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劳动与雇佣关系研究
特邀主持人 杨伟国
[主持人语]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而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被广泛解读为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更多的是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作为“世界工厂”为全球价值链贡献“中国制造”而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话，那么随着“一带一路”蓝图的全面铺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要面对的是对外投资、超越国家疆界来组织生产过程这样一个崭新的命题。在中国劳动关系领域，学者们过去将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在了研究中国国内的劳动与雇佣关系的制度和管理实践上，而对于国外乃至全球层面产业关系治理的研究并不系统并且往往是现象描述式的。在一个也许可以被称为“全球化2.0”的时代，比较产业关系研究亟须系统性的理论思考。
我们因此特别策划了“全球化时代劳动与雇佣关系研究”专题，共组织了三篇文章。第一篇论文评述了战后西方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第二篇论文则以中东欧地区这一群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血脉的国家为例，分析了其工会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挑战及应对策略。中东欧国家工会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式微及其艰难转型例证了传统比较产业关系理论对于新时期各国雇佣关系所呈现出的多样性的解释乏力。第三篇论文将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融入产业关系系统理论，进而提出了一个更加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我们呼吁，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之下，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从这一全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全面考察各国家和地区各具特色的产业关系系统。敬请关注。
加强对于基层警务工作的职能控制不仅要基层警务工作者了解职能范围，同时也要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基层警务机关作为政府机关，各项职能都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运行。不仅要从法律和技术上明确相关职能的范围，更要保障基层警务工作者在履行相关职能的过程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基层警务工作的相关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使得基层警务工作者可以更好履行自己的相关职能，并且可以避免脱离群众。因此，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才能保证基层警务工作者职能的顺利进行。
西方比较产业关系理论：发展与挑战 *
杨伟国，周 宁
[关键词] 制度主义；劳动关系；系统理论；全球化；比较产业关系
[摘 要]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全面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统治了西方劳动关系研究数十年历史的制度主义随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关注劳、资、政三方和国家正式制度的系统理论开始逐步丧失对于劳动关系世界的解释权。学者们试图突破局限，尝试从不同角度升级系统理论。贯穿这一系列理论升级的红线则是在国家制度和劳、资、政三方框架之外寻找对于产业关系多样性的解释变量。这其中包括：次国家产业关系系统视角关注国家内部产业关系子系统，强调地域、行业、次国家行动者等影响因素。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将产业关系系统整合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而进行通盘考量，认为其他的社会经济子系统是影响产业关系系统“路径依赖”的关键变量。全球价值链视角则尝试突破国家疆界，以供应链上的控制机制为路径构建因果链条，特别关注领导企业对于供应商雇佣关系实践的影响。这些理论尝试都仅仅部分地解决了系统理论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挑战，并且未能全面升级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全球化时代，制度主义虽然实践着艰难转型，但仍然面临困境。
西方比较产业关系理论以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为核心，关注工资决定机制(主要是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以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对于工作场所中雇佣关系实践的影响。制度主义劳动关系研究在20世纪以国家主义为基础构建其分析范式，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全面来临，国家正式制度和劳、资、政三方行为主体对于劳动关系多样性的影响力式微，这使得以此为基础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面临危机。20世纪末以来，学者们开始就升级这一分析范式进行种种尝试，试图重获制度主义对于劳动关系世界的解释权。然而，这些艰难的理论转型囿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收获全面的成功，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关系学界仍然亟须理论创新。
3.3.2 印度紫檀种植管理。种植前应安装好排喷灌设施。挖坑规格为40 cm×40 cm×40 cm,在种植前30 d每坑施放3 kg经堆沤的有机肥料，后回土种植。
次国家系统的比较视角对于中国问题研究尤其重要。特别是跨地域的比较分析中，近年来一些经典的文献都致力于识别地域模式。李静君(Ching Kwan Lee)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区域对比，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她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工政治模式，并将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归因于当地不同的制度遗产和劳动关系系统。[注] Ching Kwan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 ’s Rustbelt and Sunbel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在东南中国，傅青山(Eli Friedman)进一步区分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他分别称之为“本土创业”(local entrepreneurialism)模式和“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模式。他发现，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带来了两地截然不同的行业工会的行动和行业集体谈判的结果。[注] Eli D.Friedma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toral Unions in China”,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2014, 67(2): 481-503.另一个视角是行业研究，一个系统的研究来自吕博艺(Boy Lüthje)、罗斯琦(Siqi Luo)和张皓(Hao Zhang)，他们调查了汽车、纺织服装和电子制造三大行业的产业关系状况，并识别了五种不同的劳动关系模式。[注] Boy Lüthje, Siqi Luo and Hao Zhang,Beyond the Iron Rice Bowl :Regimes of Produc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Campus Verlag, 2013.
