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与公民道德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己复礼论文,公民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219(2006)02-0001-04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最具东方特色、也最重要的命题，莫过于“克己复礼”，可以说它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克己复礼”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发明权属于什么人？对于这个问题，一般人的答案是孔子，因为《论语·颜渊》中明确地记载着说“克己复礼，仁也”的是“子曰”，这是最早出现在最可靠的文献里的纪录。然而宋代的王应麟不认这个账。他说，“克己复礼，仁也。”是“古也有志”。并明确地说：“或谓克己复礼，古人所传，非出于孔子。”他的这个答案也许不完全是臆造，因为中华文明有其“前轴心时代”，夏、商、周，甚至传说中的五代时期留给了后代许多文化遗产，后来的儒家文化明显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连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他的“述而不作”的主张——其实他又述又作，创造发明之处颇为不少。不管怎样，现在看来至少春秋时期孔子是最早赞成并信服这个道理的，而且历代儒家，甚至那些反对儒家的，一直把它看做儒家的一个的核心命题和主张。
两千多年来，围绕着“克巳复礼”这个命题进行过无数的争论。然而，争论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表面上看来，这个争论是由于中国古代语言的笼统性和模糊性，譬如，这里的“己”到底指什么？是个人、自我，抑还是我个人的不合理的利益或欲望；这里的“克”又是什么意思，是有保留的克制，还是完全彻底的克服？孔子要复的“礼”又是什么？如此等等，在这个简明的命题里并设有说清楚，留下了相当大的争议空间。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在研究自我时，对其进行了精细的划分，例如弗洛依德曾经把“自我”分成“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部分。“本我”是人生而有之的生物学的原始性欲和本能冲动，是人性中不顾法律、道德规范和逻辑而强烈追求性满足的非理性力量；“自我”是人性中的理性部分，通过训练以及同外界联系而形成，约束自我，以延缓和减轻快乐，使之适应环境和社会利益之需要；“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以检查和监督“自我”对于“本我”的控制。其实在孔盂的儒家学说中，一个“己”字，已经包括了弗洛依德所指的这三项内容：
第一是自然的中性的自己，他们所说的发“无友不如己者”、“人人有贵于己者”、“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等。这里的“巳”，相当于弗洛依德的“自我”；
第二是道德的自我，例如，他们说应当“得己”、“立己”、“达己”、“贵己”、“在诸己”、“求诸己”等，这里的“己”，近似于弗洛依德的“超我”；
第三是本能的自我，例如他们说的要“克己”、“修己”、“恭己”、“正己”，这里的“己”，就相当于弗洛依德的“本我”，即个人的利益和自然本能之欲望。
如果就孔子的“克己复礼”之“己”是自我，从而认为他的“克己”是要否定自我，那可真是冤哉枉也。全面分析孔孟等人对于“己”字的用法和他对于“己”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有时把“己”当作个人的私利和不正当的欲望，需要克除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把“己”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来用，他们不但主张“克己”，而且更强调“由己”、“为己”，如“为仁由己”（《论语·述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如此等等。孔子非常重视并且特别强调自我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个人主体精神的发扬。在孔子那里“克己”之“己”，只是指个人的不正当的利益和欲望，或者虽然这些利益和愿望也属正当，但是为了更重大、更根本，为了国家民族和更多的人，而需要加以牺牲的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总之，他所说的“克己”，只不过是克制自己的某些本能和欲望，决不是要否定自我、否定个人。从这里也看出来，孔子所说的“克”，指的不过是克制的“克”，而决非克服、克除的“克”。
至于孔子要复的“礼”又是什么，这是更难说清的问题。从古到今，对于“礼”的理解，可以说言人人殊。有人说，这个“礼”就是“周礼”，原来有宗教含义，可以从“三祭之礼”（即天地、祖先、圣贤）方面理解；也有人说，“礼”即西周的等政治级法律制度，“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还有人说，孔子的“礼”只是指一种道德规范，或者是一种道德秩序、状态，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我觉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礼”，虽然不无周礼的影子，但是早已不是原来的周礼了。孔子毕竟是“圣之时者”，他赞成对于古礼的一些“损益”，他们心目中的“礼”，也许已经成为《管子·心术上》上所讲的，是“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荀子后来特别重视“礼”，并且把它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最经常的是他把“礼”看作是为“养”而必须区分的“别”。例如他说，礼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又说：“礼者，以則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荀子·礼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概“礼”在孔子和儒家那里已经经过了抽象和上升，成了和我们现在常用的“自由”、“民主”之类差不多的概念，属于“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不同的人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其基本定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几条，第一是出于差别而作的人们必须遵守的许多制度、法令、规定、规范，其中有些是政府规定的，也有些是习惯形成的；第二，它的领域包含了天地自然、国家家庭、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法律道德诸多方面；第三，这些规定之出现，其目的是为了协调秩序，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这最后一层含义，（《论语·学而》）上记载的有子的一句话讲得最清楚，“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对于“礼”的不同理解，自然也会产生对于“克己复礼”这一命题的不同态度。
