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理解公司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的差异信息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润论文,应税论文,投资者论文,差异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的演进和改革，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Book Tax Differences，以下简称BTD或会计—税法差异)近年来日益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服务对象以及目的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和差异，BTD就是这种差异的直接表现。财务会计的目的主要是为股东、债权人等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他们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等决策。政府税收活动的无偿性、强制性、统一性和稳定性决定了税务机关对于企业财务信息的关注重点不同于企业的股东、债权人等其他信息使用者。政府关心的是税源的稳定性和征税的及时性，税务会计的目的在于税收保全、收入均衡、便利征管、防止避税，因此其核算原则与财务会计有很多不同。与财务会计相比较，税务会计的核算特点体现为：不遵循会计谨慎性原则；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有条件地接受权责发生制原则，即倾向于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成本费用；强调税前扣除的费用应该与同期收入有因果关系，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其取得的收入相关(盖地，2006)。
我国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分离始于1994年《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在此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高度一致。200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标志着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正式分离(王华明，2004)。财务会计准则和税务会计的差异是造成BTD的主要原因；税收筹划则是引起BTD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通过合理运用税法规定寻找节税空间，节约经营成本，在合法的范围内降低应税利润①，这会导致BTD的提高；此外，叶康涛(2006)发现，公司可以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②，因而BTD同公司的盈余管理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较大的盈余管理幅度也可能导致较大的BTD。戴德明、姚淑瑜(2006)对我国税前盈利的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内上市公司会计—税法差异幅度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那么较大的会计—税法差异，对会计信息使用者而言，是否意味着较低的会计盈余质量?会计—税法差异与盈余质量的关系是否被投资者充分理解?如果投资者不能充分理解会计—税法差异的隐含信息，过大的会计—税法差异对投资者是否会造成损失，损失程度又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是我国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分离之后应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程度。会计—税法差异如果包含了重要的会计盈余质量的信息，在市场有效性比较高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迅速对这一差异进行反应，这样我们的长窗口研究就不会发现超额回报。但是，如果超额回报存在的话，说明投资者对信息的反映至少是不完全的，市场存在的错误估价会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失，因而市场有效性就有待进一步提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1999～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3个方面的研究：(1)会计—税法差异是否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相关；(2)投资者是否能够认识到会计—税法差异对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启示作用；(3)基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构建投资组合，通过观察不同程度BTD的投资组合未来回报的差异，来估计BTD对投资者是否造成较明显的投资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上市公司税前利润持续性显著较低，这意味着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越大的上市公司，其盈余质量越低；投资者对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公司的税前利润持续性高估程度更严重，这说明投资者未能较好地识别会计—税法差异对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启示作用；根据会计—税法差异幅度的大小将每年的样本公司分组构建投资组合，能获得较好的套利回报，这表明购买具有大额BTD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日后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本文的贡献在于：(1)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借鉴了Sloan(1996)的方法，基于会计—税法差异的幅度大小构建投资组合以发现套利机会。用这种角度研究BTD与市场回报之间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我国上市公司BTD对投资者造成的投资损失。(2)本文运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检验BTD与盈余预测价值、市场回报关系，研究结果说明，有效的证券市场在我国还未形成，超出正常水平的会计—税法差异有必要引起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的充分关注。
