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内在辩证性与现实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创建及内涵的基本规定
“形而上学”这一书名并非亚里士多德所使用。据记载早在公元前40年左右由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学院第11代继承人安德罗尼柯根据保存下来的讲义、笔记编辑而成。安德罗尼柯在把亚里士多德有关谈论自然事物及其运动的材料辑成《物理学》一书(《第二哲学》或自然哲学)，而后才把论述存在一般原理等抽象问题的材料编成此书，当时无以名之，取名为《物理学以后诸卷》(ta mata ta phusika)，即《形而上学》(形上之学或第一哲学)。在古希腊流行的观念中，哲学的涵义很宽泛，同“智慧”、“理论学术”具有同等意义。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了智慧的理论学术包括数学、物理学、第一学术。第一学术是研究“本体”、“本原”、“存在”自身的性质、原理和原因的一种学问。本体的原理和原因，在一切原理和原因属于最高的原理和原因，研究最高原理和原因的那种理论就是“最高的智慧”。[1] (P35)以“本体”为研究对象的“最高智慧”当然是数学、物理学等次一级智慧的基础和根据。由于人们通常将第二哲学(如数学、物理学等)称为自然科学，所以就将第一哲学称为科学的基础和根据，比自然科学知识更具科学性的科学，于是称之为“科学之科学”，因而也就有了形而上学致力于科学化的致思历程。海德格尔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希腊语并不是像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欧洲语言这样的一种单纯的语言。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时还不是哲学家，而是更伟大的思者。走向“哲学”最早是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完成的。在赫拉克利特之后两个世纪，亚里士多德才把“存在者是什么？”规定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哲学是一种能力，它能够把存在者收入眼帘，而能够就存在者存在来洞察存在者是什么。海德格尔还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说法决不能是对我们的问题的唯一答案。尤其是，它也不过是许多答案中的一种而已[2] (PP.596-598)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解读至少说明了“师徒三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奠基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古希腊哲学自创始以来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古希腊哲学智慧的结晶和最高峰。正因为它是最高峰，所以才既是对先前哲学思想的高度综合与创新，又对其后的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起着奠基作用。古希腊哲学的最早阶段是从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中分离出来，这是一种以追问“本原”问题为主题的理性思维方式，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原始阶段和素朴阶段，追问“本原”问题的思维方式就成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种子”。“本原”问题内含着“本体”以及作为“原始因”的“原因”两个方面，这也预示着今后的致思内容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实体因，再一是动力因。追问本原问题的思维方式还更为根本地隐含着追本溯原的还原式思维方式，以及“人性外投”的观物思维方式，并以观物思维方式去看待人事的致思动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古希腊早期哲学发展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海德格尔评价说，“不光我们所要问的什么，即哲学，按其起源来看是希腊的，而且我们如何追问的方式也是希借的，就连我们今天的提问的方式也是希腊的。[3] (P592)还说“原始希腊的哲学之本质，受到基督教观念的引导和支配。但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这一点为这诸科学的兴起和统治地位所证实了。因为诸科学就来自最内在的西方-欧洲的历史过程，即来自哲学的历史过程，所以它们今天才能对全球的人类历史打上一种特殊印记。”[2] (P591)海德格尔的评价也有不妥之处，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思潮中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家许多就是从古希腊哲学哲学中寻找理论资源，而“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的结晶和灵魂，所以反思西方文化传统和深入解读“形而上学”的内涵具有必然的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有：一是本体论思维方式，即在二元世界中寻求超验的知识的抽象化和绝对思维方式；二是科学化观念，将形而上学作为最高智慧，并努力寻求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因而注定了整个西方文化的所谓“科学精神”，形而上学的科学化追求；三是由“爱智”演变为以“概念”、“范畴”的逻辑构造去获得“科学知识”的逻辑体系。海德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是集中、采集、一即一切的意思，而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里，逻格斯就成了“思之学”了。其实，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既有形式逻辑(主要是三段论、矛盾律)，又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形式逻辑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现代机械自然观有密切联系；四是主智主义的知识论传统。上述四个方面的特征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知识论传统的基础，也规定了西方文化的主智主义精神。
