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严译《原富》按语中的富国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按语论文,国策论文,析严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发表了许多如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意见，本文姑且称之为富国策，并择要述评如下。
（一）发展经济可从商业下手，先抓对外贸易。
严复认为清末的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农业方面，有许多荒地未开垦；工业方面，几乎没有近代化的大企业；商业方面，中外贸易被外商所垄断。所谓“三业之困，求之中国几于无地无之”。①那么该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严复主张从商业下手，先抓对外贸易：
“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母财（资本）诚少，不妨先为其微者，俟其利可恃，而后徐扩充之。”②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突出商业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工业。他写道：“中国生货（原料）甚多，而工场皆在外国，民业不进，殆亦由此。”③这里所谓“工场皆在外国”，其实是嘲讽的口气。那意思说，由于中国的近代化大工业几乎等于零，所以原料虽多却没有用武之地，只好廉价卖给外国人，在外国工厂里制成熟货（工业品），其中一部分又以高价返销给中国。就在这一出一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由此可见，严复内心迫切希望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出生进熟”的状况。
毋庸置疑，上述言论实际探讨的是经济发展的策略问题。由于清末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因此不可能百业并举；又由于商业赢利比较快，且能刺激生产，满足人民生活所需，这样，在短时间内便可繁荣市场，搞活经济，因此从商业下手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搞活”不等于“变富”，真正的“变富”要靠工农业生产，因此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又必须狠抓生产。大体上说，抓商业好比“治标”，抓生产好比“治本”。现在严复在强调商业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工业的发展，体现了“急则治标”和“标本兼治”两大原则，因此说他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二）交通便利是商品流通的先决条件，要想繁荣商业，就必须以铁路建设为突破口。
“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④
他指责那些闭眼不看事实的封建顽固派：“曩关内外铁轨未兴时，士庶知与不知，皆言铁轨行则小民业舟车者绝食……然自道通以来，舟车数增倍蓰，事效反与所期如此。而至今谈国计者，尚谓矿路诸政无益国计，有害民生。理之艰明，岂口舌所能争者哉！”⑤
他认为铁路将为人员流动提供方便，因而能帮助人民打开眼界，改变思想认识：“至于道通而民之动者日众，耳目所蠲日以殊前，其智虑云为不得不从之而亦变，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后能决也。”⑥
进而言之，在民智提高以后，人民自然就会有变法的要求：“铁轨既不能不开，则变法之事不期自至。……天不为不裘者不寒，地不为不舟者不水……法之变不变，岂吾人之所能为哉！”⑦
平心而论，洋务派早已论述过铁路建设的重要性，也早已批判过顽固派反对铁路的荒谬借口，所以说严复见解的精彩之处，不在于指出铁路对农、工、商三业的促进作用，而在于指出以下三点：(A)铁路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B)铁路可以在无形中开民智；(C)铁路将间接推动变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上引按语的最后一句，那意思是说，在民智随着铁路建设而提高以后，要不要变法和如何变法的问题，就将由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少数人来提倡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变法运动将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封建统治者再想把它镇压下去，那就根本办不到了。
（三）近代化社会不仅需要快速便利的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而且需要快速便利的信息传递。
严复提倡新式邮政：“邮政无论何国行之皆有大利。……国家之利在于邮传之日盛，羡余之日优，而齐民之利在书札之棣通，音问之灵捷。是其合者也。然亦有微异焉。国家常恐邮资轻减，谓减则妨于财赋，而民则谓邮政之设，当以便民为要义，且书札交通事关民智，故邮资可减则当减，且资减邮多，国家亦未尝失也。是其异者也。为之折中其说，则民议优矣。”⑧
这里严复准确地指出了新式邮政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人民从不同角度出发，产生了办好邮政的共同愿望。国家为赢利，人民为传递信息，双方都愿意把邮政办好，这就是该项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然而双方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在邮资问题上，国家要多收，人民想少交，最后只能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适量”。在这个问题上，严复赞成人民的意见（低邮资），并且认为国家只能用薄利多邮的办法来避免损失，这表明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
（四）控制人口数量
