的性质和内涵,但为了理解它所催生的全球新政治,我们有必要重温:它使全 世界的政策部门的注意力偏离了北方工业化国家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偏离了体制及架构方 面的问题。

体制未受挑战,权力架构未遭质疑,经济领域的老大难问题交给了北方富国来决断。有关 消除贫困、优化管理、环境或根除腐败的责任,在所有方面都完全推诿给了发展中国家。此 外,发达国家对南方的干涉被合法化了,现在它们指手划脚,强迫发展中国家干这干那。

把全部经济问题交给市场和私营部门来解决,与此相伴的是大大削弱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 及其传导能力,这些也影响到政府间协力改善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行动。由于把万 事万物都简化为狭窄的特殊利益,全球知识霸权把注意力集中于微观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引 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由此诱使它们忽略了自身共同的更广泛的体制性 的目标和问题。有关的问题都被看作是一国内的挫折,而更广泛的架构和体制所应负的责任 却被开脱了。拒绝把注意力优先集中于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化”和“平整赛场”作 为基本目标,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发展中国家要求体制变革的诉求。发展中国家被降 低到这样的地位:以其特殊背景和越来越个案化的理由而要求被特殊对待,或要求来自富国 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但这两方面均乏善可陈。

看一看全球知识霸权运作的方式吧,有许多都是通过巧妙地运用名词术语,一方面支持主 流教义和现存秩序,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则贬低、诬蔑、妖魔化任何质疑、挑战和别 样的选择。

当前全球化的世界秩序被称作“新的”、“现代的”、“科学的”、“富有成果的”和不 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而使其呈现出新生的、正面的意义;任何从发展的立场提出的质疑和 问题,都被斥为“意识形态的”、“陈旧的”、属于过去的——这个过去是“化石”和“恐 龙”的过去,还有更糟的,被斥为属于“国际经济新秩序”(联合国大会1974年采用的概念) 的那个过去,在时尚流行的辞典中这一说法似乎已等同于一句脏话。使用屡试不爽的法子, 以谤词和贬损的称谓来取消质疑和论争,的确常使那些提出正当疑问的人们归于沉默。使这 些人恶名加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他们因此被淘汰出局,预先制止了任何争论。这种贴 标签法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困境已使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和领袖们采取了低调克制的防御姿态 ,他们似乎常常忘记,许多被宣称的“新”,从其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思想和结构的起源来 看,实际上要“旧”得多。

“意识形态(或历史)的终结”、“冲突的终结”、“伙伴关系”、“投资者”、“机遇和 挑战”、“不再分南北”、“积极的或前瞻的议题”等等,这些喋喋不休的词句充斥于当前 国际上与发展相关的话语之中。其用意是取消问题,压制任何可能的质疑。它们还意在说明 现行体制完美无瑕,说它是惟一可能的体制,“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是最好的一个”,其基 本 架构是毋庸争议的。在这样的格局中,南方国家的基本利益被认为与北方国家毫无二致, 因此,无需问主流架构、体制和程序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将要产生什么结果。在这样的形势 下,发展中国家只好去“自己碰运气”了。

从联合国有关发展的话语中寻章摘句,在运用时赋予其迥然相异或片面的内涵和意义—— 这成了一种使其政治和知识上的挑战归于无效,并同化其动员能力的手段。(新近的例子是W TO中的“发展份额”概念。北方关于这一份额组成内容的看法很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南方的传 统发展议题,以北方的利益和观点重新对之进行解释)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 说明了,为什么相关政策的基础及其实施权转移到了北方国家控制的机构组织,即世界银行 、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最近的世贸组织,它们已接收了有关发展的名词术语,并将自 身的授权范围扩大,以容纳有关发展的问题。

