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国外论文,社会论文,责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Clark(1916)首先提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念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已经历经近百年的历程，成为融合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大量学者对这一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最近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更加受到重视，研究文献不再局限于该领域的专业期刊，而是更多地见诸于各学科一流期刊上，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正日益成为主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梳理最近五年(2008-2012年)发表于企业社会责任专业期刊和重要管理期刊上的国外相关文献，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又出现了许多创新性成果，并可归结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概念与新思想、新领域与新热点、新视角与新范式、新方法与新工具、新观点与新结论等五个方面。
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概念与新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演进历程也是新概念和新思想不断涌现的过程，不仅有Frederick(1986，1994)提出的CSR[，1](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2](企业社会回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和CSR[，3](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等主要概念，也有Schwartz & Carroll(2008)强调需要区分的企业伦理、利益相关方管理、可持续发展、企业公民等衍生性概念，还有Burke等(1996)提出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Drucker(1984)提出的赚钱行善和行善赚钱等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创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又涌现出一些重要的新概念和新思想。
1、隐性和显性企业社会责任
Matten等(200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动态的，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政治、金融、教育、劳动力及文化体系构成了特定的“国家商业体系”，由此造成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在美国，政府较少干预市场，股市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股东更加分散，市场更加透明，工会力量较薄弱，劳工议题主要在公司层面上解决，同时，美国文化蕴含了企业承担管家责任和回报社会的伦理，形成了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因此美国表现为“显性企业社会责任”，其特征是企业关注实现某种社会利益，形成将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的自愿性项目和战略，以此回应利益相关方压力。在欧洲，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干预更多，企业倾向于向大型投资机构尤其是银行融资，劳工政策较为完善和严格，劳工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行业或者国家层面上。在欧洲文化中，社会组织、政治团体、宗教团体等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欧洲表现为“隐性企业社会责任”，其特征是企业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议题，形成各种价值观、规范和法律，以此要求公司解决各种利益相关方议题，规定公司应承担的义务，这是对制度环境所做出的回应。
2、CSR2.0
Visser(2010)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相联系，以CSR1.0对应Web1.0，以CSR2.0对应Web2.0，提出当前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正在由CSR1.0向CSR2.0转变，具体表现为：在元层面上，企业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从慈善或回馈型转变为合作型，企业更积极主动地回应社会和环境议题；履责动机从声誉驱动变为绩效驱动；社会责任管理从专家负责型转变为融入企业、整合到核心业务中去，既有统一的标准，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实施方式；企业社会责任从边缘的变成可扩展的，即从小众市场的“奢侈品”转向大众市场的“必需品”，成为适用于全球的实践。在企业实践的微观层面上，企业社会责任不再表现为奢侈的产品和服务，而是给那些最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人们提供解决方案；投资于社会企业比慈善机构更受青睐；责任排名被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体系所取代，责任绩效通过信用评级来衡量；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被实时在线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数据流所取代；利益相关方群体被社会网络所取代。进一步来看，在CSR2.0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创造性、可扩展性、回应性、全球本土化以及循环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
3、企业社会整合与共享价值
当前，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而付出大量努力，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Porter等(2010)认为，其原因在于人们将企业与社会相对立，未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社会责任，由此提出新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强调企业要了解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契合点，将企业社会责任根植于对企业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中，同时，将它与企业特定的战略和活动相联系，解决那些与自身业务相交叉的社会议题。一方面，企业要自内而外地减少价值链上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增加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要自外而内地将社会影响引入公司的价值主张、战略和日常运营中，识别并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不仅意味着企业要成为良好公民以及减少消极影响，而且意味着各种创新和实现共享价值的机会，使企业成功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因此，他们提出以“企业社会整合”的概念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Porter等(2011)进一步提出共享价值的思想，认为人们总是狭隘地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局限于短期财务绩效，把社会议题视为边缘而非核心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要遵循共享价值的原则。当前，各种社会需要越来越多，而企业是解决所面临紧迫社会议题的最重要力量，对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识别这些社会需要，通过提供新技术、新方法和创新管理方式来解决社会议题，同时提升自身生产力并扩大市场，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这才是获得合法性的最好机会。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领域与新热点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要包括五大领域，即企业社会责任不断变化的含义和模型、企业社会责任行动、企业社会责任对利益相关方及财务绩效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决定因素和企业社会绩效的衡量(Taneja等，2011)。这五大领域及其分支在不同时期受到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也有所差异。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
