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农村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又出现了新情况——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新形势下，农村流动人口如何与教育协调发展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焦点。所以，本篇论文拟对农村流动人口与农村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一下探讨。
一、加速中的农村人口流动
根据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实际情况，流动人口指离开常住户籍管理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行政辖区，前往他地滞留暂住并时常回返的人口。人口流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指示器”、“加速器”，其实质是社会资源配置体系的大调整。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流动一直也没有间断过。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受政策的制约和影响，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流动处于完全自由状态外，其它时期人口流动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状态。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逐渐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呈现一种自发形式，并进入了一个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时期。这犹如开闸的洪水，使得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粗略统计，1993年为7000万，到2003年上半年已增加至近1.5亿。未来20年内，至少还有3亿农民进城。如此庞大的流动大军，不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农村人口大规模高速度流动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农村的推力。生产责任制的实施、紧张的人地关系、农产品购销制度的改革和农业持续稳定的增长为农民流出提供了动力与可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的收入偏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3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也只有1158元。二是来自城镇方面的吸引力。城镇的逐步开放、非农业发展模式及其结构的调整为城镇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空间，而城镇与农村及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则使人口流动的势能进一步加大。三是来自国家政策的助动力。即国家有关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政策的影响。为此，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92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从517个增加到633个；镇从10587个增加到20312个。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26.23%提高到36.09%。[1]
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增加了农民个人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这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就目前农民工的现实状况来看，并不让人乐观。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从流动人口素质来看，素质普遍较低。据《中国人口迁移数据集》统计，在流动人口当中，文盲半文盲占9.1%，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1.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8.7%，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4%。劳动力素质较低，也就预示着，他们在生存能力及生存状况方面不会很理想。
从流动人口的性别看，女性增长速度高于男性。据公安部户政局1997年暂住人口统计显示，外出务工的女性呈递增趋势。而这些大量并不断增加的素质并不高的母亲及未来母亲，又会对下一代甚至几代的养育产生不容忽视的负责影响。
从流动人口的组织形式来看，具有极强的“自组织”结构特征，即流动者大多通过亲缘、地缘关系获得就业信息和拓展就业门路。据调查，民工流入城镇的就业信息，76.1%来源于同乡、亲属或朋友。进城民工获得的第一份工作，75%来源于老乡或亲戚。[2]而且农村劳动力外出83.5%是由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和熟人关系介绍而得以成行。[3]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缺少独立自主性，开拓精神不足，这也是他们生存能力不强的重要因素。
从就业行业来看，农村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据1999年统计，流动人口从事建筑业的占30-40%，从事服务业的占18-24%。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煤炭、纺织、印刷、化工、环卫等行业，大多从事脏、累、差的工作以及劳动强度大，对技能与智能要求低下的体力劳动。[4]而且大多为非正式职业，生活来源极其不稳定。农民工这种生存状况的堪忧是其综合素质较差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所以，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素质，成为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提高农村已流出人口的素质这一单一渠道入手，而应从各级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出发，改善农村未来流动人口的生存能力、生活质量，这才是根本之源。
二、农村基础教育的困惑
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这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现实，但其潜功能也不容忽视。农民进城就业，虽不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但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趣追求等方面接受城市的洗礼，都已逐渐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他们对社会原有的各种制度已产生巨大冲击，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农村流动人口对基础教育数量需求的增加与原有教育机会缺少之间的矛盾
农村流出人口一般来说是当地素质比较高、能力比较强的人口。在没有流出之前，对教育并没有更高的、强烈的需求。然而，当他们走出农村后发现，自己与现代社会新型劳动力的差距十分明显，而这正是造成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窘迫的原因，从而引起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发生深刻改变。一方面，他们不断寻找机会，提高自身素质，改善境遇；一方面他们会全力支持自己的孩子求学。虽然有些人将自己的孩子带进城，在城里求学，但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将孩子带出。因为他们仍保留着故土难离的传统。出外打工，只是挣点钱，学点技术，三年五载后再回乡治家兴业。所以，据调查有70%多的农民工表示不会长期在外乡滞留。那么能否保证他们的孩子接受到一定教育的强烈愿望的实现，将成为农村教育所面临重要问题。
近年来虽然我国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到2002年底，实现“普九”人口覆盖率达90%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0%，[5]而实际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并不高。据本人对东北三省调查，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五年平均最高只有27.66%。可见我国教育资源并不丰富，并不能保证每个适龄儿童就学，尤其在农村。而这将与农村流动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产生矛盾。
2.农村流动人口对高质量基础教育的需求与原有教育制度之间的矛盾
高质量的教育包括两层含意：一是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有更多的升学机会；一是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使他们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创业能力。
然而我国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使得农村教育资源更加短缺。在这种不平衡的教育体系中，农村的孩子要想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就很难。而这种不平等的教育更加剧他们在未来升学考试中的难度。
同时，我国现行为升学考试而制定的教育大纲却是城乡通用，在城乡不论是教育资源还是发展方向都不尽一致的情况下，显得问题多多。农村有很多儿童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甚至没有受完义务教育，就宣告教育生涯的结束，其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将会直接影响他们在未来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而为升学考试而编写的教材由于缺少适切性，而使他们学习乏味，甚至辍学。
3.农村流动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与现存农村基础教育管理状况之间的矛盾
在农村流动人口对教育的高要求下，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应做出适应性调整，但现实状况却不如人意。
教育投入不足。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1998年对全国7省市26个县的抽样调产，样本县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含预算外经费）中各级财政的教育补助专款约占12%，县财政约占9.8%。而剩余近80%的经费却要由乡村，实际就是农民来负担，而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并不富余，可想而知农村基础教育的状况。从2001年开始，我国制定了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以保证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县虽比乡在筹措经费方面能力要强，但县级财政支付能力也是很有限的。目前全国2000多个县当中财政过亿的不足600个，补贴县多达1036个，大部分县吃饭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够教育支出。所以，仅靠县来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是很难的。