严复认为，不同的群体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标准并不一样，大体上落后民族的标准低，文明民族的标准高：“僿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最下之食为界，必至饥馑，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习于丰给，则其界略高，不待饥馑生机已狭。”⑨因此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在前一种社会里所能赡养的人数就比较多，而在后一种社会里所能赡养的人数就比较少。但是，有一条基本原则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人口数量必须同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所谓“生之量以资生之量为界畛”，⑩就是这个意思。
根据这个原则，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发展生产以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总量；另一方面，控制人口以减少生活资料的需求总量。这样，从理论上说，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就会迅速增加，劳动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有较大的改善：“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功之为，固通国之公利。使生齿之繁不过，则力作小民获益最广。”(11)
遗憾的是，落后国家的人民往往不懂得节制生育的重要性，因此在那些国家里，生产的发展总是跟不上人口的繁殖。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再好也不管用：“所患者民愈愚则昏嫁愈以无节。故民智未开之日，生业之进，终不敌其生齿之蕃，虽有善政良规，于国计不过暂舒而终蹙。此则虽有圣者，所无如何者矣。”(12)
以上认识显然受了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影响。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这样介绍他的人口理论：各国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的产物则按算术级数增长。通常情况下，人口数量至少每25年增长一倍。“故地之养人，其势必屈。而不有新地可以移民，则兵饥疾疫之祸，殆无可逃”。(13)
严复认为人口问题同人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使民质崇，则过庶（人口过多）不易，而所患或稀；若民质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14)这种情形类似生物学界公认的一条规律：“孳生易则长成难，长成多则孳生少。”(15)也就是说，繁殖率高的生物成活率低，而成活率高的生物繁殖率低。由此可见，高繁殖率是低等生物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为避免绝种而自然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手段，至于生存能力较强的高等生物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基于此种认识，严复相信斯宾塞尔的一个观点，认为“郅治之时无过庶之患”。(16)那言外之意说，人类社会达到高度文明以后，一方面，人类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因而无需担心绝种；另一方面，随着民智的提高，人们普遍懂得了人口数量必须同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的道理，因而自觉实行节制生育。到那时，全人类都将追求人口的质量而不再追求人口的数量，人口过多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
（五）提倡多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
“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既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17)
这段话说的是不讲消费的消极作用，不但使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使人民满足于已有的物质财富。这样的人民缺乏进一步追求更多物质财富的热情，因此不会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由此可见，尽管没有明说，严复思想中确有一种消费可以刺激生产的观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不但公开提倡消费，而且认为“以多为贵”：“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由此观之，国之务富者，所以辅民善治也；家之务富者，所以厚生进种也，皆必财之既用而后得之。藉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此支费（消费）之所以以多为贵也。”(18)
这段话阐述了“支费”与“教化”的关系，认为多消费可以造就文明程度较高的人民。需要补充的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人民的生产技能一般来说也比别人高，因此只要顺着严复的思路再进一步，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多消费可以间接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
（六）重视市场作用。