1、跨国经营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尽管跨国或跨文化经营中的社会责任议题经常被提及，但相关论文数量仍然非常有限(Kolk & Tulder，2010)，实践广泛存在的社会责任议题亟待理论给予解决。目前该领域所研究的跨国公司多数是母国为发达国家，而东道国是法律制度环境比较弱、社会责任标准低于母国标准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并主要关注那些对环境和社区有显著影响的行业。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跨国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因素以及国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口组织等客观属性方面(Campbell等，2012)，也包括各种利益相关方的影响(Yang & Rivers，2009)；内部因素主要涵盖公司治理、组织特性、员工价值观、公司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影响(Huemer，2010)；二是跨国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选择、管理模式、议题管理等，如Hemphill等(2011)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全球组织的基于价值观道德的企业治理模型；Newenham-Kahindi(2011)以一家在坦桑尼亚开展经营的加拿大金矿公司为对象，分析其如何通过实施全球社会责任政策平衡公司国际运营能力与当地战略，以缓解公司与当地社区的紧张状态；Dam & Scholtens(2008)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污染避难所假说”。
2、社会责任投资
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新兴投资理念，倡导盈利与履责并行，研究关注社会责任投资能否给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随着社会责任基金(SRIF)数量的增加和存续期的延长，比较社会责任基金与常规基金绩效的实证研究成为焦点(Chang & Witte，2010)，并得出不同研究结论。一些研究认为，社会责任基金绩效不如常规基金，其主要依据是“投资组合论”，即社会责任基金运用社会筛选增加了约束条件，降低了投资组合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了风险，导致投资回报率降低(Timothy & Kritzman，2008)；而另外一些研究认为，社会责任基金绩效优于常规基金，主要依据是“公司价值论”，即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经营更稳健、管理更完善，从而财务绩效更优(Renneboog等，2008)；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社会责任基金与常规基金的绩效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要依据是“市场流动性论”，即认为资本市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上大量常规投资者的存在使得资本供给函数近乎完全弹性(Areal等，2010)。
3、社会企业
20世纪80年代“社会企业”开始出现于管理文献中(Dacin等，2011)，近年来快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创新地使用和整合各类资源以挖掘为促进社会变革以及/或者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种机会的过程”(Mair & Marti，2006)。目前，社会企业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并缺乏一致的定义，所形成的研究文献数量有限(Short等，2009)，研究重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Dacin等，2011)：社会企业的特征；社会企业经营的范围、针对的社会需要和目标群体；社会企业运营的过程和利用的资源；社会企业的使命。2012年，《企业伦理期刊》出版了一期“社会企业”研究专刊，讨论的内容包括：价值观和文化对社会企业的影响；社会企业在经济系统中的独特角色及其与传统企业的差别；社会企业所要改变的议题、参与的目标群体、所采取的行动、所提出方案的正当性以及社会企业在调动各类资本的异质性；评价社会企业影响的标准。
4、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框架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不断深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开始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框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Maon等(2009)基于Lewin(1951)的三阶段变革模型，即将变革分为解冻、行动和再冻结等三个阶段，构建了一个包含四个阶段、九个步骤的社会责任策划与实施的整合框架；Jenkins(2009)基于对24家社会责任绩效优秀的中小企业的案例分析，结合Grayson & Hodges(2004)的研究，提出一个适用于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商业机会”模型；ISO(2010)基于组织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社会责任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将社会责任融入整个组织的一般范式模型；Yuan等(2011)在Siggelkow(2002)的基础上，对核心—外围理论进行了拓展，将外围要素进一步分成核心延伸惯例和独立的外围惯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七种将社会责任活动融入核心业务的不同模式。
5、国际倡议或标准及其影响
国际倡议可分为四类：基于原则的倡议(如全球契约)、基于认证的倡议(如SA8000)、基于报告的倡议(如GRI)、基于过程的倡议(如ISO26000)(Gilbert等，2011)。最近恰逢联合国“全球契约”发布十周年以及ISO26000的发布，因此，当前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基于原则的倡议和基于过程的倡议，而焦点则主要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和ISO26000。对于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Rasche等，2013)：在联合国-企业关系的历史背景中讨论全球契约；探讨倡议的实施维度(如参与者的组成和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多元行为主体和多层次全球治理的动态背景中讨论。同时也包括对其的批判，如只关注大公司、十项原则模糊不清、缺乏认证机制而不可信(Rasche，2009)。对ISO26000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议题：ISO9000和ISO14000对ISO26000制订的影响(Castka & Balzarova，2008)、谈判在ISO26000制订过程中的作用(Helms等，2012)、ISO26000在供应链上的推广(Castka & Balzarova，2008)；ISO26000对企业声誉和忠诚度的影响(Park & Kim，2011)以及对ISO26000以标准化方式处理组织中复杂的社会责任议题而导致社会责任议题与特定背景脱离的批判(Schwartz & Tilling，2009)。