许多政治术语几十年来一直是联合国工作和一般社会言论的主要用语,现在则遭人厌恶, 实际上已从正式场合销声匿迹;例如“平等”、“独立自主”、“民众”、“剥削”、“土 地改革”、甚至“国家主权”(但只是在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似乎已全被废弃,不具备 政治正确性了。而同时,诸如“投资者信心”、“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新概念已占据舞台中 心,被发达国家用作主要的政策杠杆。为了取悦于人和保持一致,现在,这些合乎政治时尚 和正确性的词句也频繁出现在整个南方的政治言论中,只是对其深层内涵或者在北南关系及 全 球政治背景下的意义,常常缺乏适当理解。“人权”(被片面、狭隘地界定,而且北方拒绝 将之与国际发展议题挂钩)以及“管理”、“透明性”和“腐败”,如上所述,不仅作为 关键词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被动,处于被指控的地位,而且使国际上的注意力从发达国家应负 的责任和攸关南方的关键问题上转移开了(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布雷顿森林组织和世贸组织所实施的条件限制下,“管理”和“民主 ”这类概念不经过任何调整,便日益被用来向南方推销北方的政治思想和体制。这种对“民 主”的移植,常带着传教般的狂热和伪善,其结果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与混乱,广大阶层 的逐渐边缘化,本地政治架构和体系的中断,还有本地精英阶层的兴起,他们投靠和仰赖的 是以北方为中心的跨国精英及其关系网。

使用复杂而专门的语词和貌似中立的技术性用语,再缀以道貌岸然的语句,这已成为一种 手段,用以掩盖深层问题,并阻止人们提出疑问。有选择地使用数据是同一过程的另一方面 ;几个精心挑选的指标(许多都和股票市场的表现相关)被用来描述和评估全球及一国范围的 生活状况,致使几个小数点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了头等大事。因此,关注点便从深层的 结构和程序方面,从批判性地看待发展的指标和数值方面转移开了。

与术语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对诸如“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这类学科的科研和教 学的支持已被削弱,仿佛它们关注的问题不再成立或已经解决了。这些学科已从许多学院的 课程表上消失,居首位的是所谓政治中立的技术性学科,如数理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工 商管理,它们很少对主流范式和现状提出怀疑。那些使用政治上正确的语言从事妥当的研究 的学者通常受到优待,获得补助和旅行经费,这对于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来 说意义非同小可。

另一相关的方面是,不再鼓励关于全球议题及其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和分析。这特别影响 到联合国,现在,那里明显有一种研究和处理小问题的趋向,就事论事或者就局部谈局部。 因此,注意力倾向于“树”,而审慎地回避了“林”——当前一棵时髦的“树”便是“减缓 贫困”。如果你想要了解全球的问题、架构及其相互关系的话,这种倾向就特别有害。除去 一些特殊的例外,如联合国贸发会的《贸易与发展报告》和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联合国总体上不再以体制的方式承担其基本职能,即对国际发展议题不再采取综合的方法 ,“见林又见树”的方法。

恐惧和恫吓也妨碍了任何来自官方的对当前全球知识霸权及其深层内涵的有效挑战。由于 担心被剥夺了所需的“产品”,担心受到制裁或被其他经济、政治的压力所压倒,各国政府 都三缄其口。这些制裁出于双边关系,或者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世贸组织这 样的多边关系,并且日益由北方的巨型公司和投资机构所主导。当各国打算抗拒这些外部限 制和歧视性政策的时候,它们就可能——例如说——被指责为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 他们由于本地因此而发生的经济动荡而撤资,或者被指责为妨碍了外国机构的投资行动。当 媒体预言会发生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广大公众也常受到胁迫,以使他们能对政府施加压力, 使之适应“新”秩序,不再“自拆台脚”。在当前强权政治的单极世界中,含蓄的或直截了 当的恫吓与敲诈正在成为不可挑战的日常惯例,的的确确限制了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虽然上述情况随处可见,但却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政府一般不愿承认自己屈从于威 胁和恫吓。个人,特别是那些在政府和国际机构供职的人们,也有其理由保持沉默,这些理 由包括保住饭碗或加官晋级,是可以理解的。反抗的意见和言论大多没有公开,从而造成了 这样的印象,似乎公共部门是和谐一致的,普遍认可现状。