由于按语这种表达形式的限制，严复未能全面论述市场经济，但当他发现亚当·斯密未能结合市场而探讨工资与利润的变化规律时，便在这方面作了重要补充。他指出，如果不结合市场而探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就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工资和利润只能是你消我长的敌对关系：“盖不兼业场（市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工资）厚则赢（利润）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19)但在事实上，在劳动力耗费和资本耗费都相同的条件下，存在着“庸赢并劣”或“庸赢俱优”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就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20)
严复又指出，如果把市场、资本、劳动力三者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发现四种规律性的现象：第一种，“使其国母财（资本）富于力役（劳动力），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21)这就是说，资本多而劳动力少，加上市场广阔，结果是工资和利润都高。
第二种，“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余，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22)这就是说，资本多而劳动力少，但因市场狭小，结果是工资率高而利润率低。随着人口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第三种，“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微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23)这就是说，资本少而劳动力多，且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结果是工资率极低而利润率极大。
第四种，“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24)这就是说，资本少而劳动力多，加上市场狭小，结果是工资和利润都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对市场的重视还导致严复重新划分社会类型。本来亚当·斯密把社会分成三种，现在严复分成四种：(A)正在进步的社会，“庸、赢皆大，民生日蕃”。(B)静止的社会，“业场已尽，而庸、赢皆微”。(C)正在退步的社会，“不独赢、庸皆薄，且其民之受赢者将降而受庸，而受庸者之数亦日以寡，其民流亡”。(D)“业场固广也，而户口、母财之进适与之齐，则庸、赢不进”。(25)这第四种情况是严复对斯密的重要补充，但在今天看来，其实是进步社会的特例。
（七）反对伪劣产品。
严复十分重视自由竞争中的商品质量问题。他以福建茶叶为例，指出某些人以伪劣产品骗取暴利的结果，必然损害全行业的信誉，以致在国际贸易中失去市场：“今如闽之茶业，人得为贾，而小民怵于一昔之赢，往往羼杂秽恶，欺外商以邀厚利，贻害通业所不顾也。二十余年来，印度茶业大兴，而闽之茶市遂极萧索。向使其地业茶大贾会合为联（此指行会），立规约，造商标，令茶之入市杂伪者有罚，使贾茶之家久而相任，则闽之茶品固天下上上，足与印茶为竞有余，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26)
值得指出的是，严复一向反对行会的垄断行为，此处为了严禁伪劣产品，竟主张利用行会行规，可见他对伪劣产品仇恨之深。
（八）提倡有限公司。
“十九稘以来，都会商业几无往不为合股之公司……独是合股公司，制皆有限，此所以救民力之所穷，而置商贾于安而无倾之地也。”(27)
当然有限公司并不是绝对地没有弊病。有些人集资不多而雄心太大，结果是垮台倒闭，害人害己，因此需要由国家的商部审核批准：“顾有时而弊从之以起，每有集资甚俭而发业无伦，以侥幸一时之大利，至于力穷势屈，被其毒者每繁有徒，此亦本稘习见之事也。是故国有商部，当一公司方起之时，诚宜付之警察之吏，必力副所图，而后许之从事，否则禁之。此亦补偏救弊之不容已者也。”(28)
对于严复的这个主张，著名学者胡寄窗先生发表了如下见解：“严复毕竟还是一个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蜕化出来的近代工商者的代言人，在观察新事物时仍未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其关键就在于不否定投机活动是必然伴随人们投资活动而存在的现象。人们并不否认它必然带来许多弊害，但是如不存在投机活动，则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它的昨天和今天。倘使每个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须由官府出而加以监视核准，恐怕绝大多数的股份公司均将被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要求消除投机活动即不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式的自由股份制度，二者只能同时并存或同时消灭。”(29)
毋庸置疑，胡先生的见解是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的。精辟之处在于，指出了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是一种同生同灭、形影相随的关系。在他看来，象严复那样一面提倡自由股份制度，一面又设法禁止投机活动，是根本办不到的。
由于严复原话并没有谈及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关系，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严复是否已经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孪生现象。这样，需要讨论的就仅仅是问题的后一半，即一面提倡自由股份制度，一面禁止投机活动的可行性。