二、对现实的超越与对现实的规范的统一构成形而上学内在辩证性的真实意蕴
“形而上学”受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猛烈讨伐同黑格尔有必然联系。在黑格尔形而上学思想里，其本体论、逻辑性、先验性、超验性、科学性、能动性、思辨性，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意义上达到了顶峰，而其哲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实体即主体”的“精神自我”的能动生成本性，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内在地统一起来。他的“绝对理性”或“整个理性框架”的内容，达到了理性的完整性，解决了康德哲学中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二元对立困境。难怪黑格尔将他的形而上学自封为“科学之科学”。怎样理解黑格尔的“科学之科学”的说法呢？拙文认为有三点，一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在近代认识论充分发展、理性自觉基础上，将辩证法，形式逻辑完善地统一于自己的思想里，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知识论传统”的西方文化视野里确实更“科学”了；二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解决了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理性分离、理性困惑，理性自觉了，理性内在地变为一个“大全”了；三是我们应该变革我们的“科学观”了，科学和知识的基础就一定是科学吗？科学自身怎么能是自己的依据和基础呢？如果“科学”的基础和依据是科学即“科学之科学”，那么“科学之科学”的基础和依据又是什么呢？所以，不能将“科学”作为“科学”的依据，也不可能将“科学”作为“哲学”的依据，更不能将“科学”作为人的文化的依据。海德格尔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的严格性赶得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哲学绝不可能以科学观念的尺度来衡量。”[2] (P152)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威廉·巴雷特说，“几百年来，人的理性的发展是人的最大的成就之一，……与理性主义的传统相反，现在我所知道，使人成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相反，理性是使人确实成为人的结果。”[3] (P274)那么，我们将在何种意义上去说“科学”呢？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众矢之的正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科学”。真是让人深思。
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过程构成了西方文化反传统的传统的灵魂，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呢？看来“形而上学”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形而上学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灵魂，每一个形而上学家都是一个本体论者，都将自己所确立的本体沿着科学化、逻辑化、体系化的路线思想到“致极”的程度，最终营造了一个个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超越”又揭示了形而上学内蕴着理性的辩证性。超越性中的辩证性说明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而上学的超越是自我超越，超越性就源于形而上学内部。那么形而上学内部怎么产生了超越性呢？因为形而上学根源于人的理性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有限的理性寻求无限的超越愿望。人的有限性是意识到的有限性，被意识到的有限性就成了精神中的理想性，理想性就意味着对历史和现实的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生活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活着的人的本性，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必然包含着人的超越性，形而上学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人的意义意识、自我意识必须由形而上学自身的超越性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是超越性和自律性的统一。追求“终极性”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越性思维，形而上学的超越在认识，传统及审美等方面均体现出来。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就是认识的超越性；人的生活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现实生活到理想生活，就是人的生活的超越性；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就体现了人对自身的超越，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又意味着自律性。因为，超越性是理想性的表现，对历史的超越就是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完善，就是对文化实践和文化行为的调整、自觉和规范，超越之路即为规范之道。“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西方文化自我超越的传统怎么来理解人的存在方式，并且人怎样以精神文化的方式，再现出自己的存在方式呢？我们这里从一般生物存在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般生物的存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自己性、本已性、自存性，个体是承载着自己的感情与灵气的个体，在时空上具有直接性，生物的感知与感情，首先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那个个体；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性就根源于西方人自己文化实践所创造的文化环境。