师资水平不尽人意。据本人对东北三省农村调查显示，三县三校初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虽都很高，有的学校甚至高出2001年全国初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7.88个百分点。但其学校的辍学率却很高，有的学校高达75%以上。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农村初中教师的素质产生怀疑。教师素质不高必然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剧与学生之间的冲突，降低教育效果。
三、农村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现代发展经济学权威之一迈克尔·P·托达罗的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教育成就同人口迁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6]在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中，教育问题既可以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也可以是人口流动的动因之一。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要想可持续发展，既要以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现状为依据，做出全面适当的调整，也要全面地改革农村基础教育现存的弊端，以促进农村人口的流动。
1.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要有前瞻性
人口流动作为人口机械变动的一种形式，对教育的地区分布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中小学校布局必须与人口的地区分布相适应，并应随人口流动规模及由此形成的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做适应调整。对那些分布散、规模小、办学效益差的学校进行重组，办好中心校，实现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随着农村人口流动而呈现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小城镇集中，我们可以以小城镇为原点，镇初中、乡中心小学校为基点，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教育中心网络体系，发挥它的辐射作用。既保证了适龄儿童上学的需要，又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对于离校较远的学生，可以实行寄宿制。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食宿费是可以的。这要比将孩子送到城里读书经济得多，而且也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学校数量在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要逐步扩大高中规模，这也是我国学龄人口数量集中上移的必然调整。
但我们对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不能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还要从人口发展的趋势出发。近年来流动人口“回流”现象不容忽视。据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民工外出打工最多的安徽、湖北、四川、江西等省，近几年农民的回归率已达36.4%，并呈递增趋势。流动人口滞留周期缩短，回归率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基础教育布局的调整也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在充分估计学龄人口回流的前提下，有前瞻性地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避免短期行为，要保证每个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否则，未来我们付出的会更多。
2.重视学前教育，扩大学前教育范围
农村的学前教育是农村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因素，但不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儿童家长都是忽视的。而农民进城后，由于文化知识基础薄弱，既使在学校所学的那些有限的知识也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这是许多农民进城后最为苦恼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大为提高。
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已有资源，扩大受教范围。在校舍上要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后闲置的学校，这既可节省大量的启动资金，也可为学前教育的未来发展留有空间。在教师任用上，优先聘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人员，既解决了这部分人的再就业问题，也节省了大量的培训时间，保证了教学质量。在经费筹措上，要以政府为主，儿童交纳适当学费为辅，不以赢利为目的，这是扩大学前受教对象的根本保证。在文化程度较高地区，办学形式还可以多样化。除政府办学外，还可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适龄儿童能接受到学前教育。
3.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为农村人口未来流动打下坚实基础
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但仅靠县是不够的，其它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管理也有相当的职责。在计算教育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各级政府实际筹措经费能力的大小，实行各级政府分担制度，实现农村教育的办学主体由农民转向国家政府。
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素质。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教师的培训模式也应呈现多元化倾向。应“建立以县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为原点、片重点中学和乡镇中心小学为基点、完全小学为散点的师资培训网络。”[7]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达到有针对性地逐级培养、逐步提高的目的，使对农村教师的培训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逐步缩短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完善人才知识结构，使教育适合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适合社会分工的职业结构，为农村人口未来的流动打下坚实的文化科学基础。
4.改革农村学校课程结构，实行普教与职教二合一
农村学校课程缺少适切性，与农村生活、生产的实际相脱离，这是农村学校课程的最大弊端。而从目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加速来看，在课程中仅仅增加与之有关的内容是不够的。虽然有些人可能会长期留在土地上，但进城打工的农民还是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课程中还应增加现代实用的科学技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将职业教育内容逐步融入到普教当中。使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有一定的技能；既可能靠这一技之长在未来进城中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又可靠自己的文化基础在知识社会当中进一步学习新知，掌握更多的技能，改善生存状况，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5.改革农村学校升学机制，实行普教与职教分流模式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短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到全部的教育。与其让那些农家子弟毫无准备的流动，不如在基础教育中就实行分流制。人各有志，我们不能强求，教育应以人为本。小学阶段就可以实行分流制。一部分学生在接受完小学普通教育后可以升入普通中学，一部分学生则可以进入职业学校；初中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入职业高中。在这种尊重的教育中，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既保证了一部分学生继续深造，成为高级劳动者；也加强了一部分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成为初、中级劳动者，为他们的未来流动提供保障。
6.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人口流动，使农村基础教育未来发展前景更加清晰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的是一种无序状态，这给预测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农村基础教育未来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教育的发展要有超前性，不论是教师的培养，还是校舍的建设都要在充分预测未来学龄人口的前提下进行，而农村人口流动的不确定性、随意性，给农村基础教育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带来难题。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应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使之有序化。
流动人口问题在我国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问题，其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也必将是长远的。而要使二者持续协调发展，仅仅从教育方面进行单向改革是不够的，还要从人口的生育政策、户籍管理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等多方面综合加以考察。坚持以人为本，以和谐为原则，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流动人口与农村基础教育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