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范式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其演进历程反映了多元学科的视角。历史上，Berle，Dodd和Manne等从法学角度对管理者作为受托人所应履行的责任以及现代公司的功能展开了激烈争论；Bowen和Friedman从经济学的角度分别提出支持和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Freeman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提出利益相关方的观点；Enderle等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企业伦理问题；Carroll和Wood等学者从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展开研究；Donaldson等通过整合哲学和管理学的视角，提出综合性社会契约理论；Jones基于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工具性的利益相关方模式；Swanson整合伦理学和管理学的视角，提出价值协调的框架，以克服该领域中规范性和描述性研究相分离的局限性。最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主要包括：
1、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政治视角
全球化进程和跨国经营的发展使企业日益具备政治行为主体的特征，这要求企业提升自我管制并承担一些以往由政府承担的传统责任。在此背景下，从政治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或者企业政治角色的研究出现复苏(M
kinen，2012)。目前讨论的议题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兴全球制度背景(即从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作为自我管制的企业社会责任(即从硬法到软法)、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扩展(即从责任到社会联结)、企业合法性的环境变化(即从认知和实践合法性到道德合法性)、企业社会责任哲学基础的变化(即从自由民主到协议民主)(Scherer & Palazzo，2011)。Whelan(2012)将这一视角的特征归结为：与利益相关方视角不同，它强调企业要超越其战略目标并要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与工具视角和企业政治活动不同，它认为企业决策不仅仅是基于股东利益；与企业伦理不同，它认为民主高于哲学，认为企业决策应该内嵌于各种民主机制中，如对话、透明和担责。
2、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宏观经济视角
(2011)认为，以往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要关注点来自企业视角，没有相应的政治理论，以至于无法将其融入宏观经济学概念。为此，他提出运用在天主教社会教义中形成的、并被确立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原则的辅助性原则这一概念，来解决企业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以及什么情况下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根据他的分析，将辅助性原则运用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意味着必须跳出管理视角和政治视角，用第三种视角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并根据辅助性原则将其解释为企业的共同责任。作为企业公民，在以辅助性原则和团结原则分配社会任务的体系中，企业就像宗教或经济团体那样扮演着中间社会行为主体的角色，承担着使公民权利成为可能并得以发展的职责。这一职责并非来自企业的实际参与，而是源于社会中各个群体在其可能的范围内为共同利益做贡献的政治和道德义务。严格来讲，辅助性共同责任原则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个层面，意味着企业不仅必须在经营的同时保证最低伦理标准，并自愿为社会提供额外服务以促进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作为中间行为主体在社会中完成特定的任务。
3、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意义建构视角
根据组织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者和创生论观点，组织并非处于一个“真实的”而是感知到的环境中，并非以一个“真实的”而是自我感知的组织来采取行动。基于此，Basu & Palazzo(2008)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应该被视为外部需求的直接结果，而是源自那些内嵌于组织的认知和语言过程，即意义建构的过程。他们将组织的意义建构过程分为认知的、语言的和意动的，并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这样的过程：组织的管理者思考并讨论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在实现共同利益中的作用，还包括组织在履行和实现这些角色和关系时所采取的行为倾向。进一步地，他们从两个认知的维度(身份定位、合法性定位)、两个语言的维度(正当性和透明性的模式)和三个意动的维度(一致性、承诺以及其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总体进行接触时所采取的姿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过程。
4、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动态视角
静态分析是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动态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展开研究。Maon等(2009)从组织变革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提出成功履行社会责任要通过不断识别和管理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使组织管理与经营的动态需求与变化的社会环境相匹配；Maon等(2010)还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阶段性模型与利益相关方的文化和社会回应连续体相联系，提出一个动态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阶段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分为企业社会责任文化淡漠、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嵌入三个时期，并阐述了企业在不同时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责任态度，包括蔑视、自我保护、寻求合规、寻求能力、关注、制定战略以及转型；Bolton等(2011)认为，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压力和影响，而忽视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他们基于过程和相互作用的视角，考察在企业社会责任发起、实施和成熟阶段中雇员的参与及其影响。
5、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综合视角
为了全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现状，Aguinis & Glavas(2012)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文献研究框架，从多领域、多层次、跨学科的整合视角，对来源于环境、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组织理论和战略等不同领域的文献加以全面梳理。这一框架从制度、组织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逐一梳理相关文献中所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预测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和因变量，提供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全景图，改变了以往文献研究中单一脉络或维度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发现，现有企业社会责任文献高度分散于不同学科的期刊上，95%的研究关注单一的研究层面(主要是组织层面)，并且应用的理论基础非常不同。
四、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方法与新工具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实证类文献、综述性文献、概念性文献、方法性文献和案例研究类文献，研究设计则涵盖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因果分析类研究，数据分析工具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Taneja等，2011)。实际上，任何方法和工具在一个新领域的应用都有一个过程，而一个新领域的持续开发也离不开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出现。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和工具也在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1、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创新