在国际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斯蒂格利茨综合症”,由此,这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在公开演讲中对华盛顿共识的抨击,等于是从最高处开了绿灯,从而使公开表达怀疑和 批评意见在体制内不再遭受歧视和威吓。因此,许多人受到鼓舞,开始公然质疑和批评“全 球化”,并且像这位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样,人们重新发现了(由于不了解先前联合国有 关发展议题所做的工作)某些概念和规划的价值,这些概念和规划在早年曾广为人知,但如 今却被新自由主义浪潮所掩盖,或以意识形态的理由被全球知识霸权所排斥,扫进所谓“历 史终结”的垃圾箱(以为它们从此再也不能见天日了)。

全球知识霸权由于现代技术,由于北方少数国家和公司对全球媒体的集中控制而变得更可 行,更易行,更有效了。北方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它们掌握的广告、文化产品以及包括对全球 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解说在内的其他讯息,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并塑造着全球听众,特别是年轻 人的思想和观念。另一重要问题是英语的日渐强盛,因而操用该种语言的中心国家的观点和 思想也日益占据主流。法语和西班牙语,更不要说其他语言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很少能超越 使用这些语言的国家范围,它们实际上在全球舞台上没有立锥之地,毫无影响。例如,法国 学界、媒体、甚至公众人物对全球化的那些尖锐分析便遭遇如此命运。由同一间知识兼政治 的厨房烹制出来的简短且简化的资讯、新闻和知识,通常涉及高度复杂的问题,它们大多被 世界各地的公众所接受——这对于广大公众起到了实际的催眠作用,事实上等于一场“全球 范 围的洗脑”。

诋毁“开发型国家”(甚至诋毁北方“福利国家”),诋毁公共机构及其所做的努力(认为它 们是“糟糕的”,相比而言,私营部门以及私有化被认为“十全十美”),诋毁以往年代的 开发成绩,连同判定它们为非法,诅咒联合国的开发工作及传统的北南议题——这些都助长 了当前的知识霸权,并构成了它的一部分。

对发展中国家及联合国的挑战

对南方知识储备的侵蚀,如前所述,既是当前全球知识霸权的一个结果,又对之起着推波 助澜作用。这降低了它们的抵抗力,削弱了其首创精神。而且如前所述,对南方知识储备的 侵蚀也是由于与之相辅相成的联合国的弱化。作为独立思考、分析和首创精神(特别是关于 全球经济问题)的一个源泉,联合国曾经被发展的目标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前提及使命所激 励。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舞台,对主流模式的性质及内涵的影响力已日渐衰退,因为它们集体行 动的能力已经弱化,并且已放弃了在全球政策领域的领导权。置身国际经济环境中并备受打 击,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各奔前程,或者干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随波逐流。在此形势下, 金融和贸易部门在一国举足轻重,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而它们关心的只是直接和短期 的利益与问题,局限于技术治国论的模式,通常不再具备广阔的政治或战略视野。

新潮流中的某些方面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的,对此它们也可能广泛协商并进行抵御,但 这本身不足以有效地反抗新体制和大趋势,也不足以提出另类的纲领或一揽子计划。南方没 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适当的人才资源组成自己的机构,以界定和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 益,提出建议,或者提出必要的技术和知识的论证,以便在同北方打交道时维护它们的共同 利益。此外,如上所述,联合国不再能自主,不再能像当年那样,为77国集团提供知识的、 技术的和政策的后援。