一、20世纪产业关系系统理论的变迁
20世纪劳动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以制度主义为红线，经历了从系统论到“转型论”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又伴随着产业关系系统理论从单纯关注国家制度到关注各行为主体的战略决策的转变。然而，系统理论的自我革新未能使其免遭肇始于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诸多挑战。本节梳理了20世纪产业关系系统理论的变迁及其在面对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来的解释乏力。
(一)系统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美国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国家层面的产业关系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大量学者开始关注劳动关系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然而，劳动关系却并未立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登上社会科学的学术舞台。1920年，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在威斯康星大学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动关系系，这也被视为美国劳动关系学科教育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注] Bruce E.Kaufma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LR Press, 1993; Bruce E.Kaufman,The Glob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Events ,Ideas and the IIRA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然而，劳动关系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囿于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而备受质疑。
为了统一劳动关系学科的研究范式，哈佛大学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1958)提出了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的概念，由此延伸出来的产业关系系统理论试图把产业关系研究领域中的诸多主体、运行机制和环境要素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内。作者认为：产业关系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运行规律符合“投入—产出”的逻辑。一个系统包含四大核心要素，分别是：由劳、资、政三方及其代理人所组成的行动主体(actors)；这些行为主体所嵌入并与之产生互动的环境(environment)，包含了技术、市场和权力关系等在内的一系列情境；由行动者所共享的统一的意识形态(ideology)；以及一个规则网络(web of rules)。其中，前三者是系统的“投入”项，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系统运行过程——包括谈判、调解、仲裁、立法等之后，产出的是一个规则网络。而这个规则网络可以反过来强化行动者们所共享的意识形态，从而得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注] John T.Dunlop,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lassic, 1993. 与其说系统论是一个理论，不如说它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然而就是这个分析框架定义了劳动关系作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此后几十年至今的地位。
关于系统论的批评有很多。[注] 吴清军：《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制度研究及转向——欧美劳动关系理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与本文最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系统论过分强调了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以及劳、资、政三方主体的作用，并且把规则作为产业关系治理的唯一输出，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强调法律、集体合同等正式规则。其结果可能并非邓洛普本人乐见，却在客观上窄化了产业关系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实际上影响了此后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美国，[注] 在美国，产业关系的研究过分关注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原因还在于其制度本身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改革开始，工会谈判被作为工作场所规则制定的最重要的手段，并且逐步覆盖越来越多的企业，到50年代中达到极致。 以及借鉴了美国这一主流范式的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中国劳动关系的教科书常常把系统论奉为圭臬，而主流的劳动关系研究也高度关注工会、集体谈判、政府，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政策和权利等议题。
(二)“转型论”
20世纪80年代，工会和集体谈判在全球范围内的式微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此前由系统论所主导的产业关系研究的局限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福特制社会大生产(Fordist mass production)模式的变革、全球化时代资本相对于劳工力量的增强，以及西方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生产性行业等适合工会和集体谈判模式的产业的萎缩)，使得工会的力量被不断削弱，工会密度和集体合同覆盖率在主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下降。与此趋势相对的，是企业对于工作条件的决策自主性越来越大，并在影响工作场所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