但是，围绕着“克己复礼”的争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由于某些人出于自身利益或价值观等方面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了古人的原意，片面地夸大了这个命题中的某些方面。
首先是历代的儒家，尤其是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他们把“复礼”之“礼”认定为当时的封建社会秩序，特别是封建道德秩序，认为这是“天理”，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而不能动摇的。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己”中所包含的某些不正当的感性欲望夸大，指认为举凡一切人所有的欲望，包括某些正当的欲望需求，都应当“克”去；不但应该克制，而且应当克除净尽，王阳明所说的要使人“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理解的“克己复礼”虽然也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纠正和扭转某些人的过分狂妄、贪婪，让人们遵守道义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压制了许多人的正当欲望，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它作为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起到了压抑人性的作用、甚至成为残杀人民的精神工具。后来，许多具有反抗封建意识的人，特别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的人，都这样来理解“克己”，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一命题，极力提倡个性解放，积极地肯定自我、张扬放纵自我，甚至不惜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让个人主义蔓延、拜金主义猖獗、享乐主义横行。这些思潮的流行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并且克制，将会把全人类引向灾难的边缘。
从“克己复礼”这一命题的历史遭遇来看，中国20世纪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浓缩史，中国人民把人类千百年来对于它的历史感受又重温了一遍。我们不会忘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里，林彪、四人帮集团，他们一边高唱批孔的口号，一边却暗中搞宋明理学的“克己”那一套，反对抓经济建设，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对广大人民群众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专制，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和正当欲望，结果把整个国家推向经济破产的边缘。尔后，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的统治之后，当全国人民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又有人乘拨乱反正之机，自觉不自觉地祭起资产阶级批判“克己”的故伎，走向了放纵自己的一面。他们大唱人性自私，高扬个性解放，放任自我，一时间，绝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许许多多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思想行为纷纷出笼。这股反对“克己”的思想浪潮，干扰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破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从自身多年来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认识到，正确地理解克己复礼是多么重要，而一旦忽视了自身的“克己”会造成多大的危险。
其实，“克己复礼”是个非常重要、特别深刻的哲学命题，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它建立在人类深刻认识到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的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并利用这个原理来科学地调整各种关系，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
首先，“克己复礼”肯定了“己”是道德行为的主体，强调了自我这个主体在一切道德观念、道德行为中都是出发点，其地位和作用无比重要。我们知道，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必须自觉自愿，由自我决定，按照自我所认可的方向、方式方法去做。肯定自我的作用；强调自我的作用，这正是道德的显著特点和优点，尤其是与法律的区别之点。试问：在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道德实践、道德活动中，哪一项能够离开自我？哪一项不是以自我为立足点，从这里出发？古代儒家已经认识到，人与己的道德关系，其实就是末与本的关系，用形象一点的话说，就是树木与其根、泉水与其源，或者房屋与其基的关系，前者需要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我们的一切道德思想行为都源于自我。儒家一向主张“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主张所谓“由近及远”的道德思想和行为方式就是承认“己”、肯定“己”的体现。除了“己”之外，中国古代还用“我”、“身”等观念表示自我。从改造“己”出发，到改造他人、改造社会；从肯定“巳”，到肯定他人、肯定社会，这种思路和过程，事实上是道德发挥作用的惟一的、最合理，也最恰当的方式。自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能够自觉地认识和开发自我、改造自我，向内用力而达致改造他人、树立他人，进而改造世界、建设世界，这正是我们人类的高明之处，是人能够区别其他生物的地方。
