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实践效果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消费需求论文,启示论文,效果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简要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开始主动灵活运用财政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波动进行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从“积极－稳健－积极”的政策类型调整过程。
（一）1998－2004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避免我国经济陷入全面通货紧缩，1998年8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1.增加财政支出。一方面，政府增加购买支出，包括利用预算内资金和增发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投资活动，调节投资，促进总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补贴、抚恤社会救济福利费、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等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调节消费需求。
2.调整税收政策。为了刺激居民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从1999年11月1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分流居民储蓄，引导居民消费；1999年对香皂以外的其他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统一由17％下降为8％，对环保型汽车减按规定税率70％征收消费税；从1999年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以鼓励住房消费和流通。
（二）2004－2008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在国民经济总体情况较好并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下，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较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为此，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财政政策由积极逐渐转向稳健。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财政资金在安排上逐渐退出；对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2.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我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5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2005年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中央政府又加大了农业税减免的力度，全面取消农业税。二是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33％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三是个人所得税的部分调整：逐步规范和完善工薪阶层纳税负担问题，从2006年1月1日起，对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进行上调，由原来的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又一次上调至2000元；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情况，对个人转让居住不满5年的住房所取得的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逐步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五是完善消费税纳税范围。从2006年4月起，对消费税税目进行了有增有减的调整。
（三）2008年底至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样，我国经济也无法独善其身。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经济下滑风险加大。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我国继1998年以来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规模以启动国内需求。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1.财政支出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增加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领域的投入。同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2.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图1 1998－2009年我国GDP增长率 单位：％
数据来源：1998－2008年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来自《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税制改革方面。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一是增值税转型。2009年我国将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后的消费型增值税将特别有利于促进基础产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的增长。二是继续完善消费税制度，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完善资源税征收制度。
二、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的实践效果
西方经济学原理显示，任何理性人的经济行为（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厂商的生产行为）都讲究效率。政府的政策行为也概莫能外，政府作为理性主体应该考虑政策效果问题，即如何使政策的制定、执行成本最小而净效应最大。财政政策效果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后，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作用或社会经济各方面对其做出的反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大为加强。1998年以来，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反周期操作、弥补“市场失灵”的资源分配，维护社会稳定的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促进了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1998年以来，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方向，转向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紧缩趋势。2003年当经济出现新一轮较快增长时，财政政策又及时转型，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积极的财政政策重新启动。可以看出，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调控，1998－2009年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GDP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7％以上。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而积极作用。
（二）财政政策未能真正扩大消费需求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工作，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依然严峻。事实上，从近期财政政策的调控来看，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投资需求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甚至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但更重要的消费需求却依然明显不足。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是由财政政策引起的，但却与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
1.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较来看。在1999－2008年期间，总体上投资率在上升而消费率在下降，投资率2008年比1999年高出6.1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率10年累计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远远高于投资率的上升幅度；同时，10年内政府消费率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累计下降达10.6个百分点，后者的累计降幅占最终消费率总累计降幅的86.2％，说明最终消费率大幅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引起的。
2.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程度来看。从1999年到2007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4.7％、65.1％、50.0％、43.6％、35.3％、38.7％、38.2％、39.2％和39.5％；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5.7、5.5、4.1、4.0、3.5、3.9、4.0、4.3和4.5百分点。① 显而易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拉动作用也逐渐减弱。相反，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1999－2007年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3.7％、22.4％、50.1％、48.8％、63.7％、55.3％、37.7％、41.3％和37.7％；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1.8、1.9、4.2、4.4、6.4、5.6、3.9、4.6和4.3个百分点。② 数据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的逐步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2003年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已经明显超过消费，投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3.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来看。从1999－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为5.1％、10.3％、13.0％、16.9％、27.7％、26.6％、26.0％、23.9％、24.8％和2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8％、9.7％、10.1％、11.8％、9.1％、13.3％、12.9％、13.7％、16.8％和21.6％，③ 除了1999年前者比后者低1.7个百分点外，其余年份均高出不少，特别是2003年，前者比后者高出了18.6个百分点。