下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进行文献回顾；第三部分阐述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介绍样本选择和描述性分析；第五部分分析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指出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于BTD来源的研究揭示了引起会计—税法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会计准则和税法制度的差异，即所谓制度因素。如戴德明等(2006)对2002～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差异的60％以上。Tang(2005)的研究也表明制度因素是BTD存在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有关BTD的研究中，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制度因素以外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BTD的可操纵因素，以及BTD这个指标除了反映会计制度和税法制度差异之外是否也反映了上市公司本身在会计核算、计量和报告过程中的某些特点。盈余管理行为的普遍存在扭曲了真实的会计利润，税收筹划行为则直接影响了应税利润，BTD作为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差，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具体变化直接体现于BTD金额的大小。佩因曼(2002)指出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可作为检查核心费用是否被操纵的特征量，认为如果企业利用估计产生较高的财务会计利润，它就必须确认更多的递延所得税，从而使会计—税法差异扩大。Hanlon(2005)也认为，依据税法制度计算的应税利润具有较大的刚性，可操纵空间较小，因此BTD能够部分反映管理层对会计盈余应计项的操纵程度。
国外学者对于BTD同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BTD是一个具有一定信息含量的指标，较大的BTD意味着较低的会计盈余质量，如Mills(1998)，Lev和Nissim(2004)，Hanlon(2005)等。Phillips等(2003)和Dhaliwal等(2004)的研究表明，BDT可以用来侦查不同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上市公司BTD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也发现较大的BTD可能意味着较低的会计盈余质量，叶康涛(2006)研究了盈余管理幅度与非应税项目损益之间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因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BTD也越高。戴德明等(2005)发现，随着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改革，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利润同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同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Tang(2005)以1999～2003年中国B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BTD除受会计准则和税法制度差异影响以外，还是盈余管理和税收筹划的函数。Tang(2006)发现BTD越大的公司，其当期盈余的可持续性越差。
既然BTD蕴含着关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的信息，那么这种信息是否被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充分理解就自然成为研究者关心的下一个话题。Weber(2005)研究了BTD、盈利预测和股票回报之间的关系，发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是BTD的函数，当公司会计利润大于应税利润时，分析师并未完全理解与未来盈余相关的BTD中蕴含的信息，对于公司未来盈余的预测误差表现得更为乐观；作者接着考察了与BTD相关的预测误差是否能够解释未来的股票回报，发现分析师预测误差能够解释投资者的定价误差，当控制了分析师预测误差以后，BTD就不再对未来的股票回报有预测能力。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投资者没有正确理解BTD对于未来盈余的隐含意义，从而导致市场存在非理性定价。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尽管国内外已有学者关注BTD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以及BTD与股票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中国公司BTD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我们能检索到的中文文献仅有戴德明等(2005，2006)、叶康涛(2006)研究了BTD与制度因素以及盈余管理的关系，另有Tang(2005，2006)对我国B股上市公司BTD与会计税法制度的关系、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过探讨，至于我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是否意识到上市公司BTD蕴涵的会计质量信息、BTD与市场回报之间有无显著关系，则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BTD的衡量
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以前，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所得税会计信息披露格式并不统一、规范，绝大部分公司只是在报表中披露所得税费用、递延税项、应交所得税等信息，并在附注中披露所得税会计政策和所得税率的有关信息，极少有公司主动披露应税利润和所得税抵免等信息，这为BTD的有关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准确的应税利润数据。
利用报表中有限的信息测算BTD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由于我国税收法规繁琐，各公司(集团)的实际税率受所在行业、地区、规模以及母子公司是否采用合并纳税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无法通过合并报表数据推算BTD(戴德明等，2005)。叶康涛(2006)也指出使用合并报表推算BTD时，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所得税税率不同以及企业集团内部的经济业务往来两个因素会使推算产生较大误差，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同时披露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这为BTD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因此，本文借鉴了以往文献的方法，采用上市公司母公司年报披露的所得税费用和税率数据推算BTD，计算方法如下：BTD=税前利润-应税利润；应税利润=本期所得税费用/税率。
(二)BTD与盈余预测价值的关系