其次，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道德自我，这个“己”与“身”？孔子着重强调了“克己”，这是道德修养的极其重要的一面。我们知道，孔子并不主张否定自我、遏止自我的正当欲望，相反他很强调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为仁由己”；他不但尊重个人的欲望，而且主张要推己及人，积极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更明确地点出“推”字，“推恶恶之心”，“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这里也显示出，在他们那里，已经使用了联想、类推的逻辑思维。孔子知道，自我固然重要，然而正确地分析自我、对待自我更加重要。他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过分自信，不要任性，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经常注意克制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欲望，对于其中那些不正确、不理智，或者虽属正当，但是与其他人或者社会集体的利益欲望相矛盾的利益欲望，必须克制和遏止，这是维护道德法律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所需要的。这个“克”字十分重要，很符合辩证法：表面看来是“克”，其实目的在于“立”，通过“克”以求“立”，立己立人。由“克己”入手，实现自己的道德自我；实现了个人的道德自我，既能利他，归根到底也符合个人的正当利益。这条从“克己”入手的路子，辩证地解决个人与他人、道义与利益的关系。我们通过“克己复礼”就能够把个人与他人、利益与道德这两对矛盾辩证地统一起来，非常科学。从“克己”入手，以实现“复礼”。这个方法最科学有效，但是却又是最困难实行的，这是由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首先总是从自我开始，人类关注自己的生存发展首先是从关注自我利益开始的缘故。每个人与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欲望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这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中都需要的、它关系到个人的苦乐、幸福、甚至生死存亡，影响着每个人的理想、事业、以及前途命运。如果没有更高的胸怀，更充分的自觉，很容易就会停留在这一点上。意识到应当为了他人和社会，为了道义而克制自己，首先从自己入手，向自己开刀，这不但要有很高的眼光智慧，还要有很高的勇气毅力，很高的道德境界。从能否“克己”上，最能体现出每个人的道德水平、道德勇气。特别是当这些利益和欲望是正当的，是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须时，但是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又应当克制它，此时的“克己”尤其不易。没有很高的道德境界是做不到的。
再次，克己是为了什么？孔子说是为了“复礼”。复什么礼？从其具体含义来说，也许首先是“周礼”，这是他老先生做梦也在想的事情。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对于处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来说，面对着那么一个“礼崩乐坏”的局势、也就是战争频繁、社会混乱的局面，人民食不饱腹、睡不安寝的动荡岁月，他所能企盼的除去“周礼”之外，又能是什么？周礼，其实在孔子心目中已经不再是神圣和仪式，而与道德划上了等号，它已经代表了秩序与和谐。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礼”的坚持，纯粹是出于对于道义的信念，他并不斤斤于形式的琐细计较。“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他觉得礼是道义的精髓；离开了礼，一切看起来似乎道德的东西，也都失去了真味：“恭而无礼則劳，慎而无礼則葸，勇而无礼則乱，直而无礼則绞”（《论语·泰伯》）。概言之，在孔子和后来和儒家那里，礼就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而必需的原则规定，它是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需要的。“和实生物”，代表“和”，体现“和”的“礼”，才是人们期待的目标。
总之，“克己复礼”是个相当科学的道德理论，它不是个简单的、具体的规范，而更像是个道德方法，道德学习和修养的方法和道德实践的途径，因此，它所适用的范围和空间要大得多。用在封建社会里的道德修养，如孝悌忠信等固然可以，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培养资产阶级道德也未尝不可。无论如何，这种“反拨琵琶”的思维方式，乃是东方思想方式的特点，它非常巧妙，非常灵活，但是又往往能在人们出其不意的侧面或背面突然出现，直达事物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孔孟的儒家学说对于稳定社会，实现在当时条件下的和谐，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儒家伦理学说的基点就是“修身”，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是以修身为本。”所谓的“诚意、正心”，就是修身的内容，“格物、致知”也就是修身的方式，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的指向或目的。“克己复礼”，其实质就是通过“修身”，以实现儒家的全部政治抱负，这四个字囊括了全部的儒家伦理精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克己复礼”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历代的盛世，无不建立在君臣民众修身的基础上。例如所谓文景之治，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克己”，史载汉文帝注意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都无所增益。”