综上，财政政策极大地启动了投资需求，投资如火如荼，而消费却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鉴于消费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等关键指标不容乐观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财政政策对于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收效甚微。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政策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据专家估算，目前投资每增加1％，可拉动我国GDP上涨0.22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上涨0.87个百分点。[1]因此，在估算财政政策的效果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占的权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约为后者的4倍。如果对经济增长重要性大得多的消费需求难以启动，那么财政政策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
三、财政政策难以扩大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越位”与“缺位”并存
1.财政支出的“越位”主要表现在财政职能范围未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政府投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目前中国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42.7％，而这一比率在美国是－16％，在日本是－16.4％，在德国是－7.2％。[2]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投资的比重偏高，财政政策生产性过强。增加政府投资，并且投向基础设施，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过分依赖和使用不当，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政府投资增长迅速，非国有投资则增长缓慢，居民高额储蓄没有转化为企业投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现行财政支出中，各类事业费庞杂，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负担过重，许多不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支出也在公共财政中列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
2.财政支出的“缺位”，一是表现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资金安排存在供需缺口。2007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1％，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5.1％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也达不到我国政府早在1993年下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实现4％的目标。二是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结构不合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不断增长，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7年，医疗卫生总费用由143亿元增加到9843.3亿元。可是，目前中国政府在总体医疗费用中的公共投入仅17.8％，低于发展中国家27％的平均水平，而居民个人的支出却占总费用的55.8％，高于世界43％的平均水平。④ 政府投入偏少，造成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三是社会保障支出严重偏低。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和谐社会构建的“稳定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促进经济发展的“减震器”。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保支出就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30％以上，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社保支出的比重还很低，仅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同时，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狭窄，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3]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公共服务不到位，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心理预期，消费信心不足，预防性储蓄动机不断增强。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是有理性的，消费取决于整个生命周期里的收入，而不仅仅是当前的收入，消费者总是根据一生的收入水平安排最佳的消费和储蓄。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要使效用达到极大，消费者必须均匀地消费其一生的财富。由于消费者当期和预期收入不均衡，为了均匀地消费，必须进行储蓄以完成跨时期的均匀消费安排。也就是说，人们储蓄是为了熨平生命全过程中的消费波动，正在工作中的人会理性地预期到将来退休后的收入减少或者突然到来的疾病，从而形成预防性储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支出方式基本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对诸如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支持相对要少一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结果，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的三个最重要的原因依次是教育（17.8％）、退休（13.5％）和工作保障（13％）。居民的预期安全指数明显偏低，成为当前高储蓄不能在消费环节顺利分流的主要障碍之一。城乡居民子女教育开支庞大、养老制度不明朗、就业形势不乐观，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因此，用于即期的消费不足，导致消费增幅缓慢。据专家测算，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1亿元。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从目前的36.2％提高到41.3％，最终消费率可以从49.9％提高到55.2％。[4]
（二）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财政政策历来重视财政支出和国债，而忽视税收工具。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减财政支出和举债增收来调控经济，而忽略了其他“投资少、见效快”的现实有效政策措施的运用，如税收政策的运用。事实上，我国税制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税收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是有限。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建立的是间接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但在实际中，却是以间接税作为主体税种。我国税种从1952年的16个发展到目前的25个，直接税收人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50.6％降至28.1％，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则从49.4％上升到了71.9％。直接税比重过低、间接税比重过高是我国税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2008年为例，流转税（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收入为24399.7亿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50％，流转税收入占据整个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成为主体税种中的绝对主体，成为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2859.91亿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26％，其中，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7％左右，而且我国没有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直接税。明显可以看出，直接税所占比重低于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导致我国税收功能缺失，税收没有能够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不利于消费能力的增长和释放。
图2 2008年我国主要税种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
在我国开征的税种中，与消费有关的税种有5个，分别是间接税中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1994－2006年这5个税种所占比重约为77％，其中，间接税所占比重平均高达71.8％。众所周知，间接税属于流转税体系，是在商品流通环节征收的税，税金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流转税的税收负担比较容易发生转嫁，特别是容易由生产者转向消费者。这样，本应由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的流转税额，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加重了消费者购买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说，制约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个人所得税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劫富济贫”的税种，正是由于其高额的累进税率设计，使收入越多的人税收负担越重，减少其税后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而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所处地位不高，发挥作用不明显。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分类征收模式、税前扣除不合理、源泉扣缴制度等问题，导致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主体。据统计，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大概在60％，这不但阻碍了个人所得税公平职能的发挥，反而形成逆向调节，有悖于税制设计初衷。
（三）财政政策的固有弊端
我国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规模来刺激经济。政府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和消费的环境，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部分弱势群体的收入，这些积极的、具有导向作用的政府行为引致民间的投资需求，也间接刺激了消费需求。但财政收入毕竟取之于民，其来源无非是税收或者国债。强化税收征管意味着政府在初次分配时获得更多的收入，居民得到的可支配收入就会相应减少，居民收入减少了，消费需求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制约；国债的发行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政府举借的国债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等价的，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观上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客观上却有意无意地成为紧缩居民消费需求的始作俑者。