在权责发生制下，会计盈余中的应计项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为判断和估计，存在较大的可操纵空间，相对而言经营现金流量不易被操纵，因此会计盈余中现金流量比例的大小过去较多地被研究者视为一个重要的会计盈余质量的衡量标准。储一昀、王安武(2000)使用现金制和应计制下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总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等指标的差异对1998年和1999年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盈利质量进行了评估。Sloan(1996)将会计盈余分为应计项和现金流两部分，发现现金流的持续性高于应计项，这从持续性的角度检验了盈余的现金保障性与盈余预测价值的关系。刘云中(2003)和李远鹏、牛建军(2007)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得出了与Sloan(1996)类似的结论。
会计盈余质量的基本要求是有用性，具体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近年来，盈余持续性被广泛用来衡量会计盈余信息的预测价值(Hanlon，2005)。Jonas和Blanchet(2000)提出的评估财务报告质量的框架中特别指出，对于那些希望能够预测公司前景的投资者而言，预测价值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直接相关，因此盈余持续性作为衡量相关性的重要指标被纳入了他们的质量评估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先以税前利润现金含量为指标对BTD是否能揭示盈余质量信息进行初步检验，再以税前利润持续性为指标进行更为可靠的检验。近年来的研究(Joos et al.，2000；Tang，2006)认为，绝对值金额较大的BTD，不论是正数还是负数，都意味着较低的盈余质量，因为公司盈余管理既有高估利润的动机，也有低估利润的动机。Joos等(2000)用BTD绝对值来衡量会计—税法差异幅度，发现会计—税法差异幅度(BTD绝对值)越大的样本公司，其盈余持续性越低，这一结果也为Hanlon(2005)所验证。因此本文借鉴Joos等(2000)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BTD绝对值的大小分组，同时也参考Hanlon(2005)考察正向和负向BTD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1.税前利润现金含量
根据BTD绝对值的大小，将所有样本分为3组，L组为75％分位点以上的样本，S组为25％分位点以下的样本，M组为25％～75％的样本。本文对L、M、S3组样本的盈余现金流含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了解样本的盈余现金流含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预期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越大的样本，其税前利润中的现金流含量越低。定义变量如下：
为进一步考察BTD对税前利润持续性的影响，我们根据BTD的正负方向将L和S组进一步分为LNE、LPO、SNE、SPO4组，建立模型二。LPO代表L组中BTD为正的样本，SPO代表S组中BTD为正的样本，LNE代表L组中BTD为负的样本，SNE代表S组中BTD为负的样本，均为虚拟变量，定义方式同模型一中的变量GL和GS。模型二如下：
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结果，大幅度差异意味着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存在正向大幅度差异和存在负向大幅度差异，都会使公司的税前利润持续性降低。
(三)投资者是否能够正确理解BTD隐含的盈余质量信息
要想考察不同程度BTD是否能够预测未来投资组合的投资回报，从而估计BTD对投资者可能造成的投资损失，要求以下条件成立：投资者没有完全对BTD包含公司价值信息做出反应，市场存在错误估价，随着时间推移，投资者理解得更完全，因而推动股价发生变化。本文参考Sloan(1996)采用Mishkin方法来检验投资者是否正确估计了母公司税前利润的持续性。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1)式为预测方程，(2)式为价格评估方程，γ[,1]*为市场定价系数，γ[,1]为持续性系数，若市场是理性的，投资者能够正确估计母公司税前利润的持续性，则有理性定价假设γ[,1]*=γ[,1]。在上述方程中，P[,t1]和P[,t]定义同上文。AR[,t1]为下一期样本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率③。本文先对L、M、S3组样本进行Mishkin检验；再对LNE、LPO、SNE、SPO4组样本进行Mishkin检验。根据以往研究的结果，本文预期投资者可能高估L组样本的税前利润持续性，低估S组样本的税前利润持续性。
(四)基于BTD构建投资组合
如果发现市场存在非理性定价，本文再借鉴Sloan(1996)，采用构建投资组合的方法，研究BTD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程度，本文预期此投资组合将获得正的超额回报。构建投资组合的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会计—税法差异的幅度大小，将每年的样本公司分为10组，第1组会计—税法差异的幅度最小，第10组会计—税法差异的幅度最大。
(2)计算每组平均超额收益率
，i为组序号，n为计算超额收益率的时间长度，取值分别为6、12、18和24个月。
(3)构建套利组合：在第t+1年4月底买入第1组股票，卖空第10组股票，计算n个月以后的套利回报H[,t]，其中t为年序号，本文中取值为1999～2004年。
(4)计算所有年度套利回报均值H[m,n]，并进行单样本t检验。
为保证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除在计算超额收益率时采用规模调整和Beta调整方法互相验证，还在上述投资组合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BTD与超额收益率的关系。模型如下：
其中，
为从第t+1年4月底开始12个月后个股的规模调整或Beta调整的超额收益率。Rank为第t年会计—税法差异幅度的排序分组排名，在这里分组与上文有所不同，按会计—税法差异的幅度从大到小分别划分为0～9组，再除以9，这样处理使得其系数可以直观地解释为自变量每上一个台阶对未来投资回报的影响，同时也克服了数据中的一些“噪音”影响。BM为市净率的倒数，size为期间平均流通A股市值，Beta为期间平均Beta系数。
四、样本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1999～2004年我国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以下标准筛选后，得到公司—年度样本数2466个：(1)删除金融业上市公司；(2)删除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公司④；(3)删除税前亏损的公司⑤；(4)删除所得税率为0的公司；(5)删除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6)删除会计—税法差异幅度异常的公司⑥。财务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股价和风险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上市公司所得税会计政策数据由手工搜集获得，年报来自新浪财经。
(二)描述性分析
全部样本中，BTD为正的样本所占比例为60％，BTD为负的样本所占比例为40％。表1为有关BTD的描述性统计结果⑦。图1～图4分别报告了BTD及其绝对值的频数分布和年度变化趋势。样本公司BTD最小为-0.979，最大为0.325，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20和0.013，集中分布于0～0.1之间。BTD绝对值最小为0，最大为0.979，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2和0.045，集中分布于0～0.05之间(见表1、图1和图2)。1999～2004年，BTD及其绝对值的中位数和四分位点基本稳定，2002～2004年，样本公司会计—税法差异幅度仅有轻微扩大趋势(见图3、图4)。