“孝文皇帝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汉书·王嘉传》）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记·孝文本纪》）唐太宗虚心纳谏，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戒，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贞观十三年，对于魏征批评他的“近岁颇好奢纵”等十项批评，如轻用民力、昵小人而疏君子、畋游无度、恃功骄矜等，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进行了嘉奖。帝王这样，普通的臣子士人和民众，也都非常注意克己修身。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与其儒家宣扬的封建道德，与其比较完备的伦理理论，特别是克己复礼学说所发挥的作用，不是没有关系的。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正式使用这个命题，却非常重视“克己复礼”这个原则的运用。我们记得，在激烈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狠抓人民军队内部，特别是我们党内的思想道德建设，1929年底他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通过党内、军内的“克己复礼”，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健全党的肌体，然后领导人民和军队，去夺取全国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也是这样。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是又一次强调要克己复礼，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所要“复”的“礼”，不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礼”，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之“礼”。我国、我党、我军几十年历史都证明，什么时候能够正确对待自我，能够“克己复礼”的，都能够克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相反，如果忽视了克己复礼，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骄傲自大，享乐放纵，没有不失败的。
自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高扬人性、人道主义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克己”的美德。在对待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曾经狂妄地宣称要做自然的“主人”，主观任性地对待自然，结果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出现了今天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问题，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已经引起全人类的广泛关注，人们已经开始反省自己，提出呼吁“敬畏自然”，“与自然为友”，然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人们中仍然普遍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自大、傲慢、狂妄等弊病，酝酿和产生着更大的危险，看一下今日纷纭混乱的世界，看看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种种作为，哪一个不是个人和小集团自我膨胀的结果？可惜在这些方面许多人至今尚未察觉，实在值得警醒。
当前，“克己复礼”对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大革命张扬了造反精神，破坏了“礼”，改革开放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大肆侵入了我国，那种张扬自我、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强烈蔓延，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猖獗，破坏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重视克己的美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却强烈地要求道德的支撑；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好的道德风气，个人集体如果没有好的道德品格，什么良好的愿望也无从实现。而建设良好的社会公德，也即是“复礼”，无不是建立在“克己”的基础上，无不是从“克己”入手。为人民服务原则、集体主义核心能够离开“克己”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些基本规范，哪一条不是“礼”，不需要“复”，而要复这些礼，又哪一点能够离开“克己”？“克己复礼”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步骤和措施。
现在正是我们重新强调并且高度重视“克己复礼”的时候。
后记：此文写成之后，忽然看到《参考消息》 2005年11月23日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所载李慧玲的一篇文章，标题是《9000万个自我》。文中提到，“中国城市里面新一代的小霸主，他们可能天资聪明，口齿伶俐，但呼风唤雨还不算，往往还‘旁若无人’，任意妄为。”“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来说，潜在的危险不小。”“如果教育不全面发展，数十年后，数以千万计的聪颖而自我中心的中国人，又将如何同世界相处？”文中特别指出，是现在中国的“整个环境”养成他们的“自我中心”。问题提得多么尖锐，但又何等有益和及时啊，看来我们再不及时抓“克己复礼”，真是不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资金和技术，还需要“克己复礼”的伦理，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尤其是培养能够“克己复礼”的道德环境。
收稿日期：2005-12-13