首先，严复所说的“国有商部……诚宜付之警察之吏”，是抽象的理论阐述，并非特指清末中国。毫无疑问，由一个封建顽固派掌权的商部去审批一个公司，当然会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商部去审批一个公司的话，这种审批就不会变成“扼杀”，并且正象严复所期望的那样，可以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其次，在承认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孪生关系的前提下，为了引进和推广公司制度，真的只能对投机活动放手不管吗？毫无疑问，放手的结果必然是投机的猖獗，一旦失败，受害者远不止投机者本人。所以严复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主张认真执行审批手续，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完全放弃审批权，只不过在审批时，存在着宽与严、松与紧的区别而已。这样看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在思想认识上，既已明白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孪生关系，就不要抱根绝投机活动的幻想；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却要尽人事之努力，通过一定的审批手续，合理合法地限制投机活动，尽量减轻它可能带来的危害。
综上所述，严复的见解基本上没有错。胡先生仅因严复主张由政府部门认真执行审批手续，就说他“未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束缚”，是不妥当的。至于胡先生阐述的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同生共灭关系，则是对严复见解的精辟补充。
（九）介绍分红制度。
“今之英、德制造公司，多用东（老板）、伙（雇工）通力之法。其法，岁终计利，庸（工资）、息（利润）二物，先按市中常率分付。有余，则斥母（资本家）与出力（劳动者）二家之所得，皆比例而增；不及，则比例而减。主佣休戚，益复相关，不待督察而勤。事办而两家之利皆进。”(30)
要想明白这种分红制度的意义，必须首先看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简言之，在生产过程中，双方结成了合作关系；而在利益分配方面，双方却存在着对立关系。试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现代化企业的创建，总少不了由资本家提供资本，由科技人员提供技术，由工人提供劳动力，由国家或私人提供土地。唯有保持这四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现代化企业才能正常运转。至于利益方面的对立关系，早已为人所熟知。那就是说，在一定量的企业纯收入中，资本家拿得多了，工人就得少拿；工人拿得多了，资本家就得少拿，一方利益的增加以另一方利益的减少为前提。这样看来，严复介绍的分红制度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原有的这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它是以人为的手段，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增加了一种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关系。当企业增收时，其增收部分不再由资本家独吞，而是以分红的形式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而当企业减收时，其减收部分也要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承担。这种分红制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增加工人利益，而在于以增加利益的可能性为诱饵，使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来关心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在心理效果上，可以缓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程度，并加强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关系。毋庸置疑，即使在实行分红制度以后，资本家的总收入仍将远远大于每个工人的收入，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平现象仍然没有解决，但是由于这种制度能在某段时间内相对增加工人收入，因此在企业兴旺的前提下，能被工人所接受。
（十）主张大田农业。
亚当·斯密认为：“小地主对其有限土地十分熟悉，爱护备至。他不但喜欢开发它，而且喜欢改良它。”(31)严复指出，中国的顾亭林和英国的杨亚德等人，均有类似见解。这说明在世界历史上，曾有不少人认为，小土地经营的方式最适合于农业生产。
但是严复本人并不赞成斯密等人的观点。他指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与小町自耕之议相持不下。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事固不可执一以论时宜也。”(32)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农业机械化和大田作业，只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然而严复早在近百年前就已积极倡导，可谓高瞻远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按语的内在精神。首先，它表现出因时制宜的思想。由于“世局”不断变化，因此无论何种经营方式，也无论它如何完美，总要随着“世局”相应变化。其次，它包含着一个精彩观点，即科技发明决定经营方式。科技水平低（牛耕），小土地经营就是最佳方式；科技水平高（汽耕），大田农业就是最佳方式。这就启示读者：科学技术才是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
（十一）发挥传统产品的优势。
“吾国之茶、丝、羊毛，在国家皆为要货，他日所以清偿国债者，此其大物也。而主持度支大臣，与外省之疆吏，茶听其杂，蚕听其疫，毫末不加人力，一任于天事之自为，此则重可叹惋者矣！”(33)
这就是说，中国虽然是落后的农业国，但在传统产品中也有一些具备优势的土特产，如能充分重视，切实提高质量，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充当我国近代化建设的经济支柱，甚至靠它们清偿军费和国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扬长避短的经济战略。一方面，发挥某些传统产品的优势，换取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大力加强薄弱环节，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急起直追。唯其如此，中国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十二）参考物价变化重新确定田赋和官禄。