由于彼此疏离,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屈从于北方的高压。北方设法阻挠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 动的集体行动,对发展中国家挑拨离间,并显而易见地、合乎逻辑地将此作为一种战略。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略做回顾。联合国曾经提供了一种经验分析的立场,支持发展中国家 为寻求发展而改变国际经济关系及订立新规则的要求,从而在挑战北方主导的知识体系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最突出地反映在联合国贸发会的创立及其工作当中,而贸发会的基础 又是先前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区域范围内所做的预备工作。为建立联合国贸发会所 做的斗争促进了77国集团的诞生,并有助于77国此后有能力以更平等的方式同北方讨论和谈 判。

因此,北方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破坏贸发会及联合国,削弱、解除它们在上述问题上帮助 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之归于无效。其做法相当成功,一个重要的、备受尊敬的、在知识和 政策上挑战现有体制的中心被损害了,而发展中国家曾经从那里获得知识的支援,并将之转 化为一种集体行动,以便在全球范围改变政策。总括而言,达到所谓“一石两鸟”效果的途 径有许多种,包括:

从内部削弱联合国,手段是直接施压,削减预算和人员,限制和更改联合国的权限,特别 是在经济领域。

删减传统的发展议题,把许多批判性的论题从调查、研究和讨论中删除,重新确定联合国 及其各机构的方向,使之关注北方感兴趣的问题,或去关注主要与南方国家国内政策有关的 事务。

对现有联合国机构施压,包括强烈要求取消联合国贸发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拉美经 委会和非洲经委会,因为它们早已“完成使命”了。据认为,所有这些组织都为南方提供支 持,并与先前的发展议题难解难分。

作为北方控制的国际组织,那些多边金融机构和世贸组织以一种权威的、“多边的”形式 表 达了对当前体制的智力上的支持。这些机构不是调节外部经济环境,使之对发展、对发展领 域的国际目标给予支持,相反,它们的用意是调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关注这些国家的 内部管理和政治,以及它们如何按照北方的条件融入世界经济。相辅相成的是,联合国及其 机构——例如开发计划署——也一直被尽力加以重塑,其蓝本是布雷顿森林组织,并且是作 为配角,而不是世界舞台上潜在的挑战者和政策领导者(注:关于改革联合国的讨论,见南方中心《为了强大而民主的联合国——有关联合国改革的 南方立场》,1997年,泽德图书有限公司,伦敦与纽约。

南方声音的沉默以及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屈服,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攻势”的结果 ,这一攻势导致了1990年代声势浩大的“全球知识霸权”,而上述的沉默和屈服反过来又在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对这种霸权的有效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挑战知识霸权

任何一种具体的全球知识霸权都是过眼烟云,因为霸权总难持久。当前形式的霸权出现在 一个全球权力与政策失衡和混乱的时代,此时,高歌猛进的政治力量和权力中心抓住机遇, 在世界范围强行推进其偏好的理论、样板和模式。

曾有一个时期,似乎不大可能对这种北方的经济和社会哲学发动有效的挑战。但情况可能 正开始变化。这种反抗力量的萌动,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进程及其负面效果所致,一方面也 是由于此前许多形单影只的反对派目前正力量倍增,并且彼此声息相通,致使全球的鼓噪和 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全球知识霸权的效用开始衰萎,四处兜售的回报也日益减少了。围绕19 99年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而发生的西雅图事件,就是大形势正在变化的一个例证。

然而,这些积极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发的,受到多方限制,需加以引导,以获得明确 的共识。因此,还有必要在更大范围认清当前全球知识霸权的存在,认清它在南方的决策层 、媒体和公众舆论当中,以及在学院和知识界的意义和影响。这就需要立足于南方来应对当 前形势,克服南方被解除思想武装的状态,重获思想武器和力量。

在此方面一个关键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是,构想出各个部分并将之汇总为一个具有包容性 的纲领,使发展中国家在今天团结起来,努力改革主流体制,促进自身国家的发展,捍卫其 政治和经济主权。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认清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其 来龙去脉的把握有助于建立一种共识和共同的立场,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架构、体制以及 为它们提供支持的知识范式。