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实证研究，但研究结论不一，因此，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首先是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由于意识到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两者关系研究的复杂性，难以通过一个独立的研究来完整地加以解释，因此，开始引入源自心理学的元分析方法，试图以这种统计方法对该领域的大量独立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再分析。例如，Margolis等(2009)对167篇相关文献的214个结果进行元分析；Orlitzky(2011)应用元分析方法对经济、企业与社会关系以及综合管理这三个领域内已发表的关于两种绩效关系的文献进行重新检验，发现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具有不同价值观，由此形成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假设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其次是对实证检验方法和计量模型设计的改进。比如，Andersen & Dejoy(2011)使用因素方差分析法对两种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2、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行为)研究法
正如Frooman(1997)所认为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遵纪守法并不是提升股东财富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这使得传统的正向研究方法所得出来的结论并非总是有效，有时甚至可能会得出错误的推论。为了克服正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避免企业社会责任衡量上的争议和不完善性，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支方法，即观察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CSiR)的行为事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例如，Muller & Krussl(2011)采用负面事件分析方法，以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为样本，通过分析企业对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事件进行慈善捐助所产生的效应，以此揭示原本存在责任缺失的企业能否通过慈善捐赠而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Yani-de-Soriano等(2012)以从事在线赌博等业务的行业为分析对象，研究其对赌博者的身体和精神、社会关系和学业所造成的影响，说明这些行业难以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
3、企业社会责任文献检索新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文献研究的常用方法，而检索那些作为分析对象的文献是重要环节之一。文献检索方法包括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目前以后者居多。在计算机检索条件下，可采用积木法、引文珠串增长法、逐次分割法。对于一个文献增长较快的领域，引文珠串增长法最为适用，因此，Taneja等(2011)在其文献研究中率先采用了这一方法。他们首先根据Lockett等(2006)论文中的21篇参考文献作为“起始文献”，然后分析其中使用的标引词和自由词，选择其中重要的纳入修改后的检索式中，再进行检索，经过多次循环后检索到2305篇文献；然后，经过多阶段对关键词、标题和摘要的分析，得到278篇文献；最后，剔除非全文、非学术研究文献等，确定了80篇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的文献，以此分析1970-2008年期间企业社会责任在关注点、范式和方法等方面的变化趋势。
此外，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还应用了源自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准实验分析。同时，还通过引入结构方程的分析工具，以克服企业社会绩效众多变量难以直接衡量的问题。
五、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观点与新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演进过程中尽管新领域、新概念不断推出，但仍有很多研究是在原有领域和主题上加以创新，形成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正当性、影响因素、发展阶段的新认知，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最新对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相关认知主要包括：
1、企业社会责任衍生概念的整合观点
研究者知识背景的多元化导致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相互割裂严重，“存在着各种平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领域”(Waddock，2004)，因此，如何整合多学科视角和方法，构建一体化的核心范式或理论框架，成为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关注点。Schwartz & Carroll(2008)认为，企业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存在五个具有互补性的概念，即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利益相关方管理、可持续发展、企业公民，每个概念在解决特定议题方面都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为了解决这些衍生且相关的概念之间混用和误用的问题，他们从中提炼出共同蕴含的三个核心元素：价值、平衡、担责，由此构建了一个整合这五个概念的VBA模型，并将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和目标表述为：在商业环境中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均承担成为良好公民(企业公民)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应当为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做贡献；通过适当方式，平衡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利益相关方管理)，平衡各种道德标准(商业伦理)，同时展现出足够的责任担当(担责)。
2、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新观点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或者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利他主义、被迫的利己主义和战略性考虑(Husted & Salazar，2006)；也可分为工具性动机(自利)、关系性动机(基于对不同团体之间关系的考虑)和道德性动机(基于对伦理标准和道德原则的考虑)(Aguilera等，2007)。最近几年，这一领域的大多数文献将重点置于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因素进行分析。从外部因素来看，一些研究者提出消费者满意度(Petrovits等，2010)、信任度(Vlachos等，2009)、贸易压力(Muller & Kolk，2010)、社会指数(Doh，2010)、环境排名(Chatterji，2010)等因素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驱动力；从内部因素来看，组织维度和个人维度的影响因素成为研究重点，前者主要包括组织规模(Brammer，2009)、无形资源(Surroca等，2010)、透明度(Chiu，2011)和公司治理(Arora等，2011))，后者主要关注高管团队的特征(Hung，2011)、管理者承诺(Muller，2010)。
3、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效应的新认知