形而上学及其自己的他者，若干自己的他者就构成自己的那个类，即种类，种类作为一个自己，也有自己的他者，即类属，这样就形成了体系、系统、整体和存在的场性，系统性是生物存在的另一本性。生物存在的系统之维具有间接性、深刻性、整体性，所以也容易被隐藏和忽略。动物是无意识的。它的生命是专门化的，与环境是直接同一的，生物与其环境是一个自组织性状态，具有天然性，动物对自己的生存基本上不知不察不觉，所以说是“自然而然”。人的存在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存在方式。人是非专门化的，劳动实践将人从自然界动物中提升出来，创造了文化世界，人就自己将自己“文化”了，人有“文化”了，人就是文化的存在，去生存、生活、生命。命就是命令自己去生活，克服障碍去生存，在这里，命令的对象是自己，极端性是人的渴望自由的极端表现。生产实践是人和文化生成的基础，而人的精神、意识却是人的生命的灵魂和关键。人是通过精神和意识实现对所有被意识到的事情的把握，包括精神对自身的把握。精神和意识构成了人的生命的直接存在，人的生命意识的进步就是精神和意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人再现自己的整个的存在是通过意识精神实现的，精神、意识及其理念性的文化表征着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黑格尔说，绝对精神以人为中介实现自己，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人是在历史中通过文化实践不断自我生成的，精神和意识的进化，整体性中的多样性，这是人意识到个体并对个体存在产生自觉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前提和物质前提。人有了精神，人的存在就会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中去，并经过内在精神的加工将理智因素，传统因素等等以“目的”的方式赋予人的精神中，这就是人的精神性的存在。当着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时候，人就会通过多种方式将自己从环境中区别出来，于是人就内在地意识自己存在现实的不足，理想化是自我意识的必然，审美意识与原始的自我意识有内在的联系。哲学从早期神话原始宗教中分离出来，就体现了人的精神把握能力的飞跃，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相当成熟的表现，形而上学是古希腊人对自身存在整体和文化图景的统观把握，精神只有具有形上性，超验性、思辨性才能做到对人的存在的彻底把握。海德格尔说，“哲学是某种最初决定着希腊人的生存的东西”。[2] (P590)人是自己创造了一个文化世界才生存的，人创造的文化世界关乎着人的生存，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是对“文化”的反思和校正。人创造的文化世界既依赖于自然世界，又是对自然世界的超越和提升，人作为整个世界的唯一的能动者，既要在意识中把自己作为个体来对待，又要把自己作为整体中的个体来对待，而后者更为重要。形而上学是对“世界”“本原”的问题的追问，必然从整体性把握自己的“意义”，因而“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内在地包含着超越性和自律性的统一。人是在整体性愿望的基础上去认识“认识”，在认识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再去把握存在意义和存在的那个“整体性”的。一般生物没有意识，无所谓能动性，因而谈不上去控制自己。人的能动性是在不断地生成着的，人的理智是在自己造成的变化中控制自己的理智。理智控制自己才叫理智，真正的能动性是自强、自觉、自由和自律的合一。人，始终无法认识科学、真理到底是什么？文化关键是表征人、肯定人、提升人。人性是超越性与自律性的统一，自觉精神更重要的是约束意识。
三、形而上学的历程就是反思和引领文化现实实践活动的历程
任何形而上学都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既在理性的最高层次上表征着特定的历史，又以“最高智慧”的形式超越着那个历史。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表现为以历史时代典型文化样式为样本，“终极化”为最高的理想和知识与科学的根据；同时，表现为“终极化”的形而上学又内在地受历史时代的规定并规定着历史的进一步运动变化。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了生成于历史并超验地、思辨地表征着历史的形而上学同历史的紧密关联。形而上学的“西方意味”，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以及形而上学的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律性的统一”更为深入地说明了这种关联。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就是西方人对生存“意义”追问的传统。每个现实的人都是立足于自己的现实存在去面对他所生存的外部世界，而他视域中的人是“多方面优越性统一起来的理想人”。实际上，人的生活的自觉性就表现为时刻以精神的方式去追问现实中的自己那个“意义”，这就是形而上学。所以，海德格尔说，“首先，每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它总是这个整体自身。其次，每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被迫问，即：发问者本身包括在问题里面，也就是说，已被摆到问题中去了。由此我们得到下列启发：形而上学的追问，是必须就整体来进行，并且必须从发问者此在的本质的处境中来进行的。”[2] (P136)
