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克林顿主义”探析_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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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刚结束,克林顿就以“战争胜利者”和“受迫害民族拯救者”的姿态于6月16日—23日前往欧洲访问, 并在斯洛文尼亚一个阿族难民营发表演讲,宣称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为制止民族清洗行为而进行的军事干预,是一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这种军事干预应得到不仅是美国、北约的支持,而且还需要世界上其他大国的支持,尤其是联合国对其的道义支持。(注:戴维·桑兹:《克林顿主义何处去》,《华盛顿邮报》1999年6月22日。 )西方舆论将此次演讲看作是新“克林顿主义”(New Clinton Doctrine)的正式亮相,又称其为美国版的“新干涉主义”。

为美国称霸世界服务的“新国际关系理念”

新“克林顿主义”实际是克林顿“第三条道路”中外交政策的延伸,核心是“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其理论基础有三:一是人权高于主权。在国际社会中,个人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主权概念是为保护人权而产生的,当人权与主权之间发生冲突时,人权应高于主权。二是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间较少以暴力方式解决相互间的争端,所谓“民主、宽容和尊重人权”的大同世界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所有国家都应朝着这个方面推进“民主化”进程。三是扩展民主无国界。任何国家的政府不能以主权来掩盖其暴行,“如果冲突和难民、犯罪和恐怖主义任意越过国界,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安全,任何繁荣都不会稳固”(注:戴维·桑兹:《克林顿主义何处去》,《华盛顿邮报》1999年6月22日。), 因此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

此次美国率领北约以所谓的“制止民族清洗”为借口,空袭南联盟,就充分表明美国正将其“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国际关系理念从理论阶段推入实践阶段。新“克林顿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最终建立符合西方大国利益的21世纪国际新格局。

出台的深刻国内外背景

新“克林顿主义”的出笼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的形成与当今对美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密切相关。

在国内:1、以克林顿、戈尔、 小布什等为代表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已成为美国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成长于美国战后经济最繁荣的年代,执政于综合国力最强大时期,这种强势地位使他们的政策思想与里根、布什等老一辈领导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更加强烈,更注重通过实际行动来表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2、1993年, 克林顿上台伊始就宣布将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广民主作为政府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随着美国经济持续9年的稳步增长,综合国力急剧上升, 美国决策者们认识到,20年内已无一国家能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因此,经济和安全因素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地位相对下降,而“宣扬民主”在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3、包括“白水事件”、 政治捐款案以及一系列的性丑闻把克林顿搞得灰头土脸,“总统信誉”在国民中受到极大损害,一心要挽回形象的克林顿在内政上又受制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而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力图通过在外交上的建树,以“划时代的功绩”为自己的任期画上圆满句号。4、2000 年总统大选的宣传战已经打响,各个候选人走上政治前台,克林顿为给自己的“接班人”——副总统戈尔当选铺路,急于争取国内各利益集团,尤其是军工集团的资金支持,因此,其外交决策将更突出为垄断集团服务的倾向性。

在国际上:1、近几年来, 世界大多数国家因受到经济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纷纷放慢军事现代化进程,而“经济风景独好”的美国却凭借财政盈余趁机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加快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夯实军事干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同时,要进一步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今年初,克林顿宣布1999财年国防预算将增加120 亿美元,6年内共增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冷战后首次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在对南空袭期间,克林顿政府又敦促国会追加战争拨款近300亿美元。2、冷战结束以来,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欧国家以及众多亚、非、拉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不断受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内矛盾加大;国家间利益冲突增多,因缺乏有效的调和机制,致使武装冲突不断,这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了潜在市场。3、“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 北约发动空袭后,意大利总理达莱马主张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来取代联合国,布莱尔相机抛出“布莱尔主义”;在北约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达莱马和柯克五位北约国家首脑就“第三条道路”举行研讨会,这都表明西方各国领导人在更广领域内具有共同政治观,使克林顿在国际上推行新国际关系理念有了众多合作伙伴。4、 在国际学术界,一些西方学者鼓吹,“旧国际法的反干涉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许多国家内部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因被视为是“内政”而为世人漠不关心”(注:凯瑟琳·桂荷德:《国际法与科索沃战争》,《生存》(季刊)1999年夏季号。);联合国成立50年来,未能有效制止国家间的战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往往使得联合国在处理一些紧急性的重大事件时常常陷于瘫痪(注:迈克·葛兰伦:《新干涉主义》,《外交》(季刊)1999年5/6月号。)。这些理论逆流都为新“克林顿主义”提供了支持。

新“克林顿主义”中的军事冒险性

近段时期来,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频频插手其他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这实际是利用军事手段,谋求在未来15—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将对美全球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以“铸造”所谓的和平。而新“克林顿主义”正体现了美国未来军事干涉新特点。

干预的借口和范围更广。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往往被冠以控制种族冲突、制止民族清洗、维护人权、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合乎道德目的”的美名。干涉的地理范围更广泛,在传统势力范围之外又扩展到以南联盟为代表的属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东南欧国家和地区,东亚的“潜在冲突”地区,以及高加索、中亚等涉及美“重大利益”的地区。过去一年是美国历史上海外用兵最频繁的时期,它先后对苏丹和阿富汗进行导弹袭击,对伊拉克和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空袭,军事干预频率越来越快。