作者们从三个层面定义了新的产业关系分析框架：战略行动(strategic activities)、集体谈判和人事功能行为(collective bargaining/personnel functional activities)以及工作场所行为(workplace activities)，但是行为主体仍然是劳、资、政三方。这一分析框架此后成为产业关系研究的统治性框架，时至今日，仍然被作者们用来构建美国主流的劳动关系教科书的思想体系。[注] Harry C. Katz, Thomas A. Kochan and Alex J.Colvin, Labor Relation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然而，在宏观层面，转型论的框架仍然没有突破国家边界，以及劳、资、政的三方格局。
一是调查制度。从类别上，调查可分为基础性调查、专项调查和应急调查三类。在制度下，调查工作的计划性和实效性，与需求对接的精准性及资金的保障程度均会极大地提高。
因此，转型论对于系统理论最主要的更新是把微观层面的主体(包括企业、工会和政府机构)的战略决策纳入分析框架。工作条件的决定过程从系统层面下移到了企业。由于工会在式微的趋势下没有及时变更策略，而政府又在战后几十年直至今时今日未能深刻变革“新政”体制，企业的策略选择于是成为彼时产业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转型论的另一大更新是不再只关注规则的输出，而是看到更广阔领域的绩效表现(performance outcomes)，包括工人、企业、工会和社会。这一点是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在制度层面十分稳定的20世纪末叶的美国，一个关注规则的产生的分析框架远不如一个关注战略和绩效的框架更具现实意义。
托马斯·寇肯(Thomas Kochan)、哈里·卡茨(Harry Katz)和罗伯特·麦卡锡(Robert McKersie)(1989)三位学者观察到了这些变化为产业关系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在美国提出了产业关系的转型理论。[注] Thomas A.Kochan, Harry C.Katz and Robert B.McKersi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该理论首先认可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进而推翻了系统论的一大前提假设，即各方主体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作者们认为，企业层面从来没有真心实意接受过“新政”(New Deal)框架下的以工会和集体谈判为核心的工作场所规则构建机制。在工会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企业看似接受了工会化和集体谈判，但那只是他们面对当时复杂形势的一种战略选择，或者说最优决策。而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述生产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的战略决策也开始转向——在工会式微的条件下，反工会的策略越来越成为可能的最优决策。企业的战略决策发生了转变，但是工会的决策却没能跟上节奏，于是前者的战略选择成为了系统走向的关键解释变量。换句话说，雇主们“反工会”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变化，邓洛普只是误会了早期雇主的意识形态，而战略决策才是影响产业关系实践的关键变量。这也就解释了20世纪后半叶工会密度和集体合同覆盖率在美国的不断下降。
(三)比较产业关系系统分析
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产业关系制度分析的框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美国中心主义”的偏差，从而开启了一个比较产业关系系统研究的时代。这一流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国家产业关系系统分析。早期比较重要的研究包括克莱格等人的英国产业关系系统研究[注] Allan Flanders and Hugh Armstrong Clegg (eds.),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 :Its History ,Law ,and Institutions , Blackwell, 1954; Hugh Armstrong Clegg,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 , Totow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2.和德国模式研究。关于德国模式，英语世界的文献恐怕无法全面展现德国的产业关系系统，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德国问题学者的英文论述可以让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战后德国产业关系系统的概况和发展变化。这包括菲利普·熊彼得(Philippe Schmitter)、凯瑟琳·蒂伦(Kathleen Thelen)和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以及比较近期的维吉尼亚·道格斯特(Virginia Doellgast)。学界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战后德国工业的振兴是否与其特殊的产业关系系统相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在包括汽车业在内的很多行业，日本企业全面超越美国，于是西方学者又开始关注日本模式。这一时期，以美国汽车行业为代表的福特制大生产模式面临“破产”，因此讨论多集中在工作场所层面，探究以“丰田制”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或者叫just-in-time production)为特征的日本企业如何规制劳动关系。经典的研究包括关注日本产业关系模式的，[注] Kazuo Koike,Understand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Modern Japan , Macmillan Press, 1988.关注工厂层面劳动关系的，[注] Ronald P.Dore,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Diversit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 a New Afterword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以及关注日本企业组织在西方/美国情境下的成功的制度移植的。[注] Richard Florida and Kenney Martin,“Transplanted Organizations: The Transfer of Japanes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o the U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91, 56(3): 381-398.
