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学理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4)003－0006－08 一谈到中国美学文献对中国美学学科建立、发展，对中国美学研究深入展开的贡献，大家普遍采取认可、肯定的赞赏态度。如果说提议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便会引起学界的沉默。学界失声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不解和非议。有人不禁要问：对我们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西方美学已经进入解构主义时代，中国美学界还要进行美学的分支学科建构，是否与国际学术潮流背道而驰？中国已经有了美学学科，学界一直利用着中国美学文献，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否必要？中国美学的诸多范畴、命题、规律已经有所界定，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能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否有它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充分性呢？ 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顺应国际学术潮流吗？ 必须肯定的是，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和深度开掘，一直受惠于它的国际视野，学院式美学尤其如此。1904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慨叹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的张之洞，把美学学科设在“建筑学门”之下。[1]378 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赞赏日本把哲学列为文科九科之首的王国维，把美学作为经学科科目的一门课程。[2]12此时，要进入中国高等教育课堂的美学还只具有概念意义，显现着技术美学特征或哲学思维品性。我们分明在张、王二人的学科划分中，看到了日本学术的影响及其背后西方的影子，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1949年。二十世纪50－60年代，美学界展开美的本质问题大讨论，中国美学得到较快发展，但真正的赢家是马克思主义，背后是苏联式的言说方式。从新时期至今，一方面，我们借鉴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武库，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展和壮大了中国美学学科；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哲学思潮，既解构着西方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依据，又动摇了中国美学赖以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人们发现，越向西方靠近，我们似乎离自己的预期越来越远。 是啊，西方美学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础，是本质问题的哲学追问，而解构主义者却拆解了它，而拆解它的正是文献阅读的方式。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解构了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并未能认知世界的本质，不论是实体性的，还是本体论的，亦或是“实体—本体论”的存在和存在者，都只是派生性的东西。与存在、存在者相比，他发明的超出本体和实体分别，具有无限歧义属性的“分延”(diffrance)更具本源性。他说：“分延才是更具‘本源’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能将它称为‘本源’，也不能称为‘根据’，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属于存在——神学的历史，也就是说属于抹去差别的系统。”[3]32《论文字学》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力作，从文献的角度，我们能够发现以下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文字既成为他的写作手段，也成为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立场；其次，在逻辑思辨作为主导语境的西方，德里达将文献解读发展成解构策略；再次，德里达行文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需要用文献的方法加以疏导。 现就《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在题记中，德里达引用尼采的话说，“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并说亚里士多德持有“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的立场，他要解构的正是希腊先贤这种言语凌驾于文字之上的哲学立场。在德里达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重视语言，贬低文字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就是中心与边缘、所指与能指、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就产生了言语中心主义及其派生者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因此贬低表音文字，钟情于中国象形文字。他要做的就是，拆解言语中心主义思想，终结承载该思想的书本的历史，让文字在书写中分延和播撒。可以看到，德里达把西方人一直视为本质的“存在”或“存在者”驱逐出本源之地，故意让含有歧义色彩的“分延”和衍生多样性语义的“播撒”更接近本源意义，建构言说解构的意义观。当中国在用文字进行文献学校勘的时候，德里达把文字学提升到哲学高度，取消了一切本体观念，在解构主义道路上走得可谓彻底。此时，如果说有本体的话，那就是文字以及对文字的诠释，文字因此具有了本体诠释学的意蕴。以成中英为代表的谙熟中西哲学的学者，把握了西方对言语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学术潮流，看到中国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以及中国哲学圆融一体的特质，提出本体诠释学的概念，主张文献诠释时“‘本体与诠释’互释生义，因此本体观念与诠释观念必须同时提出，两者的意义才能相互决定，才可深入‘本体与诠释’的关系问题”，以此形成本体论、诠释学、美学之贯通。[4]38按照这种方式，一切文献都具有了衍生意义的特征。德里达和成中英等人的观点，也警示我们重新审视美学文献文字校勘工作，提高其在美学学科建构和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为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国美学文献，提升文献学文字校勘的学理水平提供借鉴。 第二，西方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建构了形而上学体系，要想推翻这一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德里达通过文献解读的策略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章包括了“计划”、“能指与真理”、“写下的存在”三个部分。在“计划”部分，德里达对以言语和文字为代表的种种二元对立进行了分析，以期引出并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恢复文字应有的地位。在“能指与真理”部分，他批判了从古希腊三圣到现代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语言观及其背后的言语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一再申说文字与真理的必然联系。在“写下的存在”部分，德里达把形而上学视为现象学、“显学”、“在场之学”；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分延”、“痕迹”和“播撒”，把“显现”和“在场”隐去，把文字变成非表音的象形文字。为了实现他的解构主义目标，在第一章中，他引用文献超过三十处，其中直接引用大段文字达十二处之多，全章约一万六百字，五万五千字符，这十二处引文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七字，五千六百八十一字符。①他还先后提到了近30位学者的名字，在重点解析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象学哲学家兼美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芬克等人的同时，一些非主流作者也被纳入他的研究视野。在专注于对这些人的文献进行解读的同时，他还利用文中小括号注释、脚注等形式，对引文进行了认真爬梳。他所论述内容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德国古典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诸多流派。