图1 BTD频数分布直方图
图2 BTD绝对值频数分布直方图
图3 BTD各分位点年度变化趋势图
图4 BTD绝对值各分位点年度变化趋势图
表2报告了税前利润现金含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F检验p值为0.005，说明3组样本税前利润现金含量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L、M、S组的税前利润现金含量的均值分别为1.181、1.318和1.596，中位数分别为1.020、1.253和1.313，说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样本税前利润现金含量较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小的样本税前利润现金含量较高，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税前利润现金含量的考察为比较不同组样本的盈余预测价值提供了初步证据。
五、实证检验
(一)BTD与盈余预测价值关系的检验
为了更为可靠地考察BTD同盈余预测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税前利润持续性角度进行检验⑨。表3报告了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回归结果，两模型F检验均高度显著，调整R[2]分别为0.555和0.559，解释能力较好，当期税前利润P[,t]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一中，LP[,t]系数为-0.185，显著性水平小于0.0001，说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会显著降低公司税前利润持续性水平，与本文的预期一致；SP[,t]的系数不显著，无法肯定较小的会计—税法差异幅度对公司税前利润持续性水平的影响。模型二中，LPOP[,t]系数为-0.392，显著性水平小于0.0001，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存在正向大幅度差异会使公司税前利润持续性显著降低；LNEP[,t]、SPOP[,t]和SNEP[,t]系数分别为-0.057、-0.044和-0.134，均未通过t检验，无法肯定存在负向大幅度差异以及较小幅度差异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二)Mishkin检验
上述分析说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样本其盈余持续性较差，那么投资者是否能够理解到BTD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这一联系呢?本文运用Mishkin检验对此进行了研究。
表4报告了L、M、S3组的Mishkin检验结果，本文用价格评估系数γ[,1]*与税前利润持续性系数γ[,1]之比γ[,1]*/γ[,1]描述持续性系数被投资者高估或低估的程度。为了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超额回报的可靠性，超额收益率采用Beta调整和规模调整两种方法计算。表4的结果表明，使用两种方法计算的超额收益率进行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L组和S组税前利润持续性系数均存在高估，但值得注意的是，L组的高估程度在两种方法下分别为1.766和1.814，似然比分别为13.060和12.370，边际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而S组的高估程度在两种方法下分别为1.481和1.401，似然比分别为7.150和6.040，边际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8和0.014。相比较而言，L组的高估程度高于S组，投资者对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公司会更高地估计其税前利润的持续性，因而L组的股票定价相应更不合理。
表4 税前利润持续性的分组Mishkin检验(一)
表5报告了LPO、LNE、SPO、SNE4组的Mishkin检验结果，使用两种方法计算超额收益率得到的检验结果仍然基本一致。将L组分解为LPO组和LNE组分别检验发现，两种方法下两组的持续性系数都被显著高估，LPO组的高估程度分别为3.020和3.148，似然比分别为7.42和5.71，边际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7和0.017；LNE组的高估程度分别为1.762和1.797，似然比分别为4.82和4.78，边际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28和0.029。将S组分解为SPO组和SNE组分别检验发现，与LPO组相比较，投资者对SPO组和SNE组税前利润持续性的高估程度较低，且边际显著性水平几乎都在0.05以上。以上结果表明：在我国A股市场上，相对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不大的公司，投资者会显著高估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公司盈余持续性。
表5 税前利润持续性的分组Mishkin检验(二)
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过高的会计—税法差异意味着较低的盈余持续性并没有被投资者充分理解，市场上存在利用会计—税法差异幅度构建投资组合获取套利回报的机会。
(三)基于会计—税法差异幅度的投资组合
1.构建投资组合
本文根据会计—税法差异幅度的大小将每年的样本排序分组后构建投资组合，观察将每一组股票持有6个月、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后投资组合的回报情况。从表6报告的结果来看，使用两种方法计算超额回报的结论大体一致，即该投资组合在持有6个月、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后均能获得正的套利回报。在两种超额收益率计算方法下，持有6个月的回报在4％以上，持有12个月的回报约为7％，持有18个月的回报分别为10.1％和7.6％，持有24个月的回报分别为4.3％和7％。在规模调整方法下，只有持有24个月的套利回报未能通过t检验；在Beta调整方法下，持有6个月和24个月的套利回报未能通过t检验。分年度计算规模调整和Beta调整超额回报下投资组合套利回报的结果，除2004年以外的其他年份该组合均获得了正的套利回报，进一步支持了表6结论的稳定性，为节省篇幅，本文省略了分年度结果的报告。
注：表6报告了1999～2004年持有每一组股票的平均超额收益率，括号内是t值。*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2.多元回归分析
进一步控制规模、Beta系数和BM3个风险因子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Rank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BTD绝对值金额越大，该公司的未来回报越差，可见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后也并没有改变表6的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和税法制度的演进，会计—税法差异日益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会计—税法差异是我国会计准则和税法制度差异的直接表现，也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税收筹划行为的直接结果。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的会计—税法差异是否蕴含着有关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的信息、与股票市场反应是否有显著关系，是一个值得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监管者关注的话题。