最后，非正式制度和“软法”(soft law)在劳动关系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的产业关系研究主要关注欧美等西方工业国家，也是产业关系制度化最早、最完备的国家。当全球化的触角延伸至拉美、亚太乃至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后，正式的产业关系制度可能尚未在这些国家被建立起来。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包括非正式的争议处理程序、工资谈判程序，以及其他劳动条件的决定，都可能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东亚地区，关系和人情社会[注] Bian Yanjie,“The Pevalence and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The China Quarterly , 2018, (235): 597-621.深刻蕴含在传统的儒家文化里，而这些常常跟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劳动关系治理息息相关。除此之外，由企业所颁布的自律性(voluntarist)规则，比如由品牌商在其供应链企业推行的行为守则(codes of conduct)由于不具有强制的制裁作为保障，因此被称为软法，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超越由国家所颁布的正式的法律法规。
引理 3[18] 若T在y点的Fre′chet导算子T′(y)在Wy中没有非零的不动点,则indexw(T,y)存在,且在Wy上有定义。
一些研究试图超越单一国家的案例研究，通过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模式的总结和比较，寻找共通的逻辑，从而对国家产业关系系统的多样性给出解释。早期的一个重要努力是“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注] Clark Kerr,John T.Dunlop,Frederick H.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作者们认为，是工业化进程的经济逻辑和经济精英们的历史选择，激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进步，以及相伴而生的劳动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劳动问题，资本主义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应运而生。经济精英们决定了不同福利国家的不同的制度模式来重塑劳、资关系，因此造成了产业关系系统的多样性。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早已超越了国别地理而实现了全球生产整合，使得传统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变得难以有效解决很多问题。政府无法超越国家疆域推行改革政策，这并不奇怪。但即使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结构(bargaining structure)也通常无法跨越国界来组织工人和推行劳工标准。就算是在区域政治经济融合最为紧密的欧盟内部，由工会所推动的区域间的集体谈判和劳动标准也一直都仅仅停留在设想之中。[注] James Arrowsmith and Paul Marginson,“The European Cross-border Dimension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06, 12(3): 245-266.
有学者因此号召回归制度主义传统，关注国家间不同的制度情境如何影响产业关系系统的多样性。[注] Richard M.Locke and Kathleen Ann Thelen,“Apples and Oranges Revisite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 an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abor Politics”,Politics &Society , 1995, 23(3): 337-367.这个建议直接催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编著，罗列地介绍不同国家产业关系系统状况。[注] Richard M.Locke,Thomas A. Kochan and Michael J.Piore (eds.),Employment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Thomas A. Kochan, Russell Lansbury and Anil Verma (eds.),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he Growing Asian Economies , Routledge, 2005.这些研究为西方学界更新了不同国家产业关系系统的最新发展，却未能实现更加整合式的比较研究，因此在理论的提升上欠缺贡献，直到道格斯特的研究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注] Virginia Doellgast,Disintegrating Democracy at Work :Labor Unions and the Future of Good Jobs in the Service Econom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而在亚洲问题研究中，更早的一个追随者是萨瓦什·库瑞威拉(Sarosh Kuruvilla)，他的一系列作品重点关注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同的产业关系系统，提供的解释变量包括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注] Sarosh Kuruvilla,“Linkages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Human Resource Policies: Singapore,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6, 49(4): 635-657; Sarosh Kuruvilla,“National Industrialis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atterns of HR Practices”,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 1996, 6(3): 22-41.和政治治理逻辑(logic of actions)[注] Sarosh Kuruvilla and Christopher L.Erickson,“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Asian Industrial Relations”,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 2002, 41(2): 171-227; Stephen Frenkel and Sarosh Kuruvilla,“Logics of Action, Globalization, and Changing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China, Ind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2002, 55(3): 387-412.等要素。