这其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文献学功底，德里达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拿胡塞尔来说，他的哲学手稿有40000多页，“他的哲学具有分析的性质，很难将他所做的大量个别分析系统地组织为一个整体”[5]1247。身为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更是著作等身，要想批判以二人为代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德里达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第三，德里达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犯下的一些文献错误，表明专科文献学的价值。这些错误包括字形的，如diffrance(分延)、diffrer(推迟、延迟)；字义的，如parousie(古意为“显现”，字面意为“基督显灵”)、l'exgtisme(dem Statarischen，古德文词，不动的，静止的)；[3]31－35还包括引文的，如他引用了G·H·冯·舒伯特一段文字，中文版译者汪堂家注释说：“德里达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参见G·H·Von Schubert,Die Symbolik des Traumes(《梦的象征》)Leipzig 1862年版，第23－24页。——译者。”[3]21对德里达有意无意制造的这些错误，我们应该做辨证的分析。那些有意而为的“错误”，其实不是错误，是他的一种解构策略，是他解构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光鲜亮丽的组成部分。他用生造文字、使用古语、常用隐喻、反常使用术语、意义播撒、故意引起文本歧义的方式作为手段，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中言语的确切意义性。汪堂家就认为，“diffrer既表示‘区分’，又表示‘推迟’、‘延迟’。德里达之所以说‘分延’是个经济性的概念，是因为这个词能同时包含两种近乎相反的意义”[3]32。那些无意而为的错误，则主要因为德里达作为学术研究的个体，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忙中出错、没有在校勘中及时发现，缺乏有力的文献学支撑的结果，这也为人们对德里达学术进行传播、开展研究带来了麻烦。汪堂家把《论文字学》翻译成中文版前后历时七年，“对译者来说，翻译上的困难既在于德里达生造了不少新词，又在于他好用词的古义，也在于他喜欢使用隐喻，并反常地使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术语。然而，最困难的莫过于他为体现‘意义像种子般播撒’的思想而故意在同一段话甚至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3]译序4。除此之外，该书至少涉及九种语言，“德里达写作时总是旁征博引，有些引文出处交代不详，有些引文与原书有较大出入，有些页码不够准确”[3]译序5。虽然《论文字学》意义相当艰涩，但贯穿全文的是对逻各斯、在场、语音等核心范畴的解构，对表音文字形而上学秘密的拆解，以此实现对这些核心范畴支配着的传统思维方式、日常语言、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批判。西方文献一定对逻各斯、在场、语音这些范畴进行过梳理和研究，但是，如果真正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工作，那么，作者德里达就不会犯这么多“无意的”错误，译者汪堂家也不会在瑞士、德国、法国图书馆校对德里达的引文遇到那么多麻烦，以至于“另有一些因一时找不到原书只好留待以后补校”[3]译序5。 现在，既然建设中国美学的西方基础已经发生动摇，既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使用的文献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和遗憾的经验，既然成中英等人发现了中西美学对话、交流、沟通的文献学渠道可以搭建，那么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事业就顺应了学术潮流。 从美学发展角度出发，文献学有纳入美学学科建设规划的必要吗？ 首先，中国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在中国美学学科发生、成型期，西方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交互辉映。该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美学文献从儒释道思想中析取，同西方哲学、心理学、艺术门类学交叉融合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美学学科走向深入发展期，实践美学成为主流，审美活动论出现转向，后实践美学崭露头角，生态美学生长茂盛，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得以发展壮大，这些都与中国美学文献的贡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文献成就了中国美学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王国维引入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图用具有哲学意蕴的美学，改造中国的经学乃至文学。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中，他引入康德审美无利害观点，认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美学之术——本文注)，而美术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6]5－6李泽厚在考察了陶器上蛙纹、鸟纹从半坡时期，经庙底沟、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四坝到汉墓帛画的演变后认为：“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7]34王国维用康德美学思想阐释《红楼梦》，李泽厚用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观点分析中国远古陶纹，都表明中国学界希望将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推动美学研究进步，促进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的诉求。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不仅要求它与世界主潮沟通，与中国的现代性相连，还要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相契合。此时，文献发掘、整理、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宗白华认为，学习中国美学史特殊的优点是，美学思想蕴含在哲学著作、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理论中，材料特别丰富；各专科艺术体系独特且相互影响乃至包含，因此各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共通性容易寻获。与此同时，如何在各种丰富的材料中寻获美学思想，如何把握特殊性、打通共通性，就成为了难题。[8]31宗白华重视美学史中的文献问题，章学诚就把史的研究者分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著作之史”与专门进行文献研究的“纂辑之史”，并认为从宋朝往下，“著作之史”并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因务求博雅，校雠精准而“错综排比，整练而有剪裁，斯为美也”[9]873。由此可见，建立发展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发挥中国文献优势，促进美学体系开放发展的重要措施。 其次，文史哲文献学学科建设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的美学文献，蕴藏在数千年的文史哲古籍之中。中国的文史哲研究历史悠久，分别形成了文学、历史、哲学学科。即便在文献资源丰厚、研究历史悠久、学科分类完备的状态下，这三科的文献学建设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1982年，谢灼华撰写《简论文学文献与文学文献学》，就文学文献学的建设意义、学科属性、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10]此后一大批文学文献学书籍出版发行(表1列出了部分著作)。这些著作在实践和理论上总结了该门学科主要研究内容：1.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指导思想、研究任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相关学科与文学文献学的关系；2.历代文学书籍的出版、演变情况与沿革；3.文学文献的类型；4.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与重点作家的著作版本；5.文学工具书知识，包括编制原理与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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