在实践中,这要求把南方的智慧、知识和组织机构联合起来,对研究工作统筹安排,分工 协作,积少成多,最终总括成一个全球性的南方宣言和纲领,以回应各种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回应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促成民主的多边主义。易言之,这要求改善南方 国家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体制、组织和结构关系。

知识的依附使人虚弱,南方必须加以克服。它应当谋划和调整其目标和措施,以在思想和 知识成果上成为较有力的全球性的竞争者——这对于引导全人类的行动至关重要。这是将要 在新世纪领导发展中国家的新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而这一代人已经历了全球知识霸权综合症 的恶果。上述可以看作是在当前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延续的独立和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在全 球舞台上赢得声音和实力的关键一步,而实力正是北方集团所重视和必须应对的。当然,必 须继续伸张国际公正的道德依据,因为它们有效,并已被北方的许多人所认可。然而,道德 诉求无法撼动工业化国家的权力架构,惟一有效的是南方的实力。

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于被动地、幼稚无知地充当北方经过精心包装的思想产品的消费者。 它 们必须武装起来,在全球舞台上(包括市场领域)变成老练的对话者和谈判人,特别是必须认 清工业化的北方是如何行事,如何机敏地、冷酷无情地谋取自身利益的。它们必须重新获取 知识空间,并为此目的培养必备的能力,包括在其高等教育机构中培育新一代人的意识,复 活、培植思想的根苗和潜力。它们必须拒绝完全单向的、极度失衡的北南关系,这种关系是 1990年代方才出现的。

当南方获取了足够的独自作战的力量时,它的斗争仍需要同盟军的支援。因此至关重要的 是,必须调整联合国,妥善配备人员,支持其领导地位,协助它重新担当原先作为全球知识 的源泉和政策及调研工作领头人的角色。这将使联合国的行动依照其宪章的目标,追求以人 民为本的发展,追求国际关系的平等和民主。一旦联合国更有力地行使其独一无二的角色, 促进人类共同利益,并因此构建一种对此给予支持的知识框架,那么,构成1990年代之时代 特征的全球知识霸权就不会那样坚不可摧了。但是,应当牢记,联合国是其成员国的产物, 因此,发展中国家协作抗争的失败,使得这个机构特别是其秘书处,在财政上依赖于北方, 面对冷战后的国际权力架构就更加脆弱和无助了。

此外,虽然南方包括了人类的近3/4,但是,在对当前主流经济哲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现状 的认识上,它也并不孤单。北方以及现在所谓“转型国家”中的许多人士同样强烈地质疑主 导1990年代的那些进程和取向,即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动力的全球化。如果南方的政策 和知识领导人与北方的知识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彼此协作和支援,便有望打 破有关社会经济观点和理念的全球霸权,分享全球思想和话语,并对之施加影响。互联网的 动员和交流能力,还有一些在1990年代推动了全球知识霸权的设施和手段,也都可以服务于 这 一目标。

知识的解放,植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21世纪之初,它应该成为南方的集体事 业,应当有助于构建一个理想世界。这是南方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行动, 反过来又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真正影响力,获得真正首创精神的前提条件。它对 于捍卫这些国家备受打压的经济和政治主权及认同性,对于克服人民面对世界大趋势的普遍 的无助感和失败感,也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为纪念已故的南方中心主席姆瓦利姆·朱利奥斯·K·尼列列而作。此文以在“超越华 盛顿共识”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该会议由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 办,于1999年6月16—17日在巴黎举行。本文还援用了在西印第大学全球化研讨班上有关同 一 论题的论述,这一研讨班于1999年2月1—2日在牙买加金斯顿市蒙拿校区举办。本文观点均 属于作者。在此感谢胡安·韦肯、安·扎米特、列尔卡·考马尔、阿布杜尔·雅罗和C·B· 劳在本文完稿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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