二、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在国家主义主导产业关系系统变革的年代，系统理论为比较产业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这个理论流派延续了四大特点：(1)关注国家层面和国家内部的产业关系制度；(2)聚焦于劳、资、政三方作为产业关系治理的核心主体；(3)特别关注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4)过分关注正式制度而忽视非正式制度。但是，这四个特征在全球化时代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挑战。
这条研究线索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烙印，这源于战后“反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的盛行。作者们将产业关系制度的多样性(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归因于工业化进程和精英选择，而劳工问题和解决劳工问题的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从而刻意忽视了劳工运动的历史作用，也成功避免了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的讨论。然而，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单纯的经济逻辑对于制度多样性的解释往往捉襟见肘。事实上，作者们也预言不同国家的产业关系系统将最终趋同。而这一预测显然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时至今日，各国产业关系系统仍然大相径庭，并且难以论断哪一个就是所谓的“最佳实践”。
其次，国际和跨地区层面规则的作用日益凸显。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所推动的国际劳工标准。ILO的公约(convention)和建议书(recommendation)在各国影响力不一。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常常难以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法，但是ILO的核心劳工公约却往往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在各国推行实施。比如国际贸易规则，常常把包括ILO核心劳工标准等在内的劳动权利保护内容写进其条款。另外，资本的全球流动，驱使劳工运动也开启了全球化视野。跨国的工人联合试图在国际层面制定规则(比如全球框架协议，global framework agreements)来约束跨国公司。这些变化使得一些产业关系的学者看到了产业关系领域复兴(revitalization)的希望。[注] Lucio Baccaro, Kerstin Hamann and Lowell Turner,“The Politics of Labour Movement Revitalization: The Need for a Revitalized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03, 9(1): 119-133;Lowell Turner,“From Transformation to Revitalization: A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a Contested Global Economy”, Work and Occupations , 2005, 32(4): 383-399.这一学派关注这些最新的发展动向，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发展由系统论和“转型论”所构筑的国家系统分析的主流框架。
以精神科护士遭受暴力种类、暴力发生频次、暴力应对方式、医院态度等作为自变量，以护士职业倦怠3个维度分别作为应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表7。
次国家系统的比较研究为劳动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把实证研究最终拉回了战略选择理论[注] Thomas A. Kochan, Harry C.Katz and Robert B.McKersie,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所提示的微观层面。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很少考察除了企业、工会和政府之外的其他行为主体的角色，同时对于超越国家层面的产业关系治理结构知之甚少。
阿勇表示，他咨询过律师，律师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罚金非要一次交清不可，实际上，对于罚金数额较多，罪犯无力一次缴纳的情况，是可以限期分期缴纳的。这么做，也有利于罚金刑的执行。但审判长林灿岗拒绝了他分期缴纳罚金的请求。
这一国家产业关系系统的视角常被批评为极端或者谬误特殊主义(extreme/false particularism)，即过分关注一个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和细节的描述，虽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经验资料，以及制度借鉴的基础，但是往往无法实现更多抽象层次的理论超越。[注] Richard Rose,“Comparing Form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Political Studies , 1991, 39(3): 446-462.在早期，即使是为数不多的比较研究，也常常陷入了这种“苹果和橘子”的对比的悖论中。
三、20世纪末以来的理论重构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些学者试图重构一个超越国家产业关系制度的分析框架，从而在部分方面回应上述挑战。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尝试分别是次国家产业关系系统视角、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以及“全球价值链”视角。
(一)次国家产业关系系统视角
国别比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假定了国家疆域同劳动力市场边界的重叠，以及国家制度(包括国家层面的工会)是影响劳动关系实践最重要的制度，却忽视了次国家(subnational)层面的诸多要素——包括行业、企业、地域等诸多方面。里查德·洛克(Richard Locke)是第一个对于这种国别比较研究范式提出有影响力的挑战的学者。洛克在对于意大利汽车行业的研究中指出，与其把国家系统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并苦心孤诣地在宏观制度层面寻找解释变量，倒不如聚焦于微观层面的发展，并把国家内部不同主体的战略选择的政治生态纳入考量范畴。他提示，很多时候，次国家产业关系模式可能与本国内部的其他模式差异颇大，却同其他国家的一些产业关系模式惊人地相似。[注] Richard M.Locke,“The Demise of the National Union in Italy: Lessons for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2, 45(2): 229-249.