时至清末，严复主张重新确定田赋和官禄。那么怎样才能确定得合理一些呢？严复介绍了英国经济学家斯古略的观点：“易中（此指币值）求无变者必不可得，然时时知其升降舒蹙之度而谨剂之，则道国者所不可不图者也。”具体方法是：“取国中百产每岁平价列之为表，十年以往，前后相方，易中之情可以粗得。为之既久，至于曲线可推，而后据之以定田赋官禄，与易中进退相衡。田赋官禄既定，则其他度支皆可比例升降。”(34)
不言而喻，严复介绍的斯古略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按物价指数调节财政收支的办法，其中包含两个重要观点。其一，物价和币值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治国者的责任不在于强制它们不变，而在于密切注意并充分了解这些变化，然后制订出相应的财政经济措施，作出积极的适应。其二，田赋和官禄也应当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规律应当参考国内市场上多种主要物价的变化曲线来确定，大体上与币值的升降相协调。毫无疑问，这两个观点对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是个有力的冲击。自古以来，历代皇朝的田赋和官禄都是在不考虑市场、币值、物价的情况下，由统治者主观制订出来的，而且一旦制订，就巴不得永远不变，结果同社会现实脱离得越来越远。严复在这里揭示了确定田赋和官禄的理论依据，足以使国人耳目一新。
（十三）反对滥发钱币。
“中国自南宋来，每遇国用乏绝，皆思行钞，然往往败。至道、咸则有铁钱，如当十、当百诸重宝，此与不转之空钞，特五十步、百步异耳，故圜法（货币制度）大乱，而于国家终无益也。近五、六年来，中国大衅数起，军兴赔款诸费势将不堪，吾恐搜括不足，必有浅夫不学之徒，更动国家踵此覆辙者，则民生焦然不终日矣！”(35)
这段按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道光朝和咸丰朝为解决财政危机而滥铸铁钱的做法。其时以铁钱一枚代表铜钱十文或一百文，违反了“造钞有节”的原则，结果造成币制混乱，对于国家却没有什么好处。再联想起甲午战争的赔款高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而庚子赔款则正在谈判之中。严复非常担心统治者再次使用当十当百铁钱，或者滥发纸币，因此在按语中发出了警告。
（十四）充分肯定银行贷款制度。
严复认为，近代苏格兰之所以能够由穷变富，原因之一在于“版克”（银行）的“赊贷法”（贷款制度）。这种制度大大方便了人民，国家因此富裕起来。
“赊贷法者，版克出财以贷民，使民勤而贫者资以为母。民欲贷，则联数家有力者为之公保，至少无下二人，名保诫。保诫定所赊之数，常法自百镑至千镑为率。议定乃恣出入，岁终计息纳之，而保诫有禁予纵缩之权。若
者见不能，若惰佚，则止勿赊贷。如是，故其民之力有所资，而争自奋于业，为勤良，盖富而有教之效矣。其法与新莽之赊贷，北宋之青苗钱无稍异。异者，彼民自为之，而莽与宋则以官管其收发而已。”(36)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其一，严复点明了银行贷款的宗旨，是借给缺钱的人作为资本，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更不是借给富人去挥霍，所以这种制度能使一国变富。反之，假若贷款被用于消费，那么不但不能富国，反而会使银行有贷无还，破产倒闭。
其二，借贷须有公证，贷款数目由公证人核定，贷款数目有限制，岁终计息，贷款不给懒惰或无能的人，这些都是银行贷款正常周转的必要保证。
其三，严复把银行贷款制度比作王莽的赊贷和王安石的青苗钱，未必妥当。但是严复准确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使读者意识到：苏格兰的银行贷款制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民办；而王莽的赊贷和王安石的青苗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官办。换言之，这里隐藏着提倡民办银行的意思。
以上就是《原富》一书按语中的富国策的主要内容。此外严复还主张以流通刺激农业生产、举办保险业、统一度量衡等等，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对照现今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严复的绝大部分主张同当代的改革实践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致力于搞活市场经济、大修铁路公路、实行计划生育、打击伪劣产品时，我们已经以行动充分肯定了近百年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富国主张，承认了这些主张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0)“严译名著丛刊”《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第1版）第300页；第300页；第299页；第311页；第144页；第311至312页；第312页；第679页；第73页；第73页；第221页；第221页；第64至65页；第278页；第72页；第73页；第288页；第288至289页；第94页；第94页；第95页；第95页；第95页；第95页；第95页；第125页；第617至618页；第618页；第59页。
(29)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225页。
(3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10月初版）第378页。
(32)(33)(34)(35)(36)《原富》第343页；第364页；第271页；第681页；第85至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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