本文研究了会计—税法差异幅度同上市公司会计盈余预测价值的关系，发现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显著较低。通过Mishkin检验，本文发现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组相对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小组的公司，盈余持续性被严重高估，这就为本文依据会计—税法差异幅度的大小构建投资组合、赚取套利回报提供了契机。根据会计—税法差异幅度的大小将每年的样本公司分组构建投资组合，观察持有6个月、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后投资组合的回报，发现该投资组合在四种时间长度下均能获得正的超额回报，其中持有12个月和18个月的回报显著，大约在7％～10％之间。
会计—税法差异反映了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公司投资者和政府)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和冲突，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税法差异能够成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的“警示信号”，但过大的会计—税法差异意味着较低的盈余持续性，这一点并没有被我国的投资者充分理解；投资者对与价值相关信息的反映并不正确和完全，使得证券市场存在错误估价，对投资者造成了较明显的经济损失，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越大的公司，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越大。这说明有效的证券市场在我国还未形成，超出正常水平的会计一税法差异有必要引起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的充分关注。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首先，由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限制，无法获得准确的应税利润和纳税调整数据，只能大致估算BTD，这一点可能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其次，由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并不要求披露不同种类的差异及其金额，本文无法对BTD进一步细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并具体考察这两种差异与盈余信息价值和市场回报之间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方向：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放弃了所得税会计核算中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收益表债务法和递延法，要求企业一律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递延所得税，因此大量上市公司将从应付税款法转向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为未来利用递延税项数据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会计—税法差异进行大样本研究提供了机会。
注释：
①所得税税收筹划方式多样：通过纳税人之间的合并、分立或集团公司内设立子(分)公司来规避高税率；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选择合理的存货计价方法和费用分摊方法降低应税利润；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等(杜颜榕，2005)。
②如中国税法规定，存货跌价准备不允许在税前列支，因此，当公司通过大量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调减利润时，应税所得并不会随之下降；当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下一期转回的时候，应税所得也不会随之增加(叶康涛，2006)。
③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最迟于每年4月底披露上年年报，我们与姜国华、岳衡(2005)和李远鹏、牛建军(2007)的做法一样，在每年的5月1日构建投资组合。我们采用年报披露当年4月的收盘价和下一年4月收盘价来计算原始收益率R[,t1]，并用两种方法计算个股超额收益率AR：规模调整和Beta调整。规模调整超额收益率AR计算方法如下：根据当年4月和下年4月的平均流通A股市值大小，将所有上市公司分为10组，以每组公司的原始收益率算术平均值R[,0]作为该组内个股计算超额收益率的基准，则属于该组的某公司的规模调整超额收益率AR[,t1]=R[,t1]-R[,0]。Beta调整超额收益率AR计算方法如下：根据当年4月到下年4月平均Beta系数，将所有上市公司分为10组，以每组公司的原始收益率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组内计算个股超额收益率的基准，权数为该期间内平均流通A股市值，属于该组的某公司的Beta调整超额收益率AR[,t1]=R[,t1]-R。
④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之前，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会计核算可采用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按照应付税款法计算的本期所得税费用等于按照本期应税所得与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的应交所得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没有单独核算和反映。纳税影响会计法是将本期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之间的时间性差异造成的影响纳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由于时间性差额影响的所得税金额，包括在损益表的所得税项目内，以及资产负债表中的递延税款余额里。因此纳税影响会计法下利润表中披露的所得税费用不能用来推算公司的应税所得。
⑤亏损公司的亏损金额可以在以后年度结转，抵减以后年度的所得税费用。
⑥本文用母公司年末总资产对BTD进行平均，删除了BTD/年末总资产大于1或小于-1的数据。
⑦本文中所有DTD都用年末总资产平均。
⑧此处删除了税前利润现金含量异常的公司-年度样本，因此该检验的样本数小于持续性检验的样本数。
⑨为了减少BTD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在这一部分和下面的Mishkin检验中，我们又做了如下稳定性检验：将所有样本依据BTD排序后，删除BTD＜-0.4的70个极端样本(占样本总量约3％)，重复了所有盈余持续性检验和Mishkin检验，结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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