根据建立旱情评价指标体系和发展旱灾治理技术的需要以及上述干旱分区的原则，结合淮河流域的相关统计资料，筛选出对流域干旱情况地域分异影响较大的几个指标，分别为地貌、降雨量、受灾率（受旱面积与播种面积之比）、成灾比（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之比）、耕地有效灌溉率（有效灌溉面积与播种面积之比）、粮食作物占播种面积的比例以及粮食单产量等7项。
在次国家层面识别模式并解释差异，这个简单却又天才的建议得到了此后很多产业关系研究者的响应。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跨国研究是亨利·卡兹(Harry C.Katz)和欧文·达比肖(Owen Darbishire)，两位作者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七个国家的汽车和电信行业的雇佣关系系统，识别了四种主要的雇佣关系模式——低工资、人力资源管理、日式导向以及合作团队制。他们的一个趋势性预测是：随着全球经济的紧密整合，国家内部雇佣关系实践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大，但是不同国家的同一种模式却将愈发趋同——因此得书名《趋同中的差异化》(converging divergence)。[注] Harry C.Katz and Owen Darbishire,Converging Divergences :Worldwide Changes in Employment System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本文首先梳理了20世纪比较产业关系理论的发展沿革。以系统论和“转型论”为基础所构建的产业关系系统理论为20世纪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框架，却在全球化时代遭遇到难题。第二节具体列举了这些挑战。第三节则评述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学者们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主要理论尝试。这些有益的探索虽然从不同角度弥补了系统理论的不足，但是对于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及其解决之道的讨论却不够充分。在一个由全球生产网络和不同利益相关者所整合的全球产业关系治理体系中，一个更为全面的比较产业关系的分析框架亟须得以重构。文章的结尾讨论了构建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方向。
再次，劳、资、政三方已经不再是劳动关系治理的仅有主体，在有些情境下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主体，劳动者的组织也不再限于工会。事实上，随着工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以及集体谈判的去中心化和影响力的缩小，[注] Harry C. Katz,“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3, 47(1): 3-22.越来越多的劳动关系的调整已经超越了工会和集体谈判的传统框架。这部分主要有三个流向：(1)被越发完善和精细化的劳动法律体系以及基于个人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所吸纳；(2)在工作场所层面，一部分的工会职能被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所代替；(3)在社区层面，NGO和其他基于社区的工人组织(比如工人中心，即worker center等)取代了传统的工会，这些组织在工人保护上的策略尝试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并不拘泥于撬动企业推动工资谈判。[注] Michael J.Piore and Sean Safford,“Changing Regimes of Workplace Governance, Shifting Ax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to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 2006, 45(3): 299-325.
(二)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
事实上，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提供的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产业关系领域的分析框架，但是却深受产业关系学者的喜爱。这个理论将产业关系系统视为整个政治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教育和培训系统、企业治理系统，以及跨企业关系系统并列，并且互为补充。也就是说，一个政治经济体的制度特征，是由不同子系统的特色共同决定的，并且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制度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阻碍了任何一个子系统内生剧变的可能。因此，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倾向于稳定并且保持多样性，而系统的演化通常仅仅以极缓慢的渐进式变革的方式实现。这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历史地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和合作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其产业关系系统的特征为灵活、少政府干预，以及低成本和流动性较高的劳动力市场。而后者以德、日为代表，强调企业员工参与和工资集体协商，特别是行业层面的工资协商。[注] 在日本，正式的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极少，但是却在行业层面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工资协调机制，即由大企业通过企业集体谈判设定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行业内部(有时甚至超越行业)的其他企业得到复制(Sako, 1997; Weathers, 2003)。这种被称为“模式谈判“(pattern bargaining)的工资决定机制确保了日式合作市场经济的延续。 而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模式分别与两类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技能开发、企业治理以及企业网络制度紧密相关。[注] Peter A. Hall and David W.Soskice,“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in Peter A.Hall,David W.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1.