从1998年到2004年以来的7年时间内，我国政府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由此形成了数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经过若干年不断的追加投资，国债投资的累积效应逐步显现出来，形成了较强烈的投资惯性。一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表现尤为突出，如总投资262亿元的青藏铁路、总投资超过1400亿元的西气东输管道工程、总投资近5000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10多万公里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这不仅直接增大了全社会投资的总规模，同时也对民间投资产生了带动效应。可以说，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来拉动的，而其中大部分是靠政府投资实现的。因此，投资增长较快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应看到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形成了对建筑材料以及施工机械等的巨大需求，但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高，且不能增加后续就业，因此这种政府投资带动后续消费需求扩张的乘数效应不大。同时，由于政府的基础建设既没有直接的收入，又没有严格的效率考核标准，它本身的投资效率难以衡量，使得政府公共产品的投入在拉动经济增长中一直占据很大比例，有数据表明，“十五”期间我国GDP有近40％，是公共产品支出拉动的。在这样的投资体制下，中国地方经济的投资结构和经济部门结构更加趋同，总量的投资远远高于在一体化的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由于过度投资的存在，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领域，使得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出现了持续而显著的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这种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
四、对财政政策扩大消费需求的几点启示
（一）财政政策调控重点应转向消费需求
回顾我国的宏观调控历史，财政政策往往注重对投资需求的调控，而忽视对消费需求的调控，所以，时至今日，我国消费需求偏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传统的财政政策对扩大消费需求成效有限的情况下，宏观调控重点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转变才是明智之举。消费和投资是国民收入分配与使用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而且两者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其比例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影响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消费是投资的实现条件。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而市场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从社会再生产看，只有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投资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总是起着主导作用，投资则是居第二位的。它对投资需求产生引导作用，拉动投资需求的形成和扩大。投资只能在消费需求所限定的空间范围内得到实现。固然，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或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刺激，调动投资迅速增长，或通过某些政策措施，推动民间投资的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但是，投资属于生产性需求，生产性需求是中间环节的需求，并不是最终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增长最终仍然需要靠消费的增长来实现，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没有消费增长的支持，投资增长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闲置，不论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是投资增长本身，都不可能持续。因此，如何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提高消费占国内需求的比重，是下一步财政政策的重点和难点。
（二）使用“差异化”的财政政策扩大消费需求
如何理解和运用财政政策，似乎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各国政府已经逐步掌握了适时运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家收支平衡等政策目标的本领，以至于只要提到财政政策，人们就会自然地将之理解为政府调节经济总量的政策。其实，不仅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主体也经常受到政府制定与实施的财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经济调控的方向进一步趋向微观化，使得各个经济主体与政策环境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决定了解决消费需求偏低的问题需要使用“差异化”的财政政策，以克服传统财政政策的缺陷，提高政策效率。
1.要改变消费率过低局面，财政政策应努力提高国内最终消费水平，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我国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的减少，为此，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尤其是要增加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政府应针对居民个人制定刺激消费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居民消费增加。通过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完善税收体系，稳定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引导城乡居民扩大即期消费。
2.在居民消费下降趋势中，农民消费更加不足，这需要财政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针对农民制定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的财政政策。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对提高国内消费总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财政政策要改善城乡经济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财政政策应增强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大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补贴，通过相应的财政补贴制度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3.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限制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众所周知，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受收入所限，生活需要已经达到的满足程度不仅低于高收入阶层，甚至低于全社会已达到的平均水平，而高收入阶层的生活需要则已经在高水平上得到满足，低收入阶层无论是平均消费倾向还是边际消费倾向都肯定高于高收入阶层。因此，财政货币政策要努力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是实现国内最终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在财政政策方面，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建立财产税体系，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税收长效机制
（三）增加公共支出关注重点的领域
消费者在很多方面的消费需求受到制约并非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是由于很高比例的收入被转换为储蓄，用于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预防性支出。政府加强在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不仅可以降低居民部门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改善预期，还可以提高居民即期消费。社会公共性开支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中十分重要的支出。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所以，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增加的根本保证。从扩大消费需求角度来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核心内容应是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为重点，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位”向“归位”转变，以政府供给为主的模式来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减轻居民未来预期消费支出的压力，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
（四）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税收体系
现代社会中，政府是收入再分配最重要的主体，税收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宏观税率、税制结构等多个方面来发挥对消费需求的调节作用，同时税收又是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以具有收入调节功能的税收为主体的税收体系，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工业化国家个人所得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约为28％，发展中国家约为11％，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约为15％，而中国2006年这一数据才达到7％。[5]同时，我国没有开征规范的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引起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平等。因此，我国应与国际接轨，建立并完善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通过对过高收入者征收重税和对过低收入者减免的方法，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②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③ 数据来源：1998－2007年数据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
④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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