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观点和结论，主要是从传导机制和影响机理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Schreck(2011)梳理了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传导因素，包括雇员满意度、离职率、创新性、效率等内部因素，以及声誉、投资风险、资本成本、资本市场进入门槛等外部因素；Lev等(2010)在对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引入了研发、资本支出、广告与促销以及并购四个变量，并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Surroca等(2010)则认为，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依赖创新、人力资本、声誉、文化等无形资源媒介而发生间接的作用；Husted等(2012)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探讨企业社会行动如何通过战略性规划和定位而为企业创造价值。一些学者意识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影响企业自身，也会影响社会；不仅可能产生财务效应，也可能产生非财务效应。目前，对于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已经足够重视，应将关注点转向对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的影响研究，并融入其他学科的思维和方法(Wood，2010)。Gholami(2011)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理念入手，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将社会责任融入战略、资源、过程、商业主张和利益相关方互动等方面，为企业和社会同时创造价值。
4、企业社会责任发展阶段的新划分
传统上，研究者往往依据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阶段进行划分。Carroll(1999)曾经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50年代标志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开端；在60年代，研究者关注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行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获得重大进展；70年代，研究者试图用企业社会绩效、公共责任等相关的概念来进一步确定和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更多的衍生概念和理论，如企业社会绩效、利益相关方和企业伦理理论和企业公民；Lee(2008)将20世纪每个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焦点描述为：50年代至60年代关注商人社会责任；70年代提出开明自利的观点；80年代探讨企业社会绩效模型；90年代关注战略管理视角。最近，一些研究者开始依据不同时期的实施范式不同，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阶段进行划分。Visser(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划分为贪婪、慈善、营销、管理和责任时代，每个时代都表现出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不同模式：贪婪时代以防御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为特征，慈善时代以慈善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为特征，营销时代以宣传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为特征，管理时代以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为特征，而责任时代则是以系统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为特征。
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趋势与不足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最新研究进展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正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1、从单一维度向综合视角转变
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导致现有研究支离破碎，单一价值维度、具体项目或活动、单个利益相关方分析占据主流，多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仍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因此，为了避免单一维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者们开始关注采用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研究视角。
2、从组织层面向宏观层面和个体层面转变
在分析层次上，现有的研究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层面尤其是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根据Aguinis & Glavas(2012)对文献所做的研究，组织层面的分析(57%)远远高于制度层面(33%)和个人层面(4%)的分析，有少数研究(5%)涵盖两个或更多的层次。而最新的研究文献表明，基于社会层面的宏观视角以及基于企业员工、消费者等个体层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3、从工具理性向价值创造转变
为企业社会责任寻找商业理由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企业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的分歧与经久不衰已说明这一点。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们在论证企业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财务回报之外，开始探讨企业为利益相关方或更广泛社会所创造的价值。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框架的演变也表明，基于综合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正在逐渐为人们所关注。
4、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效应到影响机理的转变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其中主要是对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但最近趋势表明，厘清二者之间关系的传导机理是这一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研究者目前正在尝试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来看，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障碍：缺乏明确统一的逻辑；缺乏有效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各种衍生概念之间的混用、误用；企业作为整体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特定个体的社会责任、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没有明确区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本质理解的模糊性；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强调，而淡化企业社会责任配置资源和创造综合价值的本质；关注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关注特定文化或国别背景而忽视跨国背景下的社会责任等。因此，未来的研究除了要回应实践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创新外，还应着眼于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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