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将产业关系的研究置于整个政治经济治理结构的宏观视角，从而使产业关系系统可以方便地被用来解释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然而，其对于产业关系制度本身的分析和类型划分却流于表面化和过分简单化，无法为产业关系系统的多样性提供更广阔范围上的解释力。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的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流派此后发展的十几年里，学者们仍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更新的框架来提供解释。最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虽然超越了系统理论所关注的劳动关系传统制度，但是仍然未能超越国家疆界内的正式制度，也缺乏对于国与国之间制度互动的有效探索。
(3) 在发生浓烟状况下，大功率参量阵定向扬声器的音频引导与疏散标志，具有灯光标志不可替代的作用，弥补了原有应急疏散引导中的技术缺陷，并且疏散效率极其出色。
(三)“全球价值链”视角
在第三个有益的尝试中，产业关系学者们引入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理论，试图重构产业关系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诸多挑战。价值链的概念首先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于1985年提出。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的定义，价值链描述了企业和员工将商品或服务从构想到投入最终使用甚至之后的全部过程，包括了设计、生产、分配及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的种种活动。[注] Global Value Chains, “Concepts and Tools”, April 20,2018, https://globalvaluechains.org/concept-tools. 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和休伯特·施密茨(Hubert Schmitz)将全球价值链中领导企业(lead firm)和供应商(supplier)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公平市场关系(arm’s-length market relationships)、网络关系(network relationships)、准层级关系(quasi-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和层级关系(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注] 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 Studies , 2002, 36(9): 1017-1027.在上述四种价值链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约翰·汉弗莱和蒂莫西·斯特金(Timothy Sturgeon)进一步引入了任务复杂程度、任务可标准化程度、相关供应商的实际或潜在能力三个变量，并按照价值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将价值链归纳为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关系型(relational)、领导型(captive)和层级型(hierarchy)等五种类型。[注]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12(1): 78-104.这成为后来价值链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经典的类型学工具。
借鉴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业关系系统重构的尝试，较为突出的是塔什林·拉哈尼(Tashlin Lakhani)、萨瓦什·库瑞威拉和阿里尔·阿武加(Ariel Avgar)发表在英国产业关系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50周年纪念特刊上的理论文章。该文进一步添加了超越国别及传统劳动关系三方主体的变量，构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关系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基于一个大的前提假设，即全球化时代，领导企业的策略正在越来越显著地影响供应商企业的雇佣关系实践。作者们认为，在经典的五种价值链配置下，由于优势企业对供应商雇佣关系的影响程度、供应企业员工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供应企业的就业稳定性、国家制度对供应企业雇佣关系的影响程度这四个变量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供应商雇佣关系特征。[注] Tashlin Lakhani,Sarosh Kuruvilla and Ariel Avgar,“From the Firm to the Network: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Theor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3, 51(3): 440-472.
尽管全球价值链理论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于全球经济的认知，但学界对于该理论不乏批评之声。如杰弗里·亨德森(Jeffrey Henderson)、彼得·迪肯(Peter Dicken )、马丁·赫斯(Martin Hess)尼尔科(Neil Coe)和杨伟聪(Henry Wai-Chung Yeung)认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使用“链条”这一比喻将生产与分配的流程简单地概念化为垂直与线性的过程，而事实上多维、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人们理解复杂的生产系统。[注] Jeffrey Henderson,Peter Dicken, Martin Hess, Neil Coe and Henry Wai-Chung Yeung,“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2002, 9(3): 436-464.与此相关，全球价值链理论采取过于静态的方法，仅强调价值链内领导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二元治理关系，而未对供应链与生产网络中的其他重要参与者间的动态互动加以关注。关于该理论的另一方面批评在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忽略了空间性，并未关注到全球生产的领土与国家背景，而事实上，一国的政治法律背景在价值链的塑造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注] Jennifer Bair,“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enealogy and Review”,in Jennifer Bair (ed.),Frontiers of Commodity Chain Research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4.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狭隘之处在于其片面地关注企业对企业的关系，即以供应链治理为核心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而忽视了包括消费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在内的产业关系治理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早已在管理学的战略研究中成为热门的话题。[注] Edward 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Pitman, 1984.