单方动武意识增强。美对南联盟和伊拉克的空袭均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这充分表明,在国际安全领域,美更倾向于以先发制人的单方面军事行动替代建立信任措施、安理会授权等传统外交模式,在控制住局势后让国际社会介入进行“扫尾”工作。对南空袭后,美官员多次表示,在处理地区危机时,美及盟国“不需要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否则将一事无成”。在空袭持续9周仍无果、克林顿政府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时, 又不得不借助联合国的介入来为其“体面”收场,但美国又歪曲安理会有关决议,提出90年代以来的安理会有关决议实际已涉及到军事干预的原则,将安理会授权运用军事手段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等同于国家可以单方面或集体采取军事干涉的权利。

扩大地区军事同盟的职能。在欧洲,美国提出“北约新概念”,力图将新世纪的北约变成一个有着新机制、新伙伴关系和新使命,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美国和欧洲利益的持久性政治军事联盟,以“应付民族冲突、难民潮、大规模侵害人权的行为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威胁”(注:索拉纳:《华盛顿首脑会议:北约勇敢步入21世纪》,《北约评论》1999年第1期。)。由此, 美国已将北约变成自己在全球范围内谋求霸权的军事工具。在东亚,美国敦促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本的军事功能,并利用“周边有事”的再定义扩大干涉地理范围,加快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东南亚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美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构筑由美国主导的,类似“东亚小北约”的亚太新安全机制,为今后能用军事手段干预该地区内可能发生威胁到美利益的军事冲突,提供借口和后盾。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赋予“和平伙伴关系”新内容,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利用当地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困难,通过提供有条件援助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迫其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重新组建军队,积极筹建军事基地,以最终达到“政治西化”和“军事同化”目的。

干涉手段更强调依靠军事技术。首先,通过大量使用卫星导航系统、空中预警飞机、隐性武器系统、巡航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等尖端武器,向对手实施压倒性的“不对称攻击”,使其迅速失去抵抗能力,在追求军事干预“最佳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零伤亡”,以赢得国内舆论支持;其次,在空袭达不到预期目标时使战争“有限升级”,加大空袭力度,为派驻地面部队扫清道路,最后通过低消耗的地面战争来迫使对手屈服。虽然从南联盟军队从科索沃撤退情况来看,北约轰炸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美军新式武器在轰炸中所展示的性能确实向世界证明了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就连欧洲国家的军事专家也不得不承认,在武器装备的效能方面,欧洲只为美国的1/10。

实施前景不容乐观

该主义的“处女航”实际是场失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南联盟实力相差巨大,原打算“几天内搞定”的北约竟遭到南联盟长达78天的顽强抵抗,就连西方舆论也认为南联盟并没有战败,仍然保存住了大部分的军事实力。此外,一纸和平协议并未给科索沃乃至巴尔干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战后该地区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复杂,闹独立的战争大有在巴尔干蔓延之势;北约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非但未能有效阻止大规模的塞族难民潮,其自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各国维和部队与阿族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不断。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约将越发陷入科索沃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新“克林顿主义”还将遭受更多意想不到的挫折。

引起非北约国家的高度警惕。首先,北约空袭南联盟在道义上难获支持,世界人民,包括北约各国人民反对北约侵略的抗议此伏彼起。 6月15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南战争与北约虚假宣传》报告,指责以美为首的北约在战争中“歪曲事实,误导舆论”,这对北约国家所谓“一场正义战争”的宣传无疑是一沉重打击。其次,北约绕开联合国空袭南联盟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创了恶劣的先例,使众多中小国家对现行和平机制感到担忧,尤其是那些国内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对自身安全普遍感到担忧。它们将认为,南联盟在长时间顽强抵抗后最终屈服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后盾,由此,各中小国家将愈发感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力盾牌,从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性军备竞赛。这无疑会使克林顿政府在防止全球核扩散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付之东流。

地理范围的定义将引发美欧之争。在整个对南战争中,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围绕空袭目标、发动地面战、各国维和部队范围划分等问题上暗中展开了激烈较量。在战争后期,欧洲国家内部指责美国利用战争削弱并控制欧洲的声音越来越高涨。目前,在重建主导权、经费分摊、商业利益分配,以及对待“科索沃解放军”的态度等问题上,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存在严重分歧。这场战争也使欧洲领导人更加认识到建立独立欧洲防务的紧迫性,双方在此问题上的较量将更趋尖锐。更关心欧洲范围内事务的法、德、意等国将认为新“克林顿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干预,是在利用北约充当其“世界警察”,从而加深欧对美离心倾向。由此而言,原想通过战争进一步控制欧洲的克政府可谓弄巧成拙。

干预对象国的定义有其局限性。对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一些跟美国战略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非人道”行为,以及一些涉美利益不深的国家和地区,“克林顿主义”就很难运用。如土耳其政府长期镇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克林顿政府就从未加以干涉;对于卢旺达、布隆迪等涉及美国利益不明显的非洲国家,即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克林顿政府也缺乏军事干涉的动力。

美国内对该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在国会,共和党议员指责克林顿政府授意新闻媒体炒作新“克林顿主义”,只是为克林顿执政以来的一系列失败的外交政策和这场分不清输赢的战争贴金,以为自己赢得“万古长存”的名声。而在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新“克林顿主义”将国家利益与制止种族清洗相提并论,有违美国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北约袭南这种通过个案产生先例的作法存在较大风险,在今后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仿效,从而威胁到美国自身安全利益;新“克林顿主义”的运用将超出美国现有实力范围,并且衡量其运用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是美国士兵在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中的伤亡数字。

新“克林顿主义”在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但它的出现却反映了当今世界这样一个现实,即在当前单极和多极斗争的国际格局中,“西风强劲”仍是其主要特征。虽然这种强权的政治思想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会继续盛行,但从长远看,它不符合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新“克林顿主义”只是多极化进程中一个不和谐的“插曲”。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处于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世界里,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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