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三个关键词语，我们说西方文化传统是知识论的、主智主义的传统都同这三个词语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但是，在西方历史的不同时期，理性的内涵是什么？以什么方式获得自由？怎样理解形而上学？这三个问题都在不同哲学家里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文化传统就是努力使“理性”获得“自由”的历史传统，对形而上学的追问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灵魂。人是历史中的有意识的存在，这句话包括着丰富的意思。存在规定、制约着意识，意识又统构、理想化着存在。意识与历史就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人的生活就可以用两句话来把握：人如何用精神把握现实中的存在，人又如何将精神把握的那个现实存在变化为现实。因而，人的统一存在就分裂为“两种存在方式”：即主观思想中的存在和现实具体的存在，实现二者的统一即“意义”也就成了形而上学的灵魂。形而上学就是以第一哲学的方式追问“意义问题”，对“形而上学”的追问也是对“意义”的自觉和追问。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明确地提出了“人，认识你自己”的问题，“真正的智慧就是自知无知”，[4] (P65)爱利亚学派思想家巴门尼德提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4] (P65)他们的思想恐怕就是“理性存在者”的“自由问题”，到了亚里士多德及以后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其实，对形而上学的追问的历程本身就表明了人的理性和自由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的理性和自由，人的理性和自由是有限的自由，理性企图超出自己的有限趋向无限，这就是形而上学问题的根由，将理性的某种超越方式绝对化为本体，这就转变为僵化的、封闭的东西。每个形而上学都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终结者，对“非此即彼”这个“终结者”的追问就是对形而上学的追问，形而上学家们互不服气，追问形而上学的历程就成了他们构筑自己的形而上学，并取代以往形而上学的历程。这就揭示出人的理性不是封闭的，它要趋向自由，开放的理性去寻求自由的过程就是认识自己，生成自己的过程。形而上学内在着辩证本性。形而上学的追问与更迭表明了人要不断地反省以往的那个第一哲学，以往的那个知识的根据，去构筑知识的新根据，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作为知识和科学的依据还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表明作为知识和科学的根据，并不只是那种“自明的，必然的、普遍的知识”，这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知识和科学的根据，在康德形而上学思想里就是道德理性，不是理论理性；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里就换成了“生存”、“此在”，而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追求进行了彻底批判。现当代西方哲学“批判和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针对的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以及刻意建构逻辑体系和致力于科学化的追求的思维趋向。他们思想中关注的问题及思想支点主要是生活世界和语言，而其思维方式多倾向于相对性，甚至将“相对性”绝对化。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能超出形而上学的传统吗？”西方哲学的演变大致沿着分化——综合——分化——综合的方式进行的。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思想状况是分，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综合思想家；黑格尔以前是分，黑格尔是一位传统哲学的综合型哲学家；黑格尔以后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和传统哲学，乃至对哲学本身进行批判和拒斥，那么以后还会有新的哲学综合吗？“分化——综合——分化……”是不是一个哲学思想演变的规律？
超越最难超越的不是对象，而是自身所形成的那个所谓的“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是说形而上学的自我超越以及内在的“超越性和自律性的统一”是人的本性。黑格尔是传统哲学中最大的形而上学家，关键就在于他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统一于他的整个理性之中，实现了理性的统一，解决了理性与信仰，价值与自由的二元分离问题。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里提出了实践理性的自由是自律的思想，这很关键，但他未能解决二元论的理论困惑，原因就是康德仍然将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绝对对立起来，说明了离开辩证法，理性就是不完整的，理性的价值即追求自由只能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所以，理性的形而上学恰好说明理性要在寻求形而上学的过程实现自己的认识和圆满，这时的理性就不再是认知理性了，而是“健全的理性”了。在这种意义上，辩证法不是外在于形而上学，而恰好是形而上学的内在性质。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在批判考察理性的基础上以二元分裂的方式解决了“知性形而上学”中的难题；海德格尔站在生存论的高度对西方理性文明、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其“形而上学”的基点是人的现实中“此在”生命，对海德格尔来说，文化传统反而成了要被超越的对象，也就是西方文明要走出生存的“此在”困境，这种“超越传统”不能不被超越了。威廉·巴雷特在评价海德格尔的思想时称，“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是以遗忘存在开始的，这一传统已经以陷入死胡同而告终，现在我们在思想中必须超越这一传统，追溯其产生的源头，人们就不能不想到在东方崛起的人类其他伟大文明。”[3] (P230)在马克思的思想里，他以实践为基础解决了本体论与辩证法的分裂问题，以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方式将超越性与自律性统一起来。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了，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5] (P481)这也能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样超越了“西方传统”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世界文化中的多种思想和观念要在全球性空间里进行广泛而长久的接触，对于民族性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要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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