“控内容”是将课题合作聚焦在某一点上，这样便于大家聚焦同一主题开展对话与交流，同时校企合作课题研究必须是为了解决教学的难点和重点，因此需要设定一定的难度的研究课题才有可能达到提升教师的教科研能力的整体水平。
四、结论和讨论
“新政”时代制度主义思想一统产业关系研究领域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以国家主义为基础所构建的比较产业关系系统理论。自20世纪末开始，学者们就做出了多个有影响力的理论尝试，试图突破传统的比较产业关系分析框架。贯穿这一系列理论升级的红线，是在国家制度和劳、资、政三方框架之外寻找对于雇佣关系多样性的解释变量。次国家产业关系系统视角关注国家内部产业关系子系统，强调地域、行业、次国家行动者等影响因素。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试图将产业关系系统嵌入整个资本主义体制而进行通盘考量，认为其他的社会经济子系统是影响产业关系系统“路径依赖”的关键变量。全球价值链视角则尝试突破国家疆界，以供应链上的控制机制为路径来构建因果链条，特别关注领导企业对于供应商雇佣关系实践的影响。这些理论尝试虽然新颖，但是都仅仅部分地解决了系统理论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挑战，并且未能全面升级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全球化时代，制度主义虽然实践着艰难转型，但仍然面临丧失对于劳动关系世界的解释权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关系理论界对于全球化的回应不仅限于此。比如有激进的学者提出了国际产业关系政体(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regime)的概念，乐观地预测在全球和跨地区层面正在形成超越国家边界的产业关系系统，并因此提倡超越国家主义的全球劳动治理研究。[注] Nigel Haworth and Stephen Hughes,“Internationalizat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John Harrod, Robert O’ Brien (eds.),Global Unions ?Theory and Strategies of Organized Labour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Routledge, 2002, Ch.4.本文作者曾就这一设想同美国产业关系主要领军人物交换意见(包括Thomas Kochan和Harry Katz)，后者皆认为国家产业关系系统仍然是主流，国家制度仍然是重要的解释变量(虽然在很多情境可能不再是唯一重要变量)，国家层面仍然应该作为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层次。换句话说，国家制度也许不再作为雇佣关系多样性的统治性的解释变量，但是国家主义不应该被比较产业关系研究所抛弃。如果这个假设为真的话，那么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关于比较产业关系研究的理论升级应该何去何从？
一个可行并且亟须的变革方向是拓展比较产业关系的分析框架，代入超越劳、资、政三方的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自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之后，有关研究多从一元主义(unitarism)的管理学视角出发。劳动关系学界一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将供应链上的劳动者作为领导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却未能纳入更多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而包括国际组织、他国政府、供应链上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各行动主体早已被深刻卷入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之中，学者和实务界都无法回避他们的作用。未来，学者可以以此为基础尝试拓展比较产业关系的研究边界。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Yang Weiguo ,Zhou Ning
(School of Labour and Human Reasour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Key words ] institutionalism; labor relations; system theory;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Abstract ] Institutionalism has dominated the field of labor relations for a number of decades, and are nowadays faced with great challenges. Its focus on a tripartite scheme and formal national institutions undermines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world of labor relations in an era or globalization. During the past a couple of decades, scholars have embarked on important efforts to tackle this problem and upgrade the paradigm of institu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This includes the sub-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perspective,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erspective,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all of which seek to identify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variations in employment relations patterns. These pieces of scholarship, however, have each only partially resolved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globalization. Neither did they provide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studies. The authors call for more theoretical efforts among institutional scholars toward accounting for the ever-globalizing workplaces.
[作者简介] 杨伟国，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周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国家劳动与雇佣管制研究”(项目号：17 ZDA04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