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1-0016-05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这些认识的基本方面，对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作一探讨，以期史学界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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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北洋军阀柄政，整个社会呈现一片衰微破败的惨象。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知识界提出了多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先进知识分子拨开了目迷五色的思想迷雾，“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p86)。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中国“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的主张，先进知识分子明确指出，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没有必要重蹈欧洲社会的覆辙，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独立和充分发展的阶段。实现社会主义是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的，对此，先进知识分子是“十二分承认的”，他们也很知道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不能提倡和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申述了两条理由：第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根本不相容”的两种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了一个新纪元。自此以后，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学习俄国的榜样，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2](p13)。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正是顺应了“世界底大势”。第二，中国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实业，增加物质的生产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上海等工业都会的现实，说明中国若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发展实业，只能给全社会造成更加深重的灾难。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不但可以“使生产品急速地增加”，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况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3](p454-455)。基于上述理由，先进知识分子确信中国“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4](p7)，“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支那，只有这个主义比较地能在支那实行”[2](p12)。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呢？先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5](p6)。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压迫无产阶级，把他们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这是“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无产阶级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6](p4)。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觉悟到“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这种“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他们驳斥了一些人提出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指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说是已经破产了”[4](p14)，“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那些主张“向议会讨生活”的人，企图拿议会制度“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7](p11)。
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即建设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也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一致的看法。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1](p115)，是完成社会革命和“造成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底唯一手段；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决不能实现”[2](p19)。
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要运用强力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8](p129)，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承认、接受的一条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是他们认定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少数资本阶级所私有”，这种“私有财产制实为最大多数劳动者痛苦之所由来”[9](p7)。“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这时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资本家也变成劳动者了。大家都享有自由，都得平等”[8](p130-131)。这种看法，在先进知识分子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
关于计划经济，先进知识分子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组织生产，以实现供需平衡，避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社会之祸。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有两大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一是生产过剩。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就应该“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目的“是生产力保持均平”。而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这就是说，一方面要以中央权力去“干涉”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另一方面，“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5](p4)。这其实是要求“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组织生产。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混乱状态就从根本上消除了。
关于按劳分配，这也是先进知识分子谈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重要话题之一。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分配方面的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象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7](p2)。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分配制度。全新的分配制度“就是不做工的人不准吃饭；做了多少工，才能得多少报酬”[10](p28)。
以上是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初步理解和基本认识。他们在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实现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从这些尽管是“初步”的认识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正是这一代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混沌迷离的思想界创榛辟莽，呐喊鼓呼，才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黎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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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在学习、接受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时，注意把这个伟大的理论与国际国内情势相结合，既能大致准确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某些具体问题所作的结论。他们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问题时，闪现了若干新思想的火花。
（一）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什么神”，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在的情形”相结合。先进知识分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大胆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社会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某些具体问题所做的结论会因为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其真理性价值。“马昂两氏（即马克思、恩格斯）固然是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们两人固然有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然他们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11](p8)。马克思以为社会主义实现最早的国家，一定是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英、美、德、法等国，不料这一胜利确在资本主义并不十分发达的俄国首先实现。由此，他们嘲笑那些借谈社会主义而提倡资本主义的人是“新顽固”，“书呆子”，“读了几句死书，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配提倡才能实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被死书蒙蔽住了”[2](p14)。并讥讽那些主张“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的“新顽固”的观点“好比说‘一个人若想实行服药，不得不使他大病特病’”一样荒谬[11](p8)。
本着这种态度，先进知识分子进而指出“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作出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11](p9)。要下大功夫研究怎么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p34)。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胆地指出，尽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必然结果，但“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们将英美与俄国作了对比：“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原故”。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我国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5](p9)，“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3](p35)。
（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生产力”。先进知识分子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一定要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然后才没有危验”[2](p22)。社会主义实现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将社会主义“搁在一个强固的经济组织上面”，从而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他们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后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实行社会主义“比别国更加困难”。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造成稳固的基础。“基础不筑稳固，上层构造一定要倒下来的”[2](p14)。可见，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只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稳固的基石。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更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三）“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5](p5)。马克思本来设想，在将来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将采取劳动证书或劳动券的形式来实现。然而，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产品也不是十分丰富，“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制限”[5](p5)。即用“货币经济”来调节个人的收入和消费。一方面，“各人消费的物资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过自己收入所得的价值。消费的时候，各人必须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也要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各种物质都需依一定的价值单位定一个价格”，根据“生产物对于需要的关系，若其分量比较的多，则定价从廉，否则定价从高”[5](p5)。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的生产物”实行较为公平合理的分配。
先进知识分子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分配的错误主张。无政府主义中“一派人主张分配底客观的平等，说各人在年龄男女的限界内，应当分受同质同量的物质”；一派人主张分配底主观的平等，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先进知识分子明确指出这两种主张都行不通。前者“蔑视各人的个性，阻碍各人的自由”，其实是平均主义。后一种主张则“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只有当“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5](p5)。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正确见解还有很多，这里只是略述其要点。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十分重视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关于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区别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两种分配制度的思想等，都闪现着智慧的光芒。这些认识虽然显得比较稚嫩，也说不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突破，却也显现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相结合的良好开端。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始初阶段，先进知识分子就能提出这些富有见地的在今天仍有启迪的见解，更显得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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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以自己“初步”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在阐述对社会主义的见解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不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在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时，最注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内容，因而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的论证，就成为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欧美和日本等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把这些国家“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12](p8)。在中国都会中的资本主义“实是罪恶底渊薮。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底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12](p7)！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造成了“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显然，他们是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等同视之，只看到资本主义在中国造成的罪恶，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冲击和瓦解因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相联系，他们不加区别地把中国资产阶级视为一支反动的政治力量，认为“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12](p21)。
先进知识分子的上述看法，受到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的影响。其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必须先进行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不但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保证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的充分释放，而且能够在条件成熟时把中国由新民主义社会导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些道理，当时的先进分子并不清楚。他们在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时，强调中国当务之急的问题是“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4](p14)。自然看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具有参加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甚至能够在这场革命中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随之而来的是，先进知识分子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经济成份，排除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可能性。本来，马克思、恩格斯把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是立即将“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先进知识分子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7](p13)，中国将来只能采用这种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先进知识分子所说的将“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是后来苏联开创的、并为中国和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仿效的那种包括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先进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为原则”[4](p4)，不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罪恶与社会不公的代名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幸福与社会正义的同义语，只有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中国振兴与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这种认识上的偏激和片面之见，显然有悖于中国的基本国情。
此外，先进知识分子强调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组织全国的经济生活，提出实行使“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的计划经济；他们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也缺乏一贯性，如他们一方面提出用货币经济调节个人的收入和分配，但又主张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可以全废”，等等。这些都是明显忽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而产生的认识错觉。
先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存在的缺陷，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前景时，本身就夹杂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因素，这对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先进分子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尚没有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根据这个理论为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再则，他们在当时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将来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来不及仔细思考。他们只能在当时的条件下认识社会主义，而不可能超越时代条件的局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在各种“主义”纷呈的复杂思想环境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示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他们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但是，他们又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特别是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解决。可以说，我们许多年来是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长时期株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当是肇始于五四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